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成果简介

第六章　社会学研究成果简介

西北民族地区社会关系调整研究

刘敏（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全国社会科学规划2000年项目（00BSH019），2005年结项，专著

该研究以民族关系是特殊的社会关系为学术视角，分社会关系理论、社会关系构成模式和社会关系调整三个层面，以民族文化、族际通婚、民族意识、民族交往、权力分配与行为模式等为主要指标和变量，全面分析了西北民族格局的形成、演进、变迁和社会关系的历史，调查、探讨了该地区个体与个体、个题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社会现象与社会现象这四大社会关系要素之间的结构、功能、运行机制及交往互动过程中的冲突与适应、变迁与控制等问题。该项研究淡化了从“问题”到“问题”的思维模式，将诸多现实问题纳入社会学理论的视野予以“质”的考察，提出并完善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关系理论解读框架。认为中国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的三个基本特征与中国民族关系的三种基本类型相互对应、紧密联系构成了一个社会共系系统，其运动体现出整体性规律。针对民族关系这一特殊社会关系运行中的障碍和问题，提出了战略调整、政策协调、法律规范、文化整合“四位一体”的应对方略，认为仅有物质层面的发展战略难以适应社会变迁和转型的需要，应在“发展”与“稳定”的联结“链”中引入“调整”环节，制定各层次的冲突控制、关系调整、行为规范等生产关系层面的战略，构成一个多层面的“关系调整战略群”。

边缘化与边际性乡村社会

包晓霞岳子存（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作者以甘肃农村为研究对象，以其在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发展变化的实践为观察范畴，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调查研究，研究发现，就21世纪初的甘肃农村社会性质而言，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一种特质，用人文社会生态学的范式分析，这种特质可以描述为边缘化基础上的边际性。对这一特质的社会学分析及认定，构成了本书的基本理论框架，并以一组研究报告的形式给予了展现。其中现代化过程中的边缘化发展研究报告，主要以20世纪最后20年甘肃农村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四种典型的实践模式为对象，分析了边远的农村社会在以城市化、工商化为主题的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其所发挥的人文社会生态学功能所决定的边缘区位，导致了发展模式的选择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边缘化特征。贫困与反贫困的两难选择研究报告，主要是对于1982年至1999年期间，甘肃农村的贫困问题与反贫困行动体系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和评估。边际性的经济行为研究报告，主要是对甘肃全省农村住户的经营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对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成长两个专题进行了研究，较为全面地反映甘肃农户的经营行为及其支持理念。基层计划生育组织及其功能发挥研究报告，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基层社会结构的特征，这种结构特征同样具有边缘化的状态和边际性的潜质。农村信息系统调查报告，在实证评估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农村信息系统改革的方向——统计调查及信息一体化框架。

甘肃少数民族人口

马正亮（兰州大学）/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

该著是1988年版的修订增补版，它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全面论述甘肃省少数民族人口整体概况。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全省共有55个民族，具备全国所有民族成分；少数民族人口219.92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8.75%，高于全国少数民族8.41%的比例；东乡、裕固、保安族为甘肃特有的民族。全省人口在千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回、藏、东乡等16个，其中回族人口最多，为118.49万人。甘肃少数民族总体上处于一个人口数量不断增长、民族成分不断增加的过程。1953年甘肃少数民族人口96.18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8.67%；2000年达219.92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8.75%。这一增长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人口增长停滞阶段（1953—1964年）、快速增长阶段（1964—1982年）、增速放慢阶段（1982—1990年）、增速明显放慢阶段（1990—2000年）。甘肃省少数民族人口变化体现在，千人以上的少数民族由10个增加为16个，万人以上的少数民族达9个；少数民族成分由44个增加到54个；甘肃省特有民族东乡族和保安族人口增幅较大。甘肃少数民族人口分布体现在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广泛，全省民族自治地方（2个自治州、7个自治县、38个民族乡）土地面积为19.4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5.68%；主要少数民族人口大多数分布在边缘地带，居住地多为山地和高原，自然环境比较严酷；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等穆斯林人口主要集中在临夏回族自治州且人口密度高，从事牧业的哈萨克族、蒙古、藏族人口绝大部分分布于海拔在3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

重塑自我的游戏:网络空间的人际交往

黄少华陈文江（兰州大学）/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该书以社会学的视角，从网络人际交往的社会基础、社会结构、社会机制、社会问题及社会后果等议题切入，对网络所造成的人际交往模式转变进行理论分析，并据此重新省察和反思人的观念及网络人的观念。该书从网络族的形成及其生存状态、特征、角色和心理；网络交往的社会结构及机制；网络交往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网络人际交往的社会后果等几方面的分析架构，详细考察了网络人际交往的几个具体问题：网络空间的社会特性、网络族的虚拟生存特征、网络人际交往的实质、网络空间的角色扮演、网络交往语言、网络交往心理、网络交往伦理、网络交往的困境以及网络交往的社会后果，试图以此来展现这种全新的人际交往模式的特征。该书认为，互联网提供了一个跨地域跨时限的人际沟通与互动空间，它打破了传统面对面互动的人际交往模式，塑造了以“身体不在场”为基本特征的全新的人际交往模式。这种交往模式借网络族的想像来构建身份和扮演角色，发展出新的交往语言、符号、互动规则，并由此重塑了交往主体的身份认同。网络交往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隐藏在面具背后的以局部人格互动为特征的重塑自我过程，一场陌生人之间的互动游戏。这种人际互动并不是虚幻的，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建立在想像基础上的有规则的真实互动游戏。这种新的以身体不在场为基础的匿名人际交往，也对传统人际交往伦理提出了现实的挑战，它弱化甚至消解了传统伦理规范，塑造了多元的价值认同，拓展了交往主体的自主性和认同空间，有助于形成自由、民主、平等、兼容的人际关系伦理。最后，作者指出，网络空间作为一个全新的人际交往平台，不仅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人类群体——网络族群，还大大改变了社会关系结构及社会组织模式，促使社会组织呈现出开放、去中心、扁平化的结构特征。

社会学解释策略的历史考察

岳天明（西北师范大学）/《学术界》2002年第3期

社会学自创立以来，其解释策略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但至今学派林立，尚未形成统一的范式。每一种解释策略都涉及关于社会学的对象及其本质、社会认识的特点和方法等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至今依然对社会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该文就此进行了历史发展纵向的考察。该文认为，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把社会类比成人体的有机体说，对早期社会学的发展起到启蒙作用；德国人文主义对建立在牛顿的物理学基础上的实证主义的系统批判加速了早期实证主义的解体；以狄尔泰为代表的德国人文主义学者倡导的人文主义的兴起为社会学中的人文方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马克斯·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展开了社会学解释策略；美国的互动理论开辟了社会学解释策略的新途径。

社会公平本质解析

陈维荣（兰州城市学院）/《甘肃高等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哲学原理》2003年第8期

该文在梳理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公平的思想和借鉴吸收其优秀成果基础上，根据人们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及人类社会历史变迁发展轨迹，厘定社会公平是反映和评价人们之间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的范畴；并从“社会公平是对人们之间社会利益关系的一种评价”和“社会公平也是对人们之间社会利益关系的一种反映，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这样两个方面作了详细的分析。作者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用大量篇幅分别分析了社会公平作为一种评价必须包括的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依据和评价结果四个要素。其中，重点分析了公平的社会利益关系的实质性内容和其所应具有的三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基本特征。该文主要分析了作为反映人们之间社会利益关系从而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的公平的各种具体存在形式、特点及其社会公平意识对现存人们之间社会利益关系所具有的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作用和这些作用的具体实现过程。通过系统、深入地分析，阐述了公平的社会利益关系就是能促使社会生产力、社会和人最佳发展的利益关系，使社会公平和效率二者在理论上实现了统一，同时也说明了社会公平的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充实了社会公平理论。

中国西部地区人口转变若干问题解析

王必达（兰州商学院）/《复旦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我国社会经济及其人口发展都正处在一个为时甚久的转变过渡时期，人口转变的地区差异及由此带来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更加集中和突出。该文就我国西部地区人口转变的几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在家庭层次上，人口会找到它的适度规模，因为人们生育子女的数量乃出于对他们全面福利得失的考虑。从统计资料看，我国西部地区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据预测，在全国人口达到零增长后，西部地区人口仍将继续增长一段时间。在未来50年内，西部地区的人口还将一直保持增长势头。人口变动的这种趋势必然给西部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因此，寻求适度人口是我国西部地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按照微观经济学的“成本效用”理论来解释，欠发达地区人口出生率比较高的根源在于子女“价格”（即父母养育子女花费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之和减去子女为父母带来的预期收入之后的差额）比较低。从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看，我国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长已超出适度规模，而西方微观经济学的“成本效用”理论并不能圆满解释贫困多育的原因。在西部农村，人们生活世界的许多方面与市场相距甚远，生育对人们并不全然基于市场理性，生育还连带着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情境。因此，西部地区要降低人口出生率，求得适度人口，不仅要借助于人们生命逻辑之外的控制力量，即人口控制的成功，而且还要依赖于科学、文明、进步的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即通过文化的变迁，使人们在生育行为上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自觉。

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反思

郭志仪（兰州大学）/《西北人口》2003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人口学与计划生育》2004年第1期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人口思想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这适合了当时的社会条件。1948年，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文章中认为，革命发生和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方式而不是人口过剩。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一普”以后，毛泽东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已不是通常估计的4.5亿，而是6亿，这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关注，计划生育开始扩展到农村。但由于当时特殊历史背景，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和主张。1956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形成，但随着以后政治形势的变化，“新人口论”遭到了批判。作者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和工作并没有因为对“新人口论”的批判有多大影响，相反，是在复杂政治经济条件下开创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新尝试，而对计划生育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错批一个人，多增三亿”的提法缺乏科学依据。对马寅初的批判始于1957年，批判高潮在1959年底。而中国的前两次人口高峰增长分别在1952—1957年和1962—1968年。其实影响人口的直接因素主要有社会经济条件、人口政策、传统文化和意识，政治因素和人口理论是通过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口政策间接地影响人口增长。总之，毛泽东的人口思想的主基调是提倡节育，主张有计划地生育，这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要依据，是历史看待我国人口政策的客观思路。

参与观察类型比较和文化变迁的经验基础——评费孝通与利奇之间的理论分歧

傲东（西北民族大学）/《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社会学》2002年第6期

该文通过对费孝通与利奇的理论分析，找出他们分歧之所在，有助于学者对我国社会问题的进一步研究。社会学家费孝通在《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中，重述了对已故老同学埃德莱·利奇提出的“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这一命题，他批评了西方现代人类学研究常用“三分法来定式”的“一般认识历史的标尺”。费孝通认为江村在某些方面不能离开中国其他农村而“自成一格的独秀”，江村虽然不能代表全中国的农村，但可以代表中国农村的一种类型，如果用类型的比较方法，通过对若干类型的参与观察，对若干类型的认识逐步接近中国农村全貌的认识。费孝通与利奇的焦点在于，江村能不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一些中国农村，“参与观察”能不能观察到复杂的中国农村的一些特征，其难点是依据什么样指标去区别整体与个别社区。对西方文明背景的人类学家来说，整体与个别社区两者都缺乏明确标准，两者的区分必须另找依据。江村调查对当时的中国农村问题概括程度如何？利奇怀疑微型研究是否能概括中国国情的问题，实际上是怀疑个别社区与其余社区（整体）之间的人文时空区别的相对性，由于他预设了一种整体或参考物，只能研究这个绝对彼岸世界的影子或变体。利奇用“对立符号或象征”去人为地创造时间间隔（对立）与空间间隔（对立），来区分某一社区类型或文化变迁经验基础。应该说费孝通与利奇的理论某些方面是相容的，“类型的比较”的可比较性与“对立符号或象征”的可变换性，开拓了研究复杂社会的人类学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