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浩荡怀念汪菊是汪先生

师恩浩荡——怀念汪菊渊先生

中国的风景园林建设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但作为独立学科建设却只有近50多年的历史。1951年，在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工作的汪菊渊先生与清华大学营建系吴良镛先生经共商后，预见到中国城市建设的实际需要，向教育部提出合作成立造园专业的建议，经批准后由北京农业大学和清华大学合办造园专业。我有幸地被录取为1952级一年级新生，我们全班男女生总共7位。在我们前面的3个班，49级、50级是在农业大学学习园艺方面的课程，然后到清华营建系学习建筑课程。51级以后在农大上课，由清华的教师到农大上建筑工程方面的课程，51级与52级合班上专业课，由两校合办逐步转到农大办学。专业教学转由汪先生负责，汪先生在教学行政方面兼园艺系副系主任，主管造园专业教学和行政工作。

一、恒念汪师创业之艰

中国当今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的学子大多直接或间接地蒙受过汪先生的教益。他是一位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工作、德高望重的教师。他那谆谆教导的仪容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在我心目中是音容宛在、难以磨灭的。“叶茂思根”，当前学科事业的空前繁荣与创业的前辈先生奠定学科全面而扎实的基础是不可分的。我们向汪先生致敬！

创办新学科，谈何容易。当时汪先生除了和吴良镛先生共商的教学计划外，还要落实到新课程开设。实际上是建立起了学科的教学体系（含教学计划、教学环节和课程设置等），并在日后逐渐完善。专业基础课和建筑方面的课程要向农大承办过渡，专业课程则必须自力更生。汪先生则着手邀请同行专家归队，如宗维城先生教美术、孙筱祥先生教园林艺术和园林设计、金承藻先生教画法几何与园林建筑等。专业调整到北京林学院以后，他请李驹先生到校兼任系主任，他自己任副主任。在这些教师未上任时，他一人独担重任，为我们开设了几乎所有的主要专业课。中国造园史、西方造园史、园林艺术、城市及居住区绿化、指导了园林设计、现场教学以及北京、承德、江南园林参观实习等，这一切都凝聚了他的心血。当时中国园林史和西方园林史没有专著，最多只有史纲性的一些资料，大量的内容藏在浩如烟海的各类书刊内。汪先生下汇滴水为川的工夫，为我们写出了园林史的手刻油印教材，这是中国系统和全面地编写园林史教材之肇端。汪先生的英文底子很好，但当时苏联陇恩茨著的《城市绿化建设》只有俄文原版。汪先生突击学俄文，进而将书上的基本内容与中国当时的现实情况结合，为我们开设《城市及居民区绿化》课程。他经常开夜车备课，有时甚至通宵达旦，第二天早上，双眼布满血丝却精神抖擞地为我们讲课。在传统园林的基础上使学科介入了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范畴。此后，他又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提出了传统园林、城市绿地系统和大地景物规划三个层次，为学科界定了科学发展的范畴。我们第一次结合社会实践的课程设计——幼儿园绿化设计，是汪先生亲自指导的。江南实习使我们大开眼界，印证了传统园林的基本理论与手法。而今，我这已过古稀之年的学生，回想当时汪先生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学，真是受益匪浅。师恩浩荡，在于为祖国培养人才。

二、精湛的教学质量

汪先生的教学以课堂理论教学为主，在基本理论方面为学生打下全面、扎实的基本功。他收集和制作了大量的幻灯片，当时还是6寸的玻璃片幻灯，没有幻灯片时就把参考图用反射仪展示给我们看。园林史，特别是西洋园林史，形象性教学十分重要，后来我亲自踏查法国凡尔赛宫时就不感到陌生了。他又结合现场教学，让学生以身历优秀的古代园林来体验和印证所学理论，加以草测等环节，学习印象特别深刻。无论课堂或现场教学，我认为汪先生最突出的特色在于出口成章，不仅逻辑性强，而且概括、提炼和口头表达的能力特强，笔记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他用词非常准确，观点鲜明、论据据理确凿。听他的课不仅可学习到教学内容，同时无形中也在文才、口才和教学法方面得到熏陶。我在行文和语言表达方面受到的这种教导和影响很深，并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学习和实践，也得到学生的肯定，这都受益于汪先生。

三、爱护和提携青年

汪先生上课是比较严肃的，对学生要求严格。我们都尊敬他而不怕他，因为他把学生当成自己子女一样爱护。在学习方面他严于教导，生活方面也对我们特别关心。当时班上学生人数少，现场教学有时在外面吃饭，天热了他掏钱请学生吃冰棍。每到春节都要请些不回家的学生到他家里过大年。汪师母每年为我们做江南的汤圆，米浆和黑芝麻馅都是她自己做的，吃起来滑溜溜、香喷喷。饭后还让我欣赏他家的京剧老唱片及古典西洋音乐唱片，看他珍藏的图书和聊天，一片融洽气氛。头一次我因无酒量，只喝了一匙白酒就醉了，汪先生安排三轮车把我送回学校。此后，每年如此，直到汪师母生病。这些并不是物质的回忆，而是让学生感悟的精神，是令人难忘的师恩。

20世纪60年代汪先生出差做园林史资料收集和踏查时总带着我和叶金培。调查地点、内容、要求都有明确的交待，有时边看边讲，给我们开“小灶”，并鼓励我们年轻人写论文。记得一次在湖南开会，校友吴肇钊有专题研究计成兴造“影园”之想，汪先生当即表示支持和鼓励，并提出了指导性、建设性的意见，还要我也参与讨论和提建议。对青年的学习和工作他也一贯是鼓励和提携，唯恐青年不成材。由于人事工作填表的需要，有一次组织上给我看了专家对我的论文的评价，我看到汪先生写道：“他这篇论文虽然题目叫做《北海假山浅识》，但实际上对北海的山水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作了深入的分析。”我深深感悟到恩师真情，忍不住热泪泉涌。他对青年教师微小的进步从来是鼓励的。汪菊渊先生当选为中国风景园林学科第一名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人民对他数十年坚持教学第一线工作和卓绝贡献的回应。正是由于他讲“中国园林有独特、悠久的历史”，不仅这句话我永生不忘，而且也激励我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接过他们的笔杆子，继续发扬中国风景园林的优秀传统。我指导的三名研究生曾获得三次国际大学生风景园林设计竞赛的大奖和一次亚太地区大奖，并非偶然，主要由于中国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积累了深厚的传统，也在于汪先生提倡挖掘和研究传统。因此，师恩浩荡也反映在桃李满天下，汪先生当含笑九泉矣。

汪先生立《北京清代宅园》为题，领衔和组织老、中、青教师协作调查研究，并做出成果，这对北京清代园林史中宅园的内容起到发掘、绘制图纸和文字分析的总结作用，北京林业大学林业史刊印了这个项目的研究成果。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转载了我们所制的恭王府宅园的图纸。无论寒暑，汪先生带大家对这些宅园逐一地踏查，结合现场为我们讲解原委。现在回想这些实际调查工作弥足珍贵，特别是我们青年教师从中得到培养、提高了科研的能力。这都要感谢汪先生。

汪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此文原载《中国园林》2006年第3期，此书编选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