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书研究的理论基础
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学问。在资源供给无限丰富、环境容量足够大的假设前提下,经济学家认为价格机制能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问题。随着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日益加剧,经济学家不得不修正自己的思路,将资源环境问题纳入其研究的范畴,经济学也因此产生了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等分支学科。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将资源环境承载力纳入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的范畴,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丰富和发展了社会财富的内涵。传统的财富观认为,社会物质财富就是社会财富的全部。新的财富观则认为,人类社会的财富有两类,一是社会物质财富;二是人类处于其中的生态系统,即自然生态财富。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修复自然生态财富应该成为经济生产的两大同等重要目的,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就是要实现两类财富生产的协调与平衡。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是依靠行政区来推行的跨行政区管理,它对传统行政管理提出严峻的挑战。据此,除了区域开发、国土区划、区域政策等区域经济学理论外,可持续发展理论、行政管理理论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将成为主体功能区研究的三大理论支撑。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全球关注的研究课题,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领域的学者都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无论国外还是国内,涉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文献,总是喋喋不休地讨论定义,或者不厌其烦地描述环境恶化的危险性,其原因在于难以对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内涵取得一致的认同。
(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目前,国际上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有100多种表述,这些概念各有侧重。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泛滥,一是因为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不同;二是因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学科跨度大,研究的难度大。鉴于定义可持续发展的难度,许多学者在论述可持续发展时,沿用了布伦特兰最早给定的简单表述,即“确保在不损害下一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前提下满足现实的需要的发展”。一些学者针对布伦特兰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存在的“后代范畴界定模糊”、“需要令人难以把握”、“公平的含义不全面”等问题,从自己的研究重点出发,发展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本书以对主体功能区划及建设有重大启示借鉴意义为依据,将这些概念进行了初步的梳理。
1.侧重于自然属性方面的定义
在国外,侧重于自然属性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有:“可持续发展是寻求一种最佳的生态系统以支持生态的完整性和人类愿望的实现,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得以持续[5]”;可持续发展要求“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6]”。国内学者刘培哲认为,可持续发展是能动地调控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使人类在不超越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保持资源永续利用和提高生活质量[7],相对于布伦特兰最初的定义,这个概念运用系统工具来描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没有涉及如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叶文虎、栾胜基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人群需求又不损害别的地区或国家的人群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8]。相对于布伦特兰最初的定义,这个概念以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能力为前提,发展公平了的含义,强调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同样重要,但是仍然没有解决需求的模糊问题。
2.侧重于资源管理方面的定义
侧重于资源管理的定义有:“可持续发展是这样的一种策略,它运用所有自然资源、人力、财产和物力进行管理,以增加长期的财富和福利[9]”;“可持续发展的实现有赖于环境管理的有效性,并将环境准则体现在其资助的项目中[10]”。
3.侧重于经济属性的定义
侧重于经济属性的定义有,“可持续发展就是在保持自然资源的质量和其所提供服务的前提下,使经济发展的净效益增加到最大限度[11]”;“可持续发展是今天的资源使用不应减少未来的实际收入[12]”;“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并不削弱资源再生或者可以再造等量的资源而得到补偿”;“不降低环境质量和不破坏世界自然资源基础的经济发展[13]”;“可持续发展意味着人均效用或福利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能够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而不会降低包括各类自然资本存量(量和质)在内的整个资本存量——的消费数量[14]”;“一方面是要求人类在生产时要尽可能地少投入、多产出,另一方面又要求人类在消费时要尽可能地多利用、少排放[15]”。
侧重于科技与创新方面的有,“可持续发展就是转向更清洁、更有效的技术——尽可能接近零排放或密闭式工艺方法——尽可能减少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消耗”;“可持续发展是建立在极少产生废料和污染的工艺和技术系统之上的”;“发展的过程就是限制因子的克服与转换过程,限制因子的克服与转换就是广义的创新过程,因此,可持续发展就是持续的创新[16]”。
(二)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可持续发展是基于生态环境的恶化而提出来的,是基于对社会进步过程中所付出的环境代价的思索而提出的。虽然不同学者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各有侧重,但是不同学者的可持续发展研究都遵循了共同的研究前提: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总量是有限的;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环境资源并受其约束。可持续发展重在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原则,即要求“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维持在资源和环境的可承受能力的范围之内,以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17]。综合学术界关于可持续发展内涵的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共同发展:地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是这个复杂的系统不可分割的子系统。系统的最根本特征是其整体性,每个子系统都和其他子系统相互联系并发生作用,只要一个系统发生问题,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其他系统的紊乱,甚至会诱发系统的整体突变,这在地球生态系统中表现最为突出。因此,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整体发展和协调发展,即共同发展。
协调发展:协调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环境三大系统的整体协调,也包括世界、国家和地区三个空间层面的协调,还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社会以及内部各个阶层的协调,持续发展源于协调发展。
公平发展:世界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因水平差异而表现出来的层次性,这是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的问题。但是这种发展水平的层次性若因不公平、不平等而引发或加剧,就会因为局部而上升到整体,并最终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公平发展包含两个纬度:一是时间纬度上的公平,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二是空间纬度上的公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
高效发展:公平和效率是可持续发展的两个轮子。可持续发展的效率不同于经济学的效率,可持续发展的效率既包括经济意义上的效率,也包含着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损益的成分。因此,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高效发展是指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人口等协调下的高效率发展。
多维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表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但是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发展水平是不同的,而且不同国家与地区又有着异质性的文化、体制、地理环境、国际环境等发展背景。此外,因为可持续发展又是一个综合性、全球性的概念,要考虑到不同地域实体的可接受性,因此,可持续发展本身包含了多样性、多模式的多维度选择的内涵。因此,在可持续发展这个全球性目标的约束和制导下,各国与各地区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时,应该从国情或区情出发,走符合本国或本区实际的、多样性、多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道路[18]。
(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与核心理论
1.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
不同学者的学科背景不同,支撑他们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理论也存在差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增长的极限理论和知识经济理论可以作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理论。增长的极限理论的基本要点是,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将支配世界系统的物质关系、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进行综合,提出了人口不断增长、消费日益提高,而资源则不断减少、污染日益严重,制约了生产的增长;虽然科技不断进步能起到促进生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有一定限度的。因此,生产的增长是有限的。知识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知识和信息技术,知识经济将是未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19]。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根据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要求,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要遵循生态学三个原理:一是高效原理,即能源的高效利用和废弃物的循环再生产;二是和谐原理,即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和睦共生,协同进化;三是自我调节原理,即协同的演化着眼于其内部各组织的自我调节功能的完善和持续性,而非外部的控制或结构的单纯增长[20]。
从地理学的角度看,人口承载力理论和人地系统理论可以作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础理论。所谓人口承载力理论是指地球系统的资源与环境,由于自身自组织与自我恢复能力存在一个阈值,在特定技术水平和发展阶段下的对于人口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人口数量以及特定数量人口的社会经济活动对于地球系统的影响必须控制在这个限度之内,否则,就会影响或危及人类的持续生存与发展。这一理论被喻为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三大发现之一。所谓人地系统理论,是指人类社会是地球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生物圈的重要组成,是地球系统的主要子系统。它是由地球系统所产生的,同时又与地球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包括经济活动,都受到地球系统的气候(大气圈)、水文与海洋(水圈)、土地与矿产资源(岩石圈)及生物资源(生物圈)的影响,地球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而人类的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大气圈(大气污染、温室效应、臭氧洞)、岩石圈(矿产资源枯竭、沙漠化、土壤退化)及生物圈(森林减少、物种灭绝)的状态。人地系统理论是地球系统科学理论的核心,是陆地系统科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21]。
2.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论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论,尚处于探索和形成之中。目前已具雏形的流派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资源永续利用理论。资源永续利用理论流派的认识论基础在于:认为人类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决定于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资源是否可以被永远地使用下去。基于这一认识,该流派致力于探讨使自然资源得到永续利用的理论和方法。
外部性理论。外部性理论流派的认识论基础在于:认为环境日益恶化和人类社会出现不可持续发展现象和趋势的根源,是人类迄今为止一直把自然(资源和环境)视为可以免费享用的“公共物品”,不承认自然资源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并在经济生活中把自然的投入排除在经济核算体系之外。基于这一认识,该流派致力于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把自然资源纳入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与方法。
财富代际公平分配理论。财富代际公平分配理论流派的认识论基础在于:认为人类社会出现不可持续发展现象和趋势的根源是当代人过多地占有和使用了本应属于后代人的财富,特别是自然财富。基于这一认识,该流派致力于探讨财富(包括自然财富)在代际之间能够得到公平分配的理论和方法。
三种生产理论。三种生产理论流派的认识论基础在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在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组成的世界系统中物质的流动是否通畅并构成良性循环。他们把人与自然组成的世界系统的物质运动分为三大“生产”活动,即人的生产、物资生产和环境生产,致力于探讨三大生产活动之间和谐运行的理论与方法。
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
人口剧增、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是当代社会最严重的三大问题。由于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具有综合性特征,就人口过多谈控制人口、就资源短缺谈节约资源、就环境恶化谈保护环境的做法,难以收到综合解决发展问题的效果,甚至连人口、资源、环境这三大问题的解决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得以产生和发展。
(一)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属于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学者们对其定义和研究对象的理解尚未形成比较一致和比较成熟的意见。邬沧萍、穆光宗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是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生态学、环境管理等诸多学科的一个综合[22]。吕红平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口、资源、环境三大要素及其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保证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23]。杨云彦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研究人口发展及其与自然资源、环境关系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它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揭示、分析人口经济过程以及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基本规律和辩证关系,评价和指导制定相关政策[24]。现有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著作主要采用两种写作线索,一是按照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三大板块的线索;二是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线索,将人口、资源、环境作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三个要素,分别论述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
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口过程及其变化规律,资源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的合理利用,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最低的经济低价保护环境。三大板块式的线索实际上是把一个统一的学科割裂了开来,然后又硬性把三个独立的学科捏合在一起,缺乏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可持续发展理论虽然把人口、资源、环境作为分析因子,放在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但因其更多地是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及其政策选择的角度考虑的,缺少经济学意义上的分析,因而也就不能归入经济学科。经济学是研究资源如何配置的科学,尤其要研究如何使稀缺资源得到最优配置,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也应该从资源的稀缺性出发,利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有效开发、利用资源,以达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良好境界[25]。笔者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为出发点,以经济过程和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资源、环境三大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各自所起的作用为研究对象,研究人口、资源、环境这三大要素如何达到有效配置和协调发展的科学,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应的人口政策、资源政策和环境政策。
(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视野中的主体功能区建设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视野中,人口、资源、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稀缺资源,这三大资源的有效配置,是生态系统保持平衡、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只有生态系统处于相对平衡状态时,才能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条件,生态系统只有在一定限度(生态阈限)内才具有自我调节平衡的能力。除了自然界本身外,人类行为的干预,包括人口膨胀和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是影响生态平衡的主要因素。当人口、资源、环境实现了有效配置,生态系统平衡得以维持,可持续发展也就得以实现。资源、环境的稀缺性不难理解,人口作为资源拥有数量和质量二重属性,人口资源的稀缺主要是高质量的人口稀缺。“人口、资源、环境”作为高度稀缺性的经济资源,具有经济分析的价值意义,对这一稀缺性资源的使用,服从于最优配置效率的理性经济行为的逻辑[26]。
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若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也就不会成为什么问题。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的最终需要通过人口、资源、环境的有效配置来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的有效配置,一是表现为在特定的空间内人口、资源环境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进行组合,构成经济社会系统;二是人口、资源环境按照一定的方式,配置到国土空间。虽然环境资源的可移动性较差,但环境工程却可以改变环境作为经济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人口要素的可移动性最强,人口要素的空间分布、行为方式对资源要素和环境要素的影响力巨大,人口、资源、环境作为经济要素在国土国间尺度的优化配置主要是通过改变人口的分布和人口的行为方式和经济活动的内容来实现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五个因素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基本关系概括为:资源是可持续发展的起点和条件,人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终点和目标,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则是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和调节器[27]。在主体功能区建设中,人口转移、在主体功能限制条件下进行产业选择、经济布局等行为,都需要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对人口、资源、环境有效配置研究的成果作指导;另一方面,主体功能区建设又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人口、资源、环境有效配置提供了素材和实证的范例。
三、政府行为及区域经济管理理论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和市场是影响区域经济运行的两大系统。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是政府管理区域经济,对区域发展格局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主体功能区建设需要政府广泛运用财政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等政策手段。理论研究和经济运行的实践表明,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存在失灵的领域,市场失灵理论和政府失灵理论正好从两个极端界定了政府行为的范围和程度。一方面,需要政府干预应对市场失灵,另一方面,由于存在政府失灵,需要对政府行为进行限制。因此,在区域经济管理中,明确而合理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职能,使政府干预和市场运行有机统一,形成合力,对区域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
(一)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
政府干预理论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调整到逐步走向成熟。在市场经济初始阶段(16世纪初到18世纪末),新兴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借用国家机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维护市场运作秩序,“国家干预主义”盛行。在市场经济起飞阶段(18世纪末到19世纪70年代),市场经济机制基本构建,资产阶级相信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守夜人”政府理论曾流行一时。在市场经济形成阶段(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资产阶级需要借用政府行为完成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小政府”模式受到资产阶级的极力推崇。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特殊时期(1917—1945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空前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外矛盾,市场经济发展全面失控,“强干预——万能型政府”走上历史舞台。市场经济进入调整阶段的冷战时期(1945—1969年),成为了“积极干预型政府”的黄金时代,市场经济进入成熟阶段的冷战后期(20世纪70—80年代),“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受到极大的推崇。苏东剧变以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适应型政府”成为各国普遍的选择。到目前,“市场失灵会发生,政府要竭力弥补市场”已经得到广泛的共识。
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失灵的基本原因主要表现在市场不完善和市场功能的缺陷两个方面。从不完善的市场这个角度看,导致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有:垄断的产生,信息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寻找交易机会需要时间和费用,市场价格具有不同程度的刚性,价格机制本身存在缺陷,等价交换难以维持。从市场功能的缺陷这个角度看,导致市场失灵的主要原因有:外部性的普遍存在,市场机制对公共物品领域鞭长莫及,不完全信息条件的经济决策,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并非必然导致社会福利最大化。
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寻求了最好的理论依据,对此,许多经济学家都有精辟的论述。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认为:“理想的市场经济是指所有的物品和劳务都按照市场价格自愿地以货币形式交换,这样一种制度无需政府的干预,能够从社会上可利用的资源中获取最大的利益。然而,现实世界中,还没有一种经济能够完全依照‘看不见的手’的原则而顺利运行。相反,每个市场经济都会遭受其不完备性之苦,它导致了严重的污染、失业、贫困两极分化等病症。为此,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无论多么保守,都不会对经济袖手旁观[28]”,他们以一种极其精炼的语言阐述了市场经济不得不引入政府干预的无可奈何的心态。勒努阿断言:“没有国家管理的市场将导致二元的、甚至四分五裂的社会,他不仅会埋葬市场经济,使市场成为万恶之源,而且还会使自由遭到毁灭。[29]”勃拉尔顿也说:“今天,没有一个市场经济不受到国家和政府机构的带有或多或少强制性的指导。[30]”迈克尔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心态:“很简单,大多数政界和商界首脑用不着谁来指点,内心深处都非常清楚,市场机制如果不加控制,往往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他们不愿意让市场过程自行其便,不相信商业的自我调节,那等于听命运摆布”[31]。
(二)政府失灵与有限政府的构建
正因为存在市场失灵,才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进行微观监管和微观管理以促进经济健康发展。从宏观调控这个角度讲,政府需要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财政支出、货币供给等经济变量,影响各种经济变量的取值,进而对各类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施加控制,实现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增长的目标。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汇率政策及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等。从微观监管的角度讲,行政机构需要通过法律授权,制定并执行直接干预市场资源配置的政策,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供需决策,以增进公共利益或合法私人利益,避免或减少由个体盲目的经济决策(生产、销售及价格行为)带来的损害。常见的微观监管手段有:制订具体规章、禁止特定行为,行政许可、认证、审查和检验、行政性契约、信息披露及行政裁决。从微观管理这个角度讲,政府需要站在出资者立场上,依靠行政命令、参与企业治理结构或直接介入市场的方式,对微观经济管理实施直接管理,这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公有企业或者国有企业的直接管理上[32]。
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工具,政府也存在失灵的领域。所谓政府失灵,是指政府的政策措施和干预国民经济运行、资源配置的手段,不但不能实现其最初的政策意图,未能达到弥补市场失灵的目的,反而发生难以克服的毛病和故障,诸如官僚主义、信息阻塞、利益机制失调,干预程度过高导致经济缺乏活力,决策失误导致更大的浪费等。
西方经济学对政府失灵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根据其分析方法的不同,存在凯恩斯主义、纯经济学分析、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三种范式。在一些信奉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看来,导致政府失灵的因素有:信息不充分、缺乏有效的行政体制、人才不足、任何一种政府调节措施都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面性、各类政策措施在运用时彼此间未能很好配合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失灵有四个内在的原因,一是政府存在信息局限性;二是政府对私人市场反应的控制能力有限;三是政府对官僚机构本身的控制能力有限;四是政治运作程序存在局限性。在他的《经济学》(第二版)中,他将政府失灵的原因进一步概括为不完全信息、激励与政府效率、政府的浪费、对公共项目的反应难以预料四个方面[33]。印度经济学家拉尔在20世纪90年代初则认为,产生政府失灵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干预往往通过特定扭曲性的政策来实现,一旦实施了某一扭曲的政策,就会引起整个经济的全面扭曲,致使经济远离市场均衡点;在世纪之交,他认为造成政府失灵的三个系统因素是激励问题、预算问题和政府行动的意外后果[34]。面对政府失灵,凯恩斯主义及其追随者认为,既不是减少或取消国家干预,也不是恢复经济自由主义,而是根据政府失灵的原因对症下药,需求妥善的解决方法。
货币主义和合理预期学派以纯经济分析范式分析市场失灵,他们认为,市场机制是一种自然秩序,合乎理性、合乎经济发展规律,合乎社会变动的趋势,政府干预是对这些方面的违背,因而产生政府失灵。如现代货币主义认为真实的GDP、自然失业率等真实经济变量是由生产的技术条件、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决定的,市场机制一般能够使其达到这个水平,任何企图超越这个水平的政府干预必然会导致政府失灵。合理预期学派认为,市场主体所具有的信息的质和量并不亚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因此,他们会充分运用已有的信息,根据自己头脑已形成的经济模型基本准确预期政策未来的变动情况,尽管由于经济中存在许多随机的、不可预测的事件,市场主体的预期也会存在差错,但他们不会犯同样的预测错误。一旦发现,马上会积极纠正,预期不会出现系统错误。
与前两种分析范式不同,以布坎南为首的公共选择学派以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以及政治与经济系统如何运行为研究对象,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结合的角度研究了政府失灵的问题。他们并不认为市场机制是完美无缺的,也不奢望存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而是面对市场经济不断变化的现实,通过对政府失灵的种种现象的深入剖析,揭示政府失灵的根源。公共选择学派从公共物品供给、国家干预与政府寻租活动、公共选择制度本身、官僚经济等方面分析政府失灵的原因。他们认为,要避免政府失灵,最重要的用法律规范政府行为,用法律框架规定政府行为规则;其次,要引入竞争机制,使公共部门的权利分散化;第三,改革公共物品的供给方式,要广泛运用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公共物品生产合同,授权经营、政府资助、政府参股等间接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第四,要强化对政府官员行为的监督。
政府失灵的存在,使得构建“有效和有限政府”成为理论研究的又一热点。我国学者李宗植教授认为,构建“有效和有限政府”首先要用法律的形式对政府职能进行明确和恰当的界定。需要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制订并执行规则,包括产权的界定与保护,监督合同的制订以及公正执法等;二是宏观经济的总量调控,进行收入再分配,防止收入差距过大,维持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三是提供公共物品。其次,政府的决策程序要透明和民主,政策决策是政府正确行使职能的前提,而正确的决策又依赖于正确的决策程序。第三,政府权力要受到法律的有效约束,法律法规必须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内容、方式、权限等做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尽可能详尽的规定。第四,要有效制止政府官员腐败。
(三)区域经济管理中的政府协调和市场协调
鉴于政府和市场各自都存在失灵的领域,人们逐渐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国家干预,而在于国家如何干预或者国家干预是否正确、是否恰如其分,如何把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的结合,如何用合适的政治过程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目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不同。中央政府的区域发展战略及经济调控政策对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地方政府在贯彻落实中央政府的区域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通过提供的区域性制度供给,对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施加影响。区域协调发展需要政府协调手段和市场协调手段紧密配合,形成合力。一般情况下,区域经济管理就是政府以市场为中介,对区域经济运行施加影响,使影响区域经济运行的政府系统与市场系统彼此协调、形成合力,竭力避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两种手段,政府与市场之间需要达成一种均衡,这就是:以商品交换和要素流动为中心,由市场主体主导资源配置,通过公平竞争,自发协调区域间商品交换和要素流动,从而获得区域经济效率;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维护商品交换和要素流动的秩序,通过规范的转移支付,主动协调区域差距,将其控制在的“适度”范围,从而为区域之间的竞争提供公平的基础[35]。
地方政府行为规范化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中观条件,地方政府的行为几乎可以影响到所有资源和要素的空间流向。如果存在明确的行政边界,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否则,狭隘的地方利益可能膨胀,会使市场信号发生扭曲,误导资源和要素的空间流向,尤其是地方政府动用行政资源,限制外地商品销售、限制人力资源流动等行为,形成了区际公平竞争的巨大障碍。地方政府的行为应当集中在五个方面:弥补市场宏观缺陷,承接中央政府经济调节;提供地方公共物品和服务;维护公平竞争,搞好市场监管;制订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搞好社会管理;培育市场主体,促进市场发育。地方政府行为的规范,必须建立在财权和事权的法律划分上,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与作为中央代理人的角色之间,必须达到新的均衡,而这个过程,最终要通过政治改革或发展政治文明来实现[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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