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地域聚居发展历史分析

6.2.3　南京地域聚居发展历史分析

南京是我国四大古都之一⁽²¹⁾，位于长江文化带的下游地区，地理位置优越，既是南北会合之处，也是江海的枢纽地带。境内山环水绕，形胜天然，有“虎踞龙盘”之称。重要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使南京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都占有重要地位。伴随历史与文化演进，南京城市的空间格局显示出清晰的发展脉络，对地区城市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1）历史聚居发展研究

（1）聚居形态演进

南京的地理位置、山川形势对城市的兴起、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南京境内西南部是皖南丘陵，东有宁镇山脉，东南部是茅山山脉余支，长江自西南向东北流经其境。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地理环境，使南京和其他江南地区的交通往来受到一定阻碍。地质考察结果表明，今南京城区在上古时期长期为水面所覆盖，就其自然条件而言，并不适宜农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其周围被丘陵与山脉限制，平原面积不是很广阔。秦淮河中游平原，不仅是六朝以前南京地区的中心区域，自古以来也是南京农业的主要生产基地（图6.37）⁽²²⁾。

图6.37　古南京山水环境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南朝都建康图描绘分析

秦汉时期，南京地区的聚居单元多聚集在秦淮河河谷平原，即今江宁县境内，而今秦淮河下游地区（今南京市区）并不适于人类聚居发展。春秋战国时期，越灭吴，在秦淮河畔筑越城，其址在今中华门外的高地上。其后，楚灭越，于今清凉山上设金陵邑，六朝时期的石头城即以楚金陵邑为基础建造。从南京六朝以前的沿革来看，其城市兴起的年代晚于其他古都⁽²³⁾。东汉晚期至六朝初期，南京历史进入了飞跃发展的阶段，孙吴政权定都于此，东晋、南朝继之，南京迅速成为长江以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南京地处长江文化带下游的中心位置，在以水运为主要长途交通形式的古代，河流是连接不同地域聚居区的纽带。长江将南京和我国其他地区连接在一起，在南北交通中的重要地位促成了南京地域文化特质的完善与发展（图6.38）。从经济上看，南京后方有富饶的江南平原，足以提供必要的物资保障。南京以此为基础，进可攻、退可守，这在江南地区相当少见。故一旦它具备了建城的条件，即成为建都江南的首选地点⁽²⁴⁾。因此，自孙吴建都于建业后，南京地区就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受中原封建礼制文化思想的影响，古代南京城市的格局基本呈现出方正、对称的形势布局（图6.39），城市外围逐渐因借地形趋于自由发展。

图6.38　南京地域文化区位示意图

明代的南京城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包括外城、应天府城、皇城三重。皇城与宫城布局完全继承历代都城的规划对称布局。这种布局形式基本为以后的北京城布局沿袭，甚至城门宫殿的名城亦未改变。外城则在商业、手工业发展的驱动下，顺应地势，呈自由生长的布局形势。清代的南京城基本上与明代无大变化。

总体来看，政治、经济的中心地位以及文化的地域特征，使古代南京在我国城市中为典型的规整与自由布局有机结合的都城，城内有规则方整的宫城区以及反映商业自由发展的市肆区，外围聚居则因借山形水势自由格局（图6.40）。

（2）地域聚居演进的文化与资源环境分析

图6.39　南朝都建康图反映的南京历史人居环境格局及相对规整的择居观念
资料来源：摹自《南京历史发展图集》

图6.40　明代南京聚居格局分析图

从古代南京历史聚居形态的演进历程，可以看出，地域生态环境对其聚居源起及文化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南京地域生态环境山水形胜、虎踞龙盘。在这种环境下的人地互动过程中，一方面产生江南秀美婉约的文化特征，形成如夫子庙、秦淮河等人文气质浓郁的地域人居形态；另一方面使南京成为国都择址的极佳之地。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传统城市格局中，尤其是宫城、皇城的空间格局为方整规则的轴线布局，而其空间轴线具有向城市整体空间延伸的趋势，从而在城市形态构成中，形成了自由与规整的结合，既有尺度宜人的临水街巷，又有宏伟壮观的空间轴线。其文化特征亦表现出封建礼制观念与市井人家随意洒脱的共融（图6.41）。

图6.41　南京历史聚居演进过程中的综合分析示意

从其文化发展的主线来看，虽然我们要客观地对待片面的环境决定论，但是亦要承认，地域生态环境对古代南京聚居及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古代南京地域文化的演进是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共融，即使作为国都——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城市形制亦未实现完整的轴线对称格局。从文化属性与居民群体的空间分布来看，不同的文化群体对聚居空间的选择亦不相同。外来文化及其群体的介入，在空间资源允许的条件下，是另外择址新建的。南京地域聚居起源于秦淮河两岸的聚居发展，而从历代王朝宫城或皇城的择址来看大都于城市北部依山而建。这既是文化群体择类而聚的表现，也反映了社会阶层的空间分置格局。

2）近代南京城市发展

（1）聚居形态演进

近代资本主义的冲击，使南京城市文化实现了近代化转型，城市形态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格局也由传统的方整与自由有机结合的布局转化为以中山路为城市骨架、以鼓楼为城市中心的“中西合璧轴线”的布局形式（图6.42）。城市中心集中在明城墙内的城南旧区及秦淮河畔一带，开埠后长江水运带动了沿江及城北局部区域的发展。

图6.42　南京市区空间结构分析图（1933年）

20世纪20年代后，南京作为首都迎来了城市建设的黄金时期，奠定了近代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作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京的城市建设较早借鉴了西方近代城市规划的思想，如1929年的《首都计划》是南京近代城市规划史上最早的系统规划文件，聘请美国人墨菲（Henry Killam Murphy）和古力治（ErnestP.Goodrich）为顾问。这一时期的南京城市格局总体上呈现出近代化的特征，即以适应经济发展为基础，在沿江两岸规划发展工业区，在一些传统街区则发展形成商业区和文教区（如明故宫旧址一带为商业区，鼓楼、鸡鸣寺一带为学校区）。但是在行政中心的用地选择上仍然显示出传统文化观念在聚居格局中的影响，即拟定紫金山南麓面南背北的地段发展为中央行政区。由此可见，近代南京城市的发展是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交融的具体呈现（图6.43）。近代南京文化的这种演进特征在1947年编制的《南京市都市计划大纲》中集中体现出来。该规划尝试从强调军事防御和文化保护两个方面引导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军事防御方面：将防御在城市空间格局中提到一个较高的地位，并强调“都市计划应适合城市空防、陆防及江防，国防建设应不妨碍都市发展与市民安全”。文化保护方面：提出要特别强调保存历代文物古迹。这种历史文化保护的城市建设思想也是战后规划新思想的一种体现⁽²⁵⁾。

图6.43　“首都计划”示意图（南京）——中西方文化交融的聚居形态呈现
资料来源：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252

图6.44　首都行政区计划（1946年）空间结构分析图——传统文化观念规导下的近代聚居形态

（2）地域聚居演进的文化与资源环境分析

南京文化的“史化度”较高，受中原传统文化影响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且经过封建国都的充分积累与发展，其历史文化的丰满度较高，因而在近代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过程中，南京的文化观念表现出较高的适应能力和调节能力。南京保持了理性、客观的态度应对西方文化（如城市规划思想）的冲击。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在南京城市发展格局的探索中集中体现出来。基于军事防御的要求，南京提出了“大分散，小集中”的城市分区改良方案，此外还有卫星城、田园城市、带形城市及邻里单位等发展模式的探索。这种区划定位，反映了战后规划指导思想上的某种成熟，同时造成今日南京诸多民国时期重要建筑相互分离的格局。近代南京的城市建设思想总体上带有欧美的痕迹，并在实际规划操作中采用某些欧美规划指标体系作参照。但是较高的文化“史化度”，使作为一国之都的南京城市建设的文化观念具有较高的“自觉性”。为了避免规划形式上过分西化，当时的规划者在处理这一问题时采用了“西体中用”的方式，即城市规划宏观模式上采用甚至局部套用西方形式，但是在建筑布局和形式的选择上用中国传统形式进行控制（图6.44）。

近代南京城市空间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色在于城市空间轴线的进一步强化。这从侧面反映出城市空间实践对地域生态环境中人地关系真实互动的忽视，传统有机格局的聚居形态、自由洒脱的市井文化未能进入城市建设者的视野。一方面说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不够，另一方面也说明城市建设过程中缺乏科学的文化生态及伦理观念。而真正的本土文化及其聚居形态恰恰是真实人地关系的客观反映，即是以人为本的。

回顾近代南京城市的发展历程，总体来看，南京在接受西方现代科学文化思想冲击的同时，也在固守中国本身的传统文化与理念，并努力探索将两者相结合起来，汲取精华，摒弃糟粕，谋求城市自身独立发展。这些历史经验对于目前中国城市的发展思路是大有裨益的。

3）现代南京城市的发展

（1）聚居形态演进

影响现代南京城市发展的因素可归纳为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内因——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以及城市规模的快速提高，使南京城市空间不断拓展⁽²⁶⁾。外因——历史格局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地域特征规限和引导着南京城市的空间发展。

图6.45　逐步向长江拓展的城市空间示意

南京是一个具有2 000多年建城史的古都，但是到1947年，南京的建成区始终未能突破明城墙的范围，直至20世纪90年代，南京主城空间迅速拓展，随着大量道路的新建和扩建，城市空间才突破城墙的约束向外延伸。而在南京主城空间扩展的过程中，南京的地域生态环境，尤其是长江，对城市空间格局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南京城市从古代与长江的“点状”链接，到现代逐步发展为与长江“黏合”在一起（图6.45）。

在历史上，南京城市的空间结构是由宫、使、兵、居等部分组成的方整与自由有机结合的布局形式。在近代化的过程中，这一形制得到一定程度的强化。现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南京城市整体空间格局的拓展主要表现为沿长江呈东北—西南的空间扩展轴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南京旧城的历史文化价值逐渐显现，中心城区逐步向第三产业为主的商业、金融、文化、娱乐中心转变，文化产业的价值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²⁷⁾。

现代南京主城，其形态布局由河流、铁路、城墙等自然与人文因素划分为五个片区⁽²⁸⁾。主城以园林化城市为目标，建设高水平的点、线、面相结合的绿地系统，并与主城外围都市圈生态防护网主骨架联为一体，形成内外交融的绿化空间。依托主城内的环境风貌保护区，明城墙风光带内的工业用地逐步被转化为绿地，基本形成了完善的景观生态系统（图6.46）。

图6.46　地域聚居风貌与山水格局示意

南京主城和沿江重要的外围城镇的密切联系与协调发展，形成了南京都市圈。南京都市圈以主城为核心，以“山、水、城、林”有机结合的人居环境为发展导向的措施，完善了城市生态系统结构与需要宏观控制的绿色空间和文化景观（图6.47）。都市圈的空间拓展以长江为主轴，东进南延，南北呼应。为保证未来南京城市良好的生态环境，都市圈内以城镇之间的山林、水体、基本农田、人工防护林作为主骨架，城镇内部的绿地系统作为次骨架，沿主城对外放射的交通走廊和河道的绿化带作为连接体，共同构成生态防护网。

图6.47　地域生态环境与南京人居格局示意图

总体空间发展方面，南京市提出的“东进南延，南北呼应”的发展战略，从南京城市空间扩展的方向看，东北—西南走向的沿江地区仍将是主要的空间扩展轴。河西地区作为新的居住地区将继续得到发展。而随着跨江大桥的建设与落成，江南的幕府山—燕子矶—新港以及江北的浦口—大厂地区将成为投资热点，南京城市空间拓展将步入跨江发展的新时期（图6.48）。

图6.48　南京都市区空间网络示意图

图6.49　南京市域城镇空间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根据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资料绘制

（2）地域聚居演进的文化与资源环境分析

南京市区域聚居格局的发展以长江为主轴，长江两岸沿江束状交通走廊成为市域城镇发展的主轴，以高速公路为市域城镇的次发展轴，形成“干”字形城镇带，并以主城为核心带动长江南北地区的发展，逐步实现市域的城镇化（图6.49）。从其市域城镇体系的发展格局分析，南北发展轴的存在较为牵强，是人为行政区划限制下的产物，在现代社会区域交往日益密切的现实环境下，一方面限制了南北轴线空间中的城镇与邻近的东西向城镇的“横向”联系，另一方面使市域城镇网络的均衡性受到影响。南京市域城镇体系的东西向发展轴则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从一定意义上讲亦是人地互动关系的自然呈现，因而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因此，在市域城镇体积的建构中，必须尊重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冲破行政区划的桎梏，在区域空间中，实现社会发展的全面协调进步。

现代南京主城及其都市圈的发展，均依托长江发展轴与交通网络，采取分散发展的策略，较好地解决了聚居规模扩大与地域生态承载力的矛盾问题。在南京主城的景观生态和历史文化的保护与规划中，应认清南京地域文化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差别。现代社会的全球化与古代封建礼制的空间礼制观念，从一定程度上说，均是外来文化，而只有与地域生态环境相默契的，以江南文化为特质的文化内容，才是其土生土长的本土文化，是人地互动关系的真实结晶。因此，在历史文化的保护与更新的过程中，应区别对待，自由格局的聚居形态和尺度宜人的空间形态，才是具有生命力与文化价值的地域人居模式与文化的原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