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文化背景

第一节　时代与文化背景

一、历史背景

我国黄河中游地区，最先出现农业文明的曙光。新石器时期以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氏族公社，开始从事原始农业生产，早先的游牧生活转化为定居生活，从而开始有了集体定居的氏族聚落。后来，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原始公社解体，生产关系从氏族的公有制转化为奴隶主的私有制，并出现阶级分化。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奴隶制国家的诞生。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桀暴虐无道，而东方的商部落在首领汤的领导下强大起来，灭夏并建立商（公元前17世纪—前11世纪），进一步发展了奴隶制，在以河南中部和北部为中心，包括山东、湖北、河北、陕西的一部分地方建立了一个文化相当发达的奴隶制国家。这时，人们已使用青铜器，生产力较前大为提高。商朝的首都曾多次迁徙，最后定都于“殷”，因此，商王朝的后期又称为殷。

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生活在陕西、甘肃一带，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的周族灭殷，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奴隶制王国周（约公元前11世纪—前256年），先后以丰、镐（今西安西南）为都城，运用宗法与政治相结合的方式强化周王的统治。周王、诸侯、卿、士大夫为大小奴隶主，也就是贵族统治者和土地拥有者。周代经历了大约300多年，由于国内动乱和外族侵扰，被迫于公元前770年迁都到洛邑，是为东周。东周的前半期史称“春秋”时代，后半期称“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正值社会巨大变动的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土地被卷入交换、买卖，奴隶制经济崩溃，封建制经济代之而兴。

春秋时代的140多个诸侯国互相兼并，到战国时代只剩下七个大国。七国之间互相争霸、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士”这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受到各国统治者的重用，他们所倡导的各种学说亦有了实践的机会，形成学术上百家争鸣、思想上空前活跃的局面。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了以咸阳为都城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为了巩固秦王朝的统治，秦始皇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解除农民对采邑领主的人身依附，发展封建制经济，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秦律》正式肯定土地私有合法，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迅速壮大，成为皇帝集权专政的支柱；皇帝君临天下，大权独揽，废除宗法分封制，改为郡县制，设官分职以健全国家机器，由中央政府任命各级官吏，全国政令出自中央；统一全国文字、律令、度量衡和车辆的轨辙，尊崇法家思想。秦始皇还大力修筑驰道，并连接了战国时赵国、燕国和秦国的北面围城，筑成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以抵御北方匈奴、东胡等游牧民族的侵袭。与此同时，秦始皇还聚敛天下财富，大力营造国都咸阳，修上林苑，起骊山陵墓，开创了我国造园史上的辉煌篇章。

由于暴政，秦朝存在的时间很短。经过秦末的大动乱，西汉王朝（公元前206—公元25年）统一全国，建都长安。汉初削平诸王叛乱，改革税制，兴修水利，封建制的地主小农经济得以进一步巩固。工商业发展促进了城市繁荣，开辟了西域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在政治上强化官僚机构，通过“征辟”的方式广开贤路，严格选拔各级官员。到汉武帝时中央集权大帝国国势强盛、疆域扩大。政治上的大一统要求相应的意识形态上的大一统作为巩固皇权的保证。于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倡导尊王攘夷、纲常伦纪、大义名分，封建礼制得以确立，封建秩序进一步巩固。

在王莽篡汉建立短暂政权和农民起义之后，东汉（公元25—220年）又统一全国。东汉建都洛阳，继承西汉中央集权大帝国的局面，地主阶级中的特权地主逐渐转化为豪族，地方豪族的势力强大，在兼并土地之后又成为豪族大庄园主。他们之中，多数是拥有自己的“部曲”而形成与中央抗衡、独霸一方的豪强。东汉末年，全国各地相继发生农民暴动，最后酿成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各地官员亦拥兵自重，成为大小军阀。朝廷的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斗争导致军阀大混战。军阀、豪强武装镇压了黄巾军农民起义，同时也冲垮了汉王朝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公元220年，东汉灭亡。

二、社会与文化背景

（一）中国山水审美观念的确立

崇拜自然思想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很早就积累了种种与自然山水息息相关的精神财富，构成了“山水文化”的丰富内涵。山水文化在我国悠久的古代文化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远古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把一切自然物和自然现象视为神灵的化身，大自然生态环境被抹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覆盖以神秘的外衣。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改造大自然的过程中所接触到的自然物逐渐成为可亲可爱的东西，它们的审美价值也逐渐为人们所认识、领悟。狩猎时期的动物、原始农耕时期的植物，都作为美的装饰纹样出现在黑陶和彩陶上面，但它们仅仅是自然物的片段和局部，把大自然环境作为整体的生态美来认识，则要到西周时才始见于文字记载。《诗经·小雅》收集的早期民歌作品中体现了山水审美观念的萌芽状态，如，“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记述了作者在南山（终南山）所见的风景之美。山水审美观念的萌芽，也在人们开始把自然风景作为品赏、游观的对象这样一个侧面上反映出来。

我国古代把自然作为人生的思考对象，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和发展。老子时代的哲学家们已经注意到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首先是面对自身赖以立足的大地，人们的悲喜哀乐之情常常来自自然山水。老子从大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主要是山岳河川这个现实中，用自己对自然山水的认识去预测宇宙间的种种奥秘，去反观社会人生的纷繁现象，感悟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一万物本源之理，认为“自然”是无所不在，永恒不灭的，提出了崇尚自然的哲学观。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哲学观，认为人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主张一切纯任自然，并提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观点，即所谓“大巧若拙”“大朴不雕”，不露人工痕迹的天然美。老庄哲学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几千年前就奠定了的自然山水观，后来成为中国人特有的观赏价值观。

（二）三个重要的思想要素

除了社会因素之外，影响园林向着风景式方向上发展的还有三个重要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天人合一思想、君子比德思想和神仙思想。

1．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命题由宋儒提出，但相关哲学思想，早在西周时就已出现了。它原本是古代人的政治伦理主张的表述，儒家的孟子再加以发展，将天道与人性合而为一，寓天德于人心，把封建社会制度的纲常伦纪外化为天的法则。秦、汉时，以《易经》为标志的早期阴阳理论与当时的五行学派相结合，天人合一又衍生为“天人感应”说。认为天象和自然界的变异能够预示社会人事的变异，反之，社会人事变异也可以影响天象和自然界的变异，两者之间存在着互相感应的关系。

天人合一的思想源于上古的原始农业经济，因而必然会深刻地影响人们的自然观，即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这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它影响人们对山林川泽的认识，体现着人对大自然的精神改造。相应地，大自然的气质也对人性有所潜移默化，形成民族心理、习尚，进而形成了朴素的环境意识——保护山林川泽的生态环境。据《周礼》记载，周代对生态环境的管理已制度化，并设专职掌管山林川泽。先秦儒家学说中已有维护大自然生态平衡、保护植被和动物的简单的片段主张，并且提出了相应的行为规范。

正是由于天人和谐哲理的主导和环境意识的影响，中国园林风景式的发展方向才得以明确。两晋南北朝以后，通过人的创造性劳动更多地将人文的审美融入大自然的山水景观之中，形成中国风景式园林“源于自然、高于自然”“建筑与自然相融糅”等基本特点，并贯穿于此后园林发展的始终。

2．君子比德思想

君子比德思想源于先秦儒家，它从功利、伦理的角度来认识大自然。在儒家看来，大自然山林川泽之所以会引起人们的美感，在于它们的形象能够表现出与人的高尚品德相类似的特征，从而将大自然的某些外在形态、属性与人的内在品德联系起来。孔子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就是以水的流动表现智者的探索，以山的稳重与仁者的敦厚相类比，山中蕴藏万物，可施惠于人，正体现仁者的品质。

把泽及万民的理想的君子德行赋予大自然而形成山水的风格，这种“人化自然”的哲理必然会导致人们对山水的尊重。中国自古以来即把“高山流水”作为品德高洁的象征，“山水”成了自然风景的代称，园林从一开始便重视筑山和理水，也就决定了中国园林的发展必然遵循风景式的方向。

3．神仙思想

神仙思想产生于周末，盛行于秦、汉。神仙思想的产生，一是由于时代的苦闷感，战国时代正值奴隶社会转化为封建社会的大变动时期，人们对现实不满，于是祈求成为仙人而得到解脱；二是由于思想解放，旧制度、旧信仰解体，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激发人们幻想的能力，人们借助于神仙这种浪漫主义的幻想方式来表达破旧立新的愿望。神仙思想乃是原始的神灵、山岳崇拜与道家的老、庄学说融糅混杂的产物。到秦、汉时，民间已广泛流布着许多有关神仙和神仙境界的传说，其中以东海仙山和昆仑山最为神奇，流传也最广，成为我国两大神话系统的渊源。

东海仙山相传在山东蓬莱县沿海一带，包括岱屿、圆峤、蓬莱、方丈（方壶）、瀛洲五山，其上住着许多仙人并有长生不老药，后来岱屿、圆峤飘走不知去向，仅余三山。

昆仑山在今新疆境内，西接帕米尔高原，东面延伸到青海。据古籍描述，昆仑山可以通达天庭，人如果登临山顶便能长寿不死。山上居住着仙人，山顶为太帝之居，半山有黄帝在下界的行宫——悬圃。成书于汉代的《穆天子传》记述周穆王巡游天下，曾登昆仑山顶的瑶池会见仙人的首领西王母的情形。

东海仙山的神话内容比较丰富，因而对园林发展的影响也比较大。园林里面由于神仙思想的主导而模拟的神仙境界实际上就是山岳风景和海岛风景的再现，这种情况盛行于秦、汉时的皇家园林，对园林向着风景式方向上的发展，当然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