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都市计划大纲》的历史影响

4．1．3　《北京都市计划大纲》的历史影响

《大纲》自1938年的草案开始，几经修改，在1941年定案和正式公布，并在随后部分得到实施。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这期间，在中国占领地的重要城市进行都市规划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加强殖民统治体制中的重要一环。当时日本在中国台湾、东北、华北地区以及朝鲜等地开展的一系列的都市规划，其实质都是意图使都市规划成为其巩固亚洲殖民地和占领地，建设扩大侵略规模的军事经济基地的重要手段。例如在北京，最直接的手段就是以服务于日本军队和日本人的新市区的开发来代替北京的旧城，企图将城市的发展以新市区为核心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

当然，日本人在制订北京规划中所采用的近现代城市规划手法和理念亦具有一定科学性，其所运用的近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体现的主要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前瞻性，客观地说规划的编制对后来北京的规划建设实践产生了一定的历史性影响。正如抗战结束后有专家指出，“就原则理论上言，就当时形势上观，该项建设计划固只利于敌而无益于我。但就现实观，平心而论，似亦未尝不有助于我之改革利用”^[19]。

旧北京城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且规划严整的城市，拥有众多的名胜古迹和风景名胜之地。如何保护旧城，开拓城市发展的新空间，如何进行合理的近代化的城市功能分区，《大纲》在这些重要问题上进行了尝试和探索。《大纲》试图改变当时北京的单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构建中心旧城区、西部新城区以及东部和东郊工业区三个不同功能片区的发展态势。这种空间布局结构从纯技术的意义上说可以使旧城集聚的人口和产业得到有效疏解，旧城的格局、风貌和历史建筑得到留存，同时发展具有近现代城市功能的新市区。从纯粹的城市布局角度看，西郊新市区和东郊工业区的选址相对比较恰当，考虑了各自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以及交通运输条件等因素，以及与中心老城区的联系。在总体布局上，长安街向东西两侧延伸，穿过新辟的城门连接东西郊，拓展了北京城的横向轴线，以东西轴线串起中心老城与东、西新区，确定了较长时期内北京城市空间形态的框架。通过《大纲》的局部实施，东、西部新市区均形成一定的规模，成为后来城市发展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大纲》提供了北京城市空间发展的一种新思路，形成了北京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的开始。沦陷期间的北平城市规划中关于城市空间和产业布局、功能分区的设想，对后来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大纲》运用区域规划的观念，将城市发展的周边农村地区纳入规划视野，同时强调北京的都市计划要有空间的弹性，以备以后发展的余地。抗战胜利后，北平市政人员在总结北平都市计划时，精到地概括《大纲》的主要内容包括“旧城区之改造，新市区之发展，游览区之建设，卫星市之建设”，而这些内容正是一个大城市的规划应着力强调的。

当然，《大纲》的实施过程也是一个掠夺和榨取中国人资源和财富的过程，是为日本侵略者开拓殖民地的计划服务的过程。为把北平变成华北占领区的统治中心，日本侵略者致力于西郊“新市区”和东郊“工业区”的规划与实施，对城市发展重心的转移产生了比较明显的作用。日本侵略者以践踏中国主权、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基础，完成了东西郊征地及初步的掠夺式、突击式开发，并且对中国人聚居的旧城区的改善不管不顾，任其衰败破落。

北京在1912—1928年之前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其最重要的城市功能是政治职能。在作为政治中心的同时，北京还是一座文化城市、历史城市。为此，民国初期北京市政府组织了局部的沟渠整理、交通整理等基础性工作。1928年中华民国首都南迁后，在一些专项城市建设规划如袁良主持制订的“都市整理计划”的指导下，北平市政府开展了一系列城市改造和建设活动。而《大纲》可以说是北京出现的第一个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城市总体规划，虽然这比其他早期被帝国主义侵略者占据的殖民城市如青岛、大连等所进行近代城市规划编制要晚，与南京等中国人自己制订近代化的城市规划相比也晚了10年时间，但对北京这个封建都城规划建设的顶峰之作来说，这次城市规划的编制是西方近现代城市规划思想传入以来在北京的首次实践。

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北平市政府对日本侵占北京时期建设的东西郊的情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在此基础上，以利用旧有的市政建设基础为出发点，以《大纲》为参考，于民国35年（1946年）5月征用日本人折下吉延、今川正彦改订《北平都市计划》^[20]。但是，因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一直没有将改订后的城市规划公布，更没有时间得以实施。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北京回到人民大众的怀抱。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被确定为首都，北京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历史篇章，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建设阶段。为了规划新首都，中苏专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制订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和讨论，期间对北京的城市空间发展和布局产生了极大的争议。各方专家提出的规划方案中包括了受到广泛注目和备受争议（可以说直到今天仍是如此）的、由留美和留英的规划建筑大师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考虑到保护旧城以及建设新区的不同要求，梁、陈提出，“考虑按实际要求，和在发展上有利条件，展拓旧城与西郊新市区之间地区建立新中心，并配合目前财政状况逐步建造”^[21]。行政中心区“西面连接现在已有基础的新市区，便利即刻建造各级行政人员住宅，及其附属建设。亦便于日后发展”^[22]，“发展西郊新中心，利用原来‘新市区’基础为住区”^[23]。该项行政中心的建议既考虑了日伪时期建设西郊新市区的基础，又考虑了住宅及其附属建设。亦便于日后发展^[24]。因此，“梁陈方案”对于新行政中心发展的建议，既考虑了日伪时期西郊新市区建设的基础，又考虑了与中心旧城的联系。应该说，“梁陈方案”在发展新城和保护旧城、城市发展方向、空间轴线的形成、功能分区的确定等方面，对1941年《大纲》的技术思路和既有建设基础有所考虑，吸收了《大纲》中的合理成分，充分考虑到了古城的延续和保护，以及日伪时期已经开始建设的西郊新街市和正在形成的东西轴线的有效利用。令人叹息的是，开辟新区、疏解北京旧城功能的思想在“梁陈方案”受到政治性批判后，一直未能在后来的北京城市规划中得以重点和有效体现，以至于造成今天的北京城市空间布局的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历次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历经以旧城为中心、市区加卫星镇的“母子城”布局形式、城市中心区加边缘建设区的“分散集团式”的空间模式，直到新世纪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完善“两轴”、发展“两带”、建设“多中心”，构筑以城市中心与副中心相结合、市区与多个新城相联系的新的城市形态。可以说，21世纪初北京的总体规划的战略转变在于依托原有基础，实质性地开始建设分散中心城区功能的新城，以此希望改变长时期“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中心大块外延式发展导致的空间结构难题，并达成保护旧城古都风貌的目的。这轮规划如果能够有效实施，将是破解北京城市发展新旧矛盾特别是空间方面的矛盾的真正开始。

鉴于北京作为封建古都的特殊性，日本侵略者制订的具有近现代意义的《北京都市计划大纲》是其战争时期在占领地诸多规划建设试验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因此，在明确《大纲》编制实施的强化殖民统治目的的前提下，客观地分析这一规划及实践的合理性以及历史影响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