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土的城市设计理论发展历程表明，至少在中国，“城市设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王建国，1999）远非成熟[1]。城市设计研究始终徘徊在城市规划、建筑学和景观建筑学等领域，往往是作为一个“高度综合的专业领域”。Alexander R．Cuthbert（2003）认为，西方迄今关于城市设计概念、范畴的经典理解都局限于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科内部，这些认识还不足以建立一个实质性的城市设计论域。虽然许多定义、解释的确有助于说明城市设计过程和实践的某些方面特征，但有两个基本问题它们没有触及。其一，这些定义没有触及基本的社会现实，也没有将城市设计作为一种特殊的哲学或者范型来考虑；其二，因此它们不可能产生任何重要的理论解释来说明城市设计实践在社会中的位置。而这两点也正是当前中国城市设计实践的突出的理论困境。具体表现在，当前在运作机制研究与实际操作层面均获得有效开展的同时也暴露出问题，就是学术界的城市设计理论并不能真正有效地指导当代中国的城市设计实践。甚至说“应然”的城市设计理论与“实然”的城市设计实践活动存在着相当大的隔阂。而当前学术界的城市设计研究者似乎无意去弥合二者的裂隙，仍在各自学术领域进行理想化的学术生产，设计单位与管理部门的一线城市设计实践者则更无暇关虑和自省。
当前国内的城市设计理论研究缺乏“知识增量”，重复研究较多，“多数研究仍然还停留在十年前引入国内的美国城市设计理论水平上”（王世福等，2005）[2]；其次是对城市设计实践的“规范性”探讨不足，导致实践领域的“实用主义技术标准替代价值判断的倾向”（段进，2005），其结果是，城市设计实践本身缺乏核心价值。因此当前的城市设计研究难免有技术化的“工具理性”倾向，缺乏对实践“价值理性”的人文社会视野的思考。
譬如，国内对城市设计运作的大量技术性研究缺乏剖析运作实践的横断面，未揭示建设环境形塑过程社会行动者的行为模式和思维状态，缺乏对其利益动力机制的社会学分析，亦没有深入研究城市设计运作背后的社会动因、真实逻辑和运行法则，同时未对当下社会转型加速时期城市设计面临的危机与契机进行判断。城市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城市建设超常规变化都极大地影响了城市设计实践的过程和结果，而研究者或者未对运作外部环境变化作出及时反应，或者未对城市设计实践本身正在发生的转变进行相应探索，都难免造成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
物质环境是社会空间的载体，对于城市环境的塑造亦是对其上包含多种利益成分的社会空间进行重构。当前囿于物质形态和技术操作层面的城市设计理论研究无法解决社会实践中遭遇的现实难题和利益矛盾。正如张兵（1998）所指出的，“规划理论要超出纯粹技术作用的范围，深入到规划过程的社会、政治、经济的意义上去回答城市规划的内在属性，实现指导规划实践的社会作用”。因此，面向社会过程的城市设计实践研究应成为理论深入拓展的研究方向，有必要借鉴社会科学理论，分析城市设计实践的外部社会环境因素和内部行动者的主体行为因素，从而探究城市设计真正可能发挥的实际效益。
当代中国城市设计实践的理论研究困境也成为本研究的主要背景和试图突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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