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成果简介

第一章　哲学研究成果简介

哲学生涯（译著）

陈春文（兰州大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

《哲学生涯》一书是德国著名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的自传体哲学著作。作者深刻仔细地剖析了一个哲学家的成长过程中所需的社会条件，以及作为自然人、社会人和政治公民的哲学家在各种不同角色之间的不同的担当。作者把哲学家人生成长的各阶段与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学术环境放在一起考察，穿插具有事件意义的人物及各种人物之间的相关性，既有清晰的思想脉络，又有很强的阅读质感。作者在著作中突出了哲学的希腊性陈述，哲学的历史推演的路径，以及哲学与艺术深层相涉的关系。书中更为突出地论述了哲学教育的植物性生长特征，对怎样从真正的哲学家那里磨炼哲学之思以及怎样才能成长为一位真正的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令人信服的论证，感人至深。书中既有著名思想家的专章，如海德格尔，那托尔普，舍勒等，也有“恐慌”、“幻灭”等动人心魂的时代解剖，更有作为校长的哲学家不同于常人的刻骨铭心的经历。可以说，这是一部基于思想生长自身的百科全书。

该书的核心价值是真正的哲学家以自己为参照探讨哲学家成长的书，具有不可替代性和时代见证与思想见证的独到性，对哲学的学与教的探讨鞭辟入里，质感生动。这本书融合了作为哲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伽达默尔的多重身影，在近现代思想史上还没有这样一本能历时一个世纪、纵横论述各思想层面的事情于一体的著作。这本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还具有广泛的文学价值、教育价值和开放性熏陶的价值。伽达默尔本人就是思想大师海德格尔熏陶出来的大师级的“作品”，而且他本人又催生了德国哲学教育的人文主义气息。这本书是一个世纪人物以整个世纪为舞台献给一个世纪的思想礼物，具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

理论历史实践——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研究

王兴嘉、王继荣等（甘肃省委党校）/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该书是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1996—1998）规划项目的最终成果。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和唯物史观为理论导引，以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则为研究方法，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线索为宏观背景，深入探讨和阐发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矛盾系统论思想，认为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全新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建构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矛盾系统论，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该书全面评价了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科学内涵、实践意义和理论局限，认为社会主义矛盾系统论的提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决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矛盾的科学方法论，而且开辟了一条以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时代化、科学化的全新理论路径；同时指出了其历史的局限性。客观分析了社会主义初期这一学说在实践中的历史厄运及教训，主要是社会主义实践初期社会制度的不成熟性、“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和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波折造成的。系统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变化和新特点。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在新是历史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经验，特别是邓小平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战略构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矛盾系统论思想，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方针和实践路径。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对《纯粹理性批判》的理性超越

刘学义（甘肃省委党校）/《兰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该论文认为纵观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和《纯粹理性批判》两本书的全部内容，虽然它们在观点上基本相同，但也有不少不同点，（以下简称《导论》、《批判》）。《导论》与《批判》相比较，《导论》在内容、观点、写法等方面补充了不少新东西。《导论》中增加的这些新思想，恰好是《导论》对《批判》的理论超越。概括起来讲，《导论》对《批判》的理论超越，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首次表明康德哲学的根本性质。从康德的观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唯心主义应该从特殊意义上去理解，康德哲学与笛卡儿的“经验唯心主义”和贝克莱的“梦幻唯心主义”有着严格的区别。二是反复强调休谟对康德的巨大影响。康德哲学是建立在批判和怀疑论的基础上，康德在《批判》和《导论》中突出了对休谟的研究，肯定了休谟的功劳，并阐明了他与休谟之间的渊源关系。三是突出强调康德空间的本质。《导论》的第三个理论超越，就是康德更高层次上阐明了他的“两只手套”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他自己的空间学说。四是特别强调自身的写作方法。康德非常重视分析法和综合法的辩证思维方法，把这两种思维方法作为理论研究和科学发现的基本方法，并对两种逻辑方法的各自作用作了明确的规定。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若干思考

闫晓勇（甘肃省委党校）/《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哲学原理》2003年第7期转载，《新华文摘》2003年第10期辑目

来自异邦的思想奇葩与本土的文化母体结合，必将显现出遗传与变异的性状，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它的代表性成果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时至今日，这一过程并未完结，我们面对新的历史条件，面对发展变化着的哲学的对象、形式和内容，必须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全过程，摆脱过去那种与科学缺乏沟通、对政治过分依附的思维惯性，以冷静的、科学的态度来真诚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巨大成就作出公正的评价，这既是此文的出发点，也是此文的归宿，正视成就背后的不足与缺憾，才会有未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健康发展。该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没有回避，而是在作者能力所及的范围内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试论冯友兰新理学对旧理学的超越

范鹏（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此论文认为冯友兰的新理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的重要成果，新理学既是程朱理学的继承，又是它的新发展。新理学的主要思想集中体现在《新理学》一书之中，《新理学》的思想又在《新知言》中得到了系统、具体、全面的总结，构成了冯友兰新理学哲学本体论。其主要思想是：理是事物所依照的本体；气是事物所依据的条件；“道体”是事物运动发展的全过程；大全是哲学的宇宙。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新理学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宋明旧理学的基本思想。新理学和程朱理学一样，都自称是关于宇宙人生根本大道的学说；新理学继承了程朱理学的“理在事先”的基本思想，认为有一个离开具体的现实世界的理世界；新理学沿用了程朱理学的基本概念，发挥了其基本思想；新理学沿袭了程朱理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格局。

新理学之于旧理学究竟何新之有？新理学引进了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使中国哲学有了明晰的概念体系；新理学确立了自身的哲学观，为创立哲学体系提供了自觉的理论前提；新理学通过融合古今中外哲学，使理学注入了新的内容，同时也具有新的形式；新理学之新还体现在它从哲学上思考和探讨了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新理学不仅有其所新，而且有其之妙，那么新理学究竟妙在何处呢？作者认为，新理学妙就妙在打通古今中外而成一家之言，其中最引人入胜的就是其境界说。冯友兰先生认为，人之性或人之理即人之所以为人者。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人有觉解，觉即自觉，解即了解。对于宇宙人生的了解、理解和悟解，构成人生的意义。了解的自觉程度不同，构成人生的不同的精神境界。人对于人生愈有觉解则人生对他便愈有意义。严格地说，每个人都有他对宇宙人生的特殊了解、理解和悟解，正如佛教所言，人人有自家的境界。冯友兰认为，人的精神境界归纳起来无非四种，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这四种境界是从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的过程，境界的高低完全取决于觉解程度的高低，同时也标志着人格完美的程度。冯友兰的境界说是在深刻领悟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之真谛的基础之上，借鉴西欧伦理学说创造出来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和独特风格的现代人生哲学，是理学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

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知识论或真理观——以詹姆士与福柯为例

刘开会（兰州大学）/《文史哲》2004年第4期

自从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以后，现代西方哲学中就生发出了两种显著的知识论或真理观，一种是人道主义的，一种是反人道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知识论或真理观的分歧，最突出地表现在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和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萨特说，他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并且宣称存在主义是真正的人学。海德格尔则极力反对人道主义的提法。在海德格尔看来，人道主义不但不是哲学的主题，反而是对哲学主题的遮蔽。哲学的主题是存在本身，而不是人。但是，萨特和海德格尔的争论并不是惟一的争论，无论在他们以前和以后，持这两种观点的哲学家都大有人在。简言之，现象学、存在主义、实用主义是前一种真理观的代表，结构主义、解释学（包括海德格尔）、后结构主义是后一种真理观的代表。在我们看来，詹姆士和福柯可以称得上是这两种知识论或真理观的典型了。以詹姆士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知识论或真理观认为，真理是人为的结果，并且造出来是给人用的；以福柯为代表的反人道主义的知识论或真理观认为，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而话语实践总是和权力联系在一起。因此，知识或真理是由权力造就的。在这两种知识论或真理观中，福柯的知识论或真理观显得更为合理。实际上，知识或真理是在人的实践中产生的，并由人的实践效果来衡量，这就决定了知识或真理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属性。

逻辑与前述谓经验的现象学澄清

李朝东（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在西方哲学中，逻辑和知识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理论理性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运用逻辑阐明人类知识的来源及其性质。逻辑是思想的语法形式。西方传统的形式逻辑是关于判断及其诸形式的学说，即命题逻辑或陈述逻辑，其核心是述谓判断。康德把经验直观的内容（质料）排除在逻辑之外，胡塞尔则认为逻辑的东西必须到直观内在体验中寻找其隐秘的起源，这就把逻辑的东西的范围延伸到了前述谓经验的领域，并试图通过澄清逻辑的起源方式以便对述谓判断的本质作出解释，找到真正通往真理本身之起源的道路。

在康德看来，时间和空间是感性的两种先天的纯粹直观形式，对它“只可阐明而不可界定或定义，因为它是下定义的前提，它本身则不能再定义，只能就我们所想到的对它加以阐述和说明。康德认为，只有感性才能直观，理智不能直观。感性的直观形式有二：时间和空间。其中，空间是人的外感的纯形式，时间是人的内感的纯形式。这样，在康德那里，质料和形式就成了构成“现象”的两个因素。质料是经验的，形式是先天的。外物作用于感官而产生的感觉经验是杂乱的，只有经过先天的感性直观形式的整理才能形成感性对象。康德的感性理论对于知性形成述谓判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康德却把感性经验排除在先验逻辑之外，从而没能对述谓判断形成之前的经验现象（前述谓经验）给予彻底的澄清。

在胡塞尔看来，一个认识活动要达到获得真理的目的从而成为“明证的判断活动”，不仅要探讨真理赖以形成的形式条件（形式逻辑），而且要探讨达到明证性的主观条件（现象学的逻辑学）。传统哲学家或逻辑学家的兴趣只是指向判断的形式构成法则，即形式逻辑的原则和规则，知识“纯粹是按照其形式而被看作判断的，而完全不管那作为判断对象、判断基底被放进这种空洞形式之中的东西的物质内容。胡塞尔要求具有精确性的逻辑规律“不是通过归纳，而是通过（本质）可靠的明证性而获得其论证和证实的。”

先秦名学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

陈声柏（兰州大学）/《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自19世纪晚期始，我们已习惯将先秦的名学视为中国古代的逻辑学。在讨论先秦儒家的正名思想和墨家的名辩思想时，也总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范畴思想去附会。基于这样一种认识背景，该文从思维的目的和方法两个方面将中国先秦名学的有关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作比较研究发现，从思维目的上看，与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的“纯粹求知”的本体论目的相比，中国先秦的名学缺乏知识层面的“纯粹性”，它以社会关怀为中心，注重解决社会政治、伦理秩序的现实问题，它的目的是实用的。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是就事物存在提出的“是什么”（what）问题作出的回答，那么，中国先秦的名学则是就社会现实提出的“怎么办”（how）问题作出的回答。

从思维方法上看，与亚里士多德范畴理论的纯粹语言分析方法相比，中国先秦名学由于过分强调实际与实用，即便也从认识论意义上涉及思维方法的问题，但是，这完全是为了应付当时社会论辩风气的实用性产物，而始终与实际、社会现实、实践活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中国先秦名学的思维方法具有鲜明的经验色彩。由于先秦名学较之亚氏范畴理论在思维目的和方法上的不同，该文认为：亚氏范畴理论体现的是一种本体、语言、逻辑三位一体的理性思维方式，与之迥异，先秦名学体现的则是社会、实用、经验三位一体的经验思维方式。作者也由此质疑“‘名’是‘范畴’”的观点。

从当代哲学的处境看未来中国哲学的走向

成兆文（甘肃省委党校）/《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3期

中国哲学何去何从是每一个哲学人都在深思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该论文对当代哲学的流派及其变动进行了梳理，阐明了中国哲学在未来建构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重大问题，指出了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所面临的历史机遇及其挑战，并首次以理论界、学术界、思想界的视点对当前哲学争论的几个热点问题予以回应，尝试以哲学来言哲学，对认清我国哲学创新之路及其走向具有理论意义。

在当代中国，哲学在世俗生活中已遭到了空前的冷遇，其困境可表述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丧失和哲学失语症。从哲学几十年来的风雨历程可以看出，近代译介哲学之名时未能准确传达“爱”的经验，潜藏着将哲学随意处理、为我所用的倾向，哲学的“一冷一热”都受到国情及国际思潮的影响，以功利化为价值核心的现代社会对哲学的排斥，从侧面折射出国人外部精神安全感的空前增强。当下中国哲学界的困境来源复杂，总体上是真正回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马哲派”面临的是如何全面凸现“与时俱进”的品质的问题，“中哲派”面临的是中国古代有没有哲学的问题，“西哲派”面临的是作为西方人思想经验的西方哲学，如何与中国思想实现对话的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纠缠不清，是因为国人在对待“什么是哲学”这个基本前提上未能达成共识。可将对待哲学的态度分为三类：理论界认为哲学是理论的基石，哲学被用来证明政策的合法性；学术界认为哲学是其他学科的基石，多在反思层面看待哲学；思想界认为，哲学是个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继而是民族的精魄、文化的魂灵。所以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的丧失，是因为它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的基本问题，中国哲学界的失语症，是中国哲学人思想走向内敛、继而是文本沉淀的必然过程，因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哲学人，尚未本己地发声，所谓“失语”无非是把别人的话交还给别人。

论国学与国学研究

雒江生（天水师范学院）/《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全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什么是国学与国学研究的内容；第二部分论述国学研究的历史，即三个阶段与研究成就；第三部分论述国学研究的四个特点，即重学理、重实证、重贯通、重工具；第四部分论述国学研究的意义。这是一篇全面系统论述国学研究的内容范围、简要历史、观点方法及深远意义的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