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企业环境研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1]
◎赵锡斌
赵锡斌(1948—)，湖北鄂州人。197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并留校任教。1983年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93年赴加拿大拉瓦尔大学管理学院进行项目合作研究;2001年随团赴日本大阪大学、同志社大学、早稻田大学等大学访问与交流。现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副秘书长、湖北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等职。主要从事企业环境研究和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与政策研究工作。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以及教育部、湖北省、武汉市及企业委托课题10余项。发表论文及咨询研究报告70余篇，出版著作10余部。研究成果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及其他类奖励多项。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已越来越发挥其基础性作用。而经济全球化、竞争国际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更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环境的动态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企业而言，竞争对手、竞争范围、竞争规则、竞争形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环境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大，给企业的选择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如何认识和把握企业环境，进而在企业管理中应选择何种方法和实现途径，动态地适应或控制环境，已成为我国企业所面临的亟需解决的难题。
目前理论界和企业界对企业环境的问题上，存在着理论认识偏差，如环境不可控的观点、企业对环境变化无能为力的观点以及被动适应环境的观点等，由此也导致了企业实践活动中的误区，如政府依赖等。这些理论认识和实践行为，都会影响企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利于企业的发展，迫切需要理论与方法上的探索和创新以指导实践。
因此，用科学的发展观和认识论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深入研究企业环境理论及分析方法，研究企业与环境调适的路径，对提升企业的决策与执行能力、适应和控制环境的能力、市场竞争能力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就进一步深化企业环境研究，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问题，谈几点初步意见。
一、企业(组织)[2]环境理论研究进展
“管理既是环境的产物又是其过程。”[3]在近百年的管理理论发展过程中，关于企业环境的理论也与之相伴地产生和发展着。只是在不同的环境下，研究者的视角和研究重点不同，对环境的认识也不同。概括起来，企业环境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大体经历了封闭系统观和开放系统观两个时期以及产生、发展(理论丛林)、尝试融合三个阶段。
从20世纪初到中叶这一时期，企业所面对的环境相对还比较简单，外部环境对企业还没有太大的持续的压力，如何提高生产效率是这一时期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因此，管理学者把企业作为一个封闭的系统来进行研究，集中注意企业的内部作业或内部管理，一般不考虑外部环境的影响。无论是泰勒的科学管理、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还是巴纳德的协作系统理论、马斯洛的行为理论、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西蒙的决策理论等，他们的研究重心都在于如何提高生产效率的企业内部管理问题。但这一时期，学者们对企业环境的问题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或理论观点。我们把它划分为第一阶段，即企业环境理论的产生阶段[4]。
1911年，泰勒在其《科学管理原理》中，就提出了改善“作业环境”。这当然是指企业的内部环境问题。1916年，法约尔在《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写道:
“同类的大企业之间曾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但慢慢地也让位于友好关系，即可以通过一个共同的协议解决有关相互利益的大部分问题。这是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它已深深地改变了习俗与思想。企业的领导应特别注意这种变化。”
“社会秩序要求对企业的社会需要与资源有确切的了解，并保持二者之间的经常的平衡。”
“计划应当是相当灵活的，能顺应人们认识而适当的调整，这些调整由于环境的压力或其他某种原因而成为必要。”
“领导人的经验和机敏表现在选择所使用的惩罚办法上，即指责、警告、停职、降级或开除。应该考虑到个人情况和社会环境。”这些思想是很有前瞻性的。它隐含着内部环境以及企业管理措施与外部环境相适应的思想[5]。
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空前大危机，传统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已难以解释现实经济和企业发展的问题，环境对企业的影响已有明显的表现。可能是受这种环境变化的影响，1938年，巴纳德出版了《经理人员的职能》，虽然该著作的核心内容仍是研究企业组织内部的管理问题，研究企业组织的协作系统和正式组织中经理人员的职能和工作方法，但其中对企业环境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基本理论观点，因而是这一阶段中关于企业环境理论研究的具有奠基性意义的著作。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大段大段地摘录巴纳德在本书中的有关论述:
“正式组织不稳定或短命的根本原因来自外界力量。这些外界力量既为组织提供使用的物资，又限制了它的行动。一个组织的持续取决于在不断变动的外界环境中，物的、生物的和社会的各种物质、要素和力量的复杂性之间维持平衡。这就要求调节组织内部的各种过程。”
“概括来讲，一个组织的初始存在取决于这些要素的结合能够适应于当时的外界条件。组织的存在取决于协作系统平衡的维持。这种平衡开始时是组织内部的，是各种要素之间的比例，但最终和基本的是协作系统同其整个外界环境的平衡。”
“许多个人行为和相当部分的组织行为可以看作是对环境条件的反应。”“组织‘利益’主要关联到，或者是影响到它同参加者的关系的组织的内部平衡，或者是影响到它同一般环境(包括社会环境)的关系的外部平衡。”
“如果协作体系不能进行调节并克服环境中新的限制，它就必然会失败。这种调节过程就是管理过程。”
“组织中的主要适应过程是决策。由于决策，通过有意识的行为对环境中的物的因素、生物因素、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加以选择和特定的组合。”
“对物的环境、生物环境和社会环境在知觉精度上的差异会引起不平衡。这种不平衡造成的决策错误必然是很大的。这是限制着协作成功的一个一般因素。”
“这些由两个部分组成:(1)目的;(2)物的领域、社会领域、当时的外界事物、各种力量和各种情况。包括目的在内的所有这些构成了决策的客观环境，但这两部分在性质和起源上是根本不同的。决策的职能是调节这两部分的关系。调节的方法是，或者改变目的，或者改变环境的其余部分。”
“人们提出目的时所面对的环境，经常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各种要素: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道德的。对这些要素的识别能力的发展程度按上述的顺序由高而低。因此，对于每一项与决策有关的整个环境的各个不同要素的认知，必然是不平衡的。于是，决策的精确性也按以上的顺序由大到小。”
“如果环境的战略因素是物理的和经济的，那么对物理实事的识别就会比对经济实事的识别远为精确。换句话说，对环境的物理方面的认识较为客观，而对经济方面的认识较为主观。”[6]
虽然以上的论述散见于全书各处，但我们把它综合起来看，就可以发现作者对企业环境的内涵、环境的要素、企业与环境的关系、决策与环境的关系、环境的分析与环境识别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观点，甚至专设了一章来分析决策的环境。可以认为是初步奠定了企业环境研究的理论基础。正如巴纳德本人所说:“如果说它还有着其他价值的话，可能在于它提出了今后要进一步进行更有效的研究”，“要进行本书提出的概念框架的实验，至少要对习惯的态度作出一定程度的修正。许多人可能由于这个原因而认为本书提出的观点是不现实的，因而不耐烦地把它丢在一边。”[7]遗憾的是，企业环境理论研究在当时及后来的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因而没有取得更大的进展，或者说是“把它丢在一边”。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至今，由于环境的变化速度加快，管理环境的意识日益加强，开放系统论的提出及其被广泛地认同，使得企业环境问题得到了西方组织理论家、管理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等多方学者的关注。这一时期，对企业环境的理论研究，交替形成了两个阶段，即发展或理论丛林阶段和尝试融合阶段，我们把它作为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
第二阶段大体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在这一阶段，不同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在不同的研究层次上，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各自关注的不同核心问题作出了丰富多彩的解释，形成了众多的理论学派。如权变理论、战略选择理论、种群生态学、资源依赖学派、网络协作学派、商业生态理论等。在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决定论”(如Aldrich，1979年;Hannan＆Freeman，1989年)、“适应论”(如Burns＆Stalker，1961年;Lawrence＆Lorsch，1967年)、“战略选择论”(如Child，1972年)和“相互影响论”(如Pfeffer，J.＆Salancik，1978年)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总体来看，在这一阶段，西方学者对企业环境的理论研究可说是众派林立，出现了理论的“丛林”。他们对环境的概念、环境的要素、环境的特征、企业与环境的关系、环境分析方法等问题，分别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8]。也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和发展或深化了管理学的一些分支学科。除了古老的组织理论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外，如Lawrence＆Lorsch 1967年出版了《组织与环境:管理的分化与整合》一书，作者运用系统论和权变理论，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不同环境状态下建立高效组织的方式选择。该书的出版，标志着组织行为领域研究范示基本转变时代的产生，它将研究的基本问题由原来的什么是管理和组织的单一最好的方法，转变为研究解决“何种管理风格和组织形式最适宜于某种特定处境，或者说，焦点问题是组织与其所在环境之间的相符”[9]。因此，该书就成了权变理论的代表性著作，作者也成为权变理论的代表人物。又如，1978年，Pfeffer，J.＆Salancik出版了《组织的外部控制:资源依赖的视角》一书，是资源依赖学派的代表作。主要内容是组织环境如何影响与限制组织以及组织是如何回应外在环境的。这是组织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他除了分析组织依赖环境，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或限制外，还指出了组织可以操纵或控制环境，减少组织对环境的依赖。“管理者作为社会限制因素的适应者以及管理者作为组织环境的操纵者”[10]，从组织行为的外在控制视角来提供一种经验性的展示与范例。其他如战略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全面质量管理以及学习型组织理论等新兴的分支学科及研究领域也相应产生、发展和兴盛了起来。PEST、SWOT以及“五力模型”等环境分析工具也被广泛地运用。这是环境变化的结果，与企业环境理论的研究进展也不无关系。
第三阶段大体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至今，一些学者试图将不同学派的理论进行融合。如Ulrich和Barney(1984年)在比较分析资源依赖学派、交易成本理论和种群生态学理论的基础上，从研究层次、稀缺资源和企业生存三个角度，寻求不同理论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联系，并提出了整合三个学派的理论框架。又如，Richard L.Daft(2001年)从环境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资源依赖性特征出发，通过对组织应对环境的分析，建立了一个整合权变理论和资源依赖学派的组织与环境关系的理论框架。并在综合与比较分析资源依赖理论、组织生态理论、合作网络理论、制度理论的基础上，从组织间的关系的角度，对企业与环境的关系类型进行了整合。Hannan和Freeman(1989年)试图把种群生态学和新制度理论结合起来，讨论组织群体行为;Fligstein(1990年)综合权变理论、种群生态学和新制度理论，研究多分支机构的弥散性;等等[11]。虽然，“理论丛林”还会存在，但各种理论并不一定是不可调和的，而是可以相互补充”或相互借鉴与融合的，这应是一种发展趋势。世间万物，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似乎是一条定理。理论的发展，也当是如此。
二、对迄今企业环境理论研究之缺陷的初步评论
回顾百年来关于企业环境理论的研究，成就骄人，但笔者仍感到存在着一些缺陷。
(一)“外部环境观”导致的消极影响
迄今为止，笔者所见到的关于企业环境问题方面的相关研究论著中，都把企业环境这一概念定义为(或隐含)组织边界以外的力量或影响因素。因此，在分析企业与环境的关系时，基本上是分析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虽然有的学者也提出了“内部环境”的概念，如加雷思·琼斯(2000年)、理查德·L.达夫特(2000年)、乔治·斯蒂纳(1997年)、伊恩·沃辛顿和克里斯·布里顿(2002年)、克莱尔·克朋(2003年)等人。但要么是未对内部环境作定义，要么是把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分别定义，回避企业环境的一般定义，或者是在给企业内部环境作了界定，但在对企业环境作定义或是在分析企业与环境的关系时，又回到了外部环境概念上来[12]。这种外部环境观，会导致如下结果:一是把企业置于环境系统之外，环境成了企业的对立面，即所谓环境的“敌对性”特征。这就不利于全面认识和把握企业与环境的互动的、友好合作的关系。二是把环境作为外生变量，作为企业选择或决策的前提。这自然会产生前述的环境“不可控论”、“无能为力论”和“被动适应论”的观点，不利于企业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注重环境适应性研究，对环境控制的研究不足
既然环境是企业以外的力量，是外生的、不可控的，因此，迄今对企业环境研究的主流是如何适应环境。前述的“决定论”、“适应论”、“战略选择论”，其实暗含的前提仍然是“不可控论”。无论是“决定论”、“适应论”还是“战略选择论”，虽然分析的视角不同，但就企业与环境双方的作用或重要程度来说，环境还是被视作是第一位的，无法改变的，企业是第二位的。因此，企业与环境的关系往往被认为是单向传递或影响力的主从关系，即环境影响企业。如，持“适应论”观点的权变理论学派认为是企业要不断适应环境;持“选择论”观点的战略选择学派虽然强调了“当权者”决策的作用，但主要观点应是根据既定环境作出选择;而持“决定论”观点的种群生态学派则更认为是环境选择企业。三者的基本区别在于:在环境一定的情况下，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是完全被动地由环境决定还是可以采取措施去适应环境的问题。虽然以资源依赖学派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环境对组织产生影响，组织也会影响环境，组织可力图减少对环境的依赖并“操纵”或控制环境;但从目前来看，对企业如何改善与控制环境的问题，仍研究不足。无论是在理论文献中，还是在企业界，它尚未占主流。这又可能会进一步强化“不可控论”之类的某些观点。
(三)多为企业与环境关系的理论或实证研究，对环境本身的运动规律以及企业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机理尚缺乏研究[13]
在众派林立的研究文献中，关于企业与环境的关系的研究丰富多彩，但对环境本身的运动规律以及企业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机理或传导机制问题，却少有涉及。往往是将环境的性态作为假设前提后，进而提出对环境的应对措施，而不去研究环境本身。这虽然具有理论意义，但对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如何认识和把握企业与环境之间动态的、互动的规律性，据以作出科学的决策，看来还是远远不够的。
(四)对企业内部环境及其各要素与外部环境及其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不足
如前所述，虽然有的学者提出了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概念，但在作具体分析时，或者是转换为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分析，或者是分别对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进行分析。至于内部环境及其各要素与外部环境及其各要素之间如何进行对应性的相互关系分析，则似乎没有专门研究。虽然这种研究可能是困难的，但对于企业如何把握内外部环境中各环境要素及其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如何认识和把握关键环境要素，应该说也是一种缺陷。
(五)对环境特征的研究，还难以在实践中把握和给予应用上的指导
关于企业环境的特征问题，存在着多种的表述。早期的理论家，如迪尔(Dill，1958年)、劳伦斯和洛尔奇(Lawrence＆Lorsch，1967年)以及汤普森(Thompson，1967年)等人，注重导致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因素。而目前一般认为(Tan＆Litschert，1994年;Daft，1999年)企业外部环境的基本特征是动态性、复杂性和敌对性。明茨伯格(Mintzberg，2001年)在总结环境特性时，将市场差异性也作为一个维度纳入了视野。这些对环境特征的认识，是建立在外部环境观上的。由此，在对企业环境的划分维度上，缺乏对企业内外部环境关系以及企业与环境两者关系的一般视野。更进一步，将外部环境视为企业之外的对立面(敌对性)，也不能反映两者的相互关系特征。同时，动态性、复杂性、市场差异性，在历史上，对改变人们的静态性、简单性、同一性的观念，具有理论认识上的重要意义。但现在看来，应是一些不说自明又难以把握、分析和运用的抽象概念。
(六)关于环境分析方法问题
除自然环境外，企业环境分析方法的研究是一个较为滞后的领域，尤其是具有实践应用价值的分析方法更是如此。这种滞后的原因首先在于企业环境所包容的要素极为广泛，既有宏观层面的要素，又有中、微观层面的要素。这使全面的企业环境分析与评价十分困难。其次，不同层面的环境要素的性质、特点的差异性也大大增加了其分析的难度，将各种不同的环境要素分析的结果综合比较，获得统一的认识维度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目前，企业环境分析方法多分散在组织理论、战略管理、市场营销、财务管理、决策技术等分支领域，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方法体系。现有的环境分析方法也比较简单。其中被广泛运用的有PEST、SWOT、五力模型和环境扫描等方法。各类人士几乎均可顺口道来。但即使是对上述的简单方法，经反复揣摩仍百思不得其解。研读一些有关论著，或聆听一些报告，用此法分析环境，大体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在用PEST和SWOT方法对环境进行分析时，常常是说，这种因素很好，那种因素还存在着发展中的问题;这种因素是有利因素，那种因素暂时是不利因素。结论是:利大于弊。或者是，先设计一套指标或量表，分配一下权重，打一个分，计算一下结果:这项指标8分，是优势;那项指标2分，是劣势;或列一个矩阵，四个象限，一曰优势，二曰劣势，三曰机会，四曰威胁，每一象限中各列2条8条。于是结论又出来了:这8条是优势;那2条是劣势;这2条是机会，那8条是威胁。或许也是二八规律在起作用了。于是乎，如何发挥优势、避开劣势、抓住机遇、规避风险(威胁)的“战略决策”就此出台了。五力模型及环境扫描法也大抵如此。但笔者却对此一片茫然，不由心生疑团:一是这么复杂的问题，其结论怎么就能如此简单地被计算出来了?其科学性在哪?或是信度和效度如何?是否“复杂世界的简单规律”?二是现存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它们之间是否可能相互转化?其转化过程又如何计算?因此，笔者琢磨着，现有的环境分析方法，最大的优点可能是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思维框架，且通俗易懂、运用简单、便于推广。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问题是，环境要素的指标和分析评价的标准如何选取，如何将主观判断与客观标准有效结合，以提高环境分析的信度与效度，避免完全的主观武断?如何将企业内部环境要素的分析与外部环境要素的分析建立起直接联系?这些，在已有的研究中，似乎还未解决。
(七)关于企业环境研究的理论体系问题
如前所述，企业环境理论研究众派林立。但一是分散在各分支学科领域之中，如组织理论、战略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财务管理、决策技术等。即使从书目上看似是专门研究企业环境的著作，但细品起来，其研究内容和目的却多半不在企业环境，而是研究职能性管理，有的则更像一本企业管理学综论。在我所见的著作中，如前面提到的Lawrence＆Lorsch(1967年)所著的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Managing: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主要是通过对几个行业的实证分析，研究组织结构与环境的适应问题以及不同环境下管理组织的分化与整合问题，对环境本身并未作多少分析。而Pfeffer，Jeffrey，and Gerald R.Salancik(1978年)所著的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虽然对组织环境及其认知、改变组织的相互依赖性、环境影响的机制等问题进行了一些精辟的分析，但其目的是解决“组织的设计与管理”问题。因此，这两部名篇当属研究组织理论的著作。加拿大学者Gagnon，Savard，Carrier，Decoste(1990年，法文版)所著L'entreprise et son environment，以及英国学者克莱尔·克朋所著的《组织环境——内部组织与外部组织》(2005年，中译版)，这两部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大多数篇章是讲企业内部的职能及管理问题，如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生产(运营)、财务与会计、研发、供应与保障等管理职能问题，更多像如前所述的企业管理学综论[14]。英国学者伊恩·沃辛顿和克里斯·布里顿所著的《企业环境》(2005年，中译版)，其内容涉及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涉及宏观、中观、微观以及政府、市场、企业等多层面的环境分析，并提出了通过对外部环境因素对公司内具体活动的影响分析，突出“内外环境交接”的思想。但当他对企业环境进行具体分析时，一是把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两个概念分别加以界定，而避开了企业环境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是什么的问题。二是当具体分析内外部环境及其各环境要素时，则是彼此分割的，难以体现相互之间的联系与“交接”。或者说是分别介绍了内外部环境及其各环境要素是什么，而未分析它们之间如何相互影响。
综合以上问题，我认为，迄今为止，尚未建立起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环境理论与分析方法体系。
(八)国内关于企业环境研究的问题
我国学者对企业环境理论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但起步较晚，研究成果也较少且较零散。已有的相关文献，多始于21世纪初。如杨海滨(2000年)、席酉民(2001年)、罗珉(2001年，2003年，2004年)、陈国权(2001年)、王云兰、张金成(2003年)、黄旭、李一鸣、张梦(2004年)、谭力文、田毕飞(2005年)等人。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尚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一是以对西方理论的引进介绍为主，而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方面的研究不足;二是对企业外部环境及其对企业的影响分析居多，而将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结合起来研究企业与环境的互动作用以及企业对环境的改善与控制，存在明显的不足;三是以理论上的定性探讨居多，从实证角度，应用规范的研究方法和程序对中国现实状况进行检验的研究不足。
三、深化企业环境研究，探索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几点思考
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理论界已形成了不少共识。但如何选择切入点，则需要进一步研究。
如果说经济学也具有国别的特点，那么，管理学则更具有国别性。我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化传承的大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系统结构，客观上存在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特征。因此，从研究企业环境理论入手，借鉴西方相关理论，通过比较分析，吃透中国企业环境，吃透中国企业与环境关系的特征，在建立企业环境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可能是一种途径。
如前所述，目前在企业环境研究上，尚未建立起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与方法体系。而西方学者关于企业环境的理论研究学派林立，其基本假设前提和研究视角各不相同。如何根据中国企业环境以及企业与环境的关系的特征，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企业环境分析的理论与方法体系，既是我国企业迎接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市场竞争国际化的挑战的紧迫需要，也是管理理论界应承担的重大任务。
根据前面的初步分析，我以为还有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化研究。现着重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关于企业环境理论的研究对象问题
企业环境研究之所以未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体系，我以为主要原因是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均不是企业环境的一般理论与分析方法问题，而是特定的功能性管理问题。如组织结构设计、战略管理、营销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职能性管理。一事物与他事物之所以能各自独立存在，在于它们具有各自不同的本质特性。因此，要探索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环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必须首先研究企业环境理论的研究对象。探索企业环境研究与其他学科领域的区别与联系。我认为，企业环境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揭示企业环境及其各要素之间，以及企业与环境之间动态变化的一般规律，探索企业与环境的动态调适的理论与方法。这一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可把企业环境研究与其他学科研究领域区别开来，也可与其他学科之间建立起联系。例如，在管理学理论中，包括组织理论、战略管理、营销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都不同程度地要对环境问题进行分析。但一是这些学科研究环境，是为各自特定的功能服务的，不可能深入研究环境本身;而企业环境理论研究作为一种专门的研究领域，是作为企业管理一般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的，它适用于各功能性管理，是企业管理中更宏观、更基础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二是这些学科研究环境，是作为管理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或一个方面，而企业环境理论研究，是贯穿于管理的全过程和全方位的。三是目前这些学科研究环境，特别是把企业的外部环境，作为企业管理的外生变量;而企业环境理论研究，是把企业环境(包括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作为企业管理的内生变量来研究，着重研究企业环境动态变化的一般规律以及企业与环境的动态调适方法。它是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关于企业环境的一般定义问题
对概念的争论常被认为是很无聊的事情。但科学研究往往又必须从概念开始。没有清晰的概念，就难以进行科学、系统地分析，也就不可能建立起理论体系。目前，虽然对企业环境概念的认识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即指组织边界以外的力量或因素。但如果把企业环境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那么，这种被广泛认可的定义就将被颠覆。如果把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作为两个概念分别定义，那么，作为企业环境这个一般的概念是否就不存在呢?如果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两个概念并存，最核心的概念又是哪个?而没有最核心的概念，又如何将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纳入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或者，干脆把企业内部环境这个概念枪毙掉!但企业内部环境是否就不存在呢?有外而无内，又如何作对应性的分析研究?
看来，我们还是得自寻烦恼了，研究一下企业环境的一般概念的定义问题。在此一般概念下，再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两个子概念。可以考虑，在现有企业环境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或综合为:所谓企业环境，是指一些相互依存、互相制约、不断变化的各种因素组成的一个系统，是影响企业管理决策、经营行为和经营绩效的现实各因素的集合。这一定义，既不是专指企业的外部环境，也不专指企业的内部环境，而是指一个环境系统，具有一般性;既反映了企业环境的内容、作用，也反映了企业环境的一般性特征。
(三)关于中外企业环境以及企业与环境关系的基本特征比较研究[15]
这是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的基本前提。或者说，不深入研究和把握中国企业环境以及企业与环境关系的特点，只谈西方，不看东方，只学外国，不懂中国，就不可能建立起适合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我国改革开放，如果从1978年算起，至今已30个年头了。为什么在这种大变革的丰富的实践中，我国的经济理论、管理理论发展滞后，以至有人戏言:中国无经济理论!中国无管理理论!我想，其中原因之一是，在学习西方的理论与方法的同时，缺乏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中国的环境，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言必希腊”，完全照搬过来，结果总是尾随其后，还“水土不服”，使一些“理想化”的、“新潮”的理论与方法，成了过眼烟云，昙花一现。
因此，我们提出企业环境的“非均衡性”的一般特征和非完全市场机制传导的中国特征，并以此为指导，研究企业环境理论和分析方法，力求使理论能反映中国实际，指导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
(四)关于企业与环境的动态分析[16]与调适方法问题
在企业面临环境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压力的情况下，企业管理者必须作出选择:要么调整企业内部环境，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要么采取措施，影响或控制环境，使环境朝着有利于企业的方向发展。事实上，面对相同的环境，不同企业往往采取了极不相同的决策，其结果是:可能都成功;也可能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对这一现象可能的解释是:一是各企业的内部环境不同;二是各企业对企业所处环境状态的认识不同，从而在选择调适的重点、调适的方向以及调适的措施上有不同的把握。结果是，有的企业通过调适，使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之间达到了相对均衡的状态，而有的企业则可能使原本存在的非均衡状态更加恶化。这表明，“开展调适是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17]，也是管理的核心问题。企业管理，实际上是对企业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之间进行不断调适的过程。借用前述巴纳德的话说，“如果协作体系不能进行调节并克服环境中新的限制，它就必然会失败。这种调节过程就是管理过程”[18]。企业必须不断地与环境进行物资、能量、信息交换，从而使系统得以维持。企业也正是这样一个控制系统，大到企业的战略与规划管理，小到企业日常的经营决策，莫不是在企业目标与环境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中的一种调适。
企业与环境之间的调适，大体可分为“适应性调适”和“控制性调适”两类。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前者是指企业对那些暂时不可控的环境，只能根据适者生存的法则或权变理论，使企业适应环境;后者是指企业通过调整企业内部环境变量或行为目标，突破现有环境的限制，影响、改善或控制企业内外部环境，使环境的变动沿着有利于企业目标的方向发展。与此相应，管理者必须既“作为社会限制因素的适应者”，同时也“作为组织环境的操纵者”。
针对上述我国目前存在的对企业与环境关系的理论认识偏差和实践行为误区，以及理论研究上尚存的不足，我们要着重就控制性调适或企业对环境的改善与控制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应该说，在外部环境一定的情况下，企业通过内部调整以适应环境，这是调适的基础和前提。但企业也并非总是被动地去适应环境。如果将企业与环境看成是博弈的双方，那么，企业不可能总是输家，而是可以通过各种调适措施实现:一是使动态的、不确定性的环境转化为有利于企业目标的相对稳定的、确定性的环境;二是影响、改变现有环境变量，或创造新的环境，使环境适应于企业。这就是所谓的环境控制。因此，企业与环境的关系，犹似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是改变人的行为以适应自然，或者是改变自然以适应人。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在国内外大量的企业管理的实践中，有非常足够的证据表明，企业可以改变、控制或“操纵”组织运作的环境。有相当多的环境变化是企业行为的直接结果。甚至“有时候一个管理者的行为就会引起整个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19]。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古人教导的。虽然企业环境研究是来源于实践，是我国企业管理实践的需要，但企图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环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从而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并能指导实践，说时容易做时难!它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研究。我们在这里所作的一些初步探讨，权当是引玉之砖，诚望同仁不吝赐教。
【注释】
[1]本文系作者于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在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管理学发展及其方法论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大会主题报告。
[2]为了与相关文献衔接，这里我们在“企业”后面加了“(组织)”。下文我们一般将使用企业环境。有的地方为了忠于原作，也用“组织”。出于研究的目的和内涵，我们视企业和组织为同一概念。
[3]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6页。
[4]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组织环境理论是从20世纪60年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即使是专门讨论组织环境理论演变的相关文献，也基本是以该时期作为起点。我们作如此划分(包括“两个时期”和“三个阶段”)，一是尊重历史实事，二是建立起管理理论与环境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5]法约尔:《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44、54、27页。
[6]巴纳德:《经理人员的职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7、157、29、224、153、163页。
[7]巴纳德:《经理人员的职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8～229页。
[8]我国学者对上述学派的理论已有不少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9]Paul R.Lawrence and Jay W.Lorsch，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managing:differentiation and integration，p1，Boston，Mass:HarvardBusiness School Press，1967.
[10]Pfeffer，Jeffrey，and Gerald R.Salancik，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p1，NewYork:Harper﹠Row，1978.
[11]参见费显政博士学位论文《企业与环境互动关系研究》，2005年，第51～52页。
[12]由于我们对此已作过初步分析与评价，不再复述。参见赵锡斌《企业环境研究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13]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已作过初步分析与评价，不再复述。参见赵锡斌、鄢勇《企业与环境互动作用机理探析》，《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4期。
[14]Gagnon，Savard，Carrier，Decoste:L'entreprise et son environment，gaetan morin editeur，1990;克莱尔·克朋:《组织环境——内部组织与外部组织》，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
[15]关于企业环境的特征问题，我们已尝试作过一些探讨，这里不再复述。参见赵锡斌、费显政《非均衡性分析:企业环境研究的新视角》，《经济与管理研究》，2004年第4期。
[16]对企业环境的分析与评价方法问题，鄢勇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企业环境评价研究》(2004年)中，已作了一些初步探讨，反映了我们的一些研究思路，这里不再复述，而只着重探讨企业与环境的调适问题。
[17]奥利弗·E.威廉森:《治理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18]巴纳德:《经理人员的职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19]加雷思·琼斯:《当代管理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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