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阿拉伯国家

中国阿拉伯关系的历史、现状和前景^[1]

◎李荣建

李荣建(1955—)，汉族，湖北襄樊人，现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所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湖北省干部基本理论与时事政治教育宣讲团教授、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中东学会会员、埃及现代文学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理事、武汉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

李荣建教授精通阿拉伯语，懂英语，熟悉阿拉伯历史、文化、政治，了解阿拉伯社会与伊斯兰教，对中国与阿拉伯关系、美国与阿拉伯关系、欧盟与阿拉伯关系、俄罗斯与阿拉伯关系、中东问题、国际文化问题等有较深入的研究，并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李荣建是我国知名阿拉伯问题专家，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

李荣建教授还是我国知名礼仪学专家，具有广博的礼仪理论知识和丰富的礼仪教学实践。他自1993年起开始在武汉大学讲授礼仪学，相继编撰、出版了《外国习俗与礼仪》、《谈判艺术品评》和《礼仪训练》、《社交礼仪》等大学礼仪学教材及教学参考书。

阿拉伯国家位于西亚、北非，地处世界战略要冲，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和丰富的资源。中国和阿拉伯的交往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把中国和与它相距遥远的阿拉伯联系在一起。公元7世纪中叶，处于盛唐时期的中国和崛起于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哈里发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经济往来趋于频繁，文化交流日渐活跃。近年来，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阿拉伯国家和中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阿拉伯国家既是中国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地，又是中国商品和技术出口的大市场。积极发展中阿新型伙伴关系，进一步巩固中阿友好合作，不仅符合中阿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经济繁荣。中国阿拉伯合作的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

一、中国与阿拉伯的历史关系

中国对阿拉伯早就有所了解。汉代时，中国把阿拉伯称作“条枝”。

古代中国和阿拉伯的交通路线，主要有“丝绸之路”和“香料之路”两条要道。丝绸之路由长安(今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敦煌，出玉门关，西越帕米尔高原，穿过中亚，取道波斯，到达伊拉克、叙利亚。大量中国蚕丝、丝织品和其他货物，通过这条陆路，运往阿拉伯各地，以及更远的西方。香料之路亦称“陶瓷之路”或“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扬州等地南航，穿过马六甲海峡，经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南端，至波斯湾或红海。大批陶瓷、丝、绢、绫、绵等货物，通过这条海路，运往阿拉伯各地及其他地方。唐代时，中国海船驶抵波斯湾。宋代时，中国海船到达也门的亚丁、东非桑给巴尔等地。阿拉伯商船也走香料之路，扬帆东行，直达中国海港。当时，“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商队络绎不绝，“香料之路”上的商船来往频繁，这两条交通大动脉将中国和阿拉伯联系在一起，便利了双方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

自公元7世纪中叶起，随着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建立和对外联络的开展，中阿关系日益密切。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阿拉伯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正式派遣使节到长安。从这一年开始，到唐贞元十四年，阿拉伯来到中国的使节，计有37次。宋代期间，阿拉伯向中国派遣使节达39次。元代，阿拉伯王朝多次遣使中国。明代，阿拉伯正式遣使中国计40余次。

关于阿拉伯向中国派遣使节的情况，《历史系列》(中译本名为《苏莱曼游记》)和《全史》等阿拉伯书籍均有记载，《旧唐书》、《册府元龟》、《明史》和《资治通鉴》等中国史书亦有记载。不过，来到中国的阿拉伯使节中，虽然大多数是由阿拉伯帝国中央政府派来的，但也有一些是由地方政府派遣的，甚至有少数“使节”是由商人冒充的，以便得到中国皇帝丰厚的赏赐。尽管如此，来华使节及阿拉伯商人等不仅转达了阿拉伯国家与中国通好的愿望，而且带来了不少奇珍异宝，如麒麟(长颈鹿)等。他们还带来了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等阿拉伯文书籍，从而将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传入中国。

自唐代以来，阿拉伯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从过去以间接交往为主逐渐转变成以直接交往为主，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经商。唐代时，来华的阿拉伯商人多聚居在中国的重要国际港口广州和首都长安。一些久居不归者及其后代便由侨居之“蕃客”变成“土生蕃客”。此外，在扬州和泉州，也住有不少阿拉伯商人。

阿拉伯商人扬帆东行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多在广州登岸，或北上扬州。他们运来香货(乳香、苏木、龙脑、龙涎香、胡椒、沉香等)、珠宝(象牙、犀角、玳瑁、珍珠、玛瑙、珊瑚、琥珀等)、药物(没药、丁香、葫芦巴等)、玻璃制品等数百种商品，运回中国的陶瓷、丝绸、茶叶、麝香等闻名遐迩的特产。中国商船则远航到阿曼、巴林、伊拉克的巴士拉和巴格达等地，与当地商人进行贸易。

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决定在巴格达建立新首都时曾说:“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果然，巴格达建立不久，就开辟了专卖丝绸、瓷器等中国商品的“中国市场”;而唐代中国最大的对外交往口岸广州，被阿拉伯著名旅行家苏莱曼形容为“阿拉伯商货荟萃之地”。此外，在长安、扬州等地，也有专门销售阿拉伯、波斯商品的市场。

中阿关系史上以友好往来为主旋律，但也有军事冲突的小插曲。公元751年，阿拉伯军队在中亚怛逻斯击败骄傲轻敌的唐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率领的唐军，俘虏唐朝军士2万余人，其中有不少造纸工匠。被俘后受到优待的中国造纸工匠，指导并帮助阿拉伯人在撒马尔罕开办了造纸厂，从而将中国的造纸技术传授给阿拉伯人，继而传入巴格达等地。再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

中国和阿拉伯帝国既有武装冲突，也有军事合作。唐朝中期，唐廷曾向阿拉伯帝国借兵。公元755年，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叛乱。756年，唐廷向阿巴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求援。曼苏尔派出由4千人组成的阿拉伯军队，协助唐朝军队收复长安和洛阳。参加镇压安史之乱的阿拉伯士兵，在平定叛乱后，一部分人带着犒赏回国，一部分人则留居中国。久居中国的阿拉伯官兵与当地人通婚，成为中国人的女婿。他们先为荡平安史之乱立下汗马功劳，后为传播阿拉伯文化作出了贡献。

炼丹术于公元前2世纪产生于中国。唐朝时炼丹术更有发展。唐代名医、炼丹家孙思邈(公元581—682年)著有《丹经》一书。这种以化学方法制成长生不死之药(药金)和追求“点铁成金”药剂的学问，通过阿拉伯商人传入阿拉伯。巴格达的智慧宫在公元9世纪时翻译过关于中国炼丹术的书籍。阿拉伯化学家贾比尔了解并受益于中国的炼丹术。阿拉伯医学家拉齐对中国的炼丹术也相当熟悉。中国炼丹术中的合理成分，是他们得以创建近代化学的知识来源之一。

公元7世纪，中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雕版印刷术约在公元8～10世纪由海陆二路传入两河流域和埃及。此后，阿拉伯人将雕版印刷术传入欧洲。

宋朝时，中国西北地区先后为辽朝(公元907—1125年)和西夏国(公元1032—1227年)的辖地，河西走廊受阻，对外交通主要依靠海路。尽管如此，阿拉伯帝国各地纷纷派使者来华，埃及法蒂玛王朝(公元909—1171年)特别积极，多次遣使中国，互通贸易。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宁波)等港口外商云集，其中阿拉伯商人最多。来华经商的阿拉伯商人和居住在中国的穆斯林兴建和重建了不少清真寺，留存至今的著名清真寺有始建于唐朝的广州怀圣寺(又名“光塔寺”)、始建于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的北京牛街礼拜寺、始建于宋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的泉州清净寺、始建于公元1275年的扬州仙鹤寺，以及建于宋末元初的杭州凤凰寺等。在此期间，中国发明的指南针传入阿拉伯。

早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已发现磁石及其吸铁作用。公元1世纪中叶，王充(公元27—约100年)在《论衡》中指出磁石的指极性。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公元1032—1096年)已知磁针略偏东，认识了地磁偏差。中国水手在公元11世纪已在航海上使用指南针。而世界上最早记载指南针用于航海业的是公元12世纪的中国学者朱彧著的《萍洲可谈》，他在书中写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指南针传入阿拉伯后，大大便利了阿拉伯人的航海事业。阿拉伯人又于公元1180年把指南针传到欧洲。

早在唐代时，阿拉伯人就使用中国硝(制造火药的原料)炼金和制造玻璃。波斯人把硝叫做“中国盐”，阿拉伯人称硝为“塞尔朱绥尼”，意为“中国雪”。因为硝的颜色白如雪，味道咸如盐。公元13世纪上半叶，中国烟火和火药制造方法传入阿拉伯。公元1258年，旭烈兀攻陷巴格达，火器随之传入阿拉伯。此后，欧洲人通过翻译阿拉伯人撰写的火药知识书《制敌燃烧火攻书》、《88种自然实验法》和与阿拉伯人交战，学会了使用火药和制造火器。

公元11世纪，中国的瓷器制造技术传到阿拉伯，公元1470年，又由阿拉伯传到意大利的威尼斯，此后欧洲才开始生产瓷器。

元代，东西海陆交通大开，中阿贸易臻于鼎盛。泉州、广州，船舶辐辏。曾于公元14世纪游历中国南方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公元1304—1377年)在其游记中说泉州“是世界最大的商港之一，也可以说是世界最大的商港。我见港里有船只百来只，小船不计其数”。广州也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有世界上最美好的市场”。这位著名旅行家曾亲眼目睹了中阿贸易的盛况，所见所述与中国史籍上的记载基本一致。

元代时，“西域亲军”中有不少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人，他们在各地定居后，与当地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族居民通婚，其后代和前述“土生蕃客”的后代以及其他一些改信伊斯兰教者相融合，至明代在中国形成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回族。

明代初期，农民出身的皇帝明太祖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登位不久，便实行有限的“勘合贸易”(朝贡贸易)和“濒海民不得私出海与外国互市”的海禁政策，撤销了市舶司，致使繁荣的中阿贸易一度萧条。

明成祖朱棣(1403—1424年在位)上台后，改变海禁政策，恢复市舶司，并派遣郑和(1371—1433年)率领庞大的船队下西洋，其主要目的在于恢复和建立中国与亚非各国的邦交，发展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关系。

郑和率领的船队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起航，到宣德11年(公元1433年)最后一次归来，前后7次下西洋。郑和船队从中国沿海出发，经过马六甲海峡，穿越印度洋，抵达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先后访问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阿拉伯半岛上的刺撒(今哈萨)、祖法尔(今佐法尔)、阿丹(今亚丁)、天方(今麦加)以及东非的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等地，从而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增进了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传统友谊。

古代中国和阿拉伯的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在中阿关系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不仅如此，作为东西方桥梁的阿拉伯人，还将中国发明的造纸术、指南针和印刷术传入西方，推动了欧洲社会发展的进程。马克思指出，在欧洲，“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2]。

公元16世纪初，葡萄牙人相继占领红海入口附近的索科特拉岛和波斯湾入口处的忽鲁谟斯(霍尔木兹)，大体上截断了阿拉伯与近东和远东的海上贸易往来。此后不久，阿拉伯世界的广大地区沦为奥斯曼帝国的属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国家终于纷纷获得独立，才得以相继恢复与中国的接触和交往。

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现状

20世纪40年代，阿拉伯国家纷纷获得独立。1955年万隆亚非会议后，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相继与新中国建交。如今，中国已与所有22个阿拉伯国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阿拉伯民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一贯互相同情，相互支持，50年代，在1956年爆发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中，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正义斗争，强烈反对外部势力侵略埃及。为了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国组织翻译出版了《和平的风》、《埃及和平战士诗选》、《阿拉伯人民的呼声》和《胜利属于阿尔及利亚》等30多部阿拉伯文学作品。同样令中国人民难以忘怀的是，1971年第26届联大会议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民主也门、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北也门和毛里塔尼亚等8个阿拉伯国家参与签署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草案。在联大表决时，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投了赞成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连续11次挫败西方反华人权提案、12次和8次分别挫败台湾当局“参与”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图谋，均得到阿拉伯世界的宝贵支持。

阿拉伯世界作为发展中国家一支重要力量，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双方领导人交往频繁，经常就国际和地区形势交换意见，并且在一些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进行协调与合作。1963年12月至1964年3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出访包括埃及在内的亚非14个国家，提出了中国政府处理同阿拉伯各国和所有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1.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2.支持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 3.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的愿望; 4.支持阿拉伯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5.主张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1970年8月，苏丹领导人尼迈里访华，受到中国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1971年3月22日，中国与科威特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4年11月，南也门国家元首鲁巴伊访华。1982年10月，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访华。1983年4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访华。1983年9月，约旦国王侯赛因访华。1984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约旦。1984年11月，中国与阿联酋建交。1989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问科威特。1990年7月，中国与沙特阿拉伯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则于1990年、1992年、1994年4月、1999年和2002年1月先后5次访华。1991年，突尼斯总统本·阿里访问中国。1991年7月，中国总理李鹏访问埃及和海湾国家。1993年，毛里塔尼亚总统塔亚访问中国。1995年，苏丹总统巴希尔访问中国。1996年6月，黎巴嫩总理哈里里访问中国。1998年2月，也门总统萨利赫访华。1999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沙特阿拉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2000年，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访问中国。2001年，巴勒斯坦国总统阿拉法特第14次访问中国。2001年4月，卡塔尔首相阿卜杜拉访问中国。2002年2月，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访问中国。2002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利比亚、突尼斯。2004年1月29日—2月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埃及进行了国事访问，6月下旬，中国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对突尼斯进行了正式访问。7月，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科威特首相萨巴赫等相继访问中国。

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在政治上彼此尊重，互相支持;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开展了富有成效的经贸合作。中国与埃及、苏丹、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科威特、黎巴嫩、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政府间成立有经济、贸易、技术混委会。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合作涉及能源、劳务、交通运输、轻纺工业等许多领域。其中，中国援建阿拉伯国家的一些重要项目，如埃及的开罗国际会议厅，苏丹的喀土穆国际会议厅、迈达尼市郊的青尼罗河大桥，索马里长达960公里的布-贝公路，以及伊拉克辛迪亚水坝等，已成为中国阿拉伯友好交往史上的标志性建筑和丰碑。中国与伊拉克、科威特、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工程承包劳务合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向也门、苏丹、突尼斯、摩洛哥、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毛里塔尼亚等阿拉伯国家派遣的医疗队，深受阿拉伯老百姓的欢迎。一些阿拉伯国家同样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资金援助。例如，自1982年至2003年底，科威特阿拉伯经济发展基金会陆续向中国提供了7.4亿美元贷款，用于32个大中型建设项目，其中24个项目已执行完毕。埃及的国民银行、阿拉伯银行和摩洛哥的外贸银行，分别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双边贸易额从1990年的16.6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152亿美元。2000年，中国从阿拉伯国家进口的原油已占中国当年原油进口量的50%以上。

近年来，中国与一些阿拉伯国家在经济、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的合作与交往呈现出跨越式发展的势头。2003年，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额达到254亿美元，同比增长43%。阿拉伯国家集团已经成为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2004年，中国和阿拉伯国家贸易总额达366亿美元。2004年7月，阿拉伯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六国财政大臣联袂访问中国，同中国签署了《经济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框架协议》，双方一致同意启动自由贸易区谈判。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学者、翻译家把数百部阿拉伯诸国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广大读者^[3]。中国一些优秀文艺作品如古典名著《红楼梦》和现代小说、诗歌也被介绍到阿拉伯世界。此外，《咖啡馆》、《征服黑暗的人》、《走向深渊》等一些精彩的阿拉伯故事片也被引进中国，受到中国广大电影观众的欢迎。中国与埃及、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签有政府文化交流协定。中国在埃及、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成功地举办了中国文化周活动。中国音乐、舞蹈、杂技等多个艺术团体在阿拉伯国家登台献艺，阿拉伯艺术家也为中国观众带来了天籁之音和优美的舞蹈。2003年10月18日—2004年1月5日，埃及政府提供外展文物最多的“走进金字塔·古埃及国宝展”相继在上海和北京成功举行。在旅游合作方面，中国已经给予埃及、摩洛哥、突尼斯等阿拉伯国家的“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目的地”地位，为中国游客去这些风光秀丽的文明古国旅游创造了条件，前往埃及等阿拉伯国家观光的中国游客络绎不绝，与日俱增。阿联酋民航班机已可以直飞上海，卡塔尔航空公司也相继开通了多哈—上海和多哈—北京的定期航班。

三、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前景展望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访问埃及时指出，当前，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建议加强双方在政治、经贸等四个方面的合作: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增进政治关系;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密切经贸往来;以相互借鉴为内容，扩大文化交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在今年4月召开的亚非会议上，胡锦涛主席提出构建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要素，即“亚非国家在政治上成为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的合作伙伴;在经济上成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在文化上成为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合作伙伴;在安全上成为平等互信、对话协作的合作伙伴”。

在政治层面，中国一贯支持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合法权益，支持“土地换和平”原则，支持中东和平进程，并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阿拉伯国家理解和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祖国的原则立场，赞成中国在人权等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阿双方继续保持经常性沟通和交流，充分利用双方合作新平台——中阿合作论坛以及2000年10月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积极发挥非官方组织的作用，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双方业已存在的良好政治关系。

在经济层面，中阿双方各有优势，互补性很强。阿拉伯世界油、气资源丰富，可以弥补中国较大的石油缺口;而中国的工业水平较高，具有技术优势和产品优势，能够为阿拉伯世界提供技术服务和大量纺织品、机电产品等。目前，中国企业进军阿拉伯市场的势头良好，与阿拉伯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前景广阔。中国要想方设法把中国的先进技术和优质产品介绍到阿拉伯世界，以便赢得先机和扩大中国产品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提高中国产品在阿拉伯市场上的份额。中国要进一步加强与阿拉伯国家在建筑、道路、水库、IT产业、油田开发等领域的合作，充分发挥其技术优势。中国要尽可能加大同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力度，力争逐渐实现贸易平衡，全面提升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水平。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鼓励双向投资，致力于制定和完善相关投资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双方愿意通过谈判和协商，适时建立“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自由贸易区”和“中国—阿拉伯自由贸易区”。此外，随着条件的成熟，中国将给予更多的阿拉伯国家“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目的地”地位。

在文化层面，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作为名扬四海的世界文明古国，中阿双方有互相借鉴的悠久历史和取长补短的丰富内容。中古时期，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和光辉灿烂的阿拉伯文明双峰并峙;在现当代，精彩纷呈的中国现代文化和多姿多彩的阿拉伯现代文化交相辉映。埃及、约旦、突尼斯、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而中国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开展社区文化活动的一些做法对阿拉伯国家亦具有参考价值。近些年来，中国与埃及、苏丹、突尼斯、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在汉语教学、留学生培养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这种互利互惠的合作将得到继续和加强。与此同时，中国一方面要研究如何提高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水平;另一方面，中国要认真考虑扩大与阿拉伯世界交流的范围，例如适当开展与摩洛哥、利比亚、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国家在教育、文化、科技、体育、卫生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中阿双方通过积极开展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把中阿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共同推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在国际事务和安全方面，22个阿拉伯国家中的21个阿拉伯国家都是联合国成员国(巴勒斯坦是联合国观察员国)，占联合国会员国总数(191)的1/10强，阿拉伯国家分别在联合国所属机构有自己的代表，阿拉伯国家还有自己的组织——阿拉伯联盟。此外，阿拉伯国家在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以及非洲联盟等地区组织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等专门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阿拉伯国家有着相同或近似的看法。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将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有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的相同愿望，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期望在互利互惠的南南合作方面取得更加富有成效的成果，谋求共同发展，这些共同点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事务中进行沟通、协调与合作奠定了基础。中阿双方既没有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现实利益冲突。双方将根据“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安全观，努力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

中国在与阿拉伯国家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的同时，要继续妥善处理好与部分阿拉伯国家存在的矛盾及纷争，如处理好与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等国的关系，从而同中东地区所有国家均保持良好的、具有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要继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与中国台湾发生政治关系。个别阿拉伯国家的政要必须停止暗中与台湾当局交往的错误做法，以免损害中国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利益和双边关系。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应当持续彼此尊重对方的政治利益和关系，积极扩大文化、科技交流和经济贸易往来，使双方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总之，中国和阿拉伯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合作的基础牢固，潜力巨大。近年来，中阿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合作呈现出跨越式发展的势头。双方将共同努力，继续增加相互理解和信任，进一步增强团结和友谊，不断开拓新的合作领域，携手创造广阔的发展前景和更加美好的未来。

【注释】

[1]本文系作者在武汉大学首届阿拉伯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7页。

[3]详见李荣建、程伟红:《中国的阿拉伯文学翻译与研究》，《中外文化交流》，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