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的现代转型

时间：2023-10-19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所以，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古代建筑在总体上是隔膜的，西方古代建筑也不足以对中国传统建筑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国人对待西方建筑的态度由鄙夷、猎奇到接受、欣赏、追崇，在建筑审美观念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就中国建筑文化的现代转型而言，也同样面临着这三种文化的影响。

二、中国建筑的现代转型

中国传统建筑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历经多次的社会变革、朝代更替、民族融合以及不同程度的外来文化影响，但不同时代的建筑活动，无论是在建筑的用材上，还是在建筑的结构技术上，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有的只是建筑形式的丰富与完善。以土木和砖石为材、木梁柱框架结构、庭院式组合布局为主的建筑模式一直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主要方式，数千年来一脉相承，持续发展，日臻完善，独树一帜，逐步形成鲜明而稳定的高度程式化发展特征，成为世界上延续时间最漫长的建筑体系。对此，梁思成先生曾指出：“历史上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产生了它自己的建筑，随着这文化而兴盛衰亡。世界上现有的文化中，除去我们的邻邦印度的文化可算是约略同时诞生的弟兄外，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最古老、最长寿的，我们的建筑同样也是最古老、最长寿的体系。在历史上，其他与中华文化约略同时，或先或后形成的文化，如埃及、巴比伦，稍后一点的古波斯、古希腊，以及更晚的古罗马，都已成为历史陈迹，而我们的中华文化则是血脉相承，蓬勃地滋长发展，四千余年，一气呵成。”^[13]这数千年的“一气呵成”，无论如何也说明了它那自律体系的稳定性和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传统建筑发展的缓慢性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几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一脉相承的传统建筑形式。从建筑空间意识的起源，到儒、道两家哲学思想对建筑发展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审美意识，都具有超常的稳定性。英国建筑学家安德鲁·博伊德（Andrew Boyd）在《插图本世界建筑史》一书中为“中国建筑”部分曾写下这样一段前言：“中国文化成长于中国本土自己的新石器文化上，不受外来干扰而独立地发展，很早便达到了十分成熟的地步。从公元前十五世纪左右的铜器时代直到最近的一个世纪，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连续不断，完整和统一。中国建筑就是如此方式的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组成部分，很早便发展成它自己独有的性格，这个程度不寻常的体系相继相承地绵延着，到了20世纪还或多或少地保持着一定的传统。就是这种连续性，当然不是任何真正的古物，有助于造成独一无二的中国文化的要旨。”^[14]由此可以看出，几千年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系统所具有的封闭性和完整性，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建筑审美意识也渐趋成为一个稳定的封闭体。

故宫建筑群的平面布局

砖木混合结构的佛塔造型

在中国历史上，1840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鸦片战争前，在中国虽也有西方古代建筑（主要是由传教士引入的教堂建筑）的式样出现，但数量和规模都很小，且处于严格的限制中。所以，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古代建筑在总体上是隔膜的，西方古代建筑也不足以对中国传统建筑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化通过宗教、经济、军事等途径的传入，西方建筑逐步打破了中国传统建筑一统天下的局面，西方风格的建筑式样也在中国本土上日益增多。中国人对待西方建筑的态度由鄙夷、猎奇到接受、欣赏、追崇，在建筑审美观念上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建筑的“中和之美”、“中庸之美”受到西方建筑审美趣味和形式的强烈冲击。近代社会的变化，尤其是近代工业、商业、经济的发展，中国传统建筑的木构架形制、大屋顶及合院布局形制已无法满足社会、生产和生活对建筑类型的功能性、多样化和灵活性的新要求。同时，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带来的新的建筑技术和材料以及先进的施工方法，也对中国传统建筑所依赖的天然材料和手工操作方式造成了强烈的冲击。虽然，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也曾多次受到过外来建筑观念的濡染，如公元1世纪随印度佛教传入的寺塔建筑，而后又有西方天主教与伊斯兰教建筑，但它们都没有改变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形式，相反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同化与改造之下，这些原本外来的建筑样式具有了中国建筑的基本形式。而鸦片战争之后，传统的中国建筑遭受了历史上第一次最为猛烈的冲击和挑战，中国传统建筑在设计观念、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等方面的现代转型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张法先生认为，中国文化从鸦片战争开始，就一直受到三种文化势力的影响：一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二是同样有着几千年历史并率先进入现代化的西方文化；三是融合着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思想的苏联文化^[15]。但就中国建筑文化的现代转型而言，也同样面临着这三种文化的影响。中国和西方建筑文化在近代的相遇和对接，使中国建筑文化处于不断的调整状态，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对中国传统建筑命运的关注和对建筑“民族性”问题的探索延续至今。它与中国近代文化对自身传统文化和外来先进文化，所作出的由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观念层面的文化价值抉择，存在着同构对应的关系，经历了一个自我调适、理性选择和融会创新的发展过程，其间所遭遇的种种痛苦与彷徨、焦虑与挣扎、无奈与尴尬、冲突与抉择都无不说明现代转型之路的曲折和艰难。大致说来，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转型，在接受西方先进的建筑观念、建筑技术的同时，就围绕如何继承中国建筑艺术的优良传统这一问题，掀起了“吾国固有之建筑形式”的讨论与实践热潮，并在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和80年代形成了对建筑的“中国固有式”、“民族形式”、“新民族形式”探讨与实践的三次高潮，而关于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论争也成为始终贯穿中国建筑发展的一条主线和核心问题。

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中国传统建筑在技术、制度和观念的不同层面开始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与转型。这一时期，西方的建筑技术，如砖石、砖木的混合建筑体系，大跨度、钢结构的新建筑体系渐次传入中国并得以大规模地推进，新兴的民族建材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与之相适应，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也以现实的理性的态度来审视西方建筑所带来的各种影响，从起初的消极避让、排斥到以后的主动学习、引进。放眼世界、引进西学、“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国人图谋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建筑工程师也开始以社会群体的姿态登上了建筑的舞台，自觉地投身于建筑的教育事业，主动地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建筑技术，这构成了中国建筑现代转型的宏观背景。

20世纪20—30年代，欧美各国建筑经历了由古典复兴、浪漫主义经折中主义、新艺术运动向现代建筑转化的变革时期，这些建筑风格也都曾先后或交错地出现在中国近代新建筑活动中。早期的外来建筑，大多是西方古典式或殖民式的建筑。散布在各地的教堂，除少数采用中国式外，一般都沿用各教派的固有格式，多为哥特式、罗马式、文艺复兴式、俄罗斯式。进入20世纪后，外来建筑形式逐渐以折中的形式，在不同类型建筑中，分别采用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哥特、文艺复兴、巴洛克等不同的式样，或在同一建筑上自由混合各种式样。到30年代，欧美各国进入现代建筑活跃发展和迅速传播时期，中国近代新建筑也开始向现代建筑的趋势转变。而从根本上讲，近代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转型是用先进的材料技术去适应旧的建筑形式，这种文化转型的本质是被动的适应性转化而不是主动的创造性转化。

从20世纪20年代起，近代民族形式的建筑活动进入盛期，到30年代末达到高潮。中国建筑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西建筑文化开始了实质性的融合。这种融合的直接结果便是促成了中国新建筑体系的产生，使“中国建筑由以传统木构架体系为主体的旧建筑体系直接转化为具备近代建筑类型、近代建筑功能、近代建筑技术、近代建筑形式的新建筑体系”^[16]。同时，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国传统建筑在现代转型的路途上首次经受了“中国固有式”思潮的影响。所谓“中国固有式”建筑，就是把西方建筑的技术和手段运用于中国传统建筑，而在形式上仍保留中国古代建筑的某些形式特征，如大屋顶、仿木梁柱以及斗栱、彩绘等。

“中国固有式”建筑思潮发起之时，正值“五四”运动后民族意识日益高涨之际，基于“中体西用”、“中道西器”、“国粹主义”、“文化本位”等文化观念的影响，中国固有的建筑样式作为“重要之国粹”，理应发扬和光大。因此，“发扬我国建筑固有之色彩”成为建筑界和社会的普遍呼声，建筑师纷纷提出“依据旧式，采取新法”、“酌采古代建筑式样，融合西洋合理之方法与东方固有之色彩于一炉”等主张，一大批20世纪初留学归来的建筑师，如董大酉、庄俊、梁思成、杨廷宝等，他们的创作实践和在建筑教育方面的努力，成为近代建筑发展的重要动力。再者，当时激烈的民族矛盾和社会、政治背景及当时国民政府推行《首都计划》和《大上海都市计划》，也要求建筑以“中国固有之形式为最宜，而公署及公共建筑尤为尽量采用”，这一切都为中国传统建筑在近代的革新、发展与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是，采用先进的建筑材料，而又拘泥于传统的建筑形式，这本身就有悖于建筑艺术表现材料与形式相统一的要求，结果只能是“穿草鞋带洋帽”而不伦不类。况且，固有式建筑既不经济，对惯于传统施工手法的建筑队伍来说，也存在诸多技术上的困难。所以，中国固有式建筑，只将着眼点落在“固有形式”的提取和模仿上，把延续传统建筑的形式特征作为体现、发扬中国精神和民族色彩的方式和途径，却没有真正地体会到蕴涵其中的传统建筑的精髓之所在，以为只要把西方的建筑材料加之于传统建筑的样式之上，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转型也就顺理完成了，这实在是过于简单，也太理想化了。至此，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转型遭遇了第一次尴尬。

但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转型并没有因为第一次遭遇的尴尬局面而停滞前进的脚步，相反却为中国建筑走出传统、走向现代的理论探索提供了一次反思的契机。最先发现问题的仍是部分从事建筑设计和研究的中国建筑师，他们在实践中真切地体会到“固有式”建筑自身所存在的种种问题。30年代以后，新的建筑思潮继续在中国传播，到50年代，正当“现代建筑”在世界大行其道之时，“中国固有式”建筑在还没有来得及去搞清现代建筑的思想精髓，从而为理顺建筑活动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创造条件时，又迎来了全盘学习苏联的建筑热潮，这一切似乎来得太快了，多少令中国的建筑师们力不从心，使原未站稳脚跟的中国建筑的现代转型，再次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80年代作为中国建筑发展的黄金时代，加快了建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如何使传统建筑既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能体现出新的时代精神，成为中国建筑走向现代不容回避的话题，建筑的“新民族形式”问题再次成为焦点。可喜的是，有了前两次的文化积淀，这次对建筑“新民族形式”的探索便显得从容和深刻。在探索建筑民族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出了一条可资借鉴的发展之路。对外来材料设备、国外设计手法和外资的引进，对大量的国外建筑理论的介绍，特别是后现代建筑理论的传入，更进一步活跃了建筑学术思想和建筑创作活动。短短几年，多元化的建筑风格在中国大地上“百花齐放”，建筑精品“争奇斗艳”。广州白天鹅宾馆以高低层结合的优美体型和浓郁的岭南风味中庭，继续推进着广州风格；上海龙柏饭店以协调的环境、新颖的造型和地方特色的和谐，展现出上海风格的新姿；北京香山饭店注重中国传统建筑的虚实相生，以明丽简洁的设计手法将之与现代技术和工艺结合，使东方情调和西方现代美感得到完美的融合；阙里宾舍则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坡屋顶形式，使现代宾馆有机地融入周围的特殊古建筑环境氛围之中；其他如南京金陵饭店、上海宾馆、广州中国大酒店、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等，也都呈现着多姿的形态和迥然不同的格调。这批建筑在现代化水平和现代设计手法上翻开了新的一页，出现了新颖的建筑形体和组群构成，运用了玻璃幕墙、齿形墙面、透光大厅、旋转餐厅、景观电梯等新的构成要素。在民族风格上，也从更广泛的角度去认识传统，从空间构成、序列组织、群体布局、室内装饰、庭园意匠等形式上，多侧面、多层次、多方位地探寻求索。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建筑思想开始摆脱狭隘而封闭的单一模式，逐步趋向开放和兼容，中国现代建筑开始走上多元风格的发展道路。

中国传统建筑的现代转型，是古老而封闭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西方建筑文化在文化整合的时代大潮中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相袭已久的传统建筑文化的解体和新的融会了西方先进建筑技术和材料的建筑体系的诞生，既有成功的历史经验，也有失败的惨痛教训，这对于我们清醒地面对现实、理性地设计未来，都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它启示我们，中国建筑要实现现代转型，必须正确地处理好继承传统与时代创新的关系。结合中国建筑现代转型中所出现的三次对于建筑民族形式的讨论，可以看到，“民族形式”作为一种精神原型和心理图式，几乎成为思考和设计中国建筑的起点和归宿，使百余年来传统建筑的现代转型从未走出它的阈限。对于中国建筑的传统，侯幼彬先生在其《建筑美学》中曾划分为“硬传统”和“软传统”两种形式。他认为硬传统是外在的、实体的，如西方古典建筑的柱式，中国古代建筑的斗栱等等。软传统则是内在的、抽象的，但又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17]。因此，我们说真正的民族传统，绝不仅指通过建筑物质载体所体现出来的具体形态特征，更多的是指它的文化内涵，即隐藏在建筑形式背后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哲学意识、文化心态、审美情趣等等。只有从深层来理解民族传统，才能抓住民族传统的真正内核，继承传统也并不是给现代建筑披上传统建筑形式的外衣，而是要继承传统建筑中所内含的审美意识、设计观念、哲学蕴涵等。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民族性不是某些固定的外在格式、手法、形象，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假使我们了解了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又紧紧抓住现代性的工艺技术和社会生活特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不用担心会丧失自己的民族性。”^[18]但在传统的继承中，人们往往会把注意力侧重在对硬传统的沿袭上，而忽视了软传统。那种曾反复出现的搬用大屋顶、贴琉璃瓦檐口、追求建筑形式上的绝对对称的做法，实际上就忽视了建筑的软传统。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固有式”的强调和50年代对“民族形式”的探索，也多停留于对建筑外在形式的继承，这就限制了传统建筑现代转型的步伐。

日本姬路城天守阁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硬传统演变的节奏与速度往往远远地超过后者。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明治维新以来现代化发展速度很快的日本看出来。尽管日本十分注重传统建筑的保护与保存，但是，它的城市与建筑的基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硬传统已退居次位。但是在日本的城市与建筑中，却可以感受到一种强有力的民族性格，这是与它对软传统的继承分不开的。黑川纪章指出只有把看不见的传统、一种传统的真正内涵运用到现代建筑中去，才能体现出文化的意味和建筑的多样性。他说：“东京这样的大都市，初来乍到的外国人会认为这是一个与洛杉矶没有什么差别的现代都市。但长时间住在东京的人会一致认为东京绝对是日本式的。现代的技术、材料建造起来的东京，从外面乍一看很难说继承了日本的传统，但是在生活样式中，在对自然变化的敏感中，在秩序的感觉中，日本的传统生息于其中。”^[19]日本建筑深深地植根于民族传统之中，是把传统与现代、民族与外来建筑形式有机地结合的成功典范。这也就启示我们，在当今的信息时代，要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就必须大胆创新，赋予建筑新的形式。中国传统建筑的发展，根本在于创造性转化，即在传统文化中找到与现代的结合点，用现代技术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审美内涵。这种新不是重复自己或他人，亦不是模仿西方，而是在传统继承上的大胆扬弃，正如吴良镛教授提出的“抽象继承”的思想那样，把传统建筑的设计原则和基本理论的精华部分（设计哲学、原理等）加以发展，运用到现实创作中来，而对传统建筑形象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则可提取出来，经过抽象，集中提高，作为母题，予以新意，以启发当前设计创作形式美的创造。只有这样，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才能从一种地域文化转换生成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建筑文化。

中国建筑的现代转型过程还说明，建筑技术与制度的背离以及建筑观念上的滞后，也是影响和制约中国建筑现代转型的重要因素。它启示我们，中国建筑要完成现代转型的历史使命，真正走出一条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有机融合的发展之路，必须遵循建筑技术、制度和观念协调统一的互动原则。建筑技术一旦革新，建筑制度就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建筑观念也应解放思想，适时地去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改变那些与建筑技术和建筑制度不相适应的思想和观念。

建筑的民族化和现代化作为萦绕中国建筑师心头的梦想和挥之不去的心理情结，伴随着多年的探索与实践，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后现代建筑理论登陆中国以后，自然地找到了自己的对接点，这与其说是历史的巧合，不如说是中国民族的文化特质与后现代建筑的内在特质的共通与契合，这种体现在多元折中与中庸兼容、双重译码与雅俗共赏、大众化与民俗化等对应关系上的共通与契合，使中国传统建筑以人为本的设计观念、注重建筑与环境的整体意识以及多样化的民族风格，与后现代建筑尊重人的情感、尊重历史传统、讲究风格多样等理论观念不谋而合。因而，作为后现代建筑重要流派的新古典主义、新乡土主义、文脉主义、隐喻主义和装饰主义，也都能在中国的大江南北找到自己对应的身影。而从历史的发展事实来看，西方现代建筑在许多方面也都从中国传统建筑中受到启发，从传统上看，西方人重模仿，重建筑的实体造型，而中国人重物感，着意于对建筑空间的营构；中国传统的“大”建筑不是庞然大物，而是虚实相间的建筑群，组合方式十分灵活自由，空间具有很强的流动感；而西方建筑多以砖石结构为主，其建筑内部空间要求越多，建筑的体量也就越大，室内外空间相对独立而缺少联系，建筑着意于形体各部分比例的和谐与结构造型，所体现出来的是静态的建筑造型美。现代建筑所追求的空间的对比与变化、韵律与节奏、比例与尺度，以及各空间之间的衔接与过渡、渗透与层次、引导与暗示等等，正是中西传统建筑空间观念相互融合的结果。赖特的“有机建筑”可以说是直接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建筑文化，而波特曼所倡导的“共享空间”则是中国传统建筑庭院空间设计思想的变异。这也就充分说明，传统建筑形式与现代设计观念，民族自身特色与世界国际风格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它们完全可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我们在利用世界先进的建筑技术和材料的同时，兼顾到传统建筑的思想精华，从而达到它们之间的完美结合。这启示我们，中西建筑的发展必须注重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会。历史上，中国传统建筑曾对西方建筑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欧洲人在几百年前就推崇和效仿中式园林，称中国园林是“世界园林之母”；1670年，在法国出现了最早的仿中国式的建筑“蓝白瓷宫”，外观仿南京琉璃塔风格，内部陈设中国式家具，取名“中国茶亭”；英国建筑师张伯斯的《东方园林论述》和德国建筑学家裴舍的《传教士书简》等介绍中国建筑艺术的理论专著广为流布，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魅力由此可见一斑。中国建筑艺术在影响外国的同时，也学习、借鉴和融合了国外的建筑艺术。佛教的传入丰富了中国传统建筑的装饰语汇和建筑类型；基督教的传布也使罗马式和哥特式的建筑形式在中国大放异彩；圆明园西洋建筑群和上海“世界建筑博览群”则成为中西合璧的不朽经典……历史发展的事实充分说明，在文化高度整合的今天，中西建筑文化只有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才能走出一条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时代精神的发展之路。因为，建筑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注释】

[1]转引自孙祥斌等：《建筑美学》，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66页。

[2]〔意〕赛维：《现代建筑语言》，席云平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第7页。

[3]同上。

[4]〔英〕佩夫斯纳：《现代设计的先驱者》，王申祐、王晓京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第9—10页。

[5]同济大学等四院校：《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第78页。

[6]同上。

[7]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5页。

[8]申作伟：《从“拯救”到“逍遥”——论路易·康的历史地位》，《建筑学报》1998年第2期，第64页。

[9]同上。

[10]转引自刘先觉主编：《现代建筑理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年，第18页。

[11]转引自万书元：《当代西方建筑美学》，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