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与实在

4.2.2　诠释：符号与实在

相比于直观地体验建筑，一些建筑学者更关注对建筑的诠释。他们认为建筑在场的意义存在于对之的理解而不仅仅是体验中，即存在于理性知觉之中。这就涉及已有知识如何介入知觉的问题。

已有知识介入知觉的过程可以被看做是对符号进行有意识选择（selection）和推导（inference）的过程。因而诠释学一个假设的前提就是认为我们所处的空间是浸润符号的文本，而诠释活动就是作为起点的文本、作为过程的诠释、作为旨归的理解的三位一体的整体。古典诠释学是客观解释学，认为解释只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海德格尔创立了现代诠释学，把方法论诠释学引向本体论。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他第一次指明，理解不是一个方法论问题，而是此在的本体论问题。换言之，理解不是人对世界的认识方法，而是人所在世界的存在方式^[22]。其弟子伽达默尔发展了这一观点，提出“视域融合”这一核心概念，即理解就是理解者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相互交融，从而超越各自原有的视界而达到新的视界^[23]。因此事物的本体由于“视域融合”的效果不同而不断发生着变化。他的这一思想直接影响到1960年代兴起的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是现代诠释学思想在美学中的反映，对上个世纪后半叶的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从一个新的角度即以前一直被忽略的读者的角度概括了人类的审美经验。这一理论的基本取向是把作家作品逐出审美释义中心，根据“效果历史”和“期待视界”的理论形成读者中心论，认为读者根据文本重新创造才完成作品。作品的价值与意义依赖于读者对它的理解与解释，于是文本的客观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解，成为一种功能性的而非本体性的东西。应该说，接受美学是具有当代意识的一种理论，一方面它扩大了审美释义的民主性，承认每一个读者的释义才能与权力；另一方面它是从一种新的历史观念出发的，根据这种观念，历史本身与写进文本的历史知识或历史纪录不同，历史本身一过去，就不复存在，只存在历史的复制文本，而一切复制文本都是叙述或阅读的产物，必然要打上主观性印记，难免存在误解与偏见。这无疑对建筑本体观有着可贵的借鉴作用。我们可以将接受美学的历史观试用于建筑：建筑的历史性并不取决于对既定“客观建筑物”的组织整理，而是取决于受者对建筑符号的不断体验。概括地说：建筑史是受者的接受史。

与本体论诠释学相辅相成地作用于建筑本体讨论的另一基本理论，是符号学。事实上，诠释学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语言学问题，两者具有同一性。“我们经由语言去理解并且就在语言中理解。”^[24]符号学概念是由瑞士哲学家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Ferdinand de）最先提出的。受到索绪尔的影响，德国现代哲学家卡西尔（Cassirer，Ernst）建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不同的现代符号学，他指出：

“凡被符号所固定的东西，不但是实在的，而且就是实在……我们发现‘意象’和‘对象’之间、符号与事物之间的一种同一的关系，一种全然合一的关系。”^[25]

这与本体论诠释学的观点相一致，将语言符号作为“此在”本身。现代西方哲学，无论是英美的分析哲学还是欧洲的诠释哲学都已阐明：并不存在“主体”和“对象”的非历史和非语言的永恒一致，一言以蔽之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将符号学引入建筑学的首推1950年代末意大利语言学家艾柯（Eco，Umberto）。他很早就表现出对建筑学的关注，在他的《功能与符号——建筑的符号学》一文中，对建筑与受众的关系有明确的认识：建筑从已为人们接受的前提出发，在此基础上建立众所周知的或容易被接受的“论点”，然后得到某种类型的赞同^[26]。这里的接受不仅指受者的感觉，更是指受者的理解。这一观点影响了其后六七十年代流行于欧美建筑界的符号学研究，文丘里（Venturi，Robert）、纽约五人小组及斯特林等著名建筑师都借此探索建筑生成的新方式。

在对当代建筑学产生作用的符号学家中，巴特无疑是突出的代表。在《符号学原理》一书里，他确定了文化表象意义的重要性，并表明：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由纯粹事实所组成的经验世界，而是一个由种种符号所形成的意义世界^[27]。如果说艾柯还试图平衡客观诠释学和主观诠释学，即作者意图和读者意图，那么巴特则以“作者死了”宣布两者之间的彻底决裂。

从后工业时代特征上看，信息的传输很大程度上代替了物理空间上的移动，符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事物的本质性要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丘里重申了符号之于建筑的重要性。在2000年库哈斯对他和布朗（Brown，Denise Scott）的访谈中，他一再表示后工业时代中符号比实体（substance）更重要，“比建筑物更关键、更有意义”，他宣称那种基于工业时代“空间崇拜”（space－as－God）而制造的建筑对于他而言是死亡的，“不要忘了这是一个信息时代（也是电子时代），符号才是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文丘里所说的符号已不是泛指语言学意义上的指涉系统，他把建筑符号的存在方式和意义推进到更为具体的图像学（iconography）^[28]范畴。

“在我们这个时代，建筑的本质不再是空间，它不再是产生于工业进程中的抽象形式；本质性的建筑要素是图像。但是人们今天甚至还不知道图像意味着什么。”^[29]

文丘里甚至专门写了一本关于图像的书《广义建筑之上的图像学与电子学：对草图房间的观察》（Iconography and Electronics upon a Generic Architecture：A View from the Drafting Room），从图像学的角度探索了电子技术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然而这本书在学界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反响，一些人认为文丘里此书的贡献在于将物理与数码联姻^[30]——这种交叉研究显然在今天的学界并不鲜见，但我认为文丘里的创见在于他将物理与数码统一在图像学的语境中。因为与文字符号不同，作为符号的图像，不仅仅是提供选择和推导的指涉系统，同时也是可供直接辨认和体验的信息系统，体验与诠释不可分割地交融在图像的接受中。是作为符号的图像，而不是实体或者空间，成为光电子时代思考、创作和表述建筑的基本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