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人之奠基作

奠基人之奠基作——赞汪菊渊院士遗著《中国古代园林史》

中国风景园林建设依据历史记载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可直至1951年才成立学科。初称造园专业，逐渐发展成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学科，汪菊渊先生是主要的奠基人。当初他与吴良镛先生策划并正式呈建议书，获批准后，由清华大学营建系和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合办造园专业。首届学生由农大园艺系选拔，最后两年到清华大学上课，毕业证书由清华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共同颁发。其后，自1952年招入的新生便在北京农业大学上课，清华教师来农大授课。1956年国家教育进行专业调整，将造园专业调整到北京林学院，改称城市及居民区绿化专业。汪先生一直在第一线坚持学科奠基工作，并与时俱进地发展学科。

我有幸作为1952级新生进入农大并作为助教随转北京林业大学至今。入学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汪先生在迎新会上对新生的讲话和以后为我们开设的中国古代园林史的课程。他带着满腔的爱国主义热忱告诉我们：中国园林具有独特、优秀的民族传统，号召学生学习、挖掘、研究和发扬光大。这对我们太重要了，我就是遵循他的教诲做的。回忆55年前，是汪先生给我们做的学科启蒙，把我们领进中国风景园林传统之门。我们那时也学习了苏联的城市及居民区绿化，可是，深入我们思想纵深的是中国风景园林。这反映出汪先生写作《中国古代园林史》的立脚点和学术态度是基于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和热爱，也反映了汪先生的研究绝不是从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的，因为我上课时已经有了油印的教材。他把中国园林史作为学科的奠基课程教给学生，使我们强烈感受到祖国在这个学科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太值得热爱了。他并没有担心过于强调传统，而只是讲去其糟粕、汲取精华，并适应时代，发扬光大。当前我们提倡自主创新、复兴中华民族的文明，社会实践证明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

基于爱国主义思想的支撑，汪先生将他毕生精力投入到中国古代园林史的研究。我案前的这两册《中国古代园林史》反映了他的志向和学识。

汪先生立志科学地总结中国古代园林史。他说中国历史发展不同于欧洲，没有文艺复兴时期，因此称为中国古代园林史，而不称为中国古典园林史。这是科学的，也是有说服力的。

同行的人都深知，有关中国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的材料分散在广阔的各类书籍中。要编写就要下汇滴水成大川的功夫，还要到图书馆、旧书店、书摊等处去淘。汪先生收集了满书柜的书，包括诗、画、游记、杂论等。把尽可能收集到的资料收集到手，是一项艰苦而又甘甜的工作，不少被汪先生从地摊上寻觅来的旧书为研究提供了大量史料。

科学的历史研究是“从史出论”。汪先生的科学态度反映在他把收集的史料原原本本地交给读者，他有他的观点，你也可以借他提供的史料别有论点。因此有些史料是很完整地摘录下来。其中有些字词现已很难理解，有些文字非常艰涩，譬如唐代山西“绛守居”园林，其中有些历史材料，我辈不下蚂蚁啃骨头的功夫是弄不懂的。至于这部园林史搜集了多少地方、多少园子、多少古籍，读者阅后自然明白。因此，这本史书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做到了尽可能地全面收集，系统整理。

诚如汪先生所言，中国古代园林史研究的另一大困难是实物多为明清时期，且清多明少，明以前的极少尚存，有的远非原状，有的有所更动，有的仅有遗址，有的连遗址都不存或位于地下深处。风景园林史是研究地面空间形象的，文字资料再全也不能代替图画。汪先生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在全国范围内或专程或利用出差机会对各类型风景园林进行了实地考察。如带我们去陕西蓝田县考察王维辋川别业的遗址，并多次到苏州、杭州、扬州和江南等城镇调查。在北京，汪先生与金承藻先生以及我们年轻教师一起，对北京清代宅园进行了考察并由他主持发表了论文。我和叶金培校友还随汪先生踏察了洛阳、开封等地的古代园林和遗址，对相应的古代文献及其遗址进行核实性的调查研究。如文献记载的园地之周长远比现状平面图上的范围大很多，通过踏察才发现其地势高下跌宕，而古代一般都在地面上丈量，测得的长度当然会变大，于是对史实就得到更深入的了解。我国古代文化造极于赵宋，宋徽宗赵佶的寿山艮岳，对研究古代造园的高峰极为重要，但如今却深埋地下；还有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文字叙述甚细却无空间图形可参考。汪先生便据文所记绘出平面的想象图及想象透视图。对于古代的绘图、绘画则尽可能收集并原原本本地展示给读者。虽然是想象图，但是根据文字记载的，可以说是“据史出想，以想做图”。读者一方面可借想象图作空间想，也可以据文另作他想成图，这样对中国古代园林史的研究就逐渐深入了。

汪先生擅于从客观事实中提炼和概括观点性的认识，并以史料印证，提纲挈领，言简意赅。他有很好的古文基础，又善于用白话表达，这无形中就减少了部分读者直读古文的困难，并从阅读史料中学习古文。从史出论的指导思想促进他尽可能客观地总结和概括。可能也有学者反对这种概括，如历代园林类型的划分等。汪先生的著作是他一家之言，研究园林史的各位学者都有各自的一家之言。对于读者而言，多家言比一家言好，好在对各家进行比较，取各家之长。

我师从汪先生学习中国古代园林史后，决心致力于中国风景园林传统理法的学习和研究。我也以此对我的学生传道授业。我曾指导朱育帆作艮岳的博士论文研究。根据当时最新的文物发掘研究成果，在汪菊渊院士的研究基础上作了艮岳造山、理水、布局和建筑设置、植物种植设计等综合的研究。我们继承汪先生想象图的研究方法，做出艮岳的山水建筑空间的想象模型。这模型已为北京建筑博物馆收藏。

身为学科奠基人的汪菊渊院士对于学科奠基之作是非常严格认真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已写出了《中国古代园林史》的油印讲义，因此他完全可以独立地进行研究和总结。但他深知奠基作之艰，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这个课题团结和带动一个团队，同心协力地完成一部巨著。这是一项博采众长、汇滴水以成川、成就大业的科学策划，有利于团结研究中国古代园林史的专家和带动、培养一批中青年。因此，由汪先生主持申请课题、制订计划和商洽分工，汪先生亲任主编并编写自殷周至秦汉部分，周维权先生负责魏晋南北朝，唐宋部分我记不清由谁负责了，朱有玠先生可能是负责明清。下面还有一些是辅助汪先生调查研究和绘制图纸的人员，有叶金培、吴肇钊和我，例如，洛阳、开封是我和叶金培在汪先生指导下参与调查研究的。园林史这个课题召开了不止一次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有一次是在张家界开会，吴肇钊向汪先生汇报了扬州计成设计和兴建的影园复建的研究报告。汪先生约我共商，对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这也促成吴君最后完成影园模型。我所经历虽然只是这本巨著编写工作中的一部分，但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常常勾起我的回忆。而今付梓的这本书对汪先生主持的这个课题成果基本未提，有些附图也未标注来自何处，也没有绘图人的姓名。再版时当考虑这些问题，使奠基之作做到尽可能的完善。

通过学习汪先生的《中国古代园林史》，深感汪先生为我们后人树立了一个榜样。首先是他坚定不移地认知中国风景园林具有悠久、独特、优秀的传统并自立于世界风景园林之林，从而把中国古代园林史作为学科的基础理论，立课题，亲自主持编写，团结其他园林史专家共同攻关。他深知其艰，克服难关的法宝就是科学的方法和正确的发展观，通过严谨地选择可靠的资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整理和研究。按照历史前后连续发展，从没有传统到相传成统。这个传统再随时代而发展，永无止境地发展下去，并不断丰富发展。即计成在《园冶》中所言“时宜得致，古式何裁”。在大量收集可靠的历史资料后，原原本本地把它交给读者。这部中国古代园林史无疑可作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专业本科的教材，也是社会研究者的良师益友。汪先生很谦逊地表示：“不一定确切，甚或有错误之处，望读者指正。”这是科学的态度。

汪先生在中国古代园林史研究方面为学科建设艰辛奠基。我们要世世代代把它持续地传承和发展下去。汪先生自当含笑九泉并向我们致意。

（此文原载《中国园林》2007年第6期，此书编选时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