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时期的园林

第三节　秦、汉时期的园林

一、秦代的园林

秦国原本是周代的一个诸侯国，春秋时称霸西陲，成为当时的“五霸”之一。秦孝公任用商鞅为相，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秦国遂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秦国自栎阳迁都渭河北岸的咸阳以后，城市日益繁荣，一些宫苑如上林苑等已发展到渭河的南岸。孝公之子秦惠王即位，励精图治，不断向外扩张势力范围，开始以咸阳为中心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宫苑建设，所经营的离宫别馆，已达三百处之多（见图2－6）。

图2－6　咸阳主要宫苑分布图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灭六国，统一天下，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由过去的贵族分封政体转化为皇帝独裁政体。园林的发展亦与此新兴大帝国的政治体制相适应，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皇家园林”。始皇在征伐六国的过程中，每灭一国便仿建该国的王宫于咸阳北阪。于是，咸阳的雍门以东、泾水以西的渭河北岸一带，遂成为荟萃六国地方建筑风格的特殊宫苑群。此后，始皇便逐步实现其“大咸阳规划”，以及近畿、关中地区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宫苑——皇家园林建设。

大咸阳规划的范围为渭水的北面和南面两部分的广大地域。渭北包括咸阳城、咸阳宫以及秦始皇增建的六国宫，渭南部分即扩建的上林苑及其他宫殿、园林（见图2－6）。

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开始经营渭南，新建的信宫与渭北的咸阳宫构成南北呼应的格局。宫苑的主体沿着这条南北轴线向渭南转移，原上林苑遂得以扩大、充实。这时候，咸阳城已横跨渭河南北两岸，但由于渭北地势高，咸阳宫仍起着统摄全局的作用，因而把它作为“紫宫”星座的象征，也是实际上的“天极”。再利用“甬道”等交通道路作为联系手段，参照天空星象，组成一个以咸阳宫为中心、具有南北中轴线的庞大宫苑集群。

这个庞大的宫苑集群突出了咸阳宫统摄全局的主导地位，其他宫苑则作为咸阳宫的烘托，犹如众星拱北极。它体现了人间皇帝的至高至尊，以皇帝所居的朝宫沟通于天帝所居的天极，又把天体的星象复现于人间的宫苑，从而显示天人合一的哲理。如此恢弘、浪漫的气度，在中国城市规划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根据各种文献的记载，秦代在短短的12年中所营建的离宫别苑有数百处之多。仅在都城咸阳附近以及关中地区就有百余处。关中地区不仅风景优美，也是当时的粮食丰产区，膏腴良田多半集中于此，这里散布着秦代众多的离宫、御苑，其中比较重要且能确定其具体位置的有上林苑、宜春苑、梁山宫、骊山宫、林光宫、兰池宫等几处。

上林苑原为秦国的旧苑，至晚建成于秦惠王时，秦始皇再加以扩大、充实，成为当时最大的一座皇家园林。它的范围，南面包括终南山北坡，北界渭河，东面到宜春苑，西面直抵周事，规模可谓大矣。苑内最主要的一组宫殿建筑群为阿房宫，它同时也是上林苑的核心。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的宫、殿、台、馆散布各处，它们都依托于各种自然环境、利用不同的地形条件而构筑，有的还具备特殊的功能和用途。例如，长杨宫、射熊馆在上林苑的极西，今周至县境内，秦昭王时已建成作为王室游猎之所，秦始皇在其旧址加以修葺，亦作为狩猎专用的离宫。

上林苑内有专为圈养野兽而修筑的兽圈，如“虎圈”“狼圈”等。并在其旁修建馆、观之类的建筑物，以供皇帝观赏动物和射猎之用。

上林苑内森林覆盖，树木繁茂，郁郁葱葱，这从汉代《上林赋》《西京赋》等文字描写中也可以看得出来。除了原有河流之外，还开凿了许多人工湖泊，既丰富了水景，又起到蓄水库的作用。

宜春苑位于隑州（今西安东南之曲江），这里林木蓊郁、风景优美。一条弯曲的河流“曲江”萦回其间，水景绮丽。秦时建“宜春宫”，作为皇帝在宜春苑内游赏、游猎时歇憩之所。

梁山宫始建于秦始皇时，在渭水北面的好畤县境内。这一带山水形胜，环境优美，气候凉爽，为避暑胜地。

骊山宫位于临潼县南面的骊山北麓，其苑林包括骊山北坡的一部分。这里不仅林木茂盛，风景优美，山麓还有温泉多处，秦始皇时建成离宫，经常前往沐浴、狩猎、游赏。骊山宫离咸阳不远，当时曾修筑了一条专用的复道直达上林苑内的阿房宫，以备皇帝来往交通之方便并保证其人身安全。

林光宫的遗址在今淳化县甘泉山之东坡。甘泉山风景优美，是避暑休闲胜地。

兰池宫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秦兰池宫在咸阳县东二十五里”“兰池陂，即秦之兰池也，在县东二十五里。初，始皇引谓水为池，东西二百丈，南北二十里，筑为蓬莱山，刻石为鲸鱼，长二百丈”。由此可知，兰池宫利用挖池筑岛来模拟海上仙山，以满足秦始皇接近神仙的愿望。

兰池宫在园林发展史的初期占着重要的地位。首先，引渭水为池，池中堆筑岛山，乃是首次见于史册记载的园林筑山、理水之并举。其次，堆筑岛山名为蓬莱山以模拟神仙境界，比起战国时燕昭王筑台以求仙的做法更赋予一层意象的意味，开启了西汉宫苑中的求仙活动之先河。从此以后，皇家园林又多了一个求仙的功能。

二、西汉的皇家园林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秦的旧都咸阳已被项羽焚毁，乃于咸阳东南、渭水之南岸另营新都长安。先在秦的离宫“兴乐宫”的旧址上建“长乐宫”，后又在其东侧建“未央宫”，其后又建成“桂宫”“北宫”“明光宫”。西汉初年，战乱甫定，朝廷遵循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汉高祖即位的次年便下诏把苑内的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其余的仍保留为御苑禁地。

汉武帝在位时（公元前140—前87年），削平同姓诸王，地主小农经济空前发展，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局面空前巩固。泱泱大国的气派、儒道互补的意识形态影响到文化艺术的诸方面，产生了瑰丽的汉赋、羽化登仙的神话、现实与幻想交织的绘画、神与人结合的雕刻等。园林方面当然也会受到这种影响，再加上当时的繁荣经济、强大国力，以及汉武帝本人的好大喜功，皇家造园活动遂达到空前兴盛的局面。西汉的皇家园林除了少数在长安城内，其余的遍布于近郊、远郊、关中以及关陇各地（见图2－7），其中的大多数建成于汉武帝在位期间。

西汉的众多宫苑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为上林苑、甘泉宫、未央宫、建章宫、兔园五处。它们都具备一定的规模和格局，代表着西汉皇家园林的几种不同的形式（见图2－8）。

1．上林苑

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就秦上林苑加以扩建。上林苑的占地面积，文献记载不一：方三百里、三百四十里，周墙四百余里，周袤三百里。按汉代一里相当于0．414千米计，则苑墙的长度大约为130千米至160千米，共设苑门十二座。它的占地之广可谓空前绝后，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皇家园林。

根据有关文献中所提到的及已进行考古发掘的情况，上林苑大致布局如下。

上林苑的外围是终南山北坡和九崤山南坡，关中的八条大河，即所谓“关中八水”，贯穿于苑内辽阔的平原、丘陵之上，此外还有天然湖泊十处，自然景观极其恢弘、壮丽。人工开凿的湖泊较多，一般都利用挖湖的土方在其旁或其中堆筑高台。这些人工湖泊除了供游赏之外还兼有其他的用途，比较大的有昆明池、影娥池、琳池、太液池四处。

图2－7　西汉长安及其附近主要宫苑分布图

昆明池位于长安城的西南面，面积约一百余公顷。据文献记载的内容来分析，昆明池具有多种功能：训练水军、水上游览、渔业生产基地、模拟天象。此外，还有“蓄水库”的作用。在水上安置巨型的动物石雕，则是仿效秦兰池宫的做法。由于开凿了昆明池和整治有关河道，附近的自然风景亦相应地得以开发。当年环池一带绿树成荫，建置许多观、台建筑。如今，在池旁及附近的南丰镐村、孟家寨、石匣口村、客省庄等地，均发现不少西汉建筑遗存，即当年的观、台的遗址。

影娥池和琳池分别为汉武帝赏月、玩水、观景之处。太液池在建章宫内，池中筑三岛模拟东海三仙山。

图2－8　汉长安城宫苑分布图

上林苑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既有极为丰富的天然植被，又有大量人工栽植的树木，见于文献记载的有松、柏、桐、梓、杨、柳、榆、槐、檀、楸、柞、竹等用材林，桃、李、杏、枣、栗、梨、柑橘等果木林，以及桑、漆等经济林，这些林木同时也发挥其观赏的作用而成为观赏树木。有些品种，如槐、守宫槐、柳等一直繁衍至今，仍为关中著名的乡土树种。另有不少是从南方移栽的品种，如菖蒲、山姜、甘蔗、留求子、龙眼、荔枝等。武帝时与西域各国交往频繁，许多西域的植物品种亦得以引进苑内栽植，如葡萄、安石榴等。

汉武帝初修上林苑时，群臣远方进贡的“名果异树”就有三千余种之多。上林苑内的许多建筑物甚至是因其周围的种植情况而得名的，如长杨官、五柞宫、葡萄宫、棠梨宫、青梧观、细柳观、柘观等。此外，苑内还有好几处面积甚大的竹林，谓之“竹圃”。

上林苑内豢养百兽，放逐各处，“天子秋冬射猎取之”，则苑内的某些区域也相当于皇家狩猎区。一般的野兽放养在各处山林之中供射猎之用，但猛兽必须圈养起来以防伤人，故苑中建有许多兽圈，如虎圈、狼圈、狮圈、象圈等。一些珍稀动物或家禽，为了饲养方便也有建置专用兽圈的。这类兽圈一般都在宫、观的附近，以便于就近观赏，大型的兽圈还作为人与困兽搏斗的“斗兽场”，另外苑内的飞禽也非常多。汉武帝通西域，开拓了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随着与西方各国交往、贸易之频繁，西域和东南亚的各种珍禽奇兽都作为贡品而云集上林苑内，被人们视为祥瑞之物。

因此，上林苑既有大量的一般动物，还有不少珍禽奇兽，相当于一座大型动物园。据史料记载，上林苑范围内的宫殿建筑群共计12处，实际则远远超过此数。其中以建章宫的规模最大，属朝宫的性质；其余大多有特殊用途。

上林苑内有许多台，仍然沿袭先秦以来在宫苑内筑高台的传统。有的是利用挖池的土方堆筑而成的，如眺瞻台、望鹄台、桂台、商台、避风台等，一般作为登高观景之用；有的是专门为了通神明、察符瑞、候灾变而建造的，如神明台；有的则是用木材堆垒而成的，如建章宫北之凉风台。灵台又名清台，东汉时尚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天文观测台。

观、馆二名往往互相通用，是汉代对体量比较高大的非宫殿建筑物的通称。《三辅黄图》记载了上林苑内二十一观的名字，分别为昆叫观、蚕观、平乐观、博望观、燕升观、观象观、便门观、白鹿观、三爵观、阳禄观、阴德观、鼎郊观、樛木观、椒唐观、鱼鸟观、元华观、走马观、柘观、上兰观、郎池观、当路观。从它们的命名也可以看得出来，观是一种具有特定功能和用途的建筑物。例如，平乐观为角羝表演场，走马观为表演马术的场所，观象观相当于天文台，蚕观是养蚕、观蚕的地方，等等。

另外，上林苑苑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了利用这些资源，发挥其经济效益、增加皇室收入，上林苑内设作坊多处，调集工匠制造各种工艺品和日用器物如铜器、草席等，设果园、蔬圃、养鱼场、牲畜圈、马厩，供应宫廷和皇室所需。上林苑内的大量膏腴之地以及圈占的农民庄田，后来又陆续租赁给贫民、官佃奴耕种，从事粮食作物的生产。由此看来，上林苑又类似于一座庞大的“皇家庄园”。

综上所述，仅就这些有限的文字材料分析，可以从中得到三点认识。第一，上林苑是一个范围极其广阔的天然山水环境。在其中除了最大的宫苑建筑之外，还有皇帝的狩猎区，放牧大量御马的牧场，庞大的工、农、林、渔业生产基地等。第二，上林苑内的建筑（宫、苑、台、观等）就其已知的数量而言，它们在这个辽阔的天然山水环境内的分布是极其疏朗的，间距也很大，一般需乘马车和骑马方能当日往返。这种疏朗的、随意的“集锦式”总体布局，与秦代上林苑之建筑比较密集，复道、甬道相连成网络的情况全然不同。第三，上林苑是座多功能的皇家园林，具备幼年期古典园林的全部功能——游憩、居住、朝会、娱乐、狩猎、通神、求仙、生产、军训等。此外，苑内还有帝王的陵墓，如白鹿原上的汉文帝灞陵、汉宣帝杜陵等。

西汉后期，由于园林的范围太大，难于严格管理，逐渐有百姓不顾禁令入苑任意垦田开荒。到西汉末年，苑内大部分可耕土地已恢复成膏腴良田，上林苑作为皇家园林，除了保留部分古迹之外，已是名存实亡了。

2．甘泉宫

甘泉宫始建于秦代，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听信方士少翁之言，修复并扩建甘泉宫，其建筑群规模堪与建章宫相比。

甘泉宫之北，利用甘泉山南坡及主峰的天然山岳风景开辟为苑林区，即甘泉苑。甘泉山层峦叠翠，溪河贯穿山间，四季景色各异，山坡上分布着许多宫、台之类的建筑物。

3．未央宫

未央宫位于长安城的西南角，是长安最早建成的宫殿之一，也是皇帝、后妃居住的地方，其性质相当于后来的宫城，其规模据现存遗址的实测，周长共8560米。未央宫的总体布局，由外宫、后宫和苑林三部分组成。

苑林在后宫的南半部，开凿大池沧池，用挖池的土方在池中筑台，由城外引来昆明池之水，穿西城墙而注入沧池，再由沧池以石渠导引，分别穿过后宫和外宫，汇入长安城内之王渠，构成一个完整的水系。沿石渠建置皇家档案馆“石渠阁”、皇帝夏天居住的“清凉殿”，苑内还有观看野兽的“兽圈”、皇帝行演耕礼的“弄田”。

沧池及其附近是未央宫内的园林区，凿池筑台的做法显然受到秦始皇在兰池宫开凿兰池、筑蓬莱山的影响，而它本身无疑又影响着此后的建章宫内园林区的“一池三山”的规划。

4．建章宫

建章宫建于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是上林苑内主要的十二宫之一，文献多有片段记载，可大致推断出有关它的内容和布局的情况。如图2－9所示，建章宫的总体布局，北部以园林为主，南部以宫殿为主，成为后世“大内御苑”规划的滥觞，它的园林一区是历史上第一座具有完整的三仙山的仙苑式皇家园林。从此以后“一池三山”遂成为皇家园林的主要模式，一直沿袭到清代。

建章宫的外围宫墙周长三十里，宫墙之内，又有内垣一重。宫内的主要建筑物“前殿”为建章宫之大朝正殿，建在高台之上，与东面的未央宫前殿遥遥相望。宫内的其他殿宇，有骀荡宫、天梁宫、奇华殿、鼓簧宫、神明台等。宫的西部还有圈养猛兽的“虎圈”，其西南为上林苑天然水池之一的“唐中池”。可以说，建章宫尚保留着上代的囿、台结合的余绪，具备多种功能。

图2－9　建章宫图

建章宫的西北部辟为以园林为主的一区，开凿大水面，称太液池，汉武帝也像秦始皇一样迷信神仙方术，因而仿效始皇的做法，在太液池中堆筑三个岛屿，象征东海的瀛洲、蓬莱、方丈三仙山。

在太液池的西北面，利用挖池的土方分别堆筑“凉风台”和“谶台”，前者台上建观，后者高二十余丈。太液池岸边种植雕胡、紫萚、绿节之类的植物，凫雏、雁子布满其间，又多紫龟、绿鳖。池边多平沙，沙上野鸟动辄成群。池中种植荷花、菱角等水生植物，水上有各种形式的游船。

5．兔园（梁园）

汉初，曾一度分封宗室诸王就藩国、营都邑，其地位相当于周代的诸侯国。这些藩王都要在封土内经营宫室园苑，其中以梁国的梁孝王刘武所经营的最为宏大富丽，与皇帝的宫苑几无二致。

据文献记载，兔园位于睢阳城东郊的平台，其规模相当大，而且已具备人工山水园的全部要素——山、水、植物、建筑。园内有人工开凿的水池——雁池和清泠池，有人工堆筑的山和岛屿；园内有奇果异树等观赏植物，放养许多野兽；宫、观、台等建筑“延亘数十里”。孝王礼贤下士，梁园为养士之所，一时文人云集，司马相如、枚乘在住园期间分别写成著名的汉赋《子虚赋》和《七发》。兔园以其山池、花木、建筑之盛以及人文之荟萃而名重于当时。直到唐代，仍不时有文人为之作诗文咏赞、发思古之幽情。

皇家园林是西汉造园活动的主流，它继承秦代皇家园林的传统，保持其基本特点而又有所发展、充实。因此，秦、西汉皇家园林可以相提并论。

功能的多样、驳杂导致造园的极不规范和园地的大幅度拓展。西汉皇帝把对离宫别苑的经营当作自己权力的展示，并到了狂热的程度。离宫别苑规模之大、建筑之美轮美奂足以令后人为之瞠目，其表现出仿佛涵盖宇宙的魄力，显示了中央集权的强大气概。这与汉代艺术所追求的镂金错彩、夸张扬励之美颇相似，反映了西汉国力之强盛和统治者的好大喜功，也同样是受到儒家美学观念的影响。儒家反对过分奢靡的风气，却很讲究通过人为创造来表现外貌的堂皇美饰，这种雍容华贵之美，遂成为西汉宫廷造园的审美核心——皇家气派。它作为一个传统，在以后的历代宫廷造园的实践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三、东汉的皇家园林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在王莽短暂篡位后，起自宛、洛一带的地方割据势力、豪族大地主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公元26年定都洛阳，为汉光武帝。

汉光武帝在洛阳城的北面建方坛，祀山川神祇，南面建灵台、州堂、辟雍、太学。近郊一带伊、洛河水滔滔，平原坦荡如砥，邙山逶迤绵延，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丰沛的水资源为经营园林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如图2－10所示，这一带散布着许多宫苑，见于文献记载的有九处：荜圭灵昆苑、平乐苑、上林苑、广成苑、光风园、鸿池、西苑、显阳苑、鸿德苑。

东汉初期，朝廷崇尚节俭，反对奢华，故宫苑的兴造不多。到后期，统治阶级日益追求享乐，桓、灵二帝时，除扩建旧宫苑之外，又兴建了许多新宫苑，形成东汉皇家造园活动的高潮。

洛阳作为东汉都城，在建都之初便着手解决漕运和城市供水的问题，乃开凿漕渠，引洛水进入洛阳以通漕和补给城市用水，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水系，鸿池便是调节水量的蓄水库。这个水系为城内外的园林提供了优越的供水条件，因而绝大多数御苑均能够开辟各种水体，因水而成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园林理水技艺的发展。东汉科学发达，曾有造纸术、候风地动仪等发明。城市供水方面也引进科学技术而多有机巧创新，对园林理水产生了一定影响，更增益后者的机巧性和多样化，如史载有“激上河水，铜龙吐水，铜仙人卸杯，受水下注”的做法。

东汉称皇家园林为“宫苑”，亦如西汉之有宫、苑之别。此外，也有称之为“园”的。总的看来，东汉的皇家园林数量不如西汉多，规模远较西汉小。但园林的游赏功能已上升到主要地位，因而比较注意造景的效果。

四、汉代的私家园林

西汉初年，朝廷崇尚节俭，私人造园的情况并不多见。武帝以后，贵族、官僚、地主、商人广置田产，拥有大量奴婢，过着奢侈的生活。关于私家园林的情况就屡有见于文献记载，所谓“宅”“第”即包括园林在内，也有称之为“园”“园池”的。其中尤以建置在城市及近郊的居多，《汉书·田蚡列传》记武帝时的宰相田蚡“置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奏珍物狗马玩好不可胜数”。此外，大官僚灌夫、霍光、董贤，以及贵戚王氏五侯的宅第园池，均规模宏大、楼观壮丽。

图2－10　东汉洛阳主要宫范分布图

西汉地主小农经济发达，政府虽然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商人规定了种种限制，但由于商品经济在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供应皇室、贵族、官僚的生活享受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由经商而致富的人不少。大地主、大商人成了地方上的豪富，民间营造园林已不限于贵族、官僚，豪富们造园的规模也很大。汉武帝时茂陵富人袁广汉所筑私园的规模相当大——东西四里、南北五里。

楼台馆榭，重屋回廊，曲折环绕，重重相连，人工开凿水体引激流水注其内，水池面积辽阔，积沙为洲屿；人工堆筑的土石假山体量巨大，延绵数里、高十余丈；园中豢养着众多的奇禽怪兽，种植大量的树木花草。可以想象其类似于皇家园林的规模和内容。

到东汉时，私家园林见于文献记载的已经比较多了，除了建在城市及其近郊的宅、第、园池之外，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郊野的一些庄园也掺入了一定分量的园林化经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朴素的园林特征。东汉初期，经济有待复苏，社会上尚能保持节俭的风尚。中期以后，吏治腐败，外戚、宦官操纵政权，贵族、官僚敛聚财富，追求奢侈的生活。他们竞相营建宅第、园池，到后期的桓、灵两朝，此风更盛。

梁冀为东汉开国元勋梁统的后人，家世显赫，顺帝时官拜大将军，历事顺、冲、质、桓四朝。他当政的二十余年间先后在洛阳城内外及附近的千里范围之内，大量修建园、宅供其享用。一人拥有园林数量之多，分布范围之广，均为前所未见者。梁冀所营诸园，分布在东至荥阳（今河南省郑州市西）、西至弘农（今河南省灵宝县）、南至备阳（今河南省鲁山县）、北至黄河和淇水的广大地域内，其规模简直可以比拟于皇家园苑了。梁冀的两处私园——“园圃”和菟园，作为东汉私家园林的精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贵戚、官僚的营园情况。

园圃“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具备浓郁的自然风景的意味。园林中构筑假山的方式，尤其值得注意，它模仿崤山形象，是真山的缩移摹写。崤山位于河南与陕西交界处，东、西二崤相距约15千米，山势险峻，自古便是兵家必争的隘口。园内假山即以“十里九坂”的延绵气势来表现二崤之险峻恢弘，假山上的深林绝涧亦为了突出其险势，足见园内的山水造景是以具体的某处大自然风景作为蓝本，已不同于皇家园林的虚幻的神仙境界了。梁冀园林假山的这种构筑方式，可能是中国古典园林中见于文献记载的最早的例子。

建置在洛阳西郊的菟园“经亘数十里”，园内建筑物体量较大，尤以高楼居多，而且营造规模十分可观。东汉私家园林内建置高楼的情况比较普遍，当时的画像石、画像砖都有具体的形象表现。这与秦汉盛行的“仙人好楼居”的神仙思想固然有着直接关系，另外也是出于造景、成景方面的考虑。楼阁的高耸形象可以丰富园林总体的轮廓线，人们似乎已经认识到楼阁所特有的“借景”的功能。

传世和出土的东汉画像石、画像砖，其中有许多是刻画住宅、宅园、庭院形象的，都很细致、具体，可以和文字记载互相印证。图2－11（a）表现的是一座完整的住宅建筑群，呈两路跨院，左边的跨院有两进院落，前院设大门和过厅，其后为正厅所在的正院，庭院中畜养着供观赏的禽鸟。右边的跨院亦有两进，前院为厨房，其后的一个较大的院落即是宅园，园的东南隅建置类似“阙”的高楼一幢。图2－11（b）表现的是住宅的大门，从门外可以看到庭院内种植的树木。图2－12则全面地描绘了一座住宅的绿化情况，不仅宅内的几个庭院种植树木，宅门外的道路两旁也都成片地种植树木。住宅内的庭院既有进行绿化而成为庭园，也有作为公共活动场地的。图2－13所表现的就是住宅的一个庭院内正在演出杂技的情形。

东汉园林理水技艺发达，私家园林中的水景较多，往往把建筑与理水相结合而因水成景。图2－14表现的便是一幢临水的水榭，整幢建筑物用悬臂梁承托悬挑，使之由岸边突出于水面，以便于观赏水中游鱼嬉戏之景。此外，山东诸城出土的一方画像石描绘一座华丽邸宅，其第二进院落中有长条状的水池，池岸曲折自然，类似于梁冀邸宅庭院内的“飞梁石蹬，陵跨水道”的开凿水体的点缀。

图2－11　四川出土的东汉画像砖

（a）庭院（四川成都画像砖）；（b）大门（四川德阳画像砖）

五、秦汉时期隐逸思想的发展及其对园林的影响

隐士古而有之，即避世隐逸的士人，传说中的许由、巢父、伯夷、叔齐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们的抱负往往不见重于统治者，为了维护个人相对独立的社会理想、人格价值和审美情趣，乃避开现实社会，隐居于山林。对于中国的士大夫来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儒们早已为后世文人指出了人生中相互补充而又协调的两条人生道路。

图2－12　河南郑州出土的东汉画像砖

图2－13　山东曲阜旧县村出土的东汉画像石

隐士们在不同的时代提出了不同的隐逸思想。虽然隐逸文化并未占据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但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奇异的文化现象，隐逸思想曾传承和沉淀于历代不畅其志的士人的血脉之中，并创造出了灿烂丰富的文化。

东汉初年，豪强群起，奴役贫苦农民充当徒附，强迫精壮之士充当部曲，形成各地的大小割据势力。他们逐渐瓦解了西汉以来的地主小农经济，促成了农民人身依附于庄园主的庄园经济的长足发展。庄园远离城市，进行着封闭性的农业经营和手工业生产，相当于一个个在庄园主统治下的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

庄园主除豪强之外，还有一些出身世家的大族。例如光武帝的舅父樊宏，拥有大量庄田和奴仆，经营农工商业，又出身高贵、位居要津，在地方上有很高的威望。像这样的世家大族庄园主，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的前身。政府的各级官僚也通过种种方式兼并土地而拥有自己的庄园。

西汉时期，大一统的皇帝集权政治空前巩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士人若欲建功立业，必须依附于皇帝这一最高统治者并接受其行为规范和思想意识的控制，否则就只能选择做隐士一族，方可以保持自己独立的社会理想和人格价值。到东汉时，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庄园经济的发展形成了许多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实体，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开皇帝的集权政治，得以成为比较理想的隐居之所。东汉中期以后，帝王荒淫，吏治腐败，外戚宦官专政，许多文人出身的官僚由于不满现状、逃避政治斗争所带来的灾祸和迫害，纷纷辞官回到自己的庄园隐居起来，一些世家大族的文人也有终生不愿为官而甘心于在庄园内过隐居生活的。这时的隐士，不论致仕退隐者或终生不仕之隐者，绝大多数已不必遁迹山林了，取而代之的是“归田园居”，即到各自的庄园中去做那优哉游哉的安逸的庄园主——隐士庄园主。他们的物质生活能保证一定的水准，精神生活则能远离政坛是非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回归大自然的怀抱，充分享受诗书酒琴和园林之乐。所以，隐士的人数逐渐增多。他们的言行影响到意识形态，“隐逸思想”便在文人士大夫的圈子里逐渐滋长起来。

图2－14　山东微山县两城镇出土的东汉画像石

隐士庄园主多半为文人出身，他们熟习儒家经典而思想上更倾向于老庄，又深受传统的天人谐和哲理的浸润，因而很重视居处生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尤为关注后者的审美价值，他们经营的庄园，往往有意识地去开发内部的自然生态之美，延纳、收摄外部的山水风景之美。这样的园林化庄园既是生产、生活的组织形式，也可以视为私家园林的一个新兴类别“别墅园”的雏形。它们远离城市喧嚣，为庄园主创设了淡泊宁静的精神生活条件和一定水准的物质生活。

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有意识地把人工建置与大自然风景相融糅而创造“天人谐和”的人居环境，这种极富自然清纯格调之美的环境，正是士人们所向往的隐逸生活的载体，当然，也可视为流行于东汉文人士大夫圈子里面的隐逸思想的物化形态。这样，隐逸不仅与山林结缘，而且也开始与园林发生了直接关系。应该说，园林化的庄园在东汉时尚处于萌芽状态，到了下一个时期的魏晋南北朝才得以长足发展。相应地，隐逸思想亦随之而丰富其内涵，更深刻地渗透于后世的私家园林创作活动之中。

小　结

中国古典园林的幼年发展时期持续了近1200年，从萌芽、产生到逐渐成长，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殷、周时期；第二阶段是秦、西汉时期；第三阶段是东汉时期。

殷、周是园林幼年发展时期的初始阶段，天子、诸侯、卿、士大夫等大小贵族奴隶主所拥有的“贵族园林”相当于皇家园林的前身，但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皇家园林。

秦、西汉为生成期园林发展的重要阶段，相应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确立，出现了皇家园林这个园林类型。它的“宫”“苑”两个类别，对后世的宫廷造园影响极为深远。

东汉则是园林由幼年时期发展到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时期的过渡阶段。

应该说，处于幼年发展时期的中国古典园林演进变化极其缓慢，始终处在发展的初级状态，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这一时期造园活动的主流是皇家园林，尚不具备中国古典园林的全部类型。园林的内容驳杂，园林的概念也比较模糊。私家园林虽已见诸文献记载，但为数甚少，而且大多数是模仿皇家园林的规模和内容，两者之间尚未出现明显的类型上的区别。

第二，园林的总体规划尚比较粗放，设计经营的艺术水平不高。无论天然山水园或者人工山水园，建筑物只是简单地散布、铺陈、罗列在自然环境中。园林的功能由早先的以狩猎、通神、求仙、生产为主，逐渐转化为以后期的游憩、观赏为主。

第三，早期的台、囿与园圃相结合已包含着风景式园林的因子，之后又受到天人合一、君子比德、神仙思想的影响而朝着风景式方向上发展，但毕竟仅仅是大自然的客观写照，本于自然却并未高于自然。由于原始的山川崇拜、帝王的封禅活动，再加上神仙思想的影响，大自然在人们的心目中尚保持着一种浓重的神秘感。儒家的“君子比德”之说，又导致人们从伦理、功利的角度来认识自然之美。对于大自然山水风景，仅仅构建了低层次的自觉的审美意识。因此，秦、汉时期的帝王苑囿规模宏大，其布局多出于法天象、仿仙境、通神明的目的，而在园林里面所进行的审美的经营尚处在低级的水平上，造园活动并未完全达到艺术创作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