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对北京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分析和讨论

3．2．2　学者对北京城市建设与发展的分析和讨论

民国初期，一批规划和建设专业人士利用《京都市政月刊》这一专业杂志为平台，刊载《美国市政论》等译著，开阔专业人士和城市领导者的眼界，不断引入新的理论和思想。20世纪30年代，在地方官员对城市建设逐渐重视的情况下，一些学者在撰文介绍西方国家城市建设管理的思想的基础上，发表自己对城市建设和管理的看法，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特别是《市政评论》杂志上一时出现了集中性的文章发表，主要包括介绍西方市政和对中国单个城市建设和发展的研究两大方面的内容。

针对北平市政建设的研究与建议是基于北京的现状而进行的。古都北京的格局，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的设计和建设成果，体现和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到了近现代的工业社会，北京原有的城市格局已不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城市化伴随着近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而产生，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必由之路，所以北京古城在近代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下，在民主意识不断加强的社会背景下，也必然应该有所改变。

在这种背景下，不断有学者发表自己对北京未来城市发展的看法，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

对于北京的城市定位和优势分析，壮克认为，“国都南迁之后，政治之力量大为减杀，仍不失为华北政局之中心，又因学校规制之美，师资之优，学费之低廉，虽人士纷纷南下，其承属子弟，仍多继续在平求学，较之从前，殊无减色。欧美人士与国内享乐阶级，羡其气候之适宜，地理之优越，驾客来游的或移家到此者，岁乃络绎不绝，虽曰瘦弊，亦尚未至衰落之现象”^[10]。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看法，即虽然北京政治地位下降，很多学者仍对北京的文化中心地位和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地位有较大信心。

对于北京当时城市社会经济的总体状况，当时的学者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张又新曾发表《北平市之缺点及其救济》^[11]一文，指出北平的工商业过度落后，规模较小，产业工人不过7 000人，商店仅占全市户数的1／8，多以零售为主，市民总数的3／4全为住户，在各国大都市中罕有其例。他还分析到，市民中95%只能消费，不能生产，平均每四人中就有一人无业，赤贫者在18万以上。另外，人口密度太小，因北平工商业与其他各大都市相比特别落后，因此人口分布较其他大都市为稀，各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53人，人口犹未倾向中心区的原因是商务不集中，全市房屋约120万间，但楼房仅5万余间。人口密度小也导致各区各街财力不足，街面难以铺砌，市政难以整修。

由于北平自国都南迁后，地位发生变化，如何繁荣北平成为首要问题，因此对北平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功能定位讨论比较多。有学者提出北平可做成文化区、“贵工业区”、“有法律之中外住宅区”等。做“文化区”即北平名胜古迹颇多，可以成为游览胜地，大学林立，全国学子心向往之，文化事业发达，具有成为文化区的优越条件；所谓“贵工业区”，即指北平的珐琅、玻璃毛革、织染、地毯、玉石等手工业产品为世间珍品，可以依赖其出口；所谓“有法律之中外住宅区”，指各国侨民杂居已经是事实，北平气候适宜、医术完备、生活程度并不过高，各国来北平长期居住者日益增多。一些学者认为，这三种功能定位都可以达到繁荣北平的目的^[12]。黄子先在《繁荣平市之我见》^[13]中提出，北平的传统产业景泰蓝制作、纱灯制作和地毯工业等，在国都南迁后这些传统优势产业日渐萧条，应继续寻找和扩大市场，保持传统产业的生命力。为了实现北平的继续发展，不少学者专家认为应尽早进行编制北平名胜指南，整理市容，救济老弱残疾，修葺坛庙宫殿，公园植莲绿化、修补清洁道路等工作。

这段时期，学者们对北京城市空间发展的方向以及城市规划问题的讨论尤为集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整理北京市计划书》的主要观点。20世纪前期，随着“五四运动”兴起和西学东渐步伐的加快，世界城市化的发展经验以及近现代的城市规划建设思想传入我国。在反对封建、要求民主的社会氛围下，1928年，留洋的哲学博士张武提出《整理北京市计划书》^[14]。他主张建立都心说，整个古城以同心圆式地向外发展，拆除城墙，以利交通，全面建筑西式房屋。

在《整理北京市计划书》中，张武按照欧美关于都市功能分区的理论，将北京划分为“美术区域”、“商业区域”、“工业区域”以及“住宅区域”。“美术区域”在“正阳门内外东西长安街三殿三海及故宫”；“商业区域”在“正阳宣武崇文三大街及中间一切区域，又东西单牌楼大街、东西四牌楼大街、东直门大街、西直门大街、后门大街及鼓楼以东街市”；“工业区域”在“永定门内外接近城边地域”；“居住区域”则“其余所在一律视为居住区域”。客观地说，他所划分的区域基本符合北京当时的城市用地状况，其分区制的观点对后来的都市计划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城市改造，他提出划定外城南部地区进行根本性改造，内城护城河附近区域以拆除城墙、开辟道路为主要工作，东西长安街的南北空地建为最美最洁之街市，成为建筑、绿化、美化的典范，对天桥地区重点进行环境改造；应用西方城市美化的观点，他提出主要街道应该按照统一规定植树绿化，增加道旁公园，市街和公共场所机关以及民间房屋应进行绿化点缀，市营房屋要建设庭院，增加市内美观；对于公共空间的营造，他提出要提高对于公园地位的认识，将公园定位为都市的心脏，除美化环境、陶冶性情、健身休闲外，还可以发挥其城市防火和临时避难的功能。古城保护并不是张武提出的计划的主要部分，他只是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古迹较多地段应严格监护，已有损坏者要在“不变更、不妨碍范围内从事”更新或复建，对历史古迹要及时公布便于宣传。

应该说，张武的建议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其中不乏一些先进的观点和理念，如城市发展应按照功能分区进行、重视城市美化与防灾等。但张武所主张的只保护个别古建筑、忽视古都的整体风貌和环境保护的思路是不符合北京实际的。其次，他的观点照搬西方规划理论的痕迹较重，结合北京的历史和现实条件的考虑并不充分，所以他的意见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其思想和主要观点基本可以概括为对北京旧城进行大拆大改。

以华南圭为代表，部分学者提出抛开旧城、建设新区的观点。华南圭在民国17年任北平市工务局局长时曾经提出，“行政贵切实，最忌夸大；改良旧市尤重于开辟新市，然而开辟之道，不可不知，旧市改良，往往不易，但各国长于旧市之旁，开辟新区。在草蛮荒地开辟新市，非无其例，大概为工业趋势所造成，为欲分散劳动者于乡野，而免麇集于已稠密之旧市，且仍不失其集合之便利也。”^[15]

当时的北平市政府对北京的城市发展采取了保护和发展并重的态度。为此，学者对北平的市政发展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如曾任沈阳市政府科长的刘国增在来北平谋职后，根据自己的市政经验，提出了对于北平市政的若干建议，如在卫生方面，建议严禁儿童在胡同大便、设立脏水井、尘芥箱、形式官厕、垃圾运至城外、整理暗沟等；在道路修筑方面，对油漆马路、石碴马路、胡同土路、大车路等要有科学的养护办法；在整顿市容方面，应禁止乱贴广告、乱写标语、乱立标桩、整理市街小贩、实施建筑章程，认真执行车辆停放标准等等^[16]。他的建议包括了比较细致全面的城市管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