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化共存的整合意象

2.1.2　极化共存的整合意象

在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国传统建筑介入景观呈现的形态意象，鲜明地表现出一种极化共存的特征。一方面是轴线控制下封闭、规整的合院体系被广泛运用于平地山野，其形态、结构与建筑介入之前景观原有的自然秩序形成了反差；而另一方面通过总体布局和局部形态的调整，建筑与自然景观往往能够和谐共处(图2-2)。这种既矛盾又统一的整合理念和整合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复杂而综合的组成内容密切相关。

图2-2　王维《辋川图》局部，唐人摹本

轴线控制下封闭、规整的合院体系体现着儒家“礼制”思想在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礼”是维系整个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儒家的“礼”是中国古代的人们在世界上存在的基本态度。“礼”意味着一种明晰的等级和秩序：长幼有序，尊卑分明。“天人合一”的思想使得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天宫”世界也是按照这样的礼制秩序组织起来的。古人认识中的“天宫”的结构是一个以北极“帝星”为中心、以“四象”、“五宫”、“八极”等为主干的组织严密、等级森严的秩序化的结构。⁽¹⁰⁾这种模型其实是现世的社会结构的投射，但却又反过来影响人们在现世的建筑营造(可能久而久之实际上已经没有人能搞清究竟是“人法天”还是“天法人”)。

因而，人们对于景观原有的自然秩序中出现合乎礼制要求的严整、秩序化的建筑形态是坦然接受、甚至倍加推崇的。《周礼·考工记》对于都城的理想形制的描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描绘出一种方正规则、秩序井然的图景，可以称之为是中国古代的理想城市模型(图2-3)。而它也确实在历代都城或重要城市的营建中或多或少地成为现实。古人认为它们是“象天法地”的。这些方正齐整、充满着理性主义的城郭形态泰然自若地在景观环境中存在(图2-4)。

图2-3　《周礼·考工记》中描述的都城形态

图2-4　元鲁王城遗址

在宫室、官衙、祠堂、大宅等位居上层的建筑类型中，轴线控制下封闭、规整的合院体系更是当然的选择。“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皆取法焉。”(汉·《三辅黄图》卷六)甚至于当人们依风水术选择适于人居的大地景观环境时，理想的模式也是“四神砂”俱全，祖山、少祖山、主山为背、青龙左辅、白虎右弼、朱雀前宾。这分明就是在大地上寻觅和发现自然中存在的礼制图式(参见图1-1)。这正是“天法人”的鲜明体现。尽管在各地普通民居中也存在着大量因地制宜、灵活多变的建筑形态，但那仅限于“生活世界”，并不是儒家最终追求的存在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之“礼”是中国传统建筑形态的主要控制准则。在某种程度上，它与西方中世纪的上帝、文艺复兴时期的“数、几何与比例”具有类似的地位和作用。

在另一方面，因地制宜、灵活适应的态度在中国传统建筑的指导思想中同样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从来就具有兼收并蓄、中庸调和、灵活机变的特色。《管子》针对城市建设提出了“因天材，就地利”、“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等主张，从整体上打破了僵化的礼制秩序，对于后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启发了一种适应和调和的思路。从中可以体现出中国文化中“应时而化”的实用性和包容性。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严整的几何化的城市形态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多出现在都城和重要城市的营建之中——所谓“国”者，亦即“都”也。而在各地的普通城市中，其形态则往往因势而异，根据所在的区域景观结构和形态的不同条件，呈现有所变化的形态。相比建筑单体而言，由于尺度和界域更大，城市囿于某一区域的大地景观形态的程度更大，其形态不得不针对具体的大地景观格局作出灵活的调整。清代康熙时期的《黄河图》记录了两岸各异的城市形态(图2-5)。明、清南京城更是在都城建设中紧密结合了大地景观形态和结构，堪称城市与景观整合统一的杰作(图2-6)。在各地民居建筑中，因地制宜、灵活多变的建筑形态更是相当常见的。

图2-5　康熙时期的《黄河图》

图2-6　南京城墙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