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地域聚居发展历史分析

6.2.1　重庆地域聚居发展历史分析

地域文化是地域人居实践过程中，人类成果的物象与意象的统一体。地域文化观念的形成与地域资源环境密切相关，同时与人居环境实践彼此互动，形成辩证统一的关系。

1）历史聚居发展研究（开埠前）

（1）历史研究

重庆古称“渝洲”，位于西南内陆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长江、嘉陵江汇合处。地貌结构比较复杂，众多山脉连绵起伏，以长江干流为轴线，自西向东横贯全境。由于城市依山而筑，格局自然，人谓“山城”（图6.10），冬春多云雾，又称“雾都”。重庆历史文化久远⁽¹⁵⁾，巴人坚勇勤劳，渝地物产富裕。巴山夜雨，润物无声，滋养了这方土地上的传统人居环境的历史发展。在重庆城市历史发展及文化演进的历程中，地域生态环境及其所处的地理区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重庆自古以来就与楚地及中原有着文化交流（图6.11）⁽¹⁶⁾，但是特殊的地域生态环境及区位条件，使地域传统文化的主体性突出，而文化的史化度相对较低。

图6.10　重庆城市人居环境地域山水生态格局示意
资料来源：（a）根据《重庆市国土资源》图1－1－3改绘；（b）http://www.kepu.gov.cn/kply/images

重庆地域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低、敏感性高，在城市历史演进过程中，自然的山形水势对地域聚居形态、方法理论及心理趋向作用显著。重庆地域先民择山相水而居，以山谷流域为基本导向，形成轴向发展的分散布局形式。在个体聚居单元中形成了因山就势、自由发展的聚居形态。山阻水隔使重庆地域形成了神秘的山地文化特质，地域居民坚勇耐苦，于山谷坡地之上营建居所。

图6.11　重庆地域文化区位示意图

如巴人聚落的特征：沟壑交错、山环水绕的自然生态环境，以族群为基础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巴地的聚居和发展与江河、山势密切相关，形成了神秘的山地文化特质。巴地的聚落中，位于长江与支流交汇地带的占大多数，水路运输是维系聚落间交往的主要方式。一般聚落都是聚集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域聚居点，这些聚居点能容纳一定数量的人口，提供不必外出的环境容量资源，同时又能与外界其他聚居点保持一定的间距与联系。山地聚落格局的大分散、小聚合形态由此初显端倪。

图6.12　重庆城镇建设的地形适宜度分析
资料来源：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图件

巴人在地域生态环境的制约下（图6.12），其聚落发展与文化交流表现出沿江河的轴向线形格局特征。随着社会的进步，增长轴上的某些条件适宜的聚居点，就有了萌发成为城镇的可能，从而形成线状多中心的地域聚居格局（图6.13）。进一步发展，则可形成主次依托、联系紧密的网状结构，从而衍生出不同于平原地区的山地城市体系网络空间格局。这一点，在江州（重庆古称）及现代重庆的区域聚居格局中都表现突出。巴地聚落城垣营建择地形、相水势，于坡陡水急之处，以山为城、以江为池，建立都城。从考古发掘出的商周时期巴人聚居点遗址所构成的平面形制分析，单个聚居点的形态有带状的，也有团状的，甚至还有线状的，表现出“因天材，就地利”的聚居形态特征。

图6.13　巴族历史聚居发展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重庆地域聚居历史发展特征整理绘制

另一方面，重庆地处我国长江上游的西南内陆，由于地理区位条件所限，与外界的交流相对较少。文化观念上表现为地域本土文化的主体性突出，中原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虽能传播至此，但基本处于从属地位，因而重庆地域文化的史化度较低。这一点在重庆城市的历史形态、营建观念中清晰可见。如秦汉时期的江州（重庆）：江州既与秦和楚在政治、军事和水路贸易以及文化等方面有着密切联系，但是自然山水格局的限制，使江州在文化发展和城市形制上具有较高的“自由度”。聚居格局主要服从战争防御和水运贸易的需求，基本分布于长江、嘉陵江干流及主要支流两岸河谷台地上（图6.14）。江州城地势起伏，水环山险，不可能因循规则布局的形制，所以自古以来，其聚居格局延续着依山傍水的自然分布模式。长江、嘉陵江的生态与资源优势使两江交汇之处的空间成为城市的重心。虽然江州城在整体格局呈隔江而治、城郭分置的格局⁽¹⁷⁾，折射出封建礼制的空间观念——面南背北的空间格局，但其形制却依然是不规则格局。从江北嘴与朝天嘴的用地状况来看，两者均处于两江汇口之处，地处交通要冲，既可充分发挥近水筑城的传统，确保城市水源供应，又充分利用了水运之便，发挥城市的枢纽功能和作用。

图6.14.1　秦汉时期江州地域聚居格局示意图

图6.14.2　秦汉时期江州城聚居形态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重庆城市历史发展资料整理绘制

蜀汉至元末的历史进程中，长江、嘉陵江的资源优势（生态资源、水运贸易）更为突出，江州地域聚居形态及其文化得到充分的发展与完善，城市逐步聚于两江半岛而置。隋唐时期中原及周边地区人口的大量迁入，改变了江州地区集中于两江干流聚集的区域聚居发展格局，地域聚居开始由干流向一、二级支流延伸。随着水路贸易的发展，城市商业繁荣发展，江州发展成为具有政治、经济双重职能的封建城市。长江水运所带动的经济发展，在引导城市发展的诸多作用力中，逐步显示出主导作用。人口迁移虽然带来了文化交融，但是，中原城市的文化“史化度”较高，以封建礼制为社会主导文化观念所形成的城市空间方正格局，与江州文化“自由度”较高、服务于水运贸易和战争防御的依山就势的自由格局，仍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蜀汉—唐代的江州地处两江半岛，三面环水，既保持邻水而聚的特点，又利于水上交通，充分发挥交通枢纽的作用（图6.15）。长江水运贸易及其生态效用在地域聚居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逐渐显示出来。社会经济与人口规模的增长，使宋末的重庆市呈梭形占据两江半岛（图6.16、图6.17），城市的区域交通优势得到巩固与加强。长江水运经济及其生态效用在重庆聚居发展和地域文化演进中的核心特质的地位，得到基本确立。受地域生态环境的影响，自古重庆地区的聚居空间拓展的难度就较大，虽然隋唐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聚居发展逐步在我国人居环境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区域经济的联系与文化交流并未克服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这一时期重庆地区的地域聚居格局呈现出西密东疏的分布（图6.18）。受长江发展轴的影响，两江（长江、嘉陵江）干流区域的城市体系基本没有变化，反而是一、二级支流区域的城市分布有所减少，呈现出向干流集聚的发展特征。

图6.15　蜀汉—唐代重庆城聚居形态示意图

图6.16　宋元时期重庆城聚居形态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重庆城市历史发展资料整理绘制

图6.17　重庆古城空间拓展及山水格局剖面分析图

图6.18　重庆区域聚居发展适宜度地域分异示意图

明清时期，重庆地区的人口迅速增长，并仍然维持沿长江干流西密东疏的区域分布特征，重庆市逐步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为形成“大城市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乡镇”的新兴城市体系格局奠定了基础。这时期的重庆城市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府城位于两江半岛上，依山而建、三面临水。府城北部隔嘉陵江相望的江北厅城，东、南两面临水。受山水格局影响，重庆城整体格局并无“规矩、准绳”之论，而是依山就势自由布局。但是在局部地段，“背山面水、左右围护、金城环抱”的形态格局亦有体现。城市逐步占据两江半岛，形成独特的地域聚居山水景观。

（2）聚居演进及文化发展分析

①历史现象。古代重庆区域聚居格局表现为以山水流域为轴线导向的线形分散布局；聚居点形态表现为在河谷台地集中、自由布局。受地域生态环境的制导，重庆地域历史聚居的演进过程中，居民点的分布基本沿江河谷地分布，其间虽有聚居点的消逝与更迭，但是以流域为单位的轴线布局贯穿始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地域聚居规模的增大，重庆地域聚居单元的聚集度逐渐增加，以自由布局的形式逐步由山基岸线向山体延伸，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地域特色显著的聚居形态。

②资源环境分析。分析地域聚居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偏居西南一隅的地理区位、山阻水隔的地域生态环境，使开埠前重庆地域聚居演进及其文化发展，是在一个时空环境相对封闭而有机结合的条件下进行的，是一种以自我繁衍为主线的生长发展，聚居空间的生产是社会生活本身的空间生产。一方面，山环水绕的地域自然环境，造成地域生态环境的承载力较低，使重庆地域聚居的发展受资源环境的影响而成散点状的分散布局；另一方面，山水因素的制约，使地域聚居的空间实践必须结合地域生态本底，在一种人地互动的过程中，形成自由布局、相对集中的聚居形态以及地域特色显著的文化形态（既包括地域文化观念又包括地域人居形态）。

③地域文化分析。透过地域文化的研究视角，可以看出，在重庆地域聚居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自然生态环境、地理区位条件对聚居发展及文化演进起着主导性作用，构成地域人居环境繁衍的基本资源环境。地域文化是人地互动过程中的真实反映。在重庆区域聚居实践的人地互动过程中，地域文化的主体性突出，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弱，居于从属地位。地域人居环境、资源环境、地域文化之间在统一有序的时空环境中，形成了三方有机互动的作用关系。地域文化不论是聚居形态、聚居理论还是聚居心理趋向等方面都与地域人居环境以及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同时地域文化本身亦是地域人居实践在物象与意象有机统一的自然呈现（图6.19）。

图6.19　重庆历史（开埠前）聚居演进过程中的综合分析示意

④问题与发展。在地域文化、生态环境以及地域人居环境之间逐步形成有机结合的稳定结构的过程中，产生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质和地域人居形态。但是，另一方面，稳定结构的逐渐成形，也意味着社会发展步伐的减缓，人居环境的演进也将面临发展的门槛。随着近代化的发展，重庆地域聚居的时空系统被外力打开，异质文化的强势冲击，极大地改变了地域文化的生存语境以及地域人居形态，改变了传统的人地关系，外在批判性的重建成为地域人居环境发展的必经之路。

2）开埠—陪都时期

（1）历史研究

自开埠到抗战前，在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延续千百年的地域文化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重庆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人口急剧增加，成为以商业和金融业为主要特征的西南最大的经济中心。人们来不及思考城市的文化归属，就投入到城市发展的洪流中，引发了地域聚居形制的重大变革。

重庆为川江水道总汇之地。近代长江水运对重庆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并引导着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而长江和嘉陵江的生态效用，并未引起重视，人们只是自发地顺应这种自然生态格局，甚至尝试着向山水生态格局提出挑战。1928年为适应城市的发展，重庆启动了拆除城垣，开辟新区的发展战略。城市发展首次打破了城池的限定，于两江之间的地带蔓延（图6.20）。此后，重庆城市不断拓展，跨出两江半岛的范围。

图6.20　重庆1891—1963年城区拓展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重庆城市历史发展资料及《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第六图整理绘制

抗战爆发之后，重庆作为陪都出现了城市人口不减反增的特殊现象。城市功能也由商业贸易型转变为工业生产型，城市文化发展进入了近代急速发展时期，形成了一些环绕市区半岛的新城镇，为今日重庆城市的分散布局奠定了基础。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区形成比较顺畅的道路网，带动了一些卫星城镇的建设。初步形成的对外交通网络，使市区半岛与广大新区的联系得到加强。重庆城市形态由主体局限在市区半岛的“小”重庆，逐渐演变为散点状、开放式布局的“大”重庆（图6.21）。

图6.21　陪都时期重庆城市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重庆城市历史发展资料及《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第六图整理绘制

（2）聚居演进及文化发展分析

①历史现象。近代重庆城市的发展具有其时代性的一般特征，即在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下，城市围绕旧城向外围快速拓展，城市传统风貌与聚居模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同时又具有其自身的地域特点，即在城市增长过程中，长江和嘉陵江的水运经济和生态格局对城市空间拓展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体来看，重庆市依然是沿长江发展轴，呈西南至东北的方向发展，并初步形成了半岛中心城、江北、南岸三足鼎立的空间格局，构成了现代重庆城市空间形态的雏形。

②资源环境分析。工业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使重庆地域聚居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依赖性逐渐减弱。其积极性的一面在于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得到极大发展，为改善和提高生活状态提供了技术支持。而消极的一面在于极大发展的工业生产力不但加剧了聚居实践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改造，同时也增加了有限生态承载力的负担，使社会发展走向与自然和谐背道而驰的方向，从而隔断了地域聚居、生态环境以及地域文化之间的有机结合关系。

③地域文化分析。近代重庆城市的发展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地域传统文化的生存语境（物质文化、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等）发生了质的变化，导致传统文化的话语权逐渐丧失。在工业社会的时空纬度下，“机械语境”强势地冲击着原有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将地域文化与聚居的发展纳入以机械为基本标尺的时空纬度中，工业话语重新阐释千百年来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城镇空间和建筑形态。这是一个从观念差异消除到聚居形态趋同的过程，在城镇发展建设过程中，产生了工业社会初期诸多反自然的城市问题。

④问题与发展。城市的快速发展、外来文化的冲击，冲破了重庆开埠前地域人居环境、地域文化、地域生态环境之间的稳定结构。地域生态环境的作用被漠视，发展的促动力之下，是城市于两江半岛地带无序蔓延。地域传统文化中的聚居形态、建设观念以及审美心理同样受到了冲击。如近代重庆的《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的编制，借鉴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注重分散发展及城市道路系统的建设，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本质上说，《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本身即体现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而其对地域文化传统与生态环境的漠视，以及对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生搬硬套，并没有在实际意义上为城市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行的道路。外来文化只有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才能落地生根，为本土文化所接受。本土文化也只有积极地吸收外来文化，为我所用，才能永葆生命力，实现文化的价值，进而在聚居形态、理论以及心理等层面影响地域人居环境的科学发展。

开埠及陪都时期的重庆城市发展，虽然打破了开埠之前封建社会的稳定结构，促进了城市建设的极大发展，但是由于系统平衡被打破后，未能进入更高级的动态平衡，从而使地域人居环境的发展偏离了可持续发展的方面。其原因在于工业化语境对地域生态环境的过度改造与开发，以及对地域传统文化的漠视，导致了地域聚居形态的畸形发展。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地域文化的繁衍问题以及地域城市的特色问题，成为历史留给现代社会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3）当代重庆城市形态

（1）现实发展状况

在历史积淀和近代发展的基础上，当代重庆城市的发展逐步趋于理性化、科学化。经济发展、生态更新、文化传承化归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引导着城市空间拓展和地域特色的形成（图6.22）。为适应城市发展的新形势，重庆市建成区主要向南北两翼发展。重庆主城区划分为以渝中区（两江半岛）为核心的若干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片区，每个片区的建设相对集中，形成片区中心。各片区的职能既不过分单一，又突出重点。针对重庆市特殊的山水生态环境，重庆的城市建设突出山、水、城的立体绿化特质。在整个主城范围内，山、水将城区划分为若干块，绿化揳入城市内部，构成多层次、立体化的城市绿化体系（图6.23）。各片区之间用江河、绿化、山脉等隔开，与旧城中心区保持一定的距离，城市生态环境状况得到巨大改善。

图6.22　重庆地域人居形态示意

图6.23　重庆城市聚居形态与地域生态格局示意

随着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的逐步实施，“多中心、组团式”的结构形态显现出科学效应，重庆城市朝着疏导两江半岛人口、缓解城市交通、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方向发展。在城市功能布局上，以渝中区为重庆主城中心区，南坪、石桥铺、沙坪坝、观音桥为市级副中心，分担城市中心区的某些职能。另外，在主城外围，重点建设小城镇，构成以主城为核心的星座式城镇综合体。1997年，重庆设为直辖市⁽¹⁸⁾。直辖市的设立，把重庆城市推上了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也对城市提出了更高要求。重庆市也提出面对新机遇，从建设现代化直辖市的战略高度，加大城市空间布局调整，构筑以主城区为核心、地区大中小城市为依托、众多小城镇为基础的“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的现代化城市新格局。

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历史沉积，重庆今天已成为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最大的水、陆、空综合交通枢纽，是地区的经济、交通、科技、金融和文化中心，是我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和最有发展基础的山水城市。目前，环绕半岛中心城的各片区重新形成点状或带状的聚集形态，基本克服了受中心区作用力较小的不利局面，它们具有相对独立的职能，但又同母城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图6.24）。由此，初步构成了“有机松散、分片集中、多中心、组团式”的结构体系。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地域文化的复兴，长江文化带作为区域经济走廊、生态走廊和文化走廊，对重庆市未来的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重庆都市圈的逐渐成形，外围市镇与都市圈将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逐步构成空间上有分有合的“组团式、网络化”的特大型都市圈格局，并朝着更高的目标——建设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大、中、小城市有机结合的组团式、网络化的长江上游城镇群体系迈进。

图6.24.1　重庆都市区非建设用地规划图

图6.24.2　重庆都市区人居生态格局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图件分析整理绘制

（2）聚居演进及文化发展分析

图6.25　重庆城镇区域聚居格局结构图

①资源环境分析。从当前重庆地域城市发展的具体状况来看，地域生态环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逐步受到重视。市域城镇体系格局方面提出了“组团式、网络化”的结构体系，并体现出沿江轴向生长的发展趋势，这与古代重庆地域聚居格局的发展模式相默契（如都市圈城镇群与万州次级城镇群为沿长江的轴向发展，涪陵次级城镇群则是沿乌江的轴向发展）（图6.25）。在都市圈与主城的空间建构中，提出了“有机松散、分片集中、多中心、组团式”的结构体系。集约化的发展与多中心、组团式结构体系的结合，极大地减轻了有限地域生态承载力的负担，为地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和提高、地域人居环境的更新与发展创造了一个科学的战略目标与平台。

另一方面，现代城市所依托的资源环境绝非仅是自然生态环境，还应包括信息资源环境。但是信息资源环境的抽象性，使之在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往往被忽视，其后果必然是城市发展受到现实问题的困扰。

②地域文化分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地域文化及其与城市发展建设的关系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重视。正如本书前文所述，“地域文化”系指：由地域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融合的（内涵构成），历史特征和时代属性相统一的（时间相对性），相对于一定空间纬度存在的（空间相对性），强调差异、重视发展、促进交流的动态发展的文化范畴（动态性），它是影响着人类地域聚居发展的一系列思想和价值观念，并集中体现在城市文化与城市形态特色等方面（城市规划学科领域）。而在实际城市建设与文化维育的过程中，存在着静态的、片面的地域文化观念。视地域文化保护与传承为简单的形态仿造，不仅未能充分理解地域文化的全部内涵及其动态发展的时空相对性，而且也忽视了全球化的信息资源环境下，地域文化发展的新趋势。

③问题探析与发展策略。现代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是由地域生态环境与信息资源环境共同构筑而成的。其地域人居环境与资源环境、地域文化之间构成了如图6.26所示的结构关系。

在组团式、网络化的区域城镇格局的建构中，重庆地区形成了沿江河轴向增长的发展态势。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社会交往、流通日益密切，与人居环境密切相关的通勤设施与系统的建设，成为城市发展建设的重头戏。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轨道交通等通勤网络的建设极大地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但也耗用了大量有限的建设资金。同时，信息产业的兴起及对信息资源的利用与依赖，正在逐渐改变传统的通勤交往方式。信息网络的建设具有高效、无污染、低能耗且占用空间极小的优势，它能极大地弥补通勤设施的不足，减少不必要的通勤网络建设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区域城镇格局的建设过程中，应更加重视对信息资源环境的利用与开发，更新传统的区域空间观念。

图6.26　现代社会地域人居环境、资源环境、地域文化关系示意图

在地域聚居形态特色方面，人们虽然认识到了地域文化的重要性，但未能看到其依存的资源环境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人们依然静态、片面地对待地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问题，从而使地域文化繁衍失去了生命力。另一方面全球化的信息资源环境亦为地域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冲击，然而对全球化趋势下的信息资源环境的漠视引起了城市文化观念的混乱，导致了地域城市风貌的异化与趋同。

因此，在现代地域城市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必须树立科学的地域文化观念，辨清全球化与地域化的辩证统一关系。其中，应强调的是地域聚居及文化的资源环境是自然生态环境与信息资源环境的共同体。地域文化的发展既要结合地域生态环境下真实的人地互动关系，又要与全球化相结合以取得发展，永葆活力，进而在地域聚居形态、理论方法以及心理审美等层面实现与地域人居实践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