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婚庆服饰文化研究[1]
李采姣
摘 要：从浙东地区婚庆服饰的传承和存在形式出发，抓住其独特的地域特色、艺术特色和文化特色加以论证和阐述，以便对浙东地区的婚庆服饰文化作出详尽的勾勒和概括。地域特色以表现技法的多样性、表现方式的创新性、表现材料的综合性见长，艺术特色以款式全、花样精、图案奇、布局巧取胜，文化特色以婚庆服饰中寓含的“和合”观念、图腾崇拜心理、祈福观念为突出，它们共同组成了浙东地区婚庆服饰波澜壮阔的婚俗文化。
关键词：浙东地区 婚庆服饰 地域特色 艺术特色 文化特色
婚庆服饰是指伴随人类的结婚仪式活动并与之休戚相关的服饰文化现象。它隶属于民俗学的范畴，是人类服饰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浙东人杰地灵，物产丰富，百姓自古以来就重视婚俗。据考察，浙东的婚俗源远流长，曾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从而形成了以象山县、奉化市、余姚市、宁海县等为代表的不同的婚俗礼仪，统称浙东婚俗。而婚庆服饰总是和婚俗紧密相连的，热闹红火，喜庆吉祥。不管简单还是复杂，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折射在服饰上和婚俗上的心意都是美好的、虔诚的、善良的。
一、浙东婚庆服饰的地域特色
（一）婚庆服饰表现技法上的多样性
这主要体现在针法上：如宁波鄞州的盘金绣、胖绣，台州地区的雕平绣、十字绣等；各种针法的巧妙运用，让简单的花卉和人物变得立体和复杂，从而达到栩栩如生的效果。
盘金绣是众多绣针法之一，条纹绣的一种。亦是平金绣的简化，作装饰绣品，起美化与调和色彩的作用。经常与打子针一起运用，组织针法。以丝绣图案为依据，将金线回旋，加于已绣或未绣的图样边缘。绣线有“双金”、“单金”之别（两根金线并在一起绣称双金绣，一根金线称单金绣），一般以双金为主，因其线条方向依样盘旋，故称盘金绣。绣制时金线头要藏好。绣时要注意轮廓线条的正确。盘双金线时，如遇有交叉的图案，可将近交叉点的金线、单线向里盘旋一圈后，回出与原来的金线再合并，按顺序进行，以减少起头、落头的手续。钉线色彩要与刺绣色彩相呼应。宁波的盘金绣手艺曾经辉煌一时，与“四大名绣”竞相争辉。唐代鉴真和尚曾居住在宁波阿育王寺，东渡日本时带去了我国的木雕、漆器、彩塑佛像及金银绣千手佛等艺术品。金银绣千手佛至今仍被日本奉为国宝。明代时，宁波绣庄集中于城内车轿街、咸塘街，专为寺庙、婚嫁及官府贵族定制。如明正德六年（1511），日本83岁的了庵桂悟到宁波，明武宗赐住持宁波育王山，并赐“金襕袈裟”，由宁波府制。[2]清代时，宁波西乡“家家织席，户户刺绣”蔚然成风。随着民间戏场的普及，金银绣被广泛应用于戏曲和佛教寺庙。胖绣、平绣和盘金包边技艺成为宁波绣的重要特色，金银绣表现题材主要以民间喜闻乐见的龙、凤、如意、麒麟、梅兰竹菊等吉祥图案为主，形式上吸收了敦煌画中藻井图案及戏剧补子图案，大胆地运用宁波刺绣盘金、盘银的传统针法，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地方风格。
雕平绣是浙江台州地区一种独创的民间绣法，采用雕镂和刺绣相结合的制作工艺来绣绘百姓喜闻乐见的葡萄、玫瑰、芍药、萱草、忍冬等纹样。雕平绣是平绣和雕绣的结合运用，也是“加法”和“减法”的综合使用，平绣属加线，有凸浮效果，是加法；雕绣雕去纹样部分的底布，属减法。正因如此，雕平绣在表现技法上就比别的针法要复杂得多。台州的雕平绣技法经过几代、几十万绣花女工近百年的创造和传承，其工艺从原来的刁、包、绕发展到抽、拉、镶、贴等200多种工针，逐步形成了“图案秀丽、花形多姿，针法活泼、绣工精细”等富有台州特色的地方风格。就拿包葡萄这一工艺来说吧。台州刺绣女工创造性地发明了一手“包葡萄”的绝招：刺绣时垫入白净的棉花，用打底纱铺垫出凸起的半球状，外包丝线，以“针洞”和“包胖”针法，使一颗颗葡萄图案圆润晶亮，视若浮雕。而抽、拉丝绣衣则是台州刺绣的另一绝活。它主要依托的针法是抽和拉，即在图案所需部位用剪刀将面料的经纬丝缕有规则地抽掉或留空，然后用绣线将抽剩的经纬组成新的结构，有的像筛孔，有的像凌花……我曾在2007年的暑假全面考察了台州地区的雕平绣技法，收藏有清末民国初期的童帽、童鞋、涎兜、腰带、背心、挂帘等民间服饰品。在这些服饰品上，台州女性采用垫绣、旋针、套针、戗针、压针等针法的交叉运用，分层刺绣，分色晕染，使每件服饰品都充满艺术气息，且富有装饰味。如我珍藏的一方台州一带的涎兜，就是一个典型的六叶涎兜。两两对称的色块，流露出女性的细腻和温柔；无拘无束的构图，让人情不自禁地忆起曾经有过的童年。涎兜上圆眼、阔嘴的金鱼，扭动着用黄、褐丝线缀成的脊背，并舒展开它那大大的尾巴，宛如在水中戏游。女性们惟妙惟肖地描绘引来了蝴蝶的“围观”。振翅欲飞的仙鹤似乎不甘寂寞，对着身旁的花朵呢喃细语。有着一条被刻意夸张了的长尾巴喜鹊，正穿梭在花海中，仿佛在传递着动人的故事。涎兜上争奇斗妍的牡丹，鲜艳欲滴的芙蓉，红白相间的石榴，让这方小小的涎兜诞生出无限的浓情蜜意。我们知道，融实用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涎兜，是孩子们“呱呱”落地或满月起就必不可少的饰品。它和穿“百家衣”、留“百岁毛”的习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有一首歌唱得好：“挑个涎兜乖又乖，石榴满树鱼满缸。送给小郎戴，长大好人才。”[3]由此可见，女性们在服饰品表现技法上的多样性，是蕴含着多种意义的。除了美观，她们更是把“大爱”绣入了各式各样的服饰品中。
（二）婚庆服饰表现方式上的创新性
头戴凤冠，脸遮红盖头，上身内穿红绢衫，外套花红袍，颈套项圈天官锁，胸挂照妖镜，肩披霞帔，再挎个子孙袋，手臂缠“定手银”，下身着红裙、红裤、红缎绣花鞋，这是一个典型的浙江传统新娘的造型。在这一身行头中，浙江女性为了突出自己的智慧和巧思，大多会提前三至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准备自己的嫁妆。因为嫁妆上的图案和布局往往能够全面衡量女性的聪慧和机智，也是女性在婆家和众亲戚面前的一次全面亮相。所以，每位女性都非常重视嫁妆的设计和刺绣。图案上既讲究呼应，也强调喜庆。在配色、选料以及安排上，都饱含有一定的寓意。如“红配黄，亮堂堂”，“红要红得鲜，绿要绿得娇，白要白得净”，“青紫不并列，黄白不随肩”，“红搭绿，一块玉”，“紫是骨头绿是筋，配上红黄色更新”，“黄马紫鞍配，红马绿鞍配”，“光有大红大绿不算好，黄能托色少不了”，“艳不俗，淡相宜”，“色多不繁，色少不散”，“草绿披粉而和，藤黄加赭而老”等，浙江女性遵循着祖宗留下的配色规律，在每一件服饰上都尽心地安排色彩。不仅考虑主色和辅色的关系，还兼顾底色。此外，在图案上的用色，亦真正地发挥出浙江女性高超的写实技巧。如绣绘牡丹图案时，花头用浅粉色，中间用粉红色，尾部用玫红色，这三种色彩的穿插运用，突显了牡丹花的娇艳与富贵，既尊重物体的客观形态，又反映了物体的人文精神。
在服饰品上绣字，也是浙东女性的一个特色。她们喜欢在领口、袖口、裤口、腰带等处绣上表达自己心声和祝福意愿的文字。在字体的选择上，篆书、隶书、楷书均可，甚至行书也被她们用在了门帘上。我收藏有一件清代末年浙东女性刺绣的儿童一字襟背心，背心的立领上就绣有“多喜、高升”四个篆字。而为了和这四个篆字相呼应，背心上各种花卉的安排非常有讲究。靠近前、后肩的周围分别绣缝着梅、兰、竹、菊四君子形象。前后、左右的底摆上则井然有序地绣缝着芙蓉、桂花、玉兰、蔷薇等洋溢着温情和幸福的吉祥花卉，让人在不知不觉间就沐浴在花的海洋中。背心正面的居中图案是石榴和牡丹的同根连体图案。一根盘曲的枝干上既长着石榴又开着牡丹，似乎是不可理喻的嫁接，却又是如此的美妙。两只长尾巴喜鹊的相互嬉戏，顷刻间就有“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之感。
浙江女性除了写实的表现方法外，还大量地运用了抽象和半抽象的元素。如对传统莲花的运用上，就不是严格地按照生长在水中的莲花来造型的，而是选取局部加以夸张和变化。我曾在宁波四明山区收集到一顶倒莲花型的帽圈，是当地妇女专门为孩子缝制的童帽。整顶帽圈的前面部分是一个倒莲花的翻版，莲叶、莲花、莲蓬的组合让人一目了然。帽圈的四周也是莲花纹和菱形纹的连续环绕。有趣的是，帽子的中间绣有“日”字的吉祥符号，其与黑色莲子的相互映衬，产生了一种具象和抽象的对比，又极大地丰富了帽圈本身的文化含量。又如妇女根据神龟化山、护佑村民的传说设计的古亭帽，也是半抽象元素运用的典范。人们模仿“龟山”上的四角凉亭的形状设计成古亭帽的四角，并在四个角上坠上了四个小球，代表了传说中的“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帽子前沿上的八个铜人的形象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意思，站在顶端的两只仙鹤则是反衬了“神龟”，有道是“龟鹤延年”。这顶饱含着多重含义的古亭帽借助形状、色彩、图案所折射出的崇拜心理是宁波人聪明智慧的巧妙体现，也是服饰史上不可多得的物品之一。
（三）婚庆服饰表现材料上的综合性
在服饰的面料上，锦缎、真丝、绡、纱甚至是棉布等，都成为浙东女性施展女红技艺的材料，并根据不同的材料搭配不同的丝线。有些甚至在婚服的局部运用了玉器、银器、金属等材料。
传统婚庆服饰的材质受到当时服装面料的影响，多为丝绸、锦缎、棉麻等。旗袍的面料多用织锦缎、素缎或库缎等丝绸织物，上面多有刺绣。受外来婚庆服饰的影响，一些新面料也运用到传统婚庆服饰中，如羊绒、加入氨纶的合成面料、高档精纺纯毛、丝绸或混纺面料、真丝绸缎或闪光的人造纤维、毛花呢等。服装上还大量运用了亮片、蕾丝、饰花、饰珠来装饰。
在传统婚庆服饰中配以大量配饰也是浙东传统婚庆服饰的一大表现。饰品以金银、玉器居多。如新娘的凤冠霞帔、发簪金翠花钿、霞帔、红盖头、项圈天官锁、红色绣花鞋等，新郎的金花、红帛等。甚至有些地方的新娘还时兴佩戴红绒花，以谐音“荣华”，象征富贵。
宁海“十里红妆”这一最具女性特色的婚嫁礼仪既是传统社会中人生重要的结婚仪式以及内房生活的直接反映，也是千百年江南社会积淀的丰厚的文化财富之一。它作为江南传统婚俗的缩影，不仅仅是展示嫁女儿、娶媳妇的个体现象，也是壮大家族、显示富有、增强社会地位的明证，还是传统婚姻明媒正娶的代名词，更是四乡八村喜庆吉祥的社会活动，具有江南地区广泛的共同特征，也呈现出浙东宁海地区鲜明的地域特色。
“十里红妆”婚俗不仅展示嫁女场面和婚庆过程，还通过婚嫁表达传统女性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的独特祈求。同时“十里红妆”婚嫁器物中的龙凤题材和雕刻绘画中的爱情图案，承载了农耕社会中非物质文化的丰富内容。特别是古老的传说形成了宁海十里红妆婚俗，新娘可以用凤冠霞帔，嫁妆雕龙刻凤，享受公主出嫁的待遇，更是封建社会婚俗中不可多得的结婚礼俗和嫁妆形式。宁海“十里红妆”婚俗不仅仅是宁海地区的婚俗概念，同时也是浙江东南沿海的宁波、绍兴、台州等地乃至江南地区千百年来承传的人生礼俗的缩影。“十里红妆”婚俗是江南婚俗传承中不可多得的遗存，至今在宁海乡镇仍传承其部分传统礼仪，红妆依然是现代婚姻仪式中的选择之一，仍旧是四乡八村老老少少喜爱的喜庆活动。
二、浙东婚庆服饰的艺术特色
（一）婚庆服饰款式全
在中国人的婚礼中，着华美织锦缎的婚庆礼服，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种定式，这是人们将对未来的美好期盼与祝愿寄托于服饰中的一种情感体现。裙褂由上身的红色龙凤鸳鸯褂和下身的红色龙凤长裙组成，意思是有头有尾，红色的织锦缎面料显得十分喜庆、隆重，流淌出喜气的东方韵味。许多民族的婚礼服饰都有着一些世代流传下来的特殊讲究。例如一般新嫁衣崇尚红色，忌讳白色；做嫁衣要在吉时由福寿双全、儿女双全的妇女裁剪，忌寡妇、不孕妇等裁剪缝制；新嫁娘的礼服忌有口袋，以免将娘家的财产及福气带走；礼服要用一块整布料裁制，忌讳用两块布缝接，取“从一而终”、“不再婚”之意。在浙东地区，小到放红鸡蛋的挂袋、杯垫、鞋垫，大到外穿的衣服，婚庆服饰应有尽有。不仅种类齐全，就连款式也不重复，充分体现了浙东女性的巧思。
（二）婚庆服饰花样精
这主要是指服饰上选取的吉祥花卉非常讲究。如花开富贵，多子多福、喜从天降、喜出望外、辈辈封侯、并蒂花开等富含吉祥寓意的图案。浙东女性非常善于运用古老的龙凤纹样，她们不是一股脑儿地照搬照抄约定俗成的样式，而是经过了“改良”。放眼中国服装史，龙和凤是中华民族服饰中最富有浪漫色彩的纹样，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感染力，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历程顽强地传承下来。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用龙凤来粉饰自己，而劳动人民却对它们寄予美好的愿望，并体现在服饰装扮上。龙凤情态既无早期神龙神凤崇拜中的凶猛之势，也没有宫廷龙凤造型的威慑与华丽，而具有浓郁的人情味、装饰味。龙形更多地保留了原始龙的短粗简洁，稚拙可爱；凤形已远离自然之鸟，神奇美丽，在造型上保留了夸张、抽象、变形、概括、异物同构等原始思维方法，并运用对比与调和、对称与均衡、变化与统一、节奏与韵律等形式美装饰规律，与服装协调搭配，既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又包含了一定的哲学与情感，体现出劳动人民的审美本质。如龙体现了刚毅、坚强、正直；凤体现了温柔、善良、美丽。浙东女性继承了劳动人民的优良品性，在龙凤纹样的运用上，一方面，纹样简洁而意象化，色彩单一，具有现代感；另一方面，纹样造型极尽繁缛之能事，色彩则更奢华，大面积的高纯度底色，如以斑斓的大红、暗红、酒红、宝石蓝、咖啡色为主，兼有明黄、金黄、翠绿、黑色和金色，形成豪华而瑰丽的风格。“龙凤呈祥”、“二龙戏珠”、“云龙凤虎”、“双凤朝阳”、“飞凤”、“团凤”等吉祥图案，是浙东女性对美好希望的憧憬，对吉祥与幸福的渴求，是人类世代相传的祝福。
（三）婚庆服饰图案奇
奇，主要是体现在构思的巧妙上。浙东女性在婚服图案的布置上，非常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她们除了按常规的设计意念来排放外，还喜欢把完整的图案加以打散放置。这一方面增加了图案的趣味性，另一方面也更加地突出了图案设计中的精华。
传统婚礼服图案多种多样，异彩纷呈，有龙凤呈祥、戏水鸳鸯等，都是中华民族传统吉祥图案，象征和和美美、团团圆圆、成双成对，或五子登科，象征早生贵子。图案本身也很有讲究，对襟是完整的对称感，且在中国文化里本身就代表合称、合美的意思。记得《红楼梦》第五十七回中薛姨妈说：“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管姻缘的有位月下老人，预先注定，暗里只用一根红线，把这两人的脚绊住，凭你两家哪怕隔着海呢，若有姻缘的，终究有机会作了夫妇。”或许是受“薛姨妈”言语的影响，浙东女性喜欢有在新婚期间穿红肚兜的习惯，那绕过脖颈的细细长长的肚兜带子就犹如红线。
据考证，肚兜在秦汉时期就大为流行，当时人称“抱腹”。汉代刘熙《释名·释衣服》中记载：“抱腹，上下有带，抱裹其腹，上无当者也。”又据清代唐训方《里语徵实》卷中载：“以布斜束胸腹间，曰‘抱肚’。唐天宝间杨贵妃私通安禄山，被爪伤乳，妃恐帝见之，乃绣胸服掩蔽，曰‘诃子’。即今之抱肚。”实际上，“抱肚”也就是“肚兜”，只是叫法不同而已。由此可见，肚兜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一直为广大妇女所青睐的贴身小衣。加上唐代第一美人杨玉环的巧思和加工，肚兜在明清之际的大为流行也是可以想象的了。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三十六回中提到的兜肚比较具有典型性：“……说着，一面就瞧他手里的针线，原来是个白绫红里的兜肚，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红莲绿叶，五色鸳鸯。”这里的莲花、鸳鸯都是一种吉祥物。
（四）婚庆服饰布局巧
巧，是一个整体的观念，包括色彩、面料、图案等综合性的把握，甚至要考虑到着装后，各种图案、色彩、面料之间的呼应关系。而这些，在浙东女性制作的婚服上都加以了体现。
婚礼服共同点大多是注重色彩，搭配上对比强烈、色彩鲜明，并加上夺目的配饰。中国人的婚礼主色是红色，男女婚服，皆应是大红色。红色在中国是幸福、吉祥、喜庆的颜色，意味着幸运、幸福、威严、生命、兴旺、爱情、热烈，是传统性的用于喜庆活动的颜色。历朝女式婚服颜色多为大红色，男式的唐宋至明也都是红色，红色婚服起源于准庶人着绛纱袍亲迎的先例。古代文献和文学作品中记述了不少古代女性在穿衣打扮上的色彩搭配技巧，如《诗·邶风·绿衣》中的“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古乐府《陌上桑》中的“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等，都是比较成功的配色范例。另外，还有玄色配玉色，桃红配鲜红，沉香配白色，大红配翠蓝，官绿配香色，油绿配酱色，天蓝配鹅黄，月白配蓝色，玫瑰配枣红，藕色配松绿，青莲配银红等多种配色方案，充分展示了古代妇女的聪明才智和审美情趣。尤其是唐代的年轻女性，喜欢运用对比强烈的大红大绿来烘托自己。如衣服用红，裙子用绿；或衣服用绿，裙子用红。传世唐画《调琴啜茗图》及《虢国夫人游春图》中，都绘有这种装扮习俗。
三、浙东婚庆服饰的文化特色
（一）浙东婚庆服饰文化中的“和合观念”
“和合观念”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极为推崇的观念之一，讲究“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所以在婚服上，就极力地突显了这一主题，如在婚服上大量地刺绣“荷花”、“如意”、“盒子”、“和合二仙”等图案，就是“和合如意”等意思的延伸。“荷”寓“和”，“盒”寓“合”。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富庶之地，尤其是南宋定都临安（杭州）后，这里人文荟萃，又得东南雄厚财富之利，遂显一时文化繁荣之景观。宋明以来，浙江人才辈出、学派林立：由南宋开启的创事功学与心学两大体系的“浙东学派”，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启蒙之先河；至明清之际，集心学之大成的王阳明哲学与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史学，建构了一种兼具主体精神与事功精神的哲学理论体系，使这里成为当时新思想、新思潮的主要启蒙地区。此外，浙江地处海隅，这里的人们具有一种乐于外向拓展、积极进取、和谐包容的文化性格。受此影响，浙东女性对和合观念的认识是全方位的。她们不仅在款式上追求宽衣博带，而且在面料上讲究舒适环保，在图案上选取带有吉祥含义的人物、动物和植物的种类加以组合和创造，以便表达自己对亲人的无限祝福和深情厚谊。这其中，“和为贵”思想和“合家欢”理念占据了和合观念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如用变异的荷花、公鸡图案以及獾、和合二仙等具有一定写实性的图案来充分表露自己的主张和想法，在中国民俗服饰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包括和谐、和睦、和善、和平、祥和、中和等含义，提倡“和为贵”、“和衷共济”、“和气生财”，追求“家和万事兴”、“政通人和”，希望人们“和睦相处”。“和为贵”三字最早见于《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4]这是说，“礼”以“和”为贵，是“和”的体现。制度化的“礼”与精神性的“和”，两者刚柔相济，不可或缺。如果事事循“礼”而不知尚“和”，便会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反之，如果处处求“和”而没有“礼”的制度保障，则会失之于流。浙江女性巧妙地把握了“和为贵”思想的精髓，通过有形的物质——服饰上的图案来解读。而在形形色色的图案中，她们对荷花图案在服饰上的应用可谓竭尽巧思：一是把荷花图案应用在孩子的背心上。浙江女性非常钟情于在孩子的背心上绣上荷花、金鱼、公鸡和蜻蜓的组合图案，往往以水上荷花、水下金鱼、荷叶上站公鸡、荷花上立蜻蜓的复杂画面来体现她们对孩子的爱意和期望。铺开而言，“荷”与“和”、“鸡”与“吉”、“鱼”与“余”等都是谐音吉祥之意。把这些物体绣在孩子的衣服上，含义自是不言而喻的。图上各种造型的荷花引来了蜻蜓的好奇探望；卷曲的、侧翻的及下垂的荷叶又是“爱出风头”的公鸡引吭高歌的“理想家园”。水下的金鱼在酣.地戏游，甩动的尾巴是它们悠然自得、无拘无束的心情写照。除了草本植物中的根和茎用赭石系列的色线来表现外，背心上其他绣绘运用了红色系和绿色系中深、浅色的相互交替来突出主题，给人的感觉是“不躁不火，温文尔雅”，和谐、和美的思想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二是把荷花图案运用在枕头中，把荷花和鸳鸯加以组合，针针突出“和为贵”的主题。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认同“家和万事兴”的道理，尤其是两个刚刚步入婚姻殿堂的男女，更应牢记这一准则。因此，在新婚的服饰中，就出现了以荷花、鸳鸯为装饰物的图案。鸳鸯，古人称之为匹鸟，其形影不相离，飞则共振翅，游则同嬉水，栖则连翼交颈而眠，如若丧偶，后者终身不再匹配。故鸳鸯成为了美满婚姻与爱情的象征。浙江女性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审美习俗，对荷花和鸳鸯进行了嫁接，突出了“和谐恩爱”的主题，成就了一幅幅动人心弦的服饰品。
和合二仙是民间百姓最为推崇的吉祥人物之一，其原型就是浙江天台山上的僧人寒山与拾得。传说唐代初年，天台山有两个孤儿，一个叫寒山，另一个叫拾得。两人从小亲密无间，情同手足。成年后，他们同时爱上一个女子。寒山为了友情，毅然舍弃爱情，悄然离开天台山；后来，拾得知道实情后，也离开天台山，到苏州找寒山。重逢时，右边的寒山用荷叶为拾得弹去身上的仆仆风尘，左边的拾得手捧一路化缘而来的食盒。这里的“荷”与“和”、“盒”与“合”音均相谐，隐喻他们的相聚有“和合”之意。从此，寒山与拾得终脱尘缘，相依相伴，成为苏州寒山寺的高僧，后双双羽化成仙，人称“和合二仙”。于是，在服饰品上刺绣和合二仙，就有“合家欢乐”、“和谐合好”、“婚姻和合”、“家人和合”等丰富含义。在我国传统的婚礼喜庆仪式上，常常挂有和合二仙的画轴。传统画面中我们能看到两个活泼可爱，长发披肩的孩童，一个手持荷花，一个手捧盒子。盒中飞出五只蝙蝠，他们相亲相爱，笑容满面，十分地惹人喜爱。人们借此来祝贺新婚夫妇白头偕老，永结同心。二仙手中所持之物——莲花取意并蒂莲，盒子象征好合，而五只蝙蝠则寓意五福临门，可以说，和合二仙这个题材所代表的就是大吉大利，和和好好。对新婚夫妇而言，要把刚成立的小家经营成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没有“和合二仙”的庇佑，是绝对不能成的。所以，绣“和合二仙”的画像，也成为浙江女性开始新生活的一个重要写照。她们在缝制“和合二仙”的画像中，竭尽自己的巧思和才情：如在针法上，运用了盘金绣、胖绣、平绣等多种针法；在选材上，挑选了棉、麻、真丝、锦缎等多种材料。不管怎样，浙江女性的愿望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希望“和合二仙”能够护佑自己的家庭和和美美，绵延千年。
此外，“獾”这一动物在浙江女性的飞针走线下，也成为具有一定灵性和神性的吉祥物。众所周知，獾为寒带动物，体形大小如狐狸，其毛皮可制作床垫。“獾”谐音“欢”，故以两只獾合绣在一起为多，寓意“合家欢”。浙江女性喜欢在床单上、挂帘上绣上獾与百合的组合图案。通常是一棵高大的百合树下，或坐或站立着两只低头耳语的獾，一大一小，显得非常亲昵。树的旁边，獾的腿下，散落着许多未名的小花或小草，整个画面，构图饱满，色彩丰富，富有立体感。百合、树干、枝条等都是用渐变色层层表现出来的，就连獾身上的皮毛也用丝线加以精细的刻画。试想，把这样的一幅充满艺术气息和温情画面的布帘挂在家中，耳濡目染下，能不让每一个家庭成员都珍惜吗？家的和睦欢乐，不也就在其中吗？有些女性还在画面上绣上“合家欢”、“欢乐多”等字样，更加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良好愿望。
（二）浙东婚庆服饰文化中的图腾崇拜心理
图腾崇拜心理起源于原始社会，一直广泛流传于民间。在走访浙东地区婚服的考察过程中，我发现图腾崇拜心理一直存在于其中。婚服上的每一个图案都代表了一种意思，且每个女性都能说出其中的寓意。如图案上红绿色彩的运用就是源于对云神的崇拜，两种颜色分别代表天上的红云和绿云。浙东人民执著地认为天上的云神掌管着平安和幸福，在衣服的门襟、转角等处绣上红云、绿云等图案，就能喻示吉祥、平安。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红色，更多地被赋予了神圣、吉祥和喜庆的寓意。旧时的节日风俗中，有“挂红”、“赏红”等活动；旧时的婚姻风俗中，则有“下马受红”、“扎红腰带”、“发红帖”、“披红”、“穿红”、“搭红”等规定。也有把订婚称作“传红”的。此外，“红担”、“红娘”、“红绿帖”等称谓也都包含着百姓对红色的信任之情。有些城市和乡村，在遇到明年是自己的本命年时，今年的除夕夜则必须要系上一条红腰带，穿上一条红短裤；大年初一，在家门口挂上一对红灯笼，点上一对红蜡烛。无怪乎清代丁佩在《绣谱·辨色》中谈到：“颜色之中极绚烂者，惟红是也。极贵重者亦惟红。万绿丛中一点红，能令诸色增丽。”我国民间认为，红色的物体都有避邪除祸的魔力。房屋上插的小红旗，病人头上缠的红布条，小孩子穿的红衣、红裤，戴的红帽、红兜兜，新郎、新娘手上系的红线以及朱砂、朱印、朱笔等等，凡是与红色有关的物体都可以充当驱邪物、镇邪物。
就婚俗而言，中国大部分地区习惯娶亲夜行，有道是“青龙头入洞房”。就如谚语所说“青龙头上入洞房，金玉满堂后代昌”，浙东地区也不例外。为什么把娶亲到家的时间放在“青龙头”上呢？原来，这是对龙崇拜而产生的民俗，以为龙凤是祥瑞之物，以龙凤为象征的一切会给人带来福祉。青龙，古称“苍龙”，是古代神话中的东方之神，《史记·天官书》称谓“东宫苍龙”，在二十八宿中主角、亢、氐、房、心、尾、箕东方七宿，因为组成一条龙象，色青，故叫“青龙”。七方七宿的头两个星座是角星与亢星，在十二宫中分布在子后寅前三宫之间，恰在凌晨拂晓前，故民间称之为“青龙头上”。龙图腾崇拜的祖先们把隶属于“青龙头上”的时辰，视为新人入洞房最理想的吉时。为此，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娶亲者必须带上外罩铅丝的红灯笼，四面贴上“吉星高照”四个大字，并带够以资夜行的红烛，以保证通过崎岖山路，不误吉时良辰。由于过去交通闭塞，夜行艰难，轿娶者务必吹吹打打，唢呐鸣奏，锣鼓交响；马娶者必带吵子、铃铛，声闻于野，使娶亲者保持清醒，鞍马稳妥，护送新人平安到达。
（三）浙东婚庆服饰文化中的祈福观念
祈福观念在浙东地区婚庆服饰文化中是体现得一目了然的。“早生贵子”、“多子多福”、“萱草宜男”等观念在婚服上的尽情绽放，实际上是传统的祈福观念在婚服上的印记。新人间佩戴护身符的做法也成为彼此间互道忠诚、白头偕老的象征。
事实上，护身符由来已久，它的原意是指道士或巫师等所画的符或念过咒的物件。早在西汉时期，我国就已出现了确切意义上的护身符——名为“刚卯”的腰间佩带物。所谓“刚卯”，就是以金、玉、犀角、象牙、桃木等材料制成，形似印章，作长方体，四周刻有避邪文字，中间穿孔，下有彩丝穗子垂下，使用时悬挂在皮带上。人们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护佑自己平平安安，逃避一生的灾难。
散落在民间的护身符不计其数，有生育护符、起居护符、婚恋护符、平安护符、行业护符、升迁护符、延寿护符、旺财护符、出行护符、灵魂护符等，五花八门。每个护符都还有自己特定的物品相对应，就连鞋子、帽子、腰带、伞、兜肚、背心、布包等，都可以成为普通百姓寄托良好愿望的避邪物品。
绣花鞋，可以说是最能体现古代妇女心灵手巧的服饰品之一，其制多为尖头、平底、圆口。据1979年甘肃嘉峪关新城魏晋墓出土的绣鞋实物来看，绣花鞋的出现，至少可推测到晋代。唐代以后，绣花鞋的流行成为趋势，尊卑均可着之。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留下的诗歌、小说中得到印证：唐李郢《张郎中宅戏赠》诗：“一声歌罢刘郎醉，脱取明金压绣鞋。”韩偓《五更》诗：“怀里不知金钿落，暗中唯觉绣鞋香。”元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一折：“绣鞋儿刚半折，柳腰儿勾一搦，羞答答不肯把头抬。”明周清源《西湖二集》卷二十七：“床左有一剔红矮几，几上盛绣鞋一双，弯弯如莲瓣。”《水浒传》第二十四回：“西门庆且不拾箸，便去那妇人绣花鞋上捏一把。”李汝珍《镜花缘》第三十二回：“门内坐着一个中年妇女，……裙下露着小小金莲，穿一双大红绣鞋，刚刚只得三寸。”由此可见，从唐代一直到清代，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一种“由鞋及人”的审美风尚。小小的绣花鞋，成了衡量女性是否聪慧的代名词。妇女们在鞋面上刺绣各式花草动物如牡丹、莲花、菊花、鸳鸯、凤凰等，委婉地向世人表达自己对生活的希冀。
在鞋面上绣花卉的风气也为近现代的妇女所继承。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手绣、手缝的绣花鞋往往是妇女们比美、比巧的物品之一。浙东女性也不例外。记得在我小时候，奶奶常戴着老花眼镜，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给我纳鞋底，绣鞋面。奶奶总喜欢在给我做成的布鞋上绣缝牡丹图案。她还习惯地称这种纹样的鞋为“富贵鞋”。至今我还保留着儿时穿过的绣花鞋，虽然旧了，脏了，但流淌在绣花鞋上的亲情会历久弥新。这既是创造，也是生活。
四、结 语
唐代白居易在《霓裳羽衣歌》中吟咏的“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诗句，恰恰就是浙江女子出嫁时穿戴凤冠霞帔的最好写照。[5]女子出嫁时可享受穿戴凤冠霞帔的殊荣，这一传统的习俗在浙东民间广泛地流传了800多年。在这800多年间，浙东婚庆服饰既受宏观方面如民俗文化的影响，在微观方面，也表现出品质的差异。而形式上，既服从于惯制，具有一定规范性，也有许多改制，具有很强的创新性。色彩鲜明华丽，款式高雅，内涵又寓意吉祥喜庆，标志性与誓言性都很强。
浙东婚庆服饰在针法、方式和材料等方面表现出的特色是浙江民俗最为闪光的组成部分，其突现出的地域特色亦是中国民俗乃至世界民俗的一个有力补充。其表现出的多样性、创新性、综合性等特征，既是对我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吸收和消化，也是中西服饰文化大融合的最好见证之一。据说浙江台州雕平绣的诞生，就和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法国仁爱会修女来椒江向天主堂孤儿传授台布、龙鳞档等刺绣工艺，用绸缎配上红绿色丝线绣成椅套、茶杯垫等供教堂内部使用有关。且不说消息是否可靠，但台州雕平绣所采取的平面和立体相结合的针法，则明显地带有西方绘画的风格。考察浙东婚庆服饰艺术的方方面面，就是为了让古老的服饰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找到新的着力点，促使其为浙江的经济腾飞、文化繁荣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对传统婚庆服饰的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了给予现代传统、民族婚庆服饰的设计有所指导和启发，为现代婚礼服提供资源，使其设计更加丰富、理性。其一，要遵循传统文化设计。一方面，目前市场上的中国传统婚礼服鱼龙混杂、参差不齐，设计上过于纷杂、零乱，缺少文化特征与内涵。另一方面，一些古装电视剧或舞台中的婚礼服也存在有许多臆断的设计成分，而没有考虑到当时朝代的服饰文化。虽然一些古装偶像剧、喜剧可以有较多的现代设计，但也要考虑到历史背景等。其他的历史剧等更应该遵照历史事实。其二，要注重发展与创新设计。中国传统婚礼服的设计亦不是一定要严格按照史实而设计，不是把古代的服饰纹丝不动搬到现代设计中，应立足现代纵观历史，挖掘传统婚礼服中之精髓。发展与变化是现代传统婚礼服的趋势，以史为鉴，加入现代设计元素与自己的创意，才能使传统婚礼服久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何晓道．红妆．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4．
［2］周汛，高春明编著．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
［3］华梅．服饰民俗学．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
［4］俞顶贤．中国各民族婚俗．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8．
［5］高洪兴，徐锦钧，张强．妇女风俗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艺术学院
【注释】
[1]*2010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G10-A23）。
[2]［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07页。
[3]李采姣：《靓点“煮”衣》，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82页。
[4]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页。
[5]谢恩炜注：《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6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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