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西方后现代主义建筑
西方后现代建筑思潮是在社会结构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产生,是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产物,也反映了文化危机、能源危机及环境问题对建筑领域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得到了大量积累,人类社会对建筑形式提出了多元化的要求,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着严重社会危机、信仰危机和文化危机,这种反和谐、求异构的创造思维模式对当时以至后来的后现代建筑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6.1.1 波特兰市市政厅
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政厅位于美国波特兰市中心,是一幢集办公、服务、展览于一体的公共建筑,建成于1982年,设计师是迈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大楼建成后在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斥责与褒奖之声此起彼伏(图6-1)。
20世纪80年代美国办公建筑中,15层高的波特兰市政厅是一座近乎立方体的巨型大楼,不仅功能合理,而且外立面的装饰及内部空间安排均表现出独特的象征意义,是后现代主义建筑在大型建筑创作中的一座里程碑,且在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波特兰市政厅与法国凡尔赛宫烦琐的古典主义建筑形式不同,它平面为简单的方形,像一个粗粗的方筒子,仅在立面上进行了多种划分,并加上色彩和装饰,从整体结构来看,这个建筑依然是现代主义的,但由于采用了大量的装饰细节,又具有非常浓厚的装饰性,完全与现代主义和国际主义风格不同。因此引起世界各国建筑界的关注,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奠基作品之一。美国设计家、评论家菲利普·约翰逊(Phillip Johnson)高度赞扬这个设计大胆地采用各种古典装饰,特别是广泛采用古典主义基本设计语汇,使设计得以摆脱国际主义的一元化局限,走向多元、装饰主义的新发展。
图6-1 波特兰市市政大厅
格雷夫斯“古典柱”的变形夸大了大厦入口的宏伟感,又以柱的“面具”去抵消这种庄严。建筑最接近大众的活动区域安排在基座里,基座以绿色的骑楼形式象征波特兰市多雨气候和常年绿草如茵的自然环境。市政机构设置在中段,立面的大面积玻璃幕墙既接受光线又可反射城市景象,象征着市政活动的公众聚集特征。虽然建筑两个侧面不如正面和背面生动,但巨大的柱廊仿佛支撑着建筑并引导人们由商业区走向公园。
建筑底部是三层厚实的基座,上面是12层高的主体,大面积墙面使用象牙白色,其上部开着深蓝色方窗。正立面中央11层至14层是一个巨大的楔形,仿佛是放大了的古典建筑锁心石,类似于一个大斗中央是一个抽象和简化了的希腊神庙,具有古典根源和深刻寓意,而不是简单的构造装饰。
6.1.2 德国斯图加特美术馆
斯图加特国立美术馆分新老两馆,老馆建于符腾堡[1]威廉一世国王在位期间,属于德国最古老的博物馆建筑之一,新馆由已故英国建筑师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设计,建于1979—1984年,其明快的色调、流畅的线条、古典和现代的完美结合,被誉为“后现代主义建筑”典范之作。
美术馆的新馆由美术馆、剧场、音乐教学楼、图书馆及办公楼组成,不仅功能复杂,且建筑形式与装饰上也采用了多种手法加以组合,既有古典平面布局,也有现代元素的构成韵味,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斯特林运用一种更为大众化和诙谐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对美术馆建筑的理解。虽然整体上仍然使用大面积与相邻传统建筑相同的外墙,以谋求和周边环境的协调,但颜色鲜艳的换气管,带有构成主义痕迹和高技派特征的入口雨篷、素混凝土排水口、粗大的管状扶手等细部,以及门厅轻巧明快的曲面玻璃幕墙,都抵消了墙体的巨大压力。斯特林采用简单的立体主义外形和低矮的效果,使新建筑在视觉上超越旧建筑,门口以标准的古典主义轮廓开口,利用古典符号来表达后现代主义形式的主张,同时设计并没有摒弃历史文脉,而是采取有力度感、决断的呼应形式(图6-2至图6-4)。
图6-2(上) 斯图加特国立美术馆
图6-3(下) 斯图加特国立美术馆
图6-4 斯图加特国立美术馆
另外,借助带有露天雕塑的广场,建筑空间与街道形态的融合与优化巧妙地帮助博物馆在树立自身形象的同时加强了市民的参与性。新馆通过一条自东向西绕过建筑中央下沉的陈列庭园公共步行道,将建筑两侧有高度差的道路联系起来。这条步行道结合直线与曲线的坡道,在不断变化当中与下沉庭园的雕塑艺术品相遇,成为一条充满趣味的交通路线,使市民能够更好地感受美术馆的艺术魅力,成功地将城市道路引入建筑内部,以完全开放的格局融入城市当中,这使得路过的市民能自然地欣赏到雕塑公园的展品,感受到美术馆的艺术氛围,从而使美术馆成为城市景观的一个有机部分(图6-5、图6-6)。
斯图加特国立美术馆装饰材料以花岗石和大理石为主,局部装饰形式采用古典主义风格,如拱券和天井,进入室内会看到以绿色为主色调的门厅和惯用的传统光滑石材不同,斯特林在这里使用了绿色橡胶地面,以明快和鲜艳色彩主导的室内设计,让人感觉去美术馆不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反而有一种在商店购物的轻松感。
图6-5 斯图加特国立美术馆外的引导空间
图6-6 斯图加特国立美术馆内部空间
6.1.3 悉尼歌剧院
悉尼歌剧院位于澳大利亚悉尼便利朗角(Bennelong Point),由丹麦建筑师约翰·伍重 (Joslash Utzon)设计,1973年大剧院正式落成。200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其特有的船帆造型,加上悉尼港湾大桥作背景,与周围景物相映成趣,是20世纪最具特色的建筑之一,也是世界著名表演艺术中心、悉尼市标志性建筑(图6-7、图6-8)。
悉尼歌剧院外形犹如即将乘风出海的白色风帆,外观为三组巨大壳片,耸立在南北长186米、东西宽97米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基座上。第一组壳片在地段西侧,四对壳片成串排列,三对朝北,一对朝南,内部是大音乐厅;第二组在地段东侧与第一组大致平行,是形式相同而规模略小的歌剧厅;第三组在西南侧,规模最小,是由两对壳片组成的餐厅。建筑主要分为歌剧厅、音乐厅和贝尼朗餐厅三个部分,其他房间都巧妙地布置在基座内。整个建筑群的入口在南端,有97米宽的大台阶。车辆入口和停车场设在大台阶下面。
这些“壳片”依次排列,前3个面向海湾,处于最末端的则背向海湾侍立。高低不一的尖顶壳,外表用白格子上釉瓷砖铺盖,在阳光照映下,远远望去,既像竖立着的贝壳,又像两艘巨型白色帆船,漂浮在蔚蓝色的海面上。那贝壳形尖屋顶,是由2194块每块重15吨的弯曲形混凝土预制件,用钢缆拉紧拼成,外表覆盖着105万块白色瓷砖(图6-9)。
图6-7 悉尼歌剧院
图6-8 悉尼歌剧院鸟瞰图
建筑内部音乐大厅长67米,最大宽度39米,最大高度约25米,容积2.8万立方米,歌剧厅比音乐厅小,有1547个座位,主要用于歌剧、芭蕾舞和舞蹈表演,舞台面积440平方米,歌剧院内还设有排练厅、书馆、展览馆、录音棚、餐厅、酒吧和咖啡厅等空间(图6-10)。
悉尼歌剧院不仅是悉尼艺术文化的殿堂,更是悉尼的灵魂,这座建筑已被视为世界经典建筑载入史册。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悉尼歌剧院设师约翰·伍重在去世之前都没能够亲眼见到自己的杰作。
图6-9 悉尼歌剧院入口
图6-10 音乐厅和大风琴
6.1.4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由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Owen Gehry)设计,1997年正式落成启用,是西班牙工业城市毕尔巴鄂更新计划中的关键一环,位于城市门户之地——旧城区边缘、内维隆河南岸的艺术区域。从内维隆河北岸眺望城市,该博物馆是最醒目的第一层滨水景观。因北向逆光的原因,建筑的主要立面都处于阴影中,盖里将建筑表皮处理成向各个方向弯曲的双曲面,这样建筑的各个表面都会随着日光入射角的变化而产生不断变动的光影效果,避免了大尺度建筑在北向的沉闷感(图6-11、图6-12)。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是放射式布局的综合体。首层几个形状自由的展厅簇拥在中庭周围,二层以上,由廊柱和天桥组成的环路将陈列室组织在四周。建筑入口分布在上下两个层面上,上层是道路层,下层是河岸层,在上层盖里将桥梁的支路和城市道路交汇处扩大,形成美术馆的南广场,二层展厅等都可以通过南广场直接进入,广场上有两个向下的大台阶,一个通向主入口,一个通向展厅。河岸上还有一条弧形堤岸建在河流与水池之间,既保持着美术馆坐落水中的形象,又使河岸的东西部分之间取得了联系。
南侧主入口,由于与西班牙19世纪旧区建筑只有一街之隔,盖里采取了打碎建筑体量的方法与之协调,将建筑穿越高架路下部,并在桥的另一端设计了一座高塔,使建筑对高架桥形成抱揽、含纳之势,进而与城市融为一体。入口处的立面也创造出以往任何高直空间都难以具备的、打破简单几何秩序的强悍冲击力,曲面层叠起伏、奔涌向上,光影倾泻而下,直透人心,使人目不暇接。以高架路为纽带,盖里将这栋建筑旺盛的生命活力辐射入了城市深处。
美术馆中庭平面自由,形体丰富,中庭内楼梯、电梯的外表被包装成平面、折面和曲面。透明与非透明的包装材料在这里交替使用,形成虚虚实实的效果。这个中庭以反传统的空间形象成为博物馆建筑中造型最奇特、最丰富的核心空间,给人以强烈的艺术震撼。美术馆内的采光设计也显得非常吸引人,为配合建筑造型与环境设计,采用钛合金的材质作为墙面,使建筑富有雕塑感和时代感(图6-13、图6-14)。
图6-11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
图6-12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在城市中的肌理
图6-13 (左)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内部结构
图6-14 (右)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建筑细部
作为城市最重要的建筑,博物馆在建材方面还使用玻璃、钢和石灰岩,与该市长久以来的造船业传统遥相呼应。盖里运用各种不同材料和形态的组合达到了独特的设计效果,使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与周围环境有机地融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建筑艺术杰作。
6.1.5 柏林犹太人博物馆
柏林犹太人博物馆也称柏林犹太人纪念馆,位于德国首都柏林,由著名建筑师丹尼尔·利伯斯基(Daniel Libeskind)设计。现已经成为柏林的代表性建筑,是欧洲最大的犹太人历史博物馆,其目的是要记录与展示犹太人在德国前后约两千年的历史,包括德国纳粹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历史,而后者也是展览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建筑平面呈曲折蜿蜒状,走势极具特色,墙体倾斜,像“六角星”立体化后又破开的样子展现在建筑上,使建筑形体呈现极度夸张、扭曲的线条。博物馆外墙用镀锌铁皮构成不规则形状,带有棱角尖的透光缝由表及里,所有线条、面和空间都断断续续而不规则,游人一旦进入,便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了一个扭曲的时空。馆内几乎找不到任何水平和垂直的结构,所有通道、墙壁、窗户都带有一定的角度,没有一处是平直的。设计师以此隐喻犹太人在德国不同寻常的历史和遭受的苦难,展品中虽然没有直观的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展品或场景,但馆内曲折的通道、沉重的色调和灯光无不给人以精神震撼和心灵冲击。
建筑多次折叠,连贯的锯齿形平面线条被一组排列成直线的空白空间打断,俯视建筑能让人清楚地看到锯齿状的平面和与之交切的、由空白空间组成的直线,这些空白空间不仅是在隐喻大屠杀中消失的无数犹太生命,也意喻犹太人及其文化被摧残后留下的、无法弥补的空白。最典型也是最大的一处空隙底部,铺满了呐喊的脸孔,参观者可以感受那种被关在毒气室中,等待死亡的绝望与无助。
图6-15 柏林犹太博物馆鸟瞰
这座建筑的空间由三条主线贯穿,一条通往以锐角歪斜组合的展览空间,黑色部分为核心封闭天井,白色部分为展览空间;另一条轴线通往室外的霍夫曼公园,由倾斜而不垂直于地面的方格形平面混凝土方柱组成;第三条轴线直通神圣塔,该塔是一个高20多米的黑色烟囱式空间,进入后使人静立沉思,回忆犹太人过去经历的苦难,最后离塔时沉重的大门声响令人震惊,加深了参观的印象和感受(图6-15至图6-17)。
柏林犹太人博物馆是对特殊历史时期,犹太人所处的苦难惨境的真实写照。建筑师在设计博物馆时说:“其实建筑就是一个故事的讲述,通过建筑去打动人们,给大家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悲剧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给人们希望。就像战后年轻的德国人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并且现在用这样的经历教育下一代。”
图6-16 柏林犹太博物馆 作者摄
图6-17 柏林犹太博物馆空间
6.1.6 伦敦劳埃德大厦
著名保险公司劳埃德公司(Lloyds)采用了建筑师里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的设计方案,1986年建成的劳埃德大厦其独特的风格立刻成为伦敦甚至全球引人注目的建筑。罗杰斯的设计更加夸张地使用了高科技元素,比过去的蓬皮杜艺术中心更夸张、更突出,也使得“高技派”风格更为成熟(图6-18)。
劳埃德大厦位于伦敦金融区中心,北面是新广场、商业联盟大厦和邮电塔式办公楼,其余三面都是临近狭窄的街巷。当沿着狭窄的街道走近劳埃德大厦时,大厦的全貌渐渐地展现在眼前:广阔的天空、宁静的街道与行人的台阶联系在一起,这些与高耸的塔楼、独立的框架、半透明的外墙和玻璃屋顶平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外面望去,可以看见劳埃德大厦主楼及其6座带楼梯的塔楼。它们与周围地区的建筑协调一致,同时又丰富了伦敦城的轮廓线。
劳埃德大厦主体为长方形,呈阶梯状布局,一端高12层,另一端为6层。中间是很高的大厅,四周为玻璃幕墙;建筑外围有6个塔楼,内置楼梯、电梯及各种管线设备。大厦主体的每层平面没有固定隔断,以便可以灵活使用,大厦的四周及顶部,大部分结构均暴露在建筑外,远望大厦就像是一个复杂的工业建筑,这也是高度发达的工业技术化所赋予建筑的新形象(图6-19)。
图6-18 劳埃德保险公司大厦 作者摄
图6-19 劳埃德大厦内部 作者摄
劳埃德大厦建成后曾受到舆论的批评,认为这种构架繁杂和表面多棱角的建筑物增强了伦敦市的繁乱感觉。这也是后现代主义建筑师在日益复杂的城市环境中进行的建筑艺术创新,事实证明,这种“高科技”派的后现代主义建筑有着其独特的魅力和生命力。
6.1.7 迪拜哈利法塔
哈利法塔又名迪拜塔,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境内,为目前世界第一高楼与人工构造物,高828米,总共169层,2010年正式完工启用,总建筑师是芝加哥建筑事务所(SOM)的亚德里恩·史密斯(Adrian Sm ith)(图6-20)。
建筑采用一种具有挑战性的单式结构,由连为一体的管状多塔组成,具有太空时代风格外形,基座周围采用富有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几何图形——“沙漠之花”(DesertFlower)。平面是三瓣对称盛开的花朵,立面通过21个逐渐升高的退台形成螺旋线,整个建筑物像含苞待放的鲜花。这样的三叉形平面可以取得较大的侧向刚度,以降低风荷载,有利于超高层建筑抗风设计,同时对称的平面又可以保持平面形状简单,施工方便。
建成后的哈利法塔外观具有典型伊斯兰建筑风格,楼面为“Y”字形,并由3个建筑部分逐渐连贯成一个核心体,从沙漠上升,以上螺旋的模式,减少大楼的剖面使它的动势更直往天际(图6-21)。
迪拜哈利法塔的高度已超越了纯钢结构高层建筑的使用范围,但又不同于内部混凝土外围钢结构的传统模式,在体系上有所突破,创造了一个新奇迹。哈利法塔的重大突破是采用了下部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剪力墙体系),上部钢结构的全新结构体系。整个抗侧力体系是一个竖向带扶壁的核心筒,六边形的核心筒居中,中心筒的抗扭作用可以模拟为一个封闭的空心轴。整个建筑就像一根刚度极大的竖向梁,抵抗风和地震所产生的剪力和弯矩。由于加强层的作业,各端部的柱子也参与到抗侧力之中,这样一来,抗侧力结构形成空间整体受力,具有良好的侧向刚度和抗扭刚度。
竖向形状按建筑设计逐步退台,既要形成优美的塔身宽度变化曲线,又要与风力的变化相适应,剪力墙在退台楼层处切断,端部柱向内移。分段切断可以使墙和柱的荷载平顺地变化,同时也避免了墙、柱截面突然变化给施工带来的困难。
图6-20 哈利法塔
图6-21 哈利法塔——六瓣的沙漠之花平面
哈利法塔无论是在建筑的高度、设计、结构技术,还是室内艺术方面的成果,都可是人类建设史上的又一高峰。
6.1.8 吉隆坡双子塔
1996年建成的吉隆坡双子塔(Petronas Towers)坐落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由美国建筑设计师西萨·佩里(Cesar Pelli)设计,共88层,高452米。吉隆坡双子塔是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的综合办公大楼,设计风格体现了吉隆坡这座城市年轻、中庸和现代化的城市个性,突出了后现代主义的独特性理念(图6-22)。
双塔的楼面构成以及优雅的设计给其带来了独特的轮廓特征。建筑平面是两个扭转并重叠的正方形,用较小的圆形填补空缺,这种造型可以理解为来自伊斯兰的灵感,但同时又是后现代的和西方的融合。双塔的外檐为混凝土外筒,中心部位是高强钢筋混凝土内筒,高轧制[2]钢梁支托的金属板与混凝土复合楼板将内外筒连接在一起。
这两座88层塔楼包含了74万平方米以上的办公面积,14万平方米左右购物与娱乐设施,4500个车位的地下停车场,石油博物馆,东南亚最大的古典交响音乐音乐厅,以及多媒体会议中心。双子塔的空中桥梁建在距离地面170米第41和42层处,长约58米,用于连接和稳固两栋大楼,是目前世界上最高的天桥。站在这里,可以俯瞰马来西亚的繁华景象,这座人形支架天桥就像一座登天大门,屹立在吉隆坡城市上空(图6-23、图6-24)。
双子塔是吉隆坡的标志性城市景观之一,是世界上目前最高的双子楼,也是后现代主义建筑师借助高超的工程和科学技术的又一代表作。
图6-22 吉隆坡双子塔
图6-23(右) 吉隆坡双子塔底层中庭 丁一平摄
图6-24(左) 双子塔天桥内部 丁一平摄
【注释】
[1]符腾堡是德国西南部的一个政治实体。
[2]轧制(rolling)是将金属坯料通过一对旋转轧辊的间隙(各种形状),来生产钢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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