两种史学观

6．1　两种史学观

现代历史保护起源于启蒙时代的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得理性精神渗入到文化和历史研究当中。考古学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开始进入黄金时代。欧洲考古学家的足迹不仅遍及意大利、希腊，而且远及欧洲以外的广大地区，大批古代实物和文字史料被发现并得到整理和发表。历史研究者们也开始努力探究历史的真实，这种客观的治史态度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实证主义史学观真正将历史变成了一门科学。正如其著名观点“如实直书”，兰克主张以一种排除感情和谨慎的方式严格忠实地记录历史。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将其形容为“打开窗户的学校”，认为历史依据是透明的，它可以直接导向历史真实。

美国建筑保护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实证主义史学。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史学教授、留德研究者赫伯特·亚当斯在美国建立德式史学教育，他高度评价兰克史学，谓之“科学的史学之父”。^[3]1884年，美国历史协会宣告成立，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研究美国历史的基础。与之前班克罗夫特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史学相比，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更为专业化，从实证主义史学的角度出发，接受的是兰克的严密考证，注重档案文献的方法。某种程度上，这种实证主义的观念成为20世纪早期美国建筑保护运动中注重史据考证的史学基础。很多历史学家参与了威廉斯堡的修复工作，对修复的历史依据进行了充分考证，当时很多建筑遗产保护是由历史学家而不是建筑师来完成的。很多地方的历史协会也参与到历史保护之中，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注重历史真实性的建筑保护观念。

实证主义史学观不仅体现在建筑保护的实践中，而且成为历史保护的认识论基础，在美国《国家历史保护法》和国家历史场所登录制度中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国家的历史知识可以通过历史遗产得到明确的认知，换句话说，历史有种客观可知的真实性。从这种角度来说，历史的面貌是确定不移的，而非出自人们的想象和创造。因而“历史意义”的存在先于我们对它的解释。

这种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自然科学的历史概念很早就受到了一些哲学家的质疑，黑格尔认识到了历史中的二元性：即历史既是关于过去，又是关于对过去的理解。从福柯、德里达以来，历史学家们逐渐发现在理论上没有一种合理的方法让各种证据导向历史真实。更多的学者们倾向于认为，独立于解释性的框架之外的历史资源缺乏足够的可信度。在那些最激进的文化研究者手中，这都变成了虚构的论述：文字、档案、文物或历史建筑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现在加之于上的意义。金斯伯格认为这些学者将“打开的窗户”变成了无法攻克的城墙，阻止了一切到达历史真实的可能。

后现代历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否认历史著作所谈的乃是真实的历史过去”，我们见到的历史，只是历史学家关于过去事件的观点（Per－ception of Past Events），是被历史学家重新建构起来的过去（the Past Reconstructed），而不是历史（History），历史著作只是对过去的论述，但绝对不等于过去。在后现代历史学家看来，历史不过是一个文本（Text），因为从根本上说来，历史是非叙述性的、非再现的；但是，除了以文本的形式，历史是无法企及的。因此后现代史学带来的影响，并不在于否定“过去”的存在，而在于认知历史的“文本性”。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看历史，并非要将历史贬抑成虚构，而是要去除历史的神秘性，看到历史文本形成过程中，如何受到历史环境、认识条件、语言符号、叙述风格和学术体制各种作用力制约，若转而从这个角度去看历史，历史就不再只是不断激励世界的一个连贯故事形式，而是一个不断更新的认识层面，在此层面上，人们可以对世界作重新的思考，可开拓史学的边界。

如果以此出发来看待建筑遗产的“历史意义”，则从根本上讲，“历史意义”的定义是基于当代社会的，是当代社会自我意识在历史中的再现。只关乎现在，仅存于当世，而非其他。也是从这一意义上，克罗齐断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这里，“当代”并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更多的是一个思想概念。正如克罗齐自己所表明的，“当代”是对历史做出叙述时所出现的一种思考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