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断裂及其生活表征

1.现代性的断裂及其生活表征

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时间概念，但是它不等于时间上的今天。中西方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古今之争，每一次争论都和社会的转型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但是，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没有哪一次社会变化能与我们面对的这一次相比。现代社会的到来，就像一场强烈的地震，震波所到之处，一切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全都土崩瓦解。

现代性，也即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本质特性。现代社会有很多特征，例如，能源的巨大消耗，交通和通讯的四通八达，但就人们的生活状态来说，其主要特征可以归结为一个词:“脱域”[disembeding]。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 ]恰如其分地铸造了这个概念。embed的意思是嵌入，如，把柱子嵌在水泥中；disembed的意思与之相反，也就是把嵌入的东西重新拔出来。现代性的一个最显著的后果，就是把人们从传统的人伦关系中连根拔起，让他们生活在一种无根的、飘泊的、不确定的状态中。

传统社会，亦可称之为乡土社会。按照费孝通先生的提法，乡土社会是一种熟人社会，而现代社会是一种陌生人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¹⁾ 。

从熟人社会突然转变到陌生人社会，势必会带来一系列的心理震荡。波德莱尔，这个最早与现代性发生关系的法国诗人，在1862年的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诗里感叹道，“我跟二十来个人打过招呼，其中有十五位是素昧平生的；我和同样数目的人握过手，却没有预先作买副手套的准备”⁽²⁾。波德莱尔厌恶这突然到来的现代生活，他把它称之为“恶之花”，但他同时又无比热爱在陌生的城市人群中做一个观察家和游手好闲之徒。审美的现代性或者说现代主义，就是在这里告别了满怀乡愁的浪漫主义，登上了大城市光怪陆离的舞台。

城市是现代生活的中心。现代城市区别于传统城市之处，在于它除了可能是贸易中心和政治中心，同时还可能是生产中心和经济中心。当人们背井离乡来到城市讨生计时，并不是离群索居，而是要和更多的人一起工作和交往，这就得有一套新的方法来使这种交往得以延续和发生，于是，一系列抽象的社会制度便应运而生。抽象，相对于具体、特殊而言。抽象的，也即非人格化的、普遍的、视万物皆同的。

现代社会的抽象制度包括:市场，法，国家，公共教育，知识和信息网络，等等。这些因素在传统社会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如秦汉以降的中央集权，文字和度量衡的统一，成文法的确立，但只有到了工业革命以后，这些因素才被发挥得更为彻底、更为淋漓尽致。在传统社会中，法受制于特殊的个体、人伦关系和特权，在现代社会中，法是规范化的、量化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与此类似，市场、知识、教育这些现代制度，去除了任何人格性和特殊性，对于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

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注意到，金钱是一系列抽象制度的核心和纽带。钱是数字，是最基本的尺度和手段，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折算为钱来间接地加以实现，包括像幸福这样不可量化的东西也不例外。现代人与社会之间的全部新陈代谢，是通过金钱这根纽带来实现的。金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金钱蔑视一切先天给定的东西，如家庭、血缘和特权，从而带来了自由和平等，俗话说得好，“钱在口袋里，我们是自由的”⁽³⁾。可是另一方面，金钱作为一种最低限度的价值，“是一切的等价物，任何东西的等价物……当千差万别的因素都一样能兑换成金钱，事物最特有的价值就受到了损害”⁽⁴⁾。以土地为例。土地除了提供衣食，还承载着一年四季的生活，孕育着乡里乡亲的亲密联系，一旦农民不拥有土地，而只拥有体现土地价值的金钱，他就会失去这个生活内容。对于现代人来说，几乎任何一种直接的满足都离不开金钱这一间接的手段，间接来间接去，唾手可得的幸福也就变得遥遥无期。例如居住原是最基本的要求，可是为了买房，不得不从小用功学习。

在传统社会中，人与人的交往多多少少是具体的、直接的，“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而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横亘着的是一套非人格化的、抽象的体制，“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架子，每个人结上这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⁵⁾。使每个人搭上这架子的，是毫无感情色彩的金钱。金钱这根纽带实在太过脆弱，它使得失业者惶惶不可终日，老人丧失了在家庭中的地位，从而滋生了一系列现代人特有的心理问题。

现代社会的这样一种间接交往方式，不仅改变了“家庭”和“自我”的形成方式，而且也影响到人的最基本的感性形式:时间和空间。传统社会中，时间意味着春耕与秋收，劳作与节庆；现代社会中，时间变成了一种均质的、可以用机械钟表加以度量的东西。空间在过去意味着具体的地点和方位，现在则成为牛顿力学里那种均质的、容器式的空间。也许，最能象征这种新空间观的，是现代建筑。现代建筑的本质，不在于它使用了框架结构、玻璃幕墙和预制构件，而在于它脱离了对水和土地的依赖，成为一种可以在任何地方安置下来的“居住机器”。人类在城市生活中很早就梦想着这种“脱域”了，古罗马的引水渠、喷泉和下水道，就是这种梦想的物化形式。“正如水、煤气和电从遥远的地方引入住宅，方便地为人所利用，同样，在将来如果想看看图像，听听音响，只需挥挥手，作个手势，它们就会出现，继而消失”⁽⁶⁾——毫无疑问，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1871—1945]的预言在今天已经全部实现了，一个人即使居住在深山中，只要有电视、电话和互联网，他就具有了世界性。

现代社会的生活表征如上所述。我们看到，现代性是一种断裂，但不是百分之百的断裂，现代性所具有的这一或那一因素，并非不能在传统社会中寻觅其踪迹。从长时段来看，所谓的现代性，即把上一个文明期的某些潜质发挥到极致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秦始皇对货币、文字、度量衡以及疆域的统一，也是具有现代性的。

现代性充分展露的过程，即现代化。现代化意味着理性化，也就是用普遍的东西取代特殊的东西，用人工的规划取代自然的生长。当人们为现代化所取得的文明成果而欢呼雀跃时，同时发现自己也变得贫乏了，“人类遗产被我们一件件交了出去，常常只以百分之一的价值押在当铺，只为了换取‘现实’这一小铜板”⁽⁷⁾。现代主义艺术，就是在这样一种赤贫的处境中，找到了它的使命和激情。现代艺术和现代设计的最终使命，是帮助离地而起的大众重新在这个日趋拥挤的星球上着陆和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