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性景观的角色

3.2.3　城市公共性景观的角色

1）关于角色的产生和认知

从历史渊源上说，“角色”一词是戏剧舞台用语，其概念取自古希腊罗马剧场中的戏剧和舞台，用来表示演员在某场戏剧中扮演的那个人物所具有的特征。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后，其概念本身并没有变化，指个体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按照社会对他的期望履行一定的义务，行使一定的权利。最早察觉社会舞台与戏剧舞台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用明确的语言表达这一发现的是英国伟大的戏剧家威廉·莎士比亚。^[20]他在《皆大欢喜》中写下这样一段著名的台词:“全世界是一个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他们都有下场的时候，也有上场的时候，一个人一生中扮演着好几个角色。”^[21]在中国也早就有“人生如戏”的感悟。如今，角色的描述对象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人和社会系统，任何事物在其所在系统或整体中都在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也就是说，系统整体中的个体依据系统整体对其的期望，借助自己的特质和作用适应和满足系统环境对其的要求。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角色包含了两种主要成分——系统整体的期望和个体的行为特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首先，角色是系统整体中存在的对个体行为的期望系统，个体通过自身行为以及与其他个体的互动满足这种期望并在系统整体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其次，角色是占有一定地位的个体对自身的期望系统，是个体对其在系统整体中的目标价值；最后，角色是占有一定地位的个体外显的可观察行为，可以在实践中被认知和掌握。

系统整体由各种不同角色的个体构成，系统的多元性使得同一个体往往要同时扮演多个不同的角色，形成“角色丛”。例如，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不仅对他的老师来说是一个学生的角色，还可能是某医院的医生或护士，其他学校的老师，家庭中的丈夫、父亲、儿子，社区中的业主等等。其中，有些角色是由个体的固有特质决定或者在角色产生之初由系统整体所规定的，是先赋性的角色；有些角色的出现则出乎预料，是在实践中逐步显现出来并最终为人们所认可和赋予的。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22]和伊丽莎白·沃巴（Elisabeth Vrba）^[23]称之为“前适应”^[24]。为了解释这一概念，斯蒂芬·杰·古尔德在《圣马可教堂的拱肩与盲目乐观者范例》一文中引用一个建筑学的例子——圣马可教堂的拱肩，对“前适应”现象的产生过程进行分析。众所周知，拱肩是位于两个成直角的拱门之间类似三角形的狭长空间，在建筑结构史上影响巨大，而这一空间本身是多余的室内空间，是建筑的附带产物。但是，当我们观察圣马可教堂的六组拱肩时，发现每一组拱肩都有一个很有含义的肖像与圆顶相连，例如主圆顶下的四个拱肩空间上有四位福音书的作者，这使得拱肩在教堂建筑中成为非常有意义的结构空间，起着奇妙的作用——为福音书作者盖房子^[25]。虽然我们不能因此认为拱肩的建造是为了给福音书作者盖房子，但是这一人文功能却逐渐成为拱肩的重要作用。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处于“前适应”状态的角色被掌握规律并在之后的实践中有意识地加以运用，将会转变为先赋性角色，正如如今教堂拱肩的宗教文化角色已经在设计建造教堂时预先赋予。

另外，事物扮演的角色还可以分为活跃性角色和潜隐性角色。美国文化人类学家R.林顿1936年在《人的研究》一书中最先使用这种划分方法。林顿认为，个体作为系统整体的组成部分，虽然要扮演多种角色，但是在某一具体时刻只能扮演一种角色，这种正在扮演的角色便成为活跃性角色，而其他角色此时成为潜隐性角色暂时不表现出来。^[26]显然，这种划分方法中，活跃性角色和潜隐性角色是相对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系统环境的改变而相互转换。如果将“某个时刻”延展为“某段时期”，在这段时期中，事务所表现出来的活跃性角色可以是多种的。

目前城市公共性景观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丛中的先赋性角色，包括防止污染扩散，美化城市形象，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创造城市的文化特色，满足市民的日常休闲、游憩、社交需求等。这些角色的产生基于城市公共性景观的内在特质和城市发展的预设，业已在城市发展的实践中主动加以运用，并被证明是与城市发展的若干需要相适合、接近或一致的。在现代景观发展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这些角色已有系统深入的研究（详见第1.3.2节），大多为大家所熟悉和认可，在此就不作具体展开论述。基于十多年来城市公共性景观在我国的蓬勃发展和我国城市的发展变化，本书重点考察那些城市发展中正处于“前适应”阶段的景观角色，希望结合典型案例加以总结并掌握规律。在研究过程中，城市公共性景观在特定时期、特定环境和特定政策下，能够被观察到的活跃性角色是有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以下案例中所提及的城市公共性景观在城市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仅此而已。

2）推动商业服务业发展——商业步行街的实践

作为城市公共性景观大家庭中相对年轻的一员，现代步行街的建设源于欧洲。1922年德国埃森市针对中世纪形成的商业街空间狭小、交通混乱的状况，在林贝克大街（Limbecker Street）禁止机动车通行并于1930年建成林荫大道，其后林贝克大街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成为现代步行街的雏形。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私人小汽车爆炸式的增长，欧、美各国城市出现交通混乱、步行安全下降、环境污染、中心区衰退等城市问题，步行商业街成为复兴城市中心区的良策^[27]，世界各国掀起建设商业步行街的高潮。实践证明，商业步行街良好的物质环境、安全舒适的活动空间能够吸引大量人流，从而带动商业发展，甚至带动周边地区的全面发展^[28]，例如，丹麦哥本哈根市的步行街建成三年后，营业额上升30%。

我国大规模的步行街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其中被誉为“中华第一街”的上海南京东路的改造与建设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上海南京东路位于上海市中心商业区的核心地段，已历一百七十余年的发展史。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伴随着上海市数十年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南京路的商业服务经历了几次大的发展与改造。20世纪90年代后，以浦东开发建设为契机，上海市再次成为城市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城市建设也迅速发展。随着土地有偿制度的确立，人们对于土地经济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也逐渐深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南京东路分别在1992—1994年和1998—1999年进行了两次以促进商业繁荣为目的的大规模改造和建设。

1992—1994年上海南京东路改造的措施主要包括:在黄浦区政府的支持下，宝大祥、协大祥、上海金店、第一医药商店、南阳百货、电子商厦、长城鞋业等十家原中小规模的商店自筹资金，在原址上改建、扩建；将南侧沿街小商业、街坊内部居住建筑拆除，进行土地置换并新建大型商办建筑，如万象大厦、置地广场、伊都锦、先施公司、曼克顿广场等。但是，单纯扩大商业规模，过度追求经济效益，进行大容量的土地开发，使这次改造并没有彻底改变商业结构和购物环境，因此未能取得预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1995年以后，随着上海市其他商业街的相继再开发，南京东路经营徘徊不前，客流量连年下跌。至1998年，全年零售总额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7%，较之前几年的15%～20%有明显下降^[29]。

为了改变商市萎缩、档次降低、环境脏乱等现象，1998—1999年南京东路进行以创造良好城市公共性景观为目标，塑造独特历史文化遗产为特征的商业步行街建设。改造后的南京路步行街在调整商业功能结构的同时，提供多样化的游憩活动内容和场所，借助简洁洗练的地面铺装，美观实用的街道小品以及形式多样的绿地、广场等塑造上海国际大都市的时代形象和南京东路“以人为本”的游憩购物氛围，并形成四个不同特色的区段，包括外滩至河南路，以外滩金融贸易区为背景，形成以中高档旅游、文化、餐饮为主的区段，以“洋”为特色；河南路至浙江路，以一系列中大规模的专业、特色商店为主，功能齐全的区段，以“专”为特色；浙江路至西藏路，依托历史上形成的“四大公司”以及新建的“新世界城”、“万象国际广场”等，形成以大型百货商厦为主，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百货店最集中的区段，以“全”为特色；西藏路至黄河路（延伸至南北高架），以一系列的旅游、餐厅、文化设施，结合人民广场、人民公园等构成较强的旅游文化功能区段，以“游”为特色^[30]。南京东路步行街自1999年9月竣工以来，受到各界人士好评，客流量显著上升，沿线商店经营状况也明显好转，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31]。

比较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近期两次目标相同、措施各异、效果相反的改造实践，结合表3.3中列举的我国其他几个商业步行街项目，可以看出:单纯地扩大商业规模、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往往适得其反；只有把商业结构调整与街区的公共性景观建设相结合，以安全舒适的购物环境、便民措施、娱乐文化活动吸引大量人流，才能进一步提高市中心商业区的区位优势，激发街区活力，吸引更多投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从而推动商业服务业的大发展。

表3.3　中国若干商业步行街实践

资料来源:参考1.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商业区与步行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2.http://www.yipu.com.cn/info/street分析整理

3）房地产开发的竞争资本——香港房地产环境经营解惑

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人们每天都忙碌于高密度的建筑群、高速度的道路网和快节奏的工作中，亲近大自然、举目远眺、呼吸新鲜空气的渴望尤为突出。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作为市民工作、生活场所的房地产开发，社区内部环境的经营并没有成为香港房地产市场的一大卖点。在香港名目繁多的房地产销售宣传中，常见到的词汇是大房型、低息贷款、地铁××线直达等；在建成的房产考察中，见到的也是高密度的高层点式住宅，少量的“绿色”只能在建筑的角落、阳台的边缘、用地的边角料处发现，至于供人们日常休闲的社区中心广场则是沧海一粟。反观上海的房地产营销，除了与往常一样的房型、使用面积、交通条件、配套设施等外，“绿色空间”、“水乡情怀”、“××森林”、“××乐园”等字样不断冲击人们的眼球，成为楼市的卖点；在城市规划条例中，对于新建小区绿地率的规定更是超过了30%。这些充分反映了从政府到房地产开发商到普通市民（使用者）对于房地产内部景观环境的重视程度。

是否是由于香港“寸土寸金”，“土地严重危机”，房地产开发商不舍得将土地用于开发建筑以外的用途？事实表明，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香港，只要购买者有需求，开发商就必然有供给。何况目前香港的房地产市场正处于低迷状态，如果需要，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宣传必然在这个方面大做文章。是否香港政府不重视改善住区环境，提高市民的休闲文化生活水平？但中环地区一连串的城市公共性景观（例如皇后像广场、遮打花园、香港公园、香港动植物公园……）的保留又推翻了之前的假设，而在尖沙咀，将老火车站迁移后的大片滨海地带建成的香港文化中心及广场则又是香港政府在城市公共性景观建设方面态度的有力证明。那么，没有行政杠杆的阻挠，在市场经济杠杆的运作下，在房地产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下，香港房地产环境经营出现上述现象，原因到底何在呢？我们的目光不得不转向市民——房地产的购买者，同时也是景观环境的主要使用者。

基于以上困惑，笔者于2001年7月16日至8月25日实地考察香港城市景观的公众使用情况（表3.4），旨在了解香港市民的环境偏好，探讨景观环境对于香港房地产开发的影响和意义。由于香港房地产环境实例极少，香港现有的各类型城市公共性景观是本次考察的主体对象，包括城市广场、城市公园、海滩和郊野公园等。从规模尺度上看，各类广场、公园面积相对较小，处于被众多房地产围合的状态；海滩、郊野公园面积相对较大，形成房地产的周边环境。从可供人们活动的面积上看，广场、海滩提供大部分的空间供人使用，公园次之，郊野公园最少。从形成方式上看，广场、公园以人为设计、建造为主；海滩、郊野公园则以自然形成为主，人工修饰为辅。从景观特征上看，广场以硬质景观（铺地等）为主，海滩、郊野公园以软质景观（沙滩、植被、水体等）为主，公园介于二者之间。

表3.4　香港城市公共性景观公众使用情况调查

续表3.4

续表3.4

调查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城市公共性景观对香港市民的吸引力不同，沿海湾的地带（包括海滩、滨海广场等）是香港市民最为偏爱的，然后是郊野公园、公园和广场。众所周知，香港市区范围内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世界”，处处高楼林立，空间感受十分压抑，视线处处受阻，因此，在选择休闲场所的时候，大空间、高通透性、自然化程度高的环境深受市民喜爱。海湾无论在空间特性还是在景观特征上，都符合公众对于环境的首选，因此是最具吸引力的环境类型。地势高的郊野公园也是如此。至于市区中的公园和广场，相对于香港大都市的规模来说，在面积上都显得太小，市民处于其中，放眼望去仍是高楼，静心聆听仍是汽车声，再加上设计手法通常过于人工化，导致整个环境与日常生活的反差太小，故而对公众的吸引力小，因此去茶餐厅喝茶聊天成为都市上班族在短暂的休闲时光里的选择。

其次，不同年龄层面的市民对于城市公共性景观的要求不同。市区中面积较小的公园、街头广场等可以让老年人消磨一天的时光，小小的一个儿童游乐场可以让儿童百玩不厌，而对于中青年人来说，钟爱的是大规模的开放空间。表面上看，各类景观环境都有其相应的使用者。但是，从房地产市场的购买群体组成来讲，上班族（多为中青年人）才是购买力最强的，因此他们的环境偏好也就最能影响香港房地产的环境经营理念。

由以上分析可知，香港市民与其他都市中的市民一样，重视环境，渴望亲近大自然，只是香港独特的高密度都市建筑群，形成了香港市民独特的居住和休闲环境偏好，这直接影响香港房地产的环境经营理念。首先，对于海的偏爱，使得可以观赏到海景的房地产价格高，而且也最为畅销。反映在房地产开发上，表现为开发商对于临海地块的偏爱，以及不断提高楼宇的层数以争取部分单元可以望见海景。其次，对于大规模的自然环境的偏好，导致开发商远离市中心，致力于开发山谷地带，以期以靠近郊野公园等山林的环境优势取得销售上的佳绩，而不是以社区内部小面积的景观环境进行市场竞争。这正反映了香港的用地与城市景观特征:在少量的适建土地上集中性地建设高密度的塔楼；大量的非适建土地保留为良好的自然景观，通过巧妙的“借景”手法，成为房地产开发的竞争资本。总之，香港的案例表明，越是高密度进行建筑开发的城市，城市公共性景观对于房地产开发和营销越具重要意义，越有助于提高市场竞争力。

4）社会福利与社会公益——城市公园免费开放的趋势

城市公园是城市居民主要的生态游憩空间，是公益性的城市基础设施。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使得大多数公园也成为自食其力、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营性单位，形成“以园养园”的经营模式，与其本来应有的公共性与福利性本质相背离。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公园的免费开放，成了国内群众和舆论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提出，除属于历史文化遗产的公园可以收门票，其他公园应向免费开放的方向发展。据《人民日报》等媒体报道，自2001年起，全国许多城市，如北京、沈阳、长春、长沙、石家庄、杭州、南京等都掀起了公园免费开放热（表3.5）。

表3.5　2001年全国部分城市公园免费开放的举措

续表3.5

资料来源:李敏.关于城市公园免费开放问题的思考［EB/OL］.（2002－11－28）.http://www.garden.sh.cn/shownews.asp/newgid=171

上海市早在1994年就首次启动公园免费开放计划。1996年开始，公园免费开放被列入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当年便有24座公园免费开放，但此后由于经费、管理、维护等问题进展一度滞缓，1997年到2001年的四年多时间里，仅增加了17个免费公园^[32]。在认真吸取总结之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上海在新世纪加快了“还绿于民”的步伐，2003年上半年全市免费公园达72座^[33]，至2004年10月已有96座公园向社会免费开放，占全市公园的70%，一些收费公园（例如世纪公园、复兴公园、中山公园、上海植物园、上海动物园等）试行每月10日免费开放日制度^[34]。2005年4月1日起，为进一步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方便市民休闲、娱乐、健身，除16座古典园林、仿古园林和专类园外，上海市其余综合性公园、社区配套公园原则上全部实行免费开放，其中鲁迅公园、人民公园、长风公园、复兴公园等122座公园已经向公众免费开放，大宁灵石公园、黄兴公园、梅园公园三座公园待准备工作就绪后，适时实行免费开放^[35]。

城市公园免费开放降低了市民享受公园环境的门槛，使公园真正向市民开放，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例如，长春市公园向群众开放后，游人大增，由开放前的年游人量200万人次左右，一年间增长到250万人次，成为市民贴近自然、休闲、娱乐、健身的重要场所^[36]。节假日期间，上海市的大小公园成为附近居民健身休闲的首选场所^[37]。

表面上看，公园免费开放是一场“社会公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博弈:追求公园的公益性，公园必须免费；但公园免费开放后，经济收入就难免受影响，不断加重的管理负担容易引发入不敷出的窘境。例如2001年1月向公众免费开放的上海奉贤区古华公园于2002年1月重新实施收费，2002年初免费开放了四年多的南京乌龙潭公园重新收取门票，张家港市沙洲公园在2002年6月重新筑起铁篱笆，并缩短免费开放时间等等^[38]。实际上，作为公益物品，城市公园免费开放标志着社会文明进步，从一个侧面透析出城市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致力于向公众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公共福利和公共产品，从而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同时，不收门票并不意味着放弃市场，城市公园一般都处于闹市区，良好的区位、环境条件，加上免费开放带来的人气，使得在合理布局前提下的商业开发大有可为。例如美国佛罗里达州两大知名公园——坦帕湾花园和奥兰多海上花园，盯住公园主题性开发，不断完善公园娱乐功能，迎合不同消费者心理，取得了社会公益和经济效益的平衡。

5）城市（国家）发展的整体受益——新加坡“花园城市”的实践

1965年，新加坡建立了独立的共和国——城市国家，为了实践“花园城市”^[39]的理念并提高建设水平，在每个不同的发展时期都提出新的城市公共性景观目标。20世纪60年代提出绿化净化新加坡，大力种植行道树，并提供开放性生活空间。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力倡导“花园城市运动”（garden city campaign），制定了道路绿化规划，加强环境绿化中彩色植物的应用，强调特殊空间（灯柱、人行过街天桥、挡土墙等）的绿化，绿地中增加休闲娱乐设施，对新开发的区域植树造林，进行停车场绿化等，十年间这座繁华的都市幻变成绿荫环绕、芳草如茵的花园城。20世纪80年代提出种植果树，增设专门的休闲设施，制定长期的战略规划，实现机械化操作和计算机管理，引进更多色彩鲜艳、香气浓郁的植物种类。20世纪90年代提出建设生态平衡的公园，发展各种各样的主题公园，引进刺激性强的娱乐设施，建设连接各公园的廊道系统，加强人行道的遮荫树的种植，减少维护费用，增加机械化操作。

由于新加坡政府较早认识到城市公共性景观的重要性，进行了有计划的系统整体的“花园城市”建设，不仅带来城市生态环境和景观形象的改善，例如气温平均降低2℃，更创造了“使房地产增值”的经济效益，以及全社会精神文明素质的提高。同时，新加坡花园城市的美誉为其猛然增加了50%的游客，促进了旅游业及其联动产业的大发展^[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