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的真实性与其结构-表面二重属性

三、材料的真实性与其结构-表面二重属性

如果说一种材料必须真实地表现自己，那么它又如何才能坚持这样的真实性呢？

对应于材料的两种属性（见本章第一节），则有两种意义上的“模仿”。一是通过加工工艺在材料表面（材质）上的模仿，二是（通常违背材料的力学性能）通过构造与结构在建筑形式上做出的模仿。相对应的，则是在这两种意义上来表达材料的真实性：一是注重材料表面的处理；二是注重材料的力学性能。当然后者还牵涉到建造方式上的隐匿与显现，或说真实与虚假。

1．表面的处理

就人的感官知觉来说，对于材料的认识首先是对于它的表面材质的认识，它的色彩、纹理、粗糙程度，以及对光线的吸收和反射的强弱程度，等等。在这一意义上来进行材料之间的模仿也是最为古老最为持久，即便被公认为坚持材料真实性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路易斯·康，在他的埃克塞特图书馆（Phillips Exeter Library,1965—1972）中，也使用了独特的工艺，来把混凝土做得跟大理石一般（图1-7）。如果说，在一些现代建筑师那里，这些对于材料的“不真实”的使用只是为了追求一种独特的效果的话，那么，在两千年前的维特鲁威看来，它却有着更为丰富的含义。

图1-7　埃克塞特图书馆楼梯厅

维特鲁威认为达成不同材料之间相似性的手工艺（craftsmanship），正是探求并发现不同材料之间隐匿的一致性，并且重复以往成功经验的一种手段。它也是一种内在精神的表达与手工艺（人）的自我炫耀，“手工艺人为自己对材料表面效果的成功操弄和表演而感到骄傲，而这种操弄也是材料图像学（iconography of materials）的基础所在”⁽²²⁾。因为，“这种操弄导致了图像化的应用”⁽²³⁾。

如果说以上无一例外是对于工艺的强调，也是由工艺而来的对材料模仿的可能性，森佩尔则是从象征性的角度来论述了这种“不真实”做法的合理性。以凯旋门为例，最初它以木构支架做成，用途是陈设战利品。到了后来则改用大理石来做，供军队得胜凯旋时入城之用。即使它隐匿了凯旋门的最初用途，它还是向人们提示了这一建筑类型的来源。因此，虽然这种建筑的细部并没有反映石材（以及后来的混凝土等）的特征，但是，这一现象却强化了它的象征性含义和功能。这样，“这一以大理石饰面来模仿木构的做法就与隐匿或是欺骗根本无关，而是揭示了作为艺术品的建筑物的内在真实性”⁽²⁴⁾。

2．建造方式

森佩尔的以上论述不仅是关于建筑的象征性，而且事实上已经涉及了建造方式的问题。因为这一大理石的建筑（凯旋门）并非真的完全用大理石砌筑而成，而是用大理石来贴面，内里则可以是别的石材或者是混凝土等其他材料。如果我们仅仅看它的表面的话，这一大理石饰面本身是真实的，因为它并没有去模仿别的材料。但是，假如我们去深入了解它的建造和用材方式，则由于表面所见与内在材料并不一致，它又显然缺乏材料的真实性。

这一意义上的材料真实性，说的其实是在建筑构件（比如说墙）的深度方向上材料的一致性。

19世纪的英国建筑师G.E.斯特雷特曾经以两种方式——实体建造（monolithic style）和层叠建造（incrusted style）——来描述威尼斯的建筑，前者在墙体的深度方向上用材单一，后者则用多重材料来组成复合墙体，而斯特雷特把前者与建筑的真实性联系在一起。这一概念后来被美国建筑师爱德华·福特所发展，在他颇富影响的《现代建筑细部》中用来论述现代建筑的细部和建造方式。福特指出，在现代主义时期，源于一种对“真实”和“透明”的追求，实体建造成为理想的建造方式——虽然事实上从结构、设备、使用等诸多方面来看，层叠建造都更为合适。

这种建造意义上的材料真实性，其核心要求在于，那些真正起结构作用的材料不能被饰面所遮蔽，也要求视觉能够穿透构件而在深度方向上感知到它的真正组成。这已经涉及材料真实性的第三种含义——忠实体现材料的力学性能与结构关系。

3．力学性能

如果说对于材料表面属性的模仿或真实表达可以凭借眼睛等知觉器官来判断的话，那么，对于材料的力学性能或结构属性的真实性的判断则显然需要凭借一些经验和知识。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不论是否从木构建筑模仿而来，希腊神庙无论在材料的结构性能的利用上，还是在结构体系的合理性上，都不能与同为石构建筑的哥特建筑相提并论。这或许也是在19世纪的结构理性主义思潮中，哥特建筑备受青睐的原因。

而虽然维特鲁威把石构对于木构的模仿看作人类的创造性的表现，因为他们在不同材料之间发现了一种隐藏的或是潜在的共通性。然而，在材料科学的进步面前，这一看法变得越发难以接受了。相反，结构理性主义的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它以材料理性突破了文艺复兴的绝对比例，去除了巴洛克的夸张形式，也奠定了现代主义建筑的材料观的思想基础，并成为材料的真实性含义中最为重要和最有价值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