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与资源环境

4.3.1　地域文化与资源环境

1）对文化生态学的借鉴

文化生态学是20世纪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最初的文化生态学研究是由人类学家们进行的，主要探讨人类文化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生态学研究的领域有了重要扩展。来自人类学、生态学、工程学、社会学、教育学、信息和传播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们共同合作，从多个角度分析研究社会环境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1）早期文化生态学的分析

文化生态学⁽¹⁴⁾研究某一环境背景中人类的行为和文化，考察人类如何与其周围环境相适应以及环境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人类文化，或者说，人类文化如何在其环境背景中取得发展，而人类的社会实践又在如何影响着其文化的其他方面⁽¹⁵⁾。

1955年，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Steward）（1902—1972年）发表了《文化变迁论》（Theory of Culture Change），被认为是文化生态学正式诞生的标志。斯图尔德提出应集中研究“文化内核”，即文化中与自然界关系最直接的部分——生存或生产策略。文化内核因其所利用的特定或“有效”环境而发展，又反过来促使其他文化特征形成。按照“文化内核”的思想，环境和文化之间在形成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有着互动作用，最早为文化生态学奠定了明确的基础。斯图尔德思想的价值并不在于为文化生态学下一个定义，而在于了解文化“变迁”的过程和原因⁽¹⁶⁾。他从一种“可能主义”的观点出发，解释面对历史和环境提供的选择机会，文化如何作出选择。他强调在文化变迁中，生态因素尽管不是唯一的，但也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

正如学术界内常见的情况一样，对于文化生态学研究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早期文化生态学的批评大致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①认为早期文化生态学未能充分考虑到人对环境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应被视为一个真正相互依存的自然—人类系统的组成部分。人们对聚居地环境的认识程度以及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行动，是研究这些社会系统的重要方面。

②认为早期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通常都是在“小型地区”进行的，因此所取得的结果可能不适用于较大的地区。

③认为早期文化生态学不仅需要研究过去，而且应该研究变迁。长期以来，文化生态学在利用史学的研究成果（如文献、考古学著作或简单的口述历史等资源）来说明过去的状况方面做了不少研究。但同样重要的是解释系统如何发展到今天的状况，了解地区和社会的“生态变迁”⁽¹⁷⁾。

（2）当前文化生态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20世纪后期，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全球化造成的社会和文化的巨大变迁已经日益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以数字化为基础的信息技术的进步，而因特网的快速发展则使得技术与媒体的古老联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传统的文化生态学对环境的理解主要指自然环境空间。而自20世纪90年代，文化生态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热点，即对于全球化语境的研究。

全球化发展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主要在于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全球同步发展。信息通讯成为全球话语的主要组成部分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传播日益借助于新的媒体（其中包括个人计算机、因特网和移动通信），信息、通讯的时空统一化、抽象化的特征，造就了一个崭新的“生存时空环境”。新的生存语境如何影响人类文化成为了当代文化生态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¹⁸⁾。文化生态学家们认为，在即将步入新的文明的时候，人类需要明智地利用全球化的生存语境，创造一种与文明的新发展相适应、可被称为“信息文明”的新文明。这种崭新的信息文明应是一种持久的文明，有助于保护和保持一种健康的全球环境，以达到社会的稳定。它还是一种鼓励社会灵活性和多样性的文明，以一种放眼全球的新视角来观察人类社会。

在人类即将迈进全球社会的关键时刻，正确全面地认识由于全球语境的发展而形成的新生存环境将给人类社会文化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对于我们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合理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培养和建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的社会文明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地域文化与资源环境分析

按照文化生态学“可能主义”的思想，地域文化是人类聚居发展与演进过程中，面对历史和客观环境提供的选择机会，人类文化所作出的具有地域性特征的选择的结果。在地域文化和地域聚居的发展过程中，自然生态因素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某种程度上，地域文化是人地互动关系中人类文化作出适应性选择的结果，并可以通过“文化—环境链”的选择性思想考察地域文化发展与环境资源的关系。

地域文化之所以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于自然环境为地域聚居发展提供的自然生态资源。在前现代社会，人类聚居发展以及社会实践都直接或间接地以自然生态资源为基础。但是在以数字化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全球社会，人类聚居发展与建设实践所依托的资源环境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能源和信息已成为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能源和信息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世纪后期数字信息技术的进步给人类带来了无法估量的便捷，并将人类从工业文明引向信息文明。

因此，地域文化与聚居发展的研究必须关注地域文化及其所在资源环境的关系。在全球化的现代语境下，地域文化依托的资源环境不再局限于纯粹的自然生态资源，还包括新语境下的“信息资源”，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新的“信息资源”将在人居环境的发展建设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地域文化生存语境的发展和变化对人类的地域性聚居带来了历史性的变革，要求我们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审视聚居发展过程中地域文化与资源环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