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地域聚居发展历史分析

6.2.2　武汉地域聚居发展历史分析

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武汉市城市空间形态的历史演变，受传统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经济发展、地域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从近现代开始，由于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的介入，武汉市的城市空间形态从自由发展走向有目标的规划引导，并体现出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

图6.27　长江、汉水交汇处的武汉

1）历史聚居发展研究

（1）历史聚居格局的形成

武汉市位于长江文化带中游地区，长江、汉水交汇处（图6.27），有“九省通衢”之称，是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图6.28），其城市起源可追溯到距今3 500多年前商代盘龙城。武汉市包括汉阳、汉口、武昌三镇，历史上则主要是武昌与汉阳两座城池隔江而置，汉口形成较晚。武汉三镇中，武昌历史最为悠久，三国时期孙权得夏口后，将郡治移至夏口城，即今武昌。由于长江与汉水的隔离，历史上汉阳与武昌分属不同的州府，城市发展也相对独立，两城隔江相峙、各有特点。

图6.28　武汉地域文化区位示意图

武昌城于唐敬宗宝历初年（公元825年）筑砖城，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扩建后，城区基本定型。汉阳城则几度兴废，至南宋度宗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始新筑汉阳城，城区基本定型。元、明、清时期，武昌历来为湖广政治、文化中心和军事要地，汉阳为汉阳府治和县治。汉口的发展，始于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以后，主要是利用长江、汉水的水运之便，作为码头和商业市镇发展兴盛。明末清初，汉口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

清末，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及其文化观念纷纷侵入中国，1850年汉口被辟为通商口岸。武汉开埠后，英、俄、法、德、日等国相继在汉口开辟租界，不仅带动了汉口城区的建设，也促进了武汉文化的多元发展。至19世纪初，汉口城区规模超过武昌、汉阳，城市发育成熟，并与武昌、汉阳两城呈“三镇鼎立”之势。

（2）历史聚居形态的文化特征与资源环境

历史上，武汉由三个完全不同的城镇联结而成，三镇之间城市空间形态差异很大。武昌西临大江，黄鹄山（今蛇山）横亘其中，其前身为孙吴时期的夏口城堡。从夏口到武昌，在千年的变迁中，长江与黄鹄山始终是构成城市的要素。

唐宋时期的鄂城（武昌）虽比前代有所增拓，但依然保留了夏口城“墉山堑江”的特点。城市布局规整，城池在黄鹄山北枕山而城，故有“高城枕山望如栉”之说。长江绕城而过，城半出于江中。与夏口城同时建造的黄鹤楼⁽¹⁹⁾位于黄鹄矶（今蛇山）上，临江而立，正处于城池、长江与蛇山三者的交结点上。明清武昌城布局，以黄鹄山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黄鹄山构成揳入城市的景观带，城市居民虽居城中，亦得到山林之乐。大部分官府衙门集中于山北，山南则以民居与寺庙道观为主，南北两面于鼓楼下有路可通。这一时期，黄鹤楼在城市空间格局与景观风貌的作用非常突出。黄鹤楼的选址使其成为观景的好去处，自身也成为江上一景。明清两代对黄鹤楼多次重修重建，愈显壮丽，更加强化了黄鹤楼所在的山、水、城三者的交结点这样一种特殊位置（图6.29）。

图6.29　明清时期武汉人居环境山水格局及文化意象
资料来源：摹自清《汉阳县志》

汉阳的发展与长江和汉水的水路运输密切相关，汉水原在汉阳之南入江，两江交汇处客商云集，唐宋时汉阳极为兴盛。明代汉水改道，从鲁山（今龟山）之北入江，于是商业中心渐渐北移，形成今日汉口。汉阳城南原有郎宫湖，将城中水体与大江相连，明代以后，汉水改道，使汉阳城与其周围的自然环境之间丧失了关键的联系，城市本身的存在与发展也失去了根基。

荆楚文化是我国南方文化的主干，受中原文化影响，具有较高的“史化度”，因此武汉的城市形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体现出封建空间礼制的方正、对称的布局特征。而长江中游的自然生态环境，又使其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自由度”。通江达海、九省通衢的地理生态条件，使武汉市民阶层的主体意识在城市文化繁衍与城市空间生产中，成为重要的因素，并赋予城市景观以园林化的特征。因此，沿江而居、因山就水的自由布局在武汉城市空间中也有所体现。总体来看，武昌、汉阳两城主要依据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模式，采用“方城直街、城外延厢、以形寓意、礼乐和谐”的布局。武汉城址选择重视对城区周围自然环境的探察，追求山环水绕的形胜境界，依据地形呈不规则方形或长方形。城内道路多呈直角相交的方格网状，并有南北和东西通向城门的主街。城市内部空间布局整体感较强，主要政治、文化类建筑具有明显的轴线配置关系［图6.30（a）、（b）、（c）］。城市中心形成“十”字或“丁”字形街口，并设置衙署、钟鼓楼、市楼等官方建筑。市民住宅多位于街道背面的闾巷之中。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武昌、汉阳城垣以外的主要城门和临江的水运码头地段，还形成以商肆、码头、手工作坊和民宅为主体的水旱关厢地区。

图6.30　武汉城市历史聚居形态分析图
资料来源：根据《湖广图经志》、《汉阳县志》描绘分析

与武昌、汉阳封建城市典型的空间布局相比较，汉口是作为水运码头和商业市肆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的，其空间结构突破了一般中国封建社会城市“方正居中”的空间布局模式，沿汉水、长江岸线向外呈自由的扇形发展。城市扩展主要沿通往水运码头的道路逐层向外扩展，并随着商业的繁荣，逐渐形成与“路”相垂直，与江河走势相呼应（平行）的商业街道［图6.30（d）］。通往码头的为“路”（交通运输功能），平行河岸的则为“街”（商业生活功能）。在城市向半殖民化方向发展时，汉口沿江一带，特别是租界区形成了联排式住宅与街道相结合的居住区组织方式。

2）近现代武汉的发展与分析

武汉市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约30万人口、“三足鼎立”的组团式城市发展至今的特大城市，其城市整体空间拓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空间整体化构想阶段——文化观念的交融与聚居空间格局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汉三镇在行政上隶属为一个整体，但城市空间发展仍是相对独立。1957年武汉建成我国第一座长江大桥和汉水桥，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对武汉城市空间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此间，在当时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武汉城市空间发展的主要构想试图用城市轴线和广场系统来统一武汉三镇，形成一体化的城市空间结构，1954年的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就集中反映了此种构想⁽²⁰⁾。这种在西方规划思想指导下的一体化城市空间构想，未经本土化的演绎与发展，而强加于社会空间的发展，轴线、广场的城市空间形态，由于忽视城市空间形态与自然环境、地域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以及武汉三镇在城市空间结构形态上的传统差异，最终未能得以实现，但它提出的整体化城市空间系统构想至今对武汉城市空间形态的发展与格局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参见图4.13）。

（2）城市建设相对停滞时期（改革开放前）

此期间武汉城市发展相对缓慢，城市空间受工业发展的影响，基本围绕汉口、汉阳、武昌、青山四个核心逐步向外扩张，城市内部的建设密度越来越大，同时三镇之间规模上的差异进一步加大。受到长江、汉水的限制，汉阳发展缓慢。汉口则沿长江和汉水向东北部、西部扩展。武昌得到了极大发展，一方面沿原有核心区向东部大规模扩展，另一方面青山工业区规模越来越大。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前的武汉市城市发展放弃了欧洲式的整体化空间构想，但工业化模式的发展忽视了三镇原有的城市空间格局和自然环境特征，造成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失衡。另一方面，武昌与汉口的快速发展，已显示出了城市空间沿长江轴线发展的趋势（图6.31）。

（3）城市空间的多中心组团格局建构阶段（改革开放后）

武汉历来是一个以商业为主的城市，第三产业相对发达。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武汉市制定了“两通”（交通和流通）的城市经济发展战略，促进了城市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同时客观上再次促动了城市文化多元发展，并且为城市整体空间结构系统的调整提供了动力。1988年后，应对新的发展形势，武汉市初步提出了城区外围环线系统的建设，并在中心城外围发展建设阳逻、吴家山、沌口、花山等卫星城镇（图6.32），城市空间开始沿长江发展轴，逐步向多中心、组团式的发展格局演进。

图6.31　1966—1978年武汉城市聚居空间拓展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武汉城市规划资料分析整理绘制

图6.32　1988年武汉城市空间拓展分析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武汉城市规划资料分析整理绘制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武汉社会、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按照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的目标，武汉市着重提出建设结构完善、层次多样的现代化城市交通、商业、文化、游憩、防灾及市政设施体系，强调保护城市自然环境，构建合理的生态框架，提高绿化水平，逐步把武汉建设成为富有滨江、滨湖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图6.33）。1995年编制的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集中体现了这种系统性的城市发展指导思想。武汉城市地区规划，在城市空间结构方面提出了多中心组团式的规划构想，即以长江、汉水和东西山系为纵横轴，以市内外若干生态绿地和生态走廊相互穿插，构成环状放射形的城市生态空间结构，以支持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系统的形成。按照三镇均衡发展战略，武汉主城规划布局江南、江北两个核心区，在其周围布置10个中心区片，形成独具特色的“多中心组团式”的布局结构。在城市地区确立了以主城为核心，以外围7个重点镇和4个区（县）城关镇为卫星城的圈层状城镇布局结构（图6.34）。各级城镇主要沿长江、汉水、京广铁路、318国道等主要发展轴展开，呈放射状圈层式分布格局。

图6.33　武汉城市滨江空间形态

图6.34　武汉市域城镇体系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武汉城市总体规划资料整理绘制

3）武汉历史发展的文化与资源环境分析

从武汉城市历史演进的历程中，可以看出，通江达海的地理区位、湖山连绵的地域生态环境，对其地域聚居的空间形制以及文化繁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九省通衢的武汉，在古代即有构成我国南方文化主干的荆楚文化，并与各地保持着密切的文化、经济的交流。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武昌、汉阳的早期形制表现出规整的格局。长江、汉水三分武汉，以及汉水改道、汉口兴起，更加说明了地域生态环境对武汉地域人居环境营建的重要意义。在这种条件下，武汉地域文化表现出了自由格局与礼制观念分置共融的多元化特质，武昌、汉阳、汉口的不同空间形制即为例证。在武汉传统人居环境营建过程中，地域生态环境、地域文化以及地域人居形态之间形成了如图6.35所示的结构关系。武汉地域文化的繁衍既依赖于地域生态环境中人地关系的真实互动，又受到九省通衢的区位所引发的外来文化的巨大影响。在相对缓慢和有序的历史进程中，武汉地域人居形态及其文化表现出了开放、圆通的属性，地域聚居风貌的多元化特征显著。

图6.35　武汉传统地域人居环境、资源环境、地域文化关系示意

近代武汉城市的发展与重庆相似，既有外来文化观念的冲击，也有工业化初期城市空间的无序发展。1954年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完成的城市总体规划，即表现为外来文化观念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巨大影响。广场加轴线的空间格局构想，忽视了武汉地域生态本底及其文化传统，其本质为文化观念的移植以及空间形态的复制，虽对其后武汉城市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割裂了文化传统与地域生态环境的有机联系所形成的城市形态并非是人地关系真实互动的自然呈现，也脱离了具体的社会经济环境，因而过于机械化（图6.36）。

图6.36　1954年武汉城市总体规划空间系统构成示意图（局部）

现代武汉地域城镇体系的发展强调多中心组团式的放射状圈层式分布格局，城镇依托陆路交通网络呈分散发展的态势，与湖山连绵的地域生态环境逐步形成有机的镶合关系，地域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更新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在全球化与地域化两极互动的时代背景下，原本就具有开放性、圆通性的武汉地域文化观念显示出勃勃生机。但是在城市规划与建设领域中，对全球化与地域化的概念认识亟待澄清。对外来文化观念的一味包容，对地域文化的静态、片面认识，对城市地域特色的维育和城市文化的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多元不等于混乱，发展不等于丧失特色。因此，在地域城市风貌与文化特色的建设过程中，必须树立立足于地域化的全球化发展观念，强调地域生态环境与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实现人居实践与新资源环境（地域生态环境、信息资源环境）的真实互动，由此，地域文化的繁衍与进步、地域城市风貌的更新与发展才能水到渠成。我们欣慰地看到当前武汉城市发展规划的一系列举措，正在沿着这一科学的方向前进。如两江四岸的空间整治、历史街区的保护、三足鼎立格局的强化与发展、城市生态系统的更新与完善，都积极地促进了地域人居环境与社会资源环境、地域传统文化之间的三方有机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