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花边发源地

第四节　上海花边发源地

据《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上海县志》等地方志书记载：清光绪十二年（1886），法国天主教修女携带花边样品来中国，在徐家汇圣母院内向女教徒传授编结技艺，花边制品起先是天主教堂自用或作为赠品，后逐渐转化为商品。

徐家汇圣母院内厅

当时，上海地区有徐家汇圣母院总院（分院有洋泾浜圣母院、虹口圣母院、上智圣母院、若瑟院等）。上海的天主教圣母院，咸丰五年（1855）创建于青浦横塘，同治三年（1864）迁至王家堂，于同治八年（1869）迁入徐家汇漕溪北路45号（今201号）一幢5层楼房新院（今徐家汇天主堂正对面），内分拯亡会、献堂会、徐汇女子中学、启明女校、聋哑学堂、幼稚园、育婴堂、女工作坊等，是徐家汇及其周边地区女教徒过宗教生活的中心场所，也是培养修女（俗称姆姆）的地方。

徐家汇圣母院的刺绣间

徐家汇圣母院的“姆姆”帮助传教、管理学校、慈善机构，并教授刺绣、花边等功课。在圣母院里长大的孤儿，女的满7~8岁的送幼稚园学习语文、算术、刺绣、花边等。圣母院内的女工作坊设有刺绣所、花边间、裁缝作坊、浣衣厂等，专门绣制教会举行弥撒时悬挂的条幅，神父穿的祭披，祭台上的桌布等等，至20世纪30年代，作坊有女工500多人。她们生产的花边、刺绣等手工制品，还送到英美等国试销，结果大受欢迎，供不应求。

于是，徐家汇圣母院遂成为上海花边业的发源地。

光绪三十三年（1907）前后，由于修女和教徒的传播，使花边编结技艺从圣母院附设的工场，逐渐向周边的上海县近郊地区扩散。同时，在头脑灵活的行销商们的推动下，花边编结很快地在上海转化为出口商品生产。

在上海，100多年来流传和生产的主要是钩针花边和网扣花边。钩针花边主要流传在当时的上海县地区，网扣花边主要流传在当时的川沙县地区。

一、开启手工编结业

在上海，率先形成市场的是绒线编结制品。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商在上海开办博德荣绒线厂，在向市民推销所生产的蜜蜂牌绒线时，附送绒线编结书刊，从此绒线编结在中国东南沿海城市中传播开来。20 世纪初，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广东籍华侨缪凤华编著的《绒线编结》一书，是中国出版的最早的编结工艺专著。民国十七年（1928），黄培英在上海小西门创办培英编结传习所。30年代起，中国各地毛纺厂商也聘请编结艺人传授工艺，各种编结技法书籍相继出版。上海编结名艺人黄培英、冯秋萍等在介绍欧美、日本编结技法的同时，创造了数百种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新针法，以及各种新款式的编结服装。

一部分中国商人和上海洋行发现手工编结的抽纱同样有利可图，就在徐家汇圣母院传授花边技艺的基础上，组织上海民女从事手工编结制品生产，然后试销欧美，拓展家用饰品市场。据史料记载，上海花边制品于宣统二年（1910）开始出口。经过几番尝试，专营花边的商号和企业逐渐建立，形成供销渠道。

据《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记载，民国元年（1912），上海海关将花边出口列为专项统计。当年全国花边出口货值11.98万关两，上海仅出口398关两，占全国花边出口总值的0.33％，而且只有花边码带一个品种。主要输往英国、澳洲、加拿大和香港地区，输美货值约占2％。最早出口花边的是德商鲁麟洋行，接着美商慎昌洋行及茂生洋行也开始经营。其他外国商行见出口花边获利丰厚，便纷纷开设新的营销机构。当时在华经营花边业务最大的是美国汉伦洋行。经过10年左右的经营，花边业逐渐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出口行业。

1914年出版的《协和报》

这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的花边在欧美用于装饰台布、窗帘、服装，别具风采，深受洋人喜爱，迅速畅销，并在西方工艺制品展赛中屡次获奖。

自从花边制品有了广阔的销路之后，不少商人感到花边生产不需要投资建造厂房、购买设备，也不需要“养工人”，农妇的工价又低廉，便纷纷投身花边业。

一个个钩针编结技艺传习点便应运而生，召集擅长手工编结的本地民女学习欧式编织法，采用来料加工的方式，批量生产码带花边和朵头花。由行销商发放进口棉线，民女各自在家编结，收货时码带花边以长度（尺）计酬，朵头花订在纸板上以数量（12件一打）计酬，或拼成块（盘子、杯子的衬垫，俗称盆衬、盆滩）后以块计酬。

民国四年（1915）前后，欧美的洋纱洋布大规模倾销上海市场，兴盛了600多年的本地土布纺织业随之一落千丈，致使乡镇织女逐步改以编结花边为生。从事手工编结花边无需投资，基本技艺自幼学会了，来料做加工，又不受风吹日晒，—般每人每天能赚12枚铜圆（约合白米1公斤），可以养家糊口。

于是，一种普通的民间手工技艺，在上海地区趁势发展成为一项相当规模的地方产业。

二、顾少也抓住商机

由于花色不断翻新，品种不断增加，而且工价低廉，这价廉物美的花边在欧美饰于台布、窗帘、服装后，别具风采，自然深受洋人喜爱。经徐家汇天主教会组织销售，很快畅销欧美市场，并在西方工艺制品展中屡次获奖。钩针编结产业的影响，随之不断扩散。

头脑灵活的浦东商人顾少也（上海川沙县人）得到信息，便趁势抓住商机，在川沙地区发展网扣花边生产。早期花边图案及用料都较粗简，经不断改良，制品图案逐渐丰富，用于衣服装饰、房间窗帘套、会客室台套等。尤以小眼花纹“菲立来斯”图案为欧美人喜爱，外销渐广。

黄炎培所编修的民国《川沙县志》记载：民国二年（1913）春，顾少也发起仿制穿网花（网扣花边），在上海创办美艺花边公司，专营花边外销业务。并在高昌乡（今顾路乡）开设传习所，教授女工花边工艺，不收学费，一时本境女工习此业者，不下千数百人。去学艺的人称师傅为“教花”，年纪大的称“大教花”，年纪轻的称“小教花”。

民国三年（1914）12月，清末民初外交家伍廷芳（1842~1922）率领南方省区工商界携带产品参加在菲律宾举办的嘉华年会比赛。美艺花边公司生产的花边积极参赛，荣获最优等奖，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伍廷芳《斐（菲）律滨（宾）赛会记》中记载了该公司赴赛情形。

民国四年（1915）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消息一经传开，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地的商民、学生、海外华侨纷纷集会，要求袁世凯政府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同时，各地掀起了抵制日货的斗争。上海于3月16日组成“劝用国货会”。18日各界联合发起召开国民大会，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3月25日，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抵制日货热潮。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国货调查录”，美艺公司（业主顾少也，地址在徐家汇和川沙褚家路）和润昌花边号（业主杨佩瑜，地址在徐家汇和四川路101号）所生产的“各式花边”被名列其中，受到各界支持。

当年10月，北洋政府农商部在北京举办国货展览会，于各省所送之多数出品物，经分类审查给奖。上海美艺花边公司的花边获得一等奖。为此，农商部劝业委员会准工商司致函上海县知事，并抄录赴美赛会览督处，详称：“花边一项，畅销美国，向欧洲运销。近自战事剧烈，来源锐减，吾国可趁此机会提倡，调查各国时样，觅样仿制，是亦推广妇女生计之一端。”更多的外商及国内中间商见此利好，纷纷开设花边商号，专事花边的收发和经销。

民国五年（1916），叶倩邨在高桥地区（时属上海县）创办华盛花边公司。

可惜，浦东地区的花边生产由于出口环节繁杂，中间盘剝过多，有些目光短浅的浦东商人只图利益，以致销路锐减，细网花边生产竟迅速衰落，幸有粗网花边继起，才延续发展。

为此，民国六年（1917）2月15日，《新浦东》报刊发社论《浦东花边业之前途》，对浦东花边业的历史、地位、现状作了分析后，指导其发展途径、发展方向。社论说，“欧美各国家用之窗帘、台毯、被罩、妇女之衣饰，凡中等以上人家无不酷爱之，此最盛者为法、意二国，德、奥、罗、比、英、俄次之”。社论指出：“吾浦东之工商业辉煌腾达，吾浦东之声誉而增盛滋大，吾浦东之生计其在斯也。”面对激烈的竞争态势，社论着重分析了周边地区花边业的发展趋势，谈到“今吾国之业者，若广东汕头用细葛之抽丝花边，若山东烟台为编织花边，是两地去岁出口额达千余万……若上海之徐家汇为一种钩结花边，有法、意二式，大小皆可自如行销，最为宽广……”社论肯定了花边业界的重大决策，“吾浦东人速合全浦东之力，急起而组织一大公司，公司之利固可操券而有益于浦东生计……” 社论指出努力的方向，“公等谋自利而利人，振祖国工商，裕贫民生计，宗旨正大，今已由散而聚，由各别而公共，由轧轹而合群，如花边同业公订各项规约事，不可谓非一大进步，于商业道德上，于公司营业上，两利而俱益，此诚花边业前途之福，浦东前途之福。”

民国九年（1920）2月27日，上海《申报》报道：“花边公司以川沙为最盛，大小公司计30余家，出口额每年在百万余金以上，前因欧战，亏本停业者增多。上年4月，美国政府取消禁令，市面销售遂旺。”然后，网扣花边制品的人力成本与收入难以平衡，行销日趋困难，逐步被人们放弃。

然而，浦西地区的花边生产正持续发展，其原因何在？就在于手工编结工艺的选择。

上海县莘庄镇及周边地区的花边生产始终以钩针编结为主，从单纯的来料加工码带花边和朵头花，发展到自创花样，编结各种式样的手套、帽子、包袋等，编结业得到持续发展。

在这里，编结花边仅用一根针、一根线，几乎没有投入生产成本，“大小皆可自如行销，最为宽广”。同时，编结者充分发挥自行“出花样”的特长，花边制品十分丰富，自然能赢得更广泛的市场。

随之，松江县泗泾乡的杜家行、庄家桥、小渡船一带，宝山县大场、江湾、城厢、罗店、杨行、月浦等地也相继推广手工编结技艺，承接花边加工业务。

三、花边商“黄金时代”

民国七年（1918）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大量欧美商人来到上海采购花边，许多外国花边公司也纷纷招收有经验的花边女工，做验收、整理、熨烫、检验等后道工序。美籍犹太人福斯特格莱在上海城区圆明园路开设谦礼洋行，经营中国传统的工艺品及绒绣、花边等商品。不久，谦礼洋行与美国在华经营花边业务最大的汉伦洋行合作，成为其远东地区总代理。

早期花边制品

由于外商来沪竞相争购，本地花边外销量骤增，上海逐步发展成为中国花边出口的最大口岸。据《上海通志》记载：民国八年（1919），上海地区出口花边163.49万关两，占全国78.57％。由此，上海的花边出口量为全国第一，烟台退居第二，其次为宁波、汕头及南京。花边生产所用的棉纱线大都来自英国以及法国、比利时。

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出口花边增加到393.21万关两。上海地区出口的花边品种除钩针花边之外，还有菲立网扣花边、“万里斯”台布、麻布雕绣以及十字花产品等。除上海县与川沙县外，江苏无锡、如皋、常熟和浙江萧山、绍兴等地均有抽纱制品运来出口。上海花边出口主要销往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等15个国家和中国香港地区。

这一时期，这里的花边出口货值已经占到全国花边出口总值的50％至70％。上海花边行业呈现出如此兴旺的景象，难怪花边商们称之为“黄金时代”。

民国十六年（1927），美商保利士洋行美国大班因年老回国，洋行买办李常仁和该行职员龚培之、龚复三等在保利士洋行基础上，接受其行基和3000美元存货，在上海城区创办中国花边厂，以向沪郊农村发料加工售货给洋行为主要业务。

浦东的花边生产重新兴旺起来。据《川沙县志》称：民国十九年（1930），川沙地区有花边公司和工厂47家，年产花边百万张，产值五六十万元。“贫苦之户，赖以宽裕者数千家”。

至20世纪30年代末，仅当时上海县地区专事编结花边者有5000人以上，年产花边、手套达数万打。

民国二十六年（1937）以前，上海花边的出口基本上由洋行垄断。其中，老牌洋行有德商鲁麟、禅臣，法商新时昌，美商茂生、慎昌，英商泰和洋行和公和洋行等。他们既出口花边，又进口抽绣原料，对这个行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也左右着发展趋势，谋求更大的利益。还有一部分业务由户数众多，以经营花边为主业的专业小洋行掌控。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地区以花边出口为专业或主要业务的华商西洋庄约有21户，所占比重正在逐步扩大。

据民国二十六年（1937）政府部门统计，上海花边出口552.60万美元，列上海口岸出口商品总值第六位。输往美国、加拿大、英国等14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品种除了挑绣品外，绒线绣花出口量的增长尤为突出，每个月出口值约达10万美元左右。

1936年经营花边绣品出口的华商西洋庄行名表

（选自《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

当时，上海花边业由于经销商和宗教徒的推动，还不断地向上海周边地区扩散。

民国六年（1917），江苏省常熟县浒浦镇绣女季根仙，来到上海探望在徐家汇土山湾工艺场作木匠和绘画师的两个妹婿，看到编结工艺甚为喜欢。经人介绍，季根仙进入徐家汇圣母院作坊，学了半年针绣花边工艺。她返乡时，将花边带回来加工，一天收入约得洋五六角，胜过其他副业。周边妇女见状，都来向她学绣花边。于是，季根仙索性通过妹婿与上海花边商挂上钩，自行办起了花边传绣场所。针绣花边技艺（当地俗称“捏绣”）就此在当地越传越广，从浒浦镇白岩桥延伸到周市、师桥、碧溪、梅李、陆家市等地区，逐渐形成了常熟花边生产基地。

民国十一年（1922），常熟县大义乡绣女赵倪氏也在徐家汇圣母院学会了“万缕丝”花边工艺，带回家乡传授后也很快扩散。从而促使上海花边商在常熟地区开辟了一批花边发放加工站。

民国十二年（1923）夏季，上海商人徐方卿带着四名女基督教徒，从徐家汇来到浙江省萧山县坎山镇，看中这一带农村妇女擅长植棉织布和养蚕缫丝，以勤劳和手巧著称，而且工价低廉，便在此创建了花边加工作坊，取名沪越花边厂，首批组织24人学习针绣花边（当地俗称挑织花边）。可惜因产品花色单调，货不适销，不到两年就倒闭了。

民国三十年（1941）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海运遭遇封锁，商船断绝往来，上海花边手工业的出口外销顿时缺少门路，一落千丈。面对困境，很多经营花边出口的洋商纷纷撤退回国，而一批华人花边供货商趁机自营出口业务，尽管困难重重，却一举占领了花边生产渠道。华商专营花边的行号由战前的21户，增加到72户。规模较大有代表性的是：国利行、厚生商行、中国花边厂等。华商花边自营出口值占到当时花边出口总值的30％~40％。

民国二十七至三十年（1938~1941），上海花边累计出口货值1635.40万美元，其中民国二十七年为309.80万美元，列上海口岸出口商品总值第四位。民国二十八年和二十九年分别为439.20万美元和443.70万美元，分别居当年上海口岸出口商品第三、第四位。当时，上海花边主要出口到美国、加拿大、香港、新加坡等29个国家和地区。

由于华商们的努力，上海花边编结业得以持续发展，花边编结技艺的传承随之传了一代又一代，至今不绝。

四、钩针编结脱颖而出

徐家汇圣母院的修女们为扩大宗教影响，向周边地区归女传授欧洲花边技艺。在传授过程中，发现上海当地民间结线方法及手工编结工具与欧洲编织方法有同有异，各有特点，便探索两者结合之路。

徐家汇周边的农村妇女善于应用本地传统钩针工具、技法，她们按照马铃花边样式很快就编结出来了。越来越多的当地民女加入编结花边的行列，成为增加收入的一个途径。

于是，上海花边及其独特的钩针编结技艺在实践中形成了。

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是编结工具进行了革新。“棒槌花边”因编织工具、手法繁复，最终被上海人放弃了。而钩针编结的工具只需要一根针，采用一根线，便可以编结出成品，手法简洁，成本低廉，随身可行，不论条件。而且本地拥有传统的编结技艺，已经为推行欧式钩针编结奠定了技艺基础。

各式钩针

钩针编结技艺百年的发展历史证明，上海商人和民女们如此弃“织”而选“结”，是一项极为明智的选择，为日后花边业在上海地区的蓬勃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钩针花边编结以进口棉线（俗称洋线）为主料，编结工具仅凭一根钩针。钩针用金属（铝、不绣钢）、竹、木、骨、象牙等材料制成，前端呈带圆锥形的 倒钩，故被戏称“小扎钩”。钩针的粗细用号数表示，号数越大，针头越细，一般应根据线的粗细选用适当的钩针，如单根粗棉线应当使用3号针。钩针的制造无需多高的手艺，一般的工匠靠简单工具就能够“搓”制出钩针来，售价低廉。

因此，当时上海花边制品主要有钩针花边（法国式）、针绣花边（意大利式）以及网扣花边。

钩针花边：用棉线织成1~5英寸宽的网扣带子，在带子上结出各式花朵，称菲立码带。

针绣花边：用白色和米色线盘出花朵轮廓、又挑出小花朵做成大小各种网状的“万里斯”（威尼斯花边）。

民女们心灵手巧，花边样式（俗称花样）也越创越多。

钩针编结形式有3种：

1. 平片钩法。在编结物的正反两面往复编结，每钩一排，将织物反转一次。用于编结裙片、衣片。

2. 筒状钩法。连续成圈，进行循环编结，形成筒状织物。多用于编结不拼缝的统裙及手套、袜子、帽子等。

3. 圆片钩法。从中心向外加针，钩成圆片。用于编结帽子和圆形装饰织物。

上海市郊民女们根据中国传统编结技法改良工艺，编制出新“花样”，这项中西方文化的结合，是上海民间智慧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