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成果简介

第三章　文学研究成果简介

唐代铨选与文学

王勋成（兰州大学）/中华书局，2001年

该书全面地论述了唐代的铨选制度与过程。举子及第后，再经吏部关试，取得出身文凭春关，才算有了官资，但还不能做官，先得守选，如进士及第守选三年等。守选期满，始可赴吏部参加铨选而授官。吏部的选人除有出身人及第举子外，大量的数以万计的是六品以下考满罢秩的旨授官员，人称前资官，他们也得守选，即按“循资格”规定的“卑官多选，高官少选”的原则守选一至十二年不等，守选期满，也才有资格赴吏部冬集，参加身言书判的铨试而注拟授官。有出身人、前资官，若守选未满想提前入仕，可参加皇帝的制举试或吏部的科目选试，登科后即可授官。科目选中以博学宏词科和书判拔萃科最著名。守选是该书的基本观点和核心。凡吏部的选人，包括有出身人和前资官，都要先守选然后才能参加铨选。经历守选期满，铨选授官，考满罢职——再守选，再授官，再罢职，周而复始，直至累资进阶到五品，才算出了选门，不再参加吏部铨选，而改由中书门下制授。或晋升为六品以下在朝中任职的常参官、供奉官，如各司员外郎、拾遗、补阙、御史、学士等，他们也不守选，由中书门下敕授。守选，是唐朝为缓解选人多而官位少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所制订的一项政策，也是唐代独有的一种铨选制度。

该书以大量的历史资料，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唐代铨选机制及其全过程。尤其是守选制的首次提出，实发前人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由于该书将历史与文学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的，故可填补文史之空白，匡正前人之失误，在学术上具有突破性、开拓性、创新性之意义，对唐代文学、史学、选举制、官制的研究都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多少年来，学界对唐人入仕做官，普遍存在着一些混乱不清的看法，该书的出版，特别是守选一说，将会廓清这些误区，并且对历年来出版的一些唐人年谱、唐人评传、唐人诗文集注等，也将会起到一定的修正作用。

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

张进（兰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该书共分七个部分。“导论”部分是对论文的对象范围、理论实践意义和结构安排的总体说明。第一章考察“历史诗学”、“历史转向”和“新历史主义”的基本内涵、本质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设计“历史诗学”的理论坐标及其问题序列、描绘“历史转向”的基本特点和历史语境、概括出“新历史主义”的对象范围和观念方法，为进一步的讨论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章考察“历史诗学的形态学和话语范式演替”，是对“历史诗学”问题在共时性上的拓展和在历时性上的深化，也是对“历史诗学理论坐标”中“历史”观念的多重性的进一步讨论。第三章考察“新历史主义的对话语境和思想前驱”，涉及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解释学、文化人类学、解构历史学及巴赫金历史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指出这些“历史转向”中的流派在强调“历史”的“复数性”、“异质性”和“具体性”上与新历史主义呼应与差异。第四章考察“新历史主义的文学观念系统”，研究“新历史主义”解答“历史诗学”基本问题时在文学理论的一般问题上所呈现出的特点，指出“新历史主义”将“历史性”灌注到了文学活动的各个要素和各个层面，从而对这些要素和层面做出了独特的“历史化”解释。第五章主要考察“新历史主义”作为文艺思潮在新时期中国文艺实践中的表现，指出中国的“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内生原发”与“外生继起”的双重属性，分析其作为国外“新历史主义”的“深描”意义上的参照系和语境，将“新历史主义”的诸多成就和迷失进行放大、具体化和“可视化”。“结束语”部分旨在对新历史主义的成败得失做出整体评估和全面审理，也试图对其未来做出“定向”和“引导”作为基本观点。

全书系统考察了新历史主义文艺思潮的理论与实践，指出其超越与局限并存的悖论性处境，说明其对因果关系的否认导致历史精神性和文化先进性的消解、对历史知识的颠覆导致对历史审美地位的不适当放大、对历史偶然性的强调导致对历史必然性的否定、对野史逸史的沉湎导致它沉沦于历史碎片、对历史的心理情感化导致历史不可知论、对大历史的情绪化颠覆使其陷入小历史相对主义、对边缘的迷恋使其迷失于意识形态边缘。

雅斯尔·十娃子与汉诗

常文昌（兰州大学）/[吉]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该书是中国人的第一部系统研究东干文学的专著，用俄文写成。雅斯尔·十娃子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人。该书首次以中国人的眼光探讨了诗人的创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关系，破译了其中某些意象的意蕴。全书共12章：绪论、自然之子、土地之子、人民之子、真善美的突现、中国情结、公民诗、民族精神、两大比喻系统、俗白语言、七·四体形式。该书对东干文学作了全新的定位，首次将东干文学置于世界华语文学的范畴，并将其看作世界华语文学的“新大陆”。对国内学术界认定的“世界华文文学概念”是一个有力冲击，只有华语文学才能涵盖东干文学。确立了世界华语文学研究的新的学术生长点。由于东部地区学者只将眼光局限在港台及东南亚、欧美华语文学，许多人尚不了解东干文学。在这种情况下，该书的开拓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不媚俗的前卫与不落伍的古典

——论王安忆小说的独特性及她的“不要独特性”之文学观

白彩霞（兰州教育学院）/《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

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王安忆小说的独特性进行了归纳。即王安忆在中国文坛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学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后王安忆所提出的一系列被理论界公认带有很多“惊世骇俗”性质的独特的文学主张；身为一名乘风破浪的女性“弄潮儿”作家，王安忆本人却具有的反女权、顺传统的独特的——甚至可以被看成是“平庸”的人生理想。经过剥笋式的层层解剖，作者得出的结论是：王安忆是当代文坛少有的一个把不媚俗的前卫与不落伍的古典两种精神完美和谐地统一于一身的作家。

左翼文学精神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论纲

赵学勇（兰州大学）/《兰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1、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6、7期；《新华文摘》2003年第六期辑目

左翼文学精神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论纲（上）篇主要探讨了研究此课题的目的及意义。重点论述了左翼文学精神的现代品格及其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作用，左翼文学精神影响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追求，辨析了左翼文学精神对20世纪四十年代文学的影响。（下）篇接着分别探讨了左翼文学精神对17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的影响及左翼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在当下文学创作中表现的动态扫描。论文粗略勾勒了左翼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面貌的影响，初步梳理了左翼文学发生发展及其影响流变的线索，扼要评述了左翼文学传统对实现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价值，概括总结了左翼文学及其影响下不同时期的创作得失和经验教训。论文以中国文学现代化追求历程为研究坐标，运用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方法，以较丰富的史料从理论上挖掘了左翼文学精神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文章认为：左翼文学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重要文学现象，其影响一直贯穿到20世纪下半叶。当前学界所谓“左”派、新左派、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等学者文人之间的各种论争，其中一些重要问题，都涉及对左翼文学精神（传统）的评价与认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传统中国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文学自身在中西文化交融冲突和继承民族本土文学传统的大背景中，追求能体现文学“现代性品格”的历史过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在现代史上的发生，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以“左联”为中心的左翼文学思潮与创作，形成了新的文学传统和创作模式，对40年代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以及当下动态发展的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左翼文学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展现出与中国文学现代化追求的复杂而曲折的关系。鲁迅、茅盾和一些对文学艺术有着精深把握的左翼理论家、创作家对左翼文学精神的理解及其创作，才是真正代表左翼文学全部内涵的现代文学意识的，同一度造成当代文学发展之路窄化甚至停滞的极“左”文艺思潮、文学观念有本质区别。

转折与流变：中国当代玄学侦探小说发生论

袁洪庚（兰州大学）/《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人大书报资料《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3期

该文分为三节，分别论述“玄学侦探小说问世之前的中国侦探文学”、“新文类生成的历史及理论背景”、“王朔和叶兆言的实验”。论文旨在审视当代中国先锋作家如何借用侦探小说这一外来的、高度程序化的文类从事元小说写作。认为这些实验性的写作是过去十余年来源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部分结晶，也是本土社会文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后引发的语境改变的表征。通过对中外某些作品的分析解读，按照同世界文学“接轨”的思维，作者将此种20世纪80年代后大规模出现的实验小说命名为“玄学侦探小说”。中国侦探文学的发展自成体系，它所因循的轨迹由几千年来沉淀在民族心理中的传统文化因素设定。百年前西方侦探小说的传入使它大幅度偏离原来的轨迹，而近来一批先锋小说家利用传统侦探小说形式所做的玄学侦探小说写作实验则进一步缩小了中西侦探文学之间的差异。在玄学侦探小说出现之前中国侦探文学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前公案小说时期、公案小说时期、经典或常规侦探小说时期和警察小说时期。20世纪初一度空前繁荣的经典侦探小说是对西方样板亦步亦趋的仿效。而近来的警察小说则是中西文学和超文学观念交汇、碰撞的产物，它的生成与回归传统、吸收外来形式、为特定意识形态服务的目的等因素有关。当代中国玄学侦探小说无疑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在文学领域里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它仍带有浓厚的东方色彩，与过去和现在的中国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因素不无关系。它也是对本土侦探文学的叛逆，尤其是对警察小说这种特殊样式的叛逆。非常规侦探小说的写作1941年在美国得到认同并获得了“玄学侦探小说”的名称。黑克拉夫特在讨论英国作家切斯特顿以布朗神父为主人公的系列侦探小说时首次使用了这个术语。较之于其他特指这类非常规侦探小说的名称，它在最大限度上揭示了这一文类的认识论、本体论哲理探究性质，尤其是后者。该文作者在这些术语中选用“玄学侦探小说”，因为它较准确地描述了最终使常规侦探小说改变性质的所有变形。

老舍与中国革命论纲

吴小美古世仓（兰州大学）/《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获甘肃省第九届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规划资助项目

中国现代作家都面对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他们都曾试图参与到中国革命的复杂建构中去，但又都无例外地被中国革命的政治所建构。因为他们不同的文化类型，他们与革命也形成了不同的关系形式。该文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老舍参与革命建构的独特形式和基本的主体原因，以及他因此而被革命政治所建构而显示的独特之处。老舍文学对新文学的突出贡献是成功表现了北京市民社会在近代以来沉沦蜕变中的生活与生命变迁。老舍也以对北京市民社会底层人生出奇的不公正的控诉、对市民社会灰色人生深入的文化批判而参与到文学与革命相纠结的行程中。老舍在经历了清末民初北京下层旗人社会的沉沦动荡之后，带着深沉的民族情感融入新的国民精神再造和重建的行程中。这显示了老舍与中国革命特殊的认同方式。在跨越新旧中国两个时期的文学生涯中，老舍由对革命持警惕态度、远离态度，到积极投身民族革命洪流、歌唱社会主义新生活，最后却“碰死在了所讴歌的理想上”（鲁迅语）。老舍的生命行程就包含着老舍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解答式。“老舍之死”，联系着“老舍之魇”。作为一个沉重的人生句号，它是认识老舍的又一个起点，也是认识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视点。历史的事实已沉重地表明，作家的创作自由正是文学艺术的生命。这是革命本身就应蕴涵的内容。作家当然需要去了解、理解政治，《茶馆》和《正红旗下》（未完）深沉的历史理性，就有老舍自身思想认识变化的因素。我们需要老舍，自然也需要老舍所倡导的“学真知识，用真本领”。在历史的教训中，我们应该、也可以进一步看到老舍们智者的焦虑和勇者的承担，看到百年来沉重的革命任务给众多文学者承载了那么多非文学的“使命”，从中获得警示。革命，是正当的，但政治上的愚蠢和失误招致的生灵的苦难，也是必须重视的。

裕固族民间文学（故事）搜集、整理及研究综述

朱卫国（河西学院）/《河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该文较为详尽地梳理已搜集、整理的裕固民间文学故事文本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发现了在整理过程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整理的基本原则和研究的基本方法，为全面整理和研究裕固族民间文学理清了思路。1987年，全国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全国实施民间文学三集成（故事集成、歌谣集成、传说谚语集成）工程，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了以县文化馆为主的民间文学三集成编辑组，完成了裕固族民间故事集、裕固族民间歌谣谚语集的搜集整理。1998年在工程的基础上，又搜集整理出裕固族民间故事48篇，近10万字。由田自成、多红斌先生搜集整理反映裕固族整体风貌的《裕固族风情》中以较大的篇幅整理出了裕固族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为庆祝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三十周年而编辑《裕固之歌》，也整理了许多故事、歌谣。在上述这些本子中，所选民间故事体裁多样，种类繁多。搜集整理的文本体现草原文化裕固族文化特征。

论先秦时代的讲史、故事和小说

赵逵夫（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哲》2006年第1期

该文认为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先秦时的纯文学作品只有《诗经》和《楚辞》。其实，先秦时叙事文学的创作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瞽史们根据史书记载的历史梗概，吸收一些民间传说，经过自己的艺术想象而完成的《左氏春秋》和《国语》中的《晋语》、《吴语》、《越语》等就是散文形式的史诗。《仪礼》所谓“辞多则史”，孔子所谓“文胜质则史”，便道出了瞽史在讲述中发挥艺术想象、进行文学加工的事实。《穆天子传》及附在其后的述盛姬之死一段文字，还有同时出土的《琐语》，皆小说之开端。《逸周书》和《庄子》中，也编入一些先秦时流传下来的小说。而《晏子春秋》实为有关晏婴的一部专人故事集。把这些都笼统地归入“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是欠妥的。先秦时代在讲史、小说等叙事文学的创作上也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尤其在讲史方面，像《左氏春秋》那样宏大的篇幅和所展示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直到明清时代的长篇历史小说出现，才得步其后尘。先秦时瞽史们留下来的讲稿及纪录片断不但在艺术方面给后代的叙事文学以很大影响，给后代小说、戏曲的创作提供了素材，而且形成了中国古代讲史和历史演义小说的传统。

由于我国先秦叙事文学中，无论是讲史、故事还是小说，“史”的成分较大，即使是神话故事，也往往同历史传说有关，也就决定了我国传统小说的“史”的特征。宋元以来大量的章回小说中，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占有大半，即使完全出于文人创作的作品也往往要以历史或传说为依据。如《金瓶梅》，便同《水浒》中的人物、故事及蔡京等历史人物搭起线来，而《水浒传》不仅其中以北宋末年的社会政治为背景，而且其中所写宋江起义、方腊起义也是见之于历史记载的。不仅通俗小说如此，文人创作从唐宋传奇到明清文言小说也总是合于生活真实和事理。中国叙事文学的这些特征，自然同我们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有关，但也应同先秦时代叙事文学的鲜明特征有关。

韩愈“以文为诗”与唐代古文运动

郝润华（西北师范大学）/《唐代文学研究》（第十一辑），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

前人在评价韩愈“以文为诗”的观点时一向有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以文为诗”并非诗歌的“本色”。一是认为“以文为诗”是韩愈文学活动中的重大贡献。这两种观点贯穿于古今，遂成了研究韩愈诗歌理论的焦点。客观地讲，“以文为诗”是韩愈诗歌实践活动中的理论支撑点。然而，任何一种理论总有它产生的背景，当韩愈实践“以文为诗”的主张时，正是唐代古文运动兴起的年代，古文运动的发生给唐代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发展带来了转机。该文把韩愈提出“以文为诗”的文化动机放到唐代古文运动的背景下加以考察。韩愈“以文为诗”的创作实践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息息相关。韩愈以弘扬儒学的学术视角，贬斥佛、道，又以知识分子忧患之士特有的政治触角，探究中唐以后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以儒家入世进取的政治态度表达了治国安民的思想。韩愈“以文为诗”是为了借重盛唐诗歌形式来推动其古文运动，这不仅可以从盛唐社会诗歌普及程度、古文运动本身的需要等方面得到解释，并且可以从韩愈诗歌风格特征进一步透视其“以文为诗”的原因。

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诗歌景物流变

王建疆（西北师范大学）/《光明日报》2006年7月8日第6版

该文认为，中国古人在与大自然的交往中历史地形成了三种关系，即先秦时期人对自然的玄化、魏晋时期人对自然的情化和唐宋时期人对自然的空灵化。玄化就是把自然作为道的喻体，用自然中的景象和故事来说明道理。情化则一改将自然作为说明道理的工具的做法，把自然作为本体对待，直接表达对自然的热爱，并在景物描写和人物品藻方面加以突出的表现。空灵化则是受佛教禅宗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把自然景物作为妙悟禅道的契机，而不着意于山水本身。人与自然的这三种关系直接影响到我国古代诗歌的三种境界或三种手法。与先秦对自然的玄化相一致的是诗歌中比兴手法的大量运用；与魏晋时期情化自然相一致的是诗歌中景物描写的对象化存在，即把景物作为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对象加以描写；与佛禅对自然的空灵化一致的是诗歌中的自然景物获得了主体的意识和主体的地位。

论社会文化对文学翻译的影响

姜秋霞（西北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6期

近三十年来，翻译研究的视点已从语言文本转向翻译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即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将翻译置于社会文化、人类历史的大语境下加以认识。一些学者已在此研究中提出重要的理论观点，该文通过考察民族文学、社会文化地位及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探讨了翻译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社会文化对翻译文学有很大的影响作用，这些作用是多层面的，既有对翻译本体（如转换策略）的影响，也有对翻译文学整体结构、形态、内容取向等的作用，且更多地体现在对翻译作为社会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在整体结构、价值取向上的影响作用。社会文化对翻译策略或翻译文本转换过程的影响和作用主要取决于译者主体，取决于译者的文化意识。社会文化环境与翻译具有互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