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带来欧洲抽纱

第三节　传教士带来欧洲抽纱

相传，在公元4~5世纪的古埃及墓葬中，便有类似的抽纱花边和雕绣花边。古代秘鲁文物中也有这类花边。中世纪，欧洲花边生产集中在修道院，产品用于祭坛装饰和衣饰。文艺复兴之后，花边生产业在欧洲普遍发展。

欧洲贵族讲究高雅，抽纱花边是他们喜欢享用的装饰，在晚礼服和婚纱上广泛应用。18世纪起，欧洲宫廷和贵族男性在袖口、领襟和袜沿等部位也大量使用。法国和比利时花边都以质轻、玲珑剔透为特色。

19世纪，欧洲出现了机制花边。清嘉庆十八年（1813），英国人J·利弗尔斯发明了花边织机。1840年之后，花边织机的性能已相当完善，使手工花边生产受到一定影响，便向亚洲的中国、土耳其、斯里兰卡，拉丁美洲的巴拉圭、巴西等国家转移。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除极少数供展览的花边产品采用手工外，手工花边生产几乎停止，机制花边成为主要品种。

19世纪末，欧洲抽纱技艺由传教士、修女和商人传入中国沿海地区，首先在天主教堂以及教徒中流行。光绪十一年（1885）起，上海、福建厦门、山东烟台、浙江宁波、广东汕头等地，逐渐形成花边生产规模。20世纪20年代，中国花边曾一度占领欧洲市场。

有趣的是，在不同的传播过程中，由于传播方法和各地风情的不同，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变异”现象，值得后人研究。

一、传到烟台依然是棒槌花边

山东烟台、青州、淄博、广饶等地至今传承“棒槌花边”，俗称件货。以棉线为原料，编织者先把花边图样贴在圆形的花边板上，按图案纹样插上大头针，将上百只牵引棉纱的小棒槌驾驭在十个手指头之间，上下飞舞，左右盘旋，交错穿插，叮叮有声。

相传，英国基督教牧师詹姆士·马茂兰（1860~1916年，英国北爱尔兰人）于光绪十年（1884）启程来华，来到江苏扬州。后来又到四川工作10年，随后于光绪十六年携夫人莉蕾从上海搭乘轮船到达烟台。夫妇俩发现烟台妇女个个心灵手巧，会绣花、剪纸、织鱼网。于是产生了把这些妇女组织起来，向她们传授手艺的想法。

就在这时，莉蕾和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海尔济（赫士）的妻子梵妮相识了。梵妮在这里教授花边编织技术已多年，是传教士在烟台教授欧洲花边的第一人。

于是，两人合作开办了一家花边讲习班。光绪十九年（1893）夏天，第一期讲习班开学，招收了17名烟台妇女专门学习欧洲花边编织技术。不久，由于健康的原因，海氏夫妇双双回国。马茂兰夫妇接替了他们所有的花边板架、花边图样，还有那些花边订单，并创办了仁德洋行专事花边贸易。为了培养更多的花边手艺人，马茂兰夫人在烟台成立了一所教授花边技术的学校——培真女校，专门收容家庭贫困的女子入学。学校采用半工半读的形式，上午念书、写字、听道、学习圣经，下午学习花边编织，得些收入以补家计。许多人竞相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培真女校学艺，最多的时候学生人数达500多人。随着国外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仁德洋行将绝大部分原料售给周围各县的花边庄小业主，再由他们组织当地的农村妇女进行编织。于是，“棒槌花边”在烟台周围乡村很快发展起来，各县先后创办了花边学校，据史料记载“烟台一埠数以千计”。

光绪二十四年（1898），马茂兰夫妇在栖霞的臧家庄村和小栾家村创办花边学校，传授棒槌花边制作技术。最盛行时花边学校的工人达200多人。民国三年（1914）“棒槌花边”几乎遍布全县，从此渐渐达到鼎盛时期，从业人员达数万人之众。到民国二十二年，栖霞有花边庄号华和成、恒元记、同聚福、福顺成等19个。

二、传到潮汕成了抽丝花边

清光绪十二年（1886），一位驻广东汕头德籍领港员的妻子在传教时，发现潮州女子心灵手巧，当地的绣艺极为出众，就饶有兴趣地学此手艺，同时将欧洲的抽纱技术传授给女教徒。于是，绣工们把抽纱技术与潮州绣艺结合起来，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新产品，称为潮州抽纱，以技艺精巧、轻盈淡雅见长，被誉为“南国之花”。

光绪二十五年（1899），汕头成立彩成抽纱公司。光绪二十九年（1903），潮州陈桥人丁惠龙在潮城创办发合号，成为潮州的第一家抽纱商铺。在此后近百年的漫长岁月里，潮州抽纱逐渐发展成为 一门潮汕中青年妇女普遍掌握的技艺，同时又是城乡千家万户一项重要的家庭副业收入。据说旧时的潮州，女子多精于刺绣，10岁上下，便在母亲的指导下学习绣花技法，准备自己的嫁衣了。待到成年出嫁时，已是刺绣好手。潮绣中的高手也不乏男子。清末，在南京举办的南北工艺大赛中，竟然有24名潮州男绣工在中国“绣林”中夺魁，获得“绣花状元”的称号。

潮州抽纱的特点是按一定图案抽出布料中的某些经纬线，以针线缝锁抽口，再加花纹刺绣。潮州抽纱通过400多种巧妙的针法工艺和繁复精致的设计布局，以刺绣的垫凸和抽通为特点，又以多层镂通和剔透玲珑的空间艺术为特色，变生出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