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饰内涵由技术到象征的转向

二、面饰内涵由技术到象征的转向

比较森佩尔1851年《建筑艺术四要素》和他1860年的《技术与建构艺术中的风格问题》中对于面饰的论述，可以发现其间存在一个很明显的由技术到象征的转向。

希腊语中的“宇宙”（kosmos,cosmos，英语cosmetic[化妆品]的希腊词源）一词兼有双重含义：（宇宙）秩序和装饰。森佩尔由此认为古希腊人的装饰（adornment）是为形式赋予的一种装饰性秩序（decorative order,Gesetzlichkeit），在这种考察中，他的“面饰”（Bekleidung）与“面具”（mask）这两个概念具有了几乎等同的功能与意义，面饰的象征性层面通过双重遮蔽（masking of the mask）而得以显现，即一方面面饰在实际的物质性层面上遮蔽了建筑的材料构成，另一方面又通过艺术形式来掩饰（camouflage）了建筑的实际功用而表达出它的另一个角色⁽⁴⁴⁾。如果说这种认识与19世纪中期以普金、拉斯金、勒-迪克为代表的一种强调忠实于材料的倾向差异颇多的话，它却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德国自18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

显然，森佩尔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转向，与之前相比，他此时更为注重和强调建筑形式以及其他艺术的象征意义。关于面饰的论述，由四要素时期相对纯粹的空间属性，而至在《技术与建构艺术中的风格问题》中表现为对于面饰之社会属性的强调，这也是在与语言学的类比中来加以论述的。此时，建筑不再源起于一个原始棚屋，而后再渐渐地生出许多附加的装饰——而这些面饰永远处于一个从属的地位并要反映内部的结构；相反，建筑的起源在于用编织物来定义出社会性（而不仅仅是物理性）空间，而这种编织物并非被“放置于空间之中来定义一种特定的内部性（interiority）”，它们也并非是“在广阔的大地上围合起一小片空间以供居住”，相反，“其自身生产的过程便是空间生成的过程，并且也正是这种织物的生产过程形成了居住概念的本身”⁽⁴⁵⁾。“这种装饰性的织物形成了有关家庭的概念——而这个家庭也正是它的使用者。这正如一个群体使用同一种语言，而这个群体之所以形成其本身便是被这种语言所界定。”空间、居所、社会的形成与装饰和饰面无法分离，所谓的内部不是由一个连续的墙体来定义，而是源自那“表面上常常并不连续的起伏、扭曲和转折”⁽⁴⁶⁾。因此，面饰是第一位的，而结构则是从属性的。这种对于面饰与结构之地位的转换，凸显了森佩尔对于空间的社会学关注和人类学层面的考察与思考。

研究19世纪德语区建筑理论的美国学者马尔格雷夫便认为，在此期间，森佩尔经历了一个重要的认识与方法上的转变。

森佩尔一直都非常关注生物学领域的研究进展，他与查尔斯·达尔文几乎是同时代人，至1869年写作《论建筑的风格》的时候，他对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已经有了全面的把握，知道达尔文其实反对把他的生物进化论的思想由自然科学领域简单地移植到艺术研究领域中来⁽⁴⁷⁾。因此，如果说森佩尔的理论思考在50年代初的时候更多的还是基于乔治·居维叶的比较研究法，并且比较倾向于实质上的进化论观点的话，在他写作《技术与建构艺术中的风格问题》的时候对于自然科学的参照则要少得多，而到1869年在苏黎世高工（ETH）作关于建筑风格的演讲时（后以《论建筑风格》为名出版），则是完全拒绝了把这种生物学领域的进化观和选择观挪用到艺术领域的可能性。在《技术与建构艺术中的风格问题》一书中，虽然其论述仍旧基于早前在建筑四要素中对于建筑四种基本动机的分类，但是更应该注意到的是在这一著作中所显现的与语言学的比拟（analogy），并且他的论述焦点也由历史考察转向了象征阐释（symbolic interpretation），论述方法则由先前的比较法（comparative methodology）转向后来的解释分类学（interpretative taxonomy）。在对那种机械进化论的摒弃中，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追求一种最为原初的建筑原型，而认为“一种没有任何先前参照的纯新的形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排除了所有的意义”。在他看来，“旧有的动机可以变革和相互结合，从而被注入新的意义或是使原有意义重新焕发活力”⁽⁴⁸⁾。

促成这种转化的另一个可能来源，则是德国19世纪另一位重要的建筑理论家博迪舍。

博迪舍与森佩尔在哥廷根大学共同师从米勒，并于1844年至1852年间陆续出版了三卷本的《希腊人的建构》　（Die Tektonik der Hellenen），其中提出了著名的“核心形式”（core-form,Kernform）和“艺术形式”（artform,Kunstform）。“核心形式”意指建筑元素或构件的材料和力学功用，比如柱子的支撑功能；而“艺术形式”则要使这种内在的静力学功用在外部得到表现。森佩尔1852年读到博迪舍的这部著作，并且把这种分析框架借用到他的面饰理论上来，发展出他自己的“结构-技术”与“结构-象征”的双重意向，且由早前对于“结构-技术”的侧重转向后期对于“结构-象征”的更多关注。

森佩尔和博迪舍的相关论述，事实上构建了西方19世纪有关建造和材料表现的基本理论框架⁽⁴⁹⁾。两位理论家都特别关注超越技术含义的艺术和象征层面，只是他们所采取的路径各有不同，森佩尔强调一种艺术的（artistic）和实用意义上的（utilitarian）动机，而不断变化的材料和结构体系便正是在这种动机中，与装饰物的再现性用法结合为一体；博迪舍则是强调了建筑的外在形式要能够反映内部的结构与材料，并且这种再现应该在视觉上得到清晰的表达。因此，两位都把建筑物的象征性置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⁵⁰⁾。而从森佩尔的认识方法以及关注焦点的转变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19世纪人类学研究的进展对他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