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展开

4.1.2　研究的展开

地域文化与聚居的研究，首先应明确界定聚居研究对象，即确定聚居对象的时空维度，将其落实到具体的时间、空间中，以正确把握聚居研究对象的历史发展特征和所依托的文化区域空间。然后通过地域文化和文化地景交互作用的基本规律，进一步研究地域聚居的现实问题和发展趋势。

1）时空维度的确定

（1）空间参照系

我们已经知道，文化区域的边界是模糊的、动态的，对其边界的确定宜粗不宜细。理想状态下，静态的文化区域是从圆心向外逐层扩散的同心圆结构。但是，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现代经济的协作、人为的行政区划以及社会通勤设施的建设与信息技术的进步，文化区域的空间界定并非是一个标准的同心圆结构（图4.5）。

图4.5　交通速度对地域聚居空间的影响
资料来源：C A Doxiadis.Ekistics：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8：147

地域文化与文化地景都是相对一定文化区域的时间和空间而存在的。当两者同时聚焦于同一聚居单元时，文化区域的时空界定就显得非常重要。文化区域空间的动态属性存在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同一文化区在历史的演进中其空间领域是发展变化的；二是同一时间条件下，由于关注的问题不同，文化区域的空间范围亦不相同。人居环境的不同层次，从建筑—社区—城市—区域—全球的系统划分（表4.1），既反映文化区域空间的变化，又在空间上形成了由具有归属感的地域生活空间向抽象的全球化空间过渡的空间发展序列。文化区域的界定即要明确所研究对象——聚居单元在现代社会的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地域空间属性。

表4.1　人类聚居单元　　　　　（M＝10⁶）

资料来源：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230

现代社会的人文聚居空间是全球化的统一空间与地域自然空间的叠合。基于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全球性的统一化、一体化的空间特征具有将地域聚居的自然空间无限延伸、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地域自然空间与传统地域文脉、现实社会生活、地域生态环境及其经济格局仍然保持着相当的相关性。社会成员与对象客体的心理一体化过程，即对空间形态、社会生活的归属感的需求，必然要求地域自然空间的发展避免现代性的断裂。因此，地域人文聚居空间界定的目的或原则是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延续并密切地域空间与现实生活场景的关联性，在此基础上，逐步在全球性的空间格局中寻求地域空间的位置。唯此，才能实现以人为本的人居发展理想。影响文化区域的地域自然空间的因素主要包括传统文化因素、环境因素、社会经济、现实生活因素等。具有归属感的聚居单元及其地域文化所依托的文化区域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根据不同学科研究领域的差异和关注问题的不同，各因素之间的作用此消彼长，文化区域需要以问题为目标的弹性界定。

（2）时间参照系

现代社会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地域聚居单元发展的时间属性具有两个时间维度：一是全球化的统一时间维度，一是地域聚居单元的自然时间维度。聚居单元的历史发展过程在时间维度中的表现，就是地域自然时间向全球时间的互动与趋近。全球时间是一个抽象的、标准化的时间维度，地域自然时间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时间维度。考量地域时间的变化实际就是勾画地域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并明晰地域时间向全球时间趋近过程中的具体阶段性特征。对于地域时间参照系的界定，通常的方法是以线性的历史排序作为考察聚居发展的时间参照。这种参照系统将人类不同地域的发展进程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时间序列”中，往往落入全球化统一时间的陷阱，不足以准确反映不同地域聚居单元发展的具体阶段和面临的实际问题。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往往是与城市化的进程相伴相生的，而“现代化理论”也往往成为后发展国家的城市化进程的理论指南⁽²⁾。这也是中国目前的具体国情。因此，本书从注重实效的角度，将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过程作为考察聚居发展的时间参照系（图4.6），以反映我国城市社会的现实发展状况和面临的具体问题。

图4.6　城市化水平的时间参照系

在城市化进程的“时间”参照系统下，不同聚居单元发展进程的阶段性特定和具体问题得到重视，因此它是一个注重实际问题解决的、强调发展的、具有实效特征的参照系统。

2）聚居单元的地域文化分析

根据本书对地域文化概念的规限以及对其发展演化规律的论述，聚居单元的地域文化分析，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地域传统文化

对地域传统文化的分析，需要本着客观、历史和扬弃的原则。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许多城市都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化积淀。同时，在新一轮的发展过程中，许多新兴的城市也得到长足的发展。我们不但要历史地认识优秀地域传统文化，强调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还必须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以及未来价值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尤其是在当前城市文化产业逐步兴起，对城市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的背景下，既要注重历史文化的传承，又要避免过度地、不切实际地强调“悠久历史”，应该理性地考察“历史文化”究竟对当前和未来具体会有什么“价值”。

以儒家环境思想的研究为例，我们不反对从哲学的层面探讨儒家的“形而上”的环境观（或世界观），但不能“从生态学层面来看儒家的环境意识”，认为儒家对“生态平衡”、对“生物离不开环境、生物的群居性、生物之间的关系等生态问题都有深刻的认识”。作为一个文化思想流派，儒家所讨论的不可触动的自然界，并非是我们今天的环境。那是一个由哲（神）学描述的形而上的世界，在那个形而上的世界里，他们要“保护”的生物，在本质上说，只是麒麟、凤凰、灵芝、仙草，他们要“保护”的山川是昆仑、北海、瀛洲、方丈，而他们认为有效的“保护”方法却是望祭封禅。应该意识到，就今天所谓的生态平衡的意义来讲，满腹经纶的儒生谈不上“都有深刻的认识”。如问他们山野环境中有什么关于自然的学问，他们会说那里隐含着“天下大道”，而绝说不出植被、土壤、生物链等内容。

又如，我国中原的郑州市，其城市的历史可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商代，城市内尚存留的“商城遗址”，在我国城市建设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其城市现代发展的真正推动力，却来自作为我国现代铁路交通枢纽的作用。古商城遗址对城市的现代空间格局、城市的发展建设思想以及聚居心理美学取向的影响微乎其微。倒是铁路线的走向和布局对该城市的现代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一味强调“商城”对城市发展建设的影响作用，显然不够客观（图4.7）。科学的态度应是将商城作为人类文明的遗存，作为“文物”进行保护，城市的发展应该轻装上阵，沿着现代化的指向前进。

图4.7.1　商城遗址
资料来源：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

图4.7.2　铁路及因铁路成就的城市风貌

这里涉及一个概念：传统文化的“丰满度”。传统文化的丰满度主要是指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连续性及其在城市形态、城市理论和城市审美取向等方面，在现代社会时空条件下的系统的“存留量”，表现为具有对当前和未来城市空间格局与发展的影响作用，对当前和未来城市发展思想与理论的价值，对城市聚居审美的影响等方面（图4.8）。显然，并非所有的传统文化都对当前和未来城市发展都具有指导和借鉴价值。因此，必须本着客观、扬弃和历史的态度来正确认识城市的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这种认识和分析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图4.8　传统文化的丰满度示意图

①传统文化的形态价值——由于受到地域自然时空的限制，传统聚居形态往往与自然环境空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国各地的民居建筑，就是在特定环境下产生的地方建筑形式，在对地形、通风、日照等自然条件的利用上，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传统建筑形式的尺度宜人，风格多样，对当代建筑设计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思路。我国传统的聚居形式，如城镇的山水格局，对当前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也具有相当的影响作用。如图4.9所示，从明代—近代—现代，南京城市的空间格局保持着强烈的连续性和相关性。但是应该认识到传统聚居形式的形成，是在历史时空维度下的特定文化语境中形成的，将其应用于当代的城市建设，必须要区分出那些是有价值的，这些仍然有价值的形态因素即构成了传统形态特质中的核心特质，使之与现代社会语境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传统聚居形态的当代价值。

图4.9.1　南京城市历史形态（明代）
资料来源：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95

图4.9.2　当代南京山水人居格局示意图
资料来源：http://www.lshui.com/newsimg

图4.10　维特鲁威的理想城市——以防御功能为主导的人居格局构想
资料来源：沈玉麟.外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46

②传统文化的理论价值——基于形态建设实践的总结，以及传统社会的组织与结构特征，形成的较为系统化的传统聚居思想和理论。其中有一定部分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特有的时空系统完全消逝，而成为人类文化的“化石”，如基于战争防御功能的维特鲁威的理想城市格局（图4.10）。当然也有来自聚居实践的思想理论仍然具有相当的借鉴价值，其时空触角延伸到了现代社会，如我国的风水聚居理论。从风水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理论往往在对自然环境的因借方面具有相对“稳定”的理论价值（图4.11）。

图4.11　桂林“山水城”人居环境形态构成示意图
资料来源：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31

图4.12　建筑文化形态的融合（上海新天地）

③传统文化的审美价值——传统的聚居心理和审美取向往往是建立在人地关系的思考上。在中国，对城市和建筑的“数化”追求以及“天人合一”的理想，都是在心理和审美层面追求与宇宙同构的理想模式。显然，在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的同时，传统的审美心理模式在当前的城市风貌和建筑形式的探索中，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

由此可见，对于地域传统文化的分析，首先应该建立在科学的扬弃的基础上，积极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与外来文化有机结合，才能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2）外来文化

外来文化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是相对地域传统文化存在的，因此外来文化对地域传统文化的影响作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①外来形态——外来聚居形态对传统聚居形态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传统形态的促进和更新，另一方面是对传统聚居形态的交流、融合或掩盖。外来聚居形态与传统聚居形态的有机融合是丰富和发展传统形态的重要方面（图4.12）。但是对外来形态的盲目复制以及对传统形式的现代与未来价值的认识不足，往往造成了对传统形态的冲击和漠视。

②外来理论——在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对外来的城市理论缺乏客观、理性的认识，往往只看到了它们科学性、合理性的一面，而忽视了外来理论的发生、发展的时空环境以及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与我国城市的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图4.13）。只有科学借鉴外来理论，使之与我国城市发展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才能形成引导我国城市合理发展的科学理论。

图4.13　1954年武汉城市总体规划空间结构分析图——文化观念的交融反映为对聚居空间格局的探索
资料来源：根据武汉城市规划资料分析整理绘制

③外来审美取向——多元的发展趋势，不仅体现在全球范围的城市中，而且在某一具体的聚居单元内部，同样也存在多元的审美取向。但是这种多元的审美趋势，应该是相对于一定的文化语境存在的，是在统一的文化语境调试下的多元发展，脱离了文化生存语境的多元化是一种无序的混乱状体，是盲从的表现。因此，当前我国的城市建设以及聚居心理和审美取向，应是在全球话语和传统话语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3）聚居单元的文化地景分析

文化地景作为人居环境的人文呈现是社会诸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文化地景的解读，以客观的聚居形态为对象，具有社会整体层面和个人层面等两个方面的内容。社会整体层面的文化地景解读是社会整体文化观念的反映，因此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而个人对于文化地景的解读则是个人文化意识的反映，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个人，尤其是文化巨人对于文化地景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客观景物只是提供了一种审美的可能，而不同观者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例如，苏东坡在流放途中于湖北黄州所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了美。因此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³⁾。但是这种个人对文化地景的解读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因此，从论述的客观性、科学性考虑，本书论述的文化地景及其解读与分析，是指社会整体层面的文化观念的反映。

（1）文化地景的生存语境

前面已经论述了文化地景研究的时空维度，在地域聚居单元自身有机结合的时空环境中，文化地景作为特质综合体的集合，随着时空的延续与更迭而不断发展变化。

在城市化发展初期，人类聚居的文化语境呈现出“宏观多元独立、微观特色突出”的分布特征。在全球或区域范围内，地域聚居单元时空系统的巨大差异使地域文化的差异显著、特色突出，不同地域间的交流相对较少。独特的地域文化语境使这一时期的聚居文化地景呈现出多元孤立的发展状态。

在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快速的发展、剧烈的交融逐步打破了之前各个地域聚居单元之间的相对封闭的时空系统。强势文化的外溢，对地域聚居及其文化的特色构成威胁。而在这种混乱纷争的文化语境下成长出来的文化地景，由于空间形态、思想观念的大规模复制而缺乏地域特征，造成了思想理论混乱、审美心理失范，失去了判别人居环境有序发展的、科学的文化判断标准。这是人居环境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由无序走向有序的必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文化地景影响巨大的社会过程体现在对经济发展的需求由迫切趋向平和、理性，对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的态度由漠视转向重视。

在城市化发展的成熟期，经过历史性的文化观念整合与沉淀，在全球化和地域化的两极互动下，人类聚居的文化语境呈现出“宏观多元统一、微观特色突出”的发展特征，全球化的现代语境深入到了人类聚居的所有领域，使全球城市同步发展，而这种“同步”趋势下，地域传统文化的复兴，形成了现代意义的、科学的地域聚居发展观念，在这种强调差异、促进交流、注重发展的地域文化语境中，不同地域间的文化地景呈现出多元的发展态势。综合全球化语境和地域语境的作用，聚居文化地景呈现出调和的多元发展趋势，这种调和来自全球化语境的“共振”，而多元则来自地域特色语境下的发展（图4.14）。

图4.14　文化形态的统一与差异（武汉、上海）

（2）文化地景与自然生态环境

①聚居的进步与自然生态环境。从人类最初的茹毛饮血到今天的星际漫游，在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自然环境始终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对话者，它在成为文明开拓对象的同时，为人类聚居发展提供了能量和资源、时间和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一部人类聚居发展的历史就是人与自然环境辩证关系的发展史。

在人类社会发展初期，生产力水平非常有限，聚居的演进几乎完全依赖于自然环境的恩赐。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人们增进了对生存其中的自然环境的了解，掌握了一些诸如挖凿运河、修筑堤坝、建筑城市等技术手段和方法，用于在有限的范围内改造原生的自然生态环境。在聚居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人们开始由顺从、膜拜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地域文化的观念也逐步形成，聚居形式也由原始走向自在。经过漫长的积累和发展，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树立了人文主义的精神。“天赋人权”的意识形态确立了“人”的权威性。这之后的几个世纪中，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工业革命创造的前所未有的技术文明和物质文明，膨胀了人类的自我中心意识。在利益的驱动下，随心所欲的发展建设，使聚居活动在自然环境中由自在走向自为。聚居发展与环境的对立，导致了聚居形态、思想理论和心理审美的混乱。于是城市生态失衡、社会矛盾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意识到自然环境的重要性，人类的聚居发展是源于自然、依赖自然并回归自然的社会行为。人类的聚居发展与建设应该被控制在自然环境所允许的生态阈值之内，使聚居活动在自然环境中由自为向自觉转变。

在漫长的前现代社会，不同地域聚居所形成的顺应自然界环境的自在的聚居形态以及方法理论，在当前注重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聚居发展过程中，将经历一个螺旋式的辩证提高过程，对当前的聚居发展具有相当的借鉴价值。

图4.15　聚居与地域生态环境的关系
资料来源：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142

②文化地景的形态因素与自然生态环境。文化地景作为聚居特质综合体的集合，其形态特质是人们在地域环境中的栖居所在，它在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庇护的同时，也反映出地域自然生态环境的差异性、特殊性（图4.15）。从根本上说，文化地景的形态特质是人和地域自然环境对话的中介，是在特定时空维度中人地关系的呈现。

人类发展的初期，以自然环境为其生存的庇护，原始的住居直接利用地域自然环境中的天然地形和材料，在自然环境中构建出一个生存的空间领域，原始聚落的形态是自然的，它们朴素地融合在原生的自然环境中（图4.16）。随着社会的进步，关于聚居空间的概念日趋系统化、复杂化，人类的建筑艺术在古代社会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

图4.16　不同地域自然环境中构建出的建筑形式
资料来源：［英］菲利普·威尔金森.建筑.金保华，译.深圳：新蕾出版社，1998：12－16

图4.17　法国明星广场——空间形态成为抽象的审美客体后呈现的聚居格局
资料来源：沈玉麟.外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103

然而即使是在罗马帝国时期的罗马、中世纪的拜占庭以及唐长安这样代表着古代人类文明最高成就的都市中，城市建筑的空间与自然环境的生态特质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建筑的形态特征、空间组合和构造方法也普遍地反映出地域生态环境的要求。文艺复兴后，人从自然中脱离出来，建筑逐渐成为自然中的控制性中心，如拿破仑时期的明星广场成为一个地区的中心，控制着城市的肌理（图4.17）。此后，近代科技和工业革命在赋予人类强大能力的同时，却未能限制这种漠视自然的发展态势。到20世纪，标准化的社会生产和平庸的价值取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促使现代建筑的国际风格在全球蔓延。混凝土、钢和玻璃构筑的全封闭建筑，全然不顾地域自然生态环境和建立在地域资源基础上的有效适宜的传统技术。建筑与自然之间维系了几千年的朴素关系被完全撕裂（图4.18）。城市建筑领域的技术至上观念加剧了地域资源浪费和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建筑界开始重新关注自然生态的特征和演进机制，研究自然环境的可能和限制，寻求现代技术与地域生态的结合，探索一种在地域生态意义上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聚居理论和思想。

图4.18　城市工作、居住和休息场所相互关系——农业城市在工业革命冲击下失去了平衡与和谐
资料来源：赵和生.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9：6

（3）文化地景与聚居理论及心理

聚居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人类为自己在自然之中的存在寻找和建构一个立足点，也就是海德格尔（Heidegger）所谓的“定居”，海德格尔指出：“建筑将大地作为栖居风景奉献给人们，同时在广阔的苍穹下缔建睦邻栖居的近亲感。”⁽⁴⁾文化地景是具有一定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对于聚居环境的整体认识。当自然环境显示出栖居特质时，人们就在这里聚居、发展。文化地景是一种文化感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们心目中理想聚居环境的图示模型。它引导人们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针对性地发展聚居。

图4.19　提姆加德平面
资料来源：沈玉麟.外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45

文化地景作为一种人文图示，其形成建立在特定时空环境中的文化、价值观念基础之上，同时也是人们对于特定地域中自然环境长期认识、理解和适应的结果。在埃及的沙漠中，尼罗河和太阳运行的轨迹构成的正交坐标系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理想的聚居模式。建立庞大帝国的罗马人，梦想将自己置于世界的中心，形成东西和南北轴线将城市空间四分的格局模型（图4.19）。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和道家的阴阳相生理论从来没有使建筑与自然产生过二元的分划。“居山水间者上”，中国古代的建筑和聚落一直与自然保持着朴素的和谐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文化地景是一种存在状态，也是一种理想模式，还是一种发展目标。在这个目标的驱动下，建筑利用自然环境中的有利因素，消除和弥补其中的匮乏与不足，对自然环境发生作用。

聚落研究表明，处于不同地域环境中的聚居单元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态：线形、圆形和集簇形⁽⁵⁾。线形聚落一般出现在有明确方向和限制的环境中，如峡谷、海岸、河道以及公路等；集簇形的聚落通常出现于有集中倾向的自然环境中，如盆地和山丘；最后，在开阔、无限定的自然环境中，聚落常常呈现圆形布局（图4.20）。三种类型的聚居形态，直观地反映了自然环境对聚居的影响，形象化地表现了文化地景的特质。这种聚居形态形象化地表现地域生态品质的特性称之为缘地性。

图4.20　多种力作用下的聚居形态
资料来源：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290（改绘）

图4.21　传统风水观念呈现的理想聚居模式
资料来源：根据风水理论整理绘制

传统的建筑和聚落，在时空有机结合的环境中，从形态到工艺技术、从社会生活到空间格局、从社会形态到文化形态，都显示出对自然生态的朴素适应。它们形象地反映了地域自然生态环境的显在特征和潜在可能。在社会意识和文化架构的支持下，聚居形态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逐步由形象化上升为象征化。如我国的风水理论（图4.21），即揭示了聚居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由形象化上升为象征化的过程——把局部的经验概括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理论，并从特定的情景中脱离出来，成为“文化课题”，转移和使用到其他的聚居场景中。象征化的过程并不仅仅是对有利因素的肯定和利用，也有对于不利因素的否定和修补。象征化是聚居和自然环境关系中较高层次的作用方式，它超越了既定空间和单纯物质层面的制约，引入哲学的思考和文化的维度，从而把地域聚居环境中的自然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交织起来，在深层次上决定了地域聚居的发生和发展。

4）比较研究——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

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后期。欧洲出现了一种被布吕奈尔（P.Brunel）等人称为“比较主义”的学科新潮。1821年前后，比较宗教学、比较神话学、比较政治学、比较历史学、比较哲学、比较经济学、比较文化学等一批比较主义学科问世，形成一股学术“比较”的高潮⁽⁶⁾。

鉴于人类聚居发展的地域时空系统的相对性以及地域文化和文化地景存在的相对性、差异性，将比较研究的方法应用于聚居与地域文化研究可以突出人居环境发展的整体性、特殊性。整体性的比较研究表现为地域聚居研究对象和文化区域的弹性，在不同层面的聚居单元中展开研究，达到全面认识地域聚居发展规律的目的。比较研究要求跨地域地展开，将不同文化区域内的地域文化和文化地景置于自身的时空系统之中以展开比较研究，实现对多元聚居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认识。用于比较研究的聚居单元必须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这就是说所比较的对象不仅是某种特殊的聚居模式，而且是具有聚居大类型的代表性意义，这种意义代表人类聚居的本质特征，或者说代表人类聚居特性中的相对的但又可能有共同性的部分构成，这即是黑格尔学说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在进行比较研究时，还应重视聚居单元的可比性问题。可比性是事物联系性的反映，它的内容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求同或是求异。比较的目的和意义在于解释聚居单元发展演进的联系，它不能简单地肯定和否定。具体说，在进行地域聚居单元的比较研究的过程中，不只有“此”与“彼”的同一和差异，同时也有自身的差异存在，形成内外相交、多重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