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 “义品村”建成时期卢湾区的社会面貌
著名的上海近代史学家、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张仲礼先生在为《卢湾区志》[14]写序言时概括了卢湾区当时的社会面貌。
“一是静雅。区境精华原在北部,北部精华原在住宅。住宅之兴建,正逢上海人口快速增长之时,区境北部以其地在法租界、少受战乱烦扰、开发较晚、交通便捷等综合优势,深受富商大贾和中产阶层青睐,花园洋房、新式公寓和石库门里弄住宅连片建设。霞飞坊、梅兰坊、蒲柏坊、花园坊、巴黎新村、吕班公寓、培文公寓、派克公寓、格林顿公寓,都是其中声名卓著者。马斯南路(1)一带,有30幢法式花园洋房,百余幢西班牙式花园洋房,不光租界西绅、洋行大班、白领阶层喜欢住在这里,江浙富户因避战乱乐于住在这里,一些在杨树浦、闸北等处开店办厂致富的老板也纷纷迁居这里。这一带住宅多、绿地多、花园多,树木多,工厂少、噪声少、污染少,恬静幽雅,颇有都市乡村的气息。”
“二是洋派。区境北部在新中国成立前主要属于法租界。法兰西民族在世界上以浪漫著称。近代早期来沪外国人中,英国多商人,法国多传教士和文化人。法租界及其越界筑路地区,文化气氛相对较浓。区境商业中心在淮海路,以前称宝昌路、霞飞路,此处商业之兴,很大原因在于前俄国十月革命后,大批白俄贵族来到这里,开办珠宝店、服装店、饮食店、酒吧咖啡馆等高档商店,白俄妓女亦卖笑其间。加上居住在区境北部的华人,亦多为有钱阶层,文化层次相对高些。这几个因素集合在一起,使得区境北部在近代上海显得洋气十足,所谓东方巴黎,罗宋风情,都是说的这个意思。”
“三是烟赌娼。因法租界当局长期允许经营烟毒、赌博、娼妓等行业,作为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结合部的区境东北八仙桥一带,烟行云集,赌场棋布,妓院林立,加上回力球场、逸园跑狗场等赌博场所,使得区境东北成为冒险家的乐园,暴发户的销金窟。在旧上海,烟赌娼并不是法租界的特产,其他地方也有,但因烟赌娼多有黑社会背景,法租界的社会治安系统很不健全,每每形成警察与流氓相互勾结的局面,因此,这方面的问题非常突出。旧上海的帮会势力在法租界很盛。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都从八仙桥一带发迹。”
“四是革命遗迹很多,由于区境居民文化层次较高,文化气氛浓厚,文化机构众多,报社、出版社、科研机构、教育机构甚多,这里成为近现代进步人士、革命人士聚集和活动场所,留下很多遗迹。中共“一大”会址、《新青年》编辑部、孙中山故居、新四军驻沪办事处、周公馆、邹韬奋寓所,都是其中荦荦大者。”
“这几点结合起来,在历史上,红(革命)、黄(娼妓)、黑(帮会)、白(白俄)、绿(绿化)这几种颜色,卢湾都有了,说她色彩斑斓,美丑兼具,名副其实。”[14]
当时的卢家湾是法租界的重点发展地区,在“依靠文化力量竞争”(2)的方针指引下,社会发展走的是“全盘西化”的道路[15]。首先,居民结构国际化,上海欧洲裔人口主要集中在法租界。其次,市政当局运用西方管理城市的办法管理租界,建筑形式控制得很严(3)。第三,法租界大力进行文化投资,如建学校、医院、教堂、博物馆等。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卢家湾“静雅”、“洋派”、“文化气氛浓郁”了。然而为了发展经济,法租界当局对“烟、娼、赌”实行“弛禁”政策。公共租界分别于1909年和1920年先后关闭烟馆和妓院,法租界则明禁暗行,使八仙桥取代原来的福州路成为“烟、娼、赌”的集中地。法租界由于警力较弱,除了雇佣安南(越南)巡捕外,很大程度依靠帮会势力维持租界秩序,因此帮会是法租界的一个重要特征。
“义品村”位于卢湾区的中部偏西,是法租界第三次扩张后强征得到的领地。此处环境幽雅,土地主要用于建设高级花园住宅,并穿插一些文化设施的建设,至于“烟、娼、赌”的集中地八仙桥,距离它还有一定的路程,因此对其影响较小。“义品村”基本上消除了早期东部社区的本地化特征,而更多地表现出西方情调,是上海最富魅力的国际化住宅区之一。正如1920年代的《海关十年报告》所说的:“法租界的西区是上海唯一经过精心设计的住宅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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