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

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_社会学

第三节　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

一、对中国人社会网络的理论探讨

华人社会关于中国人的关系网络的理论研究比较多，这里择其要者加以介绍。

(一)儒家的社会关系学说

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蕴含着迥异于西方的、丰富的人际关系理论，它是古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主要指导原则和规范。儒家人际关系网理论是以“仁爱”为核心，以“礼”为整合手段，以“宗亲关系”为出发点，以整体主义为处理人己、群我关系的基本原则等较为完整的人际关系思想体系。“仁”即“爱人”，就是在社会交往中要真诚待人、和睦互助。为了达到这一点，要坚持“孝”、“悌”、“忠”、“信”、“礼”、“义”等行为规范。

(二)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

费孝通早在20世纪40年代便对中国关系网络的差序格局特性进行了论述。他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西方是个体主义的社会，其中的个人像一根根木柴，他们的社会组织将他们绑在一起，成为一捆捆的木柴。而中国是以“己”为中心的社会，社会结构就像一块石头扔到水里，引起一圈圈的波纹，波纹的中心是自己，他的社会关系随着波纹向外辐射，并且一点一点地减弱。这种结构就是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34]这个网络就像是一张蜘蛛网，个人居于网的核心。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差序格局好像是一种在水面波纹上的“平面”等级结构。阎云翔对差序格局理论进行了推广。他认为，费孝通本人可能低估了自己提出来的差序格局理论的重大意义。^[35]差序格局更应该是一个立体的结构，不但包括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也包含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而多数学者只看到了“差”，忽略了“序”，这是有关差序格局理论的学术话语的一个误区。中国的文化具有差序格局的特性，差序格局的维系有赖于尊卑上下的等级差异的不断再生产，而这种再生产是通过伦理规范、资源配置、奖惩机制以及社会流动等社会文化机制实现的。差序格局否认人格平等的可能性，不承认权利义务之间的平衡，最终导致了差序人格的产生，并对中国文化有决定性的影响。

(三)何友晖的“方法论的关系论”

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对于了解华人的社会行为都有很大帮助。而在心理学界，何友晖则倡导“关系趋向”，他提出的“方法论的关系主义”(methodoloical relationalism)为华人社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概念架构。关系取向(relational orientation)是何友晖最先提出来的概念。他认为，在中国文化里，自我并不是一个个的自我，它对自己的存在、独特性、方向感、目标和意愿均没有很强的自觉。自我与非自我间的界限不清，人我的疆界不明。中国人的自我可称为“关系性自我”。它对其他人的存在具有高度的觉察能力。基于这样的观点，何友晖提出了“方法论的关系主义”的重要概念。^[36]“方法论的关系主义”指出，社会现象的事实和原则不可以化约到关于个人的知识之上。它们从由许多个人所形成的关系、群体和机构之中滋生出来，并独立于个人特征之外。关于个人的任何事实都必须放在社会脉络中来加以了解。何友晖认为，在作关系分析时，理论家在试图解释个体的行为时，必须先考虑文化如何界定关系。依照关系取向的立场，所有的社会行为都是在关系脉络(relational context)中发生的，因此，其分析单位并不是个体，而是“不同关系中的个体”(individual-in-relations)。

(四)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研究

1980年代，黄光国首先以西方社会心理学中的社会交换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为基础，用“实在论”(realism)的方法，建构出“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型。接着，又以该理论模型为基础，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分析儒家思想的内在结构。^[37]他的理论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庶人伦理

黄光国指出，对于人际关系的伦理安排，儒家所主张的仁道，可以再区分为“庶人伦理”和“士之伦理”。儒家主张:个人和任何其他人交往时，都应当从“亲疏”和“尊卑”两个认知向度(cognitive dimensions)来衡量彼此之间的角色关系。“亲其所当亲”，是“仁”，“尊其所当尊”，是“义”;依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所作出的差序性反应，则是“礼”。他在作决策的时候，则必须根据“亲亲原则”来分配资源。

2.五伦与“尊尊法则”

儒家认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社会中五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儒家称为“五伦”。五伦中每一对角色关系的互动都应当建立在“仁”的基础之上，但是他们之间应当强调的价值理念也有所差异，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值得强调的是，在儒家的观念里，这五种角色关系中，除掉“朋友”一伦外，其他四伦都蕴涵有“上—下”、“尊—卑”的纵向差序关系。

3.华人社会中的冲突化解模式

以“需求法则”、“人情法则”和“公平法则”分别与属于“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的人进行互动，这可以使个人维持“社会心理恒定”。然而，当个人所追求的目标和他人的目标互相抵触时，他也可能和别人发生冲突。如何化解冲突?黄光国将人际关系分为三种:纵向内团体、横向内团体以及横向外团体，然后依照个人在面临涉及上述三种人际关系的冲突事件时，他主要考虑的因素是“维护和谐关系”，或是“达成个人目标”，他为达到目标可能采取的“协调”(coordination)方式，以及他最可能采取的“优势反应”(dominant response)。黄光国据此将华人社会中的冲突化解模式进一步区分为12种，如表9-2所示。^[38]

表9-2　　　　　　华人社会中的冲突化解模式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纵向关系中，当下级和上级发生冲突时，为了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下级必须替上级“顾面子”，最可能采取的优势反应是“忍让”。如果他想和对方进行协调，他往往会采取“迂回沟通”(indirect communication)。如果他想追求个人目标的达成，则往往会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

在横向的人际关系中，个人一般根据对方是“内团体”还是“外团体”的人来确定冲突化解模式。倘若他将对方界定为“内团体”，在发生冲突时，他们比较可能采取“直接沟通”的协调方式。为了保持彼此关系的和谐，双方都必须要“给对方面子”。倘若双方中有一人不顾对方感受坚持要达成其目标，他们可能陷入长期的“明争暗斗”之中。相反，倘若双方都坚持要达成其目标，他们便可能将对方界定为“外团体”而爆发明显的“抗争”(confrontation)。此时，他们会不顾彼此人际关系的和谐，而要和对方“争面子”。为了消除双方的冲突，在进行协调时，往往必须由第三者来进行调解(mediation)。冲突后的优势反应则为双方关系的“断裂”(severance)。在纵向内团体中，当居高位者不顾弱势者的感受，而一再坚持要达成其目标时，弱势者也可能采取反抗行动，爆发严重的抗争，甚至导致关系的“断裂”。

(五)翟学伟的“关系模式说”

翟学伟认为，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解释中国人际关系的复杂性方面是无能为力的。他认为，真实的中国人际关系是由“缘”、“情”和“伦”构成的三位一体，只有系统地研究这三者及其相互关系，才能看出中国人际关系的本质。这三个概念包含的文化信息体现了中国人的天命观、家族主义和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伦理思想。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模式就是“人缘”、“人情”和“人伦”构成的三位一体。其中，人情是核心，是亲亲法则的心理和行为样式;而人伦是这种样式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人缘则是这种样式的解释框架。因此，“情为人际行为提供是什么，伦为人际行为提供怎么做，缘为人际行为提供为什么，从而构成了一个包含价值、心理和规范的系统。”但是在具体人际交往中，人们遵循一项重要原则，即平衡性，它包含如下要素:①三个人或三个人以上;②存在于相同属性的交往者之间;③标准可以是一个，也可以若干;④心理压力;⑤行动者保持一致。^[39]

其实，林耀华先生早就讨论过社会关系的公平性和平衡性。他指出，“人际关系的体系处于有恒的平衡状态，我们即可称之为均衡”。^[40]另外，在人际互动中坚持“平衡性”准则，这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追求公平”是人类各个社会共有的一项行为准则，这一点已经被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进行的大量实地研究和模拟实验所证明。^[41]

二、转型期中国人社会网络的变迁、建构

(一)社会转型期中国人关系网络的变迁

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有学者对社会网络进行了经验研究。例如，林耀华指出了社会网络的结构特性。他说:“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像是一个用有弹性的橡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断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就是我们生活中所交往的个人，如抽出一根竹竿，我们也会痛苦地跌倒，整个网便立刻松弛。”^[42]在《金翼》一书中两家命运的跌宕起伏所表现出来的人际关系变迁就体现了这一点。

时过境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网络出现了一些变化，下面简要论述。

①社会网络的构成模式发生变化。就家庭关系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顺利实施造就了当代中国家庭的小型化。在家庭中，横向的夫妻关系取代了纵向的亲子关系成为中国亲属关系的主线。以单位制为基础的同事关系的重要性下降，朋友关系等的重要性开始上升。另外，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亲属网规模的降低和老年人的增加，年轻人对老年人的照顾和支持越来越力不从心，家庭的小型化也给老年人的社会网络带来影响，城市和农村老年人的“空巢现象”和独居现象会越来越多。独居老人缺乏感情上的沟通。这些现象都迫切需要政府和社会提供相应的服务。

与之相关，社会支持网络也出现了一些变化。社会支持网络中亲属的规模越来越小。李沛良、阮丹青等学者研究发现，在北京和香港的18岁以上的市民当中，近亲在全部支持网络中都起到重要作用，其中配偶提供的情感支持是最主要的，其他亲属更多地给予工具性的支持而不是情感支持和照顾。^[43]尽管北京和香港在经济、城市变迁方面有差异，但是核心家庭关系，特别是夫妻关系都是最重要的工具支持和情感支持的来源。扩大的亲属关系则在任何支持维度上都不太重要。朋友关系、邻里关系等非隶属关系一般来讲没有亲属关系重要，但是在提供各类支持方面却比扩大的亲属关系重要，但是在情感支持方面却没有亲属关系重要。而一些专业的社会机构无论对于香港和北京来说，都不成为一种重要的支持来源。

这些发现并没有支持人们拥有的一般观念，即在现代城市市民的支持网络中，亲属关系出现淡化，非亲属关系的重要性增加。研究也发现，男性、未婚、老年人或者低收入人群更倾向于报告自己得不到支持。

当然，在这两所大城市中，社会支持的很多方面也有比较大的差异，这反映了诸如经济现代化、城市化和社会组织等社会结构方面的差异。相对于香港来说，北京的老年人更倾向于从近亲那里获得帮助，较少依赖于制度的帮助。在这两个城市中，支持的资源也受到人们所占据的社会结构位置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婚姻状态和家庭收入的影响。北京和香港都有大约10%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求助无门”，尤其是当遇到情感问题的时候，最难找到情感的安慰。^[44]

②社会网络规模的变化。一方面，家庭规模小型化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亲属关系网规模缩小，非亲属关系网的规模有所增加，社会网络成员的角色趋于多元化。可以想象，在不远的将来，诸如“舅舅”、“姑姑”这样的亲属称谓在现实生活中将逐渐消失，即便现在就有很多20岁左右的青年不知道某些亲属称谓的意义了。另外一个趋势是，社会网络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社会网络的同质性下降，异质性上升，网络的密度趋于减小。

③差序格局的演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差序格局”出现新的变化。姻亲关系，拟姻亲关系和业缘关系渗透到“差序格局”，传统的亲属关系和现代的社会、经济关系交织在一起，导致差序格局所包含的社会关系范围扩大。与此同时，关系纽带由人情趋于经济利益，“利益”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关系紧密程度的一个重要维度，成为人们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因素，“工具性的关系”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表现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方面，有学者通过调查发现人际关系出现如下变化:人际关系更加注重互利互惠，人际关系满意度有所下降;人们心中人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是真诚守信、友爱互助、平等互尊、互惠互利、和睦相处、竞争协作等。^[45]

④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网络出现越来越明显的不平等。^[46]

⑤个人层次的社会网络正在向中观层次的民间组织以及社区扩散。^[47]

⑥虚拟网络成为城乡居民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互联网络中的人际关系方面，网络人际关系又有新的变化。网络人际关系也是人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它更加具有开放性和多元性，更加自主和随机，同时也具有间接性与虚拟性。这些变化特点使得当代中国的人际关系表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

(二)社会转型期中国人关系网络的变迁及建构的途径

在社会转型期，个人建构和维持能够“派上用场”的关系网络的方式很多，主要如下:

①先天继承。有的关系是与生俱来的，是继承而来的。可以想象，如果在职的省部级干部的儿子在社会上走动，自然有很多人捧场。

②后天认亲。先天的网络无法改变，但是可以通过建构的网络后天补偿。因此，诸如“认干爹、干妈”、“拜把兄弟”这样的认亲行为在当代依然存在，特别是随着亲属关系网络规模的降低，这种“认亲”行为似乎有增无减。通过这种“拟亲属关系”，使得个人的社会网络资本得以提升。

③巴结、钻营。即设法巴结权贵，与本来没有关系的人建立关系，这要请客送礼，礼尚往来了。这时候可能要求钻营者不要脸面地主动出击，建立关系。

④扩大联络。有的人不满足于小群体关系，设法联络更多的关系，努力建构、扩大自己的关系网。

当然，在“建构”和“维持”社会网络的时候，需要行动者有了解网络的结构，建构并维持网络的能力，即“关系管理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不同于智商(IQ)和情商(EQ)的第三种能力，可称之为网商(NQ)。

(三)社会转型期中国人社会网络建构的困惑

中国社会是关系社会，这一点在当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工具性关系与人情并存，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处理重要事务(如求学，找工作，婚姻)的时候往往想到利用各种“关系”，没有“关系”不行。“关系”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无尽的烦恼。普通人越来越体验到“没有关系难办事”，越来越体验到身处关系网络中的困惑。为了达到目的，人们往往在“请托”、“寻找中间人”方面费心劳神，在如何建立、维持关系方面困惑不已，因为建立和维持关系都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当然，关系的建立和维护与行动者的权力息息相关。

三、中国宏观社会资本的建构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逐步分化，利益集团、总体性社会已经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宏观社会网络资本面临巨大挑战。

(一)社会网络资本建构面临的挑战

针对中国宏观社会资本的严峻形势，有学者提出了再造^[48]社会资本的任务，在此过程中会面临如下挑战。

①社会网络资本具有负功能，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阻碍该群体的其他人获得为该群体控制的特定社会资源;第二，个人所属群体或社区的封闭性，将会阻碍成员的创新能力和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第三，整个群体从社会资本中获益，是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第四，更有创新精神的成员可能被迫离开受压迫的社区。

②人们过多投入“强关系”网络，容易形成封闭的低质量的社会网络资本。“关系”的横行给“制度”的实施带来影响。强关系网络带来派系林立、关系紧张;弱关系网又使得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的关系网络相互契合，使得“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网络结构限制行动效率。由此带了一个重要问题:制度建设与关系运作之间的张力问题。人们的行动往往在制度的边缘上进行，打“擦边球”现象不断出现，很多合理的制度得不到认真的贯彻。制度设计与关系运作之间的张力将长久存在下去。

③信任问题变得复杂，人际关系不信任，制度信任有待加强。帕特南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在当代中国，信任程度很低，表现在很多方面，如人际关系的不信任，人们对专业人士(律师、医生或者教师等)的不信任，对企业、制度不信任等。福山也认为社会资本就是“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信任程度”，人们之间的信任“通常是经由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机制所建立起来的”。但是在当代中国，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在市场经济面前已经苍白无力，现代性却日益扩张。在没有宗教信仰传统的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逐渐丧失，信任基础也被文化大革命破坏殆尽。尽管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绩，已经初步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机制，但是由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深深嵌入社会之中，我国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然没有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信任制度和体系，特别是企业、公民和社会的信用观念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网民之间的不信任、非理性以及缺乏自制力也是制约虚拟社会网络资本的重要因素。

普遍性信任的缺失，志愿性社团和公民社会的不发达，使得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社会生活的原子化形势依然严峻。这导致了当前中国社会宏观社会资本总量稀少^[49]，有可能阻碍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如何培育城市和乡村的社会资本，重建社会信任体系，逐渐走向制度信任?这是我国目前面临的重大任务，任重而道远。

(二)中国宏观社会资本的建构途径

中国社会资本的建构可以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来理解。微观社会资本与中观社会资本的建构都与社会网络关系密切，这一点已经在上文有所讨论。这里主要探讨宏观社会资本的建构。在宏观意义上，中国社会资本的建构涉及社会信任如何重建和提高公民参与程度的问题，涉及如何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建立合理的结构性领域。

1.培育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善治的基础，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只有通过积极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的生长土壤，即公民社会，才能真正建构中国的社会资本。这就要求政府治理观念和政府职能的转变。20世纪末，中国政府曾经倡导“小政府、大社会”的治理模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模式逐渐瓦解，政府重新介入。中国政府目前仍然是一种威权主义政府，政府是万能的，对社会实施全面的控制。现代公共服务性政府则必须通过与公民的沟通、协商、合作，积极回应公民的利益诉求，建立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

2.加强制度建设，推进法治化进程

由于非正式的关系网络与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进程之间存在张力，因此，现代法理型社会的确立将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国必须大力推进法制建设，因为世界发展历史表明，法治社会可以有效杜绝权力向社会网络和人际关系的介入，防止权力的滥用。

3.公民精神的培育，是建构中国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

公民意识是现代法治下形成的民众意识，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参与合作意识等。公民意识的增强，可以有效地促进社会资本的提升。

4.发展民间组织

公民社会的主体是各种民间组织和团体，它们能够为社会提供弹性空间，是社会资本得以提升的重要媒介。与政府和企业不同，民间组织在培育诚实守信的社会规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也可以有效地培养社会成员的公共精神，从而把原子化的个人凝聚在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团体之中。现在，虽然我国存在的非营利组织承担了部分社会保护的功能，但是多数组织都是政府主导型的，并且其数量和能力还远远不够，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如何培育公民社会，如何在实践中发展民间团体，这些正是当下社会科学界探讨的重大问题，也在实践领域中不断出现。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社会网络?社会网络理论有哪些?

2.什么是社会资本?如何测量?

3.如何提升中国的宏观社会资本?

4.民间组织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障碍?

【注释】

[1]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4]阎云翔:《礼物的流动》，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5]张文宏:《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社会网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6]格兰诺维特:《弱连带的优势》，载《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7]格兰诺维特:《弱连带的优势》，载《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8]肖鸿:《试析当代社会网研究的若干进展》，《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

[9]Burt，R.S.，1992.Structural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0]Caplow，T.A.1956.“A Theory of Coalitions in the Triad.”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489-493.

[11]Caplow，T.A.1956.“A Theory of Coalitions in the Triad.”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489-493.Caplow，T.A.，1968.Two against one.Prentice-Hall，Inc，New Jersey.

[12]林南:《社会资本》，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13]林南:《社会资本》，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14]林南:《社会资本》，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15]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16]Oliver，A.L.，Yuval Kalish and Gad Yair，2007.“Reflection on‘Brokerage and Closure’.”Social Networks 29，330-339.

[17]林南:《社会资本》，张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18]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19]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20]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张文宏:《社会结构取向下的社会资本研究:概念、测量与功能》，《社会》，2007年第2期。

[21]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22]赵延东，罗家德:《如何测量社会资本:一个经验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张文宏:《社会结构取向下的社会资本研究:概念、测量与功能》，《社会》，2007年第2期。

[23]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4期;张文宏:《社会结构取向下的社会资本研究:概念、测量与功能》，《社会》，2007年第2期。

[24]赵延东，罗家德:《如何测量社会资本:一个经验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25]张文宏:《社会结构取向下的社会资本研究:概念、测量与功能》，《社会》，2007年第2期。

[26]刘林平:《企业的社会资本:概念反思和测量途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27]杨鹏鹏，万迪窻，王延丽:《企业家社会资本及其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当代经济科学》，2005年第4期。

[28]朱旭峰:《中国政策精英群体的社会资本:基于结构主义视角的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29]张文宏:《社会结构取向下的社会资本研究:概念、测量与功能》，《社会》，2007年第2期。

[30]Burt，R.S.，1992.Structural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1]刘军:《局部桥和结构洞:意义、测量及推广》，中国社会学会2008年学术年会论文，2008年。

[32]胡荣:《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中国社会学会2008年学术年会论文，2008年。

[33]胡荣:《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中国社会学会2008年学术年会论文，2008年。

[3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5]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36]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37]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38]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39]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40]林耀华:《金翼》，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41]刘军:《一般化互惠:测量、动力及方法论意涵》，《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1期。

[42]林耀华:《金翼》，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43]Lee，Rance P.L.2005.“Social Struture and Support Networks in Beijing and Hong Kong.”Social Networks 27.

[44]Lee，Rance P.L.，Danching Ruan，and Gina Lai，2005.“Social Struture and Support Networks in Beijing and Hong Kong.”Social Networks 27，249-274.

[45]乐国安:《当前中国人际关系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

[46]张文宏:《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阶层差异》，《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4期。

[47]张文宏:《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网络资本的变迁》，《社会》，2008年第3期。

[48]实际上，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不能说“再造”社会资本，而只能说“建构”社会资本。因为宏观意义上的社会资本(信任、互惠、参与、社团等)在中国从古至今没有真正出现过。

[49]对此问题有不同意见。帕特南认为，美国的社会资本正在下降。林南认为在互联网时代，社会资本以另外的形式在上升(林南，2007:第12章)。问题是，中国人的社会资本是否在上升?我们认为对该问题的回答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