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建筑

2.3.1　现代主义建筑

描述和评价近现代以来尤其是现代主义运动浪潮中建筑与景观的关系是复杂而困难的。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剧变的时代。

18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人们对于工业生产、技术进步和它们所带来的财富增长也有着前所未有的极度追求。然而，这一时期社会生产的发展伴随着对自然环境和人居环境的损害。工业生产污染严重，大城市环境质量低下，资本主义制度下广大劳动者的生存环境和住房条件也是十分恶劣的。目睹了这样现状、秉承现代主义建筑理念的建筑师事实上是相当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群体。CIAM(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在考虑基本生存环境时注意了阳光、空气、绿地，并明确写进了1933年的《雅典宪章》的宗旨中。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关注广大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这种关注是人本的。但在力求使广大民众都能够享受到阳光、空气和绿地、改善他们的基本生存环境的同时，我们也确实难以苛求建筑师能够整体地考虑景观形态的问题，或者说他们心目中的景观是一种人本的、建筑主导的景观。当时多数的建筑师关注建筑本体形态的革命性变化；关注形体和空间的创新；关注于功能的合理化，建造方式的经济化和建造逻辑的理性化，而对于建筑之外的环境以及包含了建筑的整体景观形态则有所忽视(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景观概念当时也还没有完全形成)。包豪斯(Bauhaus)的课程中没有任何景观设计的内容。二战后的大规模建设以及在资本和利益驱使下国际主义风格的泛滥使得人们对于建筑与景观的形态关系愈发缺乏审慎的推敲，造成了许多地区作为人居环境的景观形态混乱的局面。

然而说现代主义建筑对于景观完全漠然置之则是不公平的。现代主义建筑侧重于从观视和空间流通的角度将建筑的室内空间与景观空间联结起来，使得人们在建筑之中也能够撷取和欣赏景观中令人愉悦的部分。而在外部形态的表相和组织结构方面，则一般是明确地偏重于建筑的主导性的。在主流的现代主义建筑师眼中，对于建筑与景观的形态关系的理解主要有这样几种代表性观点。一是认为景观是沉默的——建筑的一幅背景，一个柔软的外框或“白板”(tabula rasa)，等待一幢建筑的设计去建立场所和秩序，而不是建筑依从景观的秩序(比如希区柯克(Henry Russell Hitchcock)主张树和草是住宅的中性背景。⁽⁴⁵⁾泰格索夫(Tegethoff)引用尼科尔·哈特曼(Nicolai Hartman)的观点指出：对于自然的美学反应，密斯(Mies)所赞同的观念的本质特征是距离。密斯实际上将景观作为一种远景来欣赏，与其保持着冷静疏离的审美关系。⁽⁴⁶⁾二是将建筑与景观作为对立的两方：建筑是积极的，景观是消极的，相对于人工营造物的富有秩序的几何形态而言，自然景观无秩序、不规则，是野生的、待开发的。

根据肯尼斯·弗兰普顿的描述，柯布西耶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使住宅设计与环境发生强有力的联系，构思将自己的作品延伸到尺度巨大的景观中去。⁽⁴⁷⁾1942年柯布西耶主持了阿尔及尔市全城及其周边地区的控制性规划，他提交了工作图，十五张图表和一份三十页的报告，包括北部非洲所有的气候条件以及大地景观的特征(海，萨赫勒草原，卡比利亚山，阿特拉斯山脉)和当地的地形条件。这些基本的地质构造(architectonic)细节充分扎根于这些自然现象之中，确定了这片土地上的法则(the Law for the Land)，并希望在实施的计划中能够得到重视，给后续的建筑活动找到了基本的规则，由此使活动本身不屈从于武断教条形式上和整体上的自由。柯布西耶的规划依据北非的太阳来构思规则，对太阳法则的服从使建筑活动与当地传统的阿拉伯建筑形式和谐地、不容置疑地联系在一起，化解了现代建筑似乎与当地传统不相调和的矛盾。在他的构思中，“宽广而层次分明的土地、成片的水域和植被、岩层和天空所构成、覆以成段或成丛的植物，一直延伸至远景，为地平线所围合——场地(site)提供直觉、理智(intelligence)和创作的感受”。柯布西耶在为印度昌迪加尔所做的城市设计中，意图使得建筑在布局和单体形态上与喜马拉雅山脉的宏伟尺度取得呼应(图2-21)。然而，柯布西耶本人的精神世界中包含着英雄主义的情结。他忽视了中观环境尺度的控制，以至于遭人诟病。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巴西利亚的城市建设中。

图2-21　昌迪加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