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活泼的形式研究当代学术史

用活泼的形式研究当代学术史

——评《甘肃社会科学》“学者访谈”栏目

余三定

相对于学术论文来说，“学者访谈”是一种活泼的形式，《甘肃社会科学》采用“学者访谈”栏目这种活泼的形式研究当代学术史，在保持学术深度的同时，给人更加亲近、亲切的感觉，更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阅读快感。下面以《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1到第3期的“学者访谈”（其中第1期栏目名称为“学术访谈与学者研究”）栏目为例，做些初步的论析。

一

笔者认为，学术史就是关于学术研究的学术研究，或者说是关于研究的研究，即研究学术发展的历程。学者是研究学术的，学者作学术研究时，学者是主体，学术研究的对象是客体；但是在学术史的视野之下，学者成为研究对象，学者的研究活动、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也成为研究对象，甚至学者的生平也成为研究对象，这个时候，学者就由研究的主体变成了研究的客体。学术史就是学术对自身的发展历程进行反思、分析和研究，从而寻找出学术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来。“当代”则是一个时间概念，即限定在当代，具体说是1949年至今。当代学术史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宏观的学术史研究。包括对大的学术思潮、学术争鸣、学术流变、学术发展、学术积累等的研究。二是学科史。比如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史、当代史学史、当代鲁迅学史、当代红学史等等。三是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即“学案体”。四是学术批评，或称学术评论。

《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到第3期的“学者访谈”栏目共计发表了4篇学者访谈，从内容上看，主要包括上述第二和第三方面的内容，其中，《关于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的若干问题——乐黛云先生学术访谈录》（乐黛云、李晓卫，载第1期）、《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不足与进一步深化的路径和方法——郭德宏先生学术访谈录》（郭德宏、董汉河，载第3期）分别进行当代比较文学学科史和当代中共党史学科史的研究，属于上述第二方面的内容（学科史）。《拓展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跨学科与多维度——黄旦教授访谈》（黄旦、赵建国，载第1期）围绕黄旦教授的治学成就展开访谈，属于第三方面的内容（学者个案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建设和完善古文献学科——孙钦善教授学术访谈录》（孙钦善、黄丽丽，载第2期）包括4个小标题，依次是“治学历程及对古典文献学科体系的认识”、“古典文献专业的历史和现状”、“献身古文献学科的动力”、“今后的打算：坚持两个结合”，从小标题可以见出，该访谈录既有属于第二方面的内容，又有属于第三方面的内容，可以说是当代学科史（古典文献学科史）研究与当代学者个案研究的有机结合。

在新中国建立即将迎来60周年、改革开放已走过30年的今天，中国当代学术发展已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教训也不少），这个时候特别需要对学术发展的自身进行回眸、分析、研究、总结，以便推动中国当代学术更好更快地前进，从这样的角度看，《甘肃社会科学》开辟以当代学术史研究为基本内容的“学者访谈”栏目，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值得我们充分肯定。

二

《甘肃社会科学》“学者访谈”栏目中学科史研究方面的访谈录，选择的访谈对象都是该学科领域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对该学科的历史、进展和成就有充分的了解。在访谈中，访谈对象对该学科的发展史不但能描述现象，而且能概括规律；不但能总结成绩，而且能分析问题；不但能回顾过去，而且能展望未来。

《郭德宏先生学术访谈录》第一部分题为“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郭德宏认为，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最主要的进展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出版了大量的新资料；第二，有关中共党史学理论的研究取得明显进展；第三，研究范式趋向多样化；第四，研究方法多样化；第五，有分量、有影响的新成果不断涌现；第六，研究理念趋向实证，学术化程度不断提高；第七，党史批评有了新的进展；第八，研究类型和研究主体多元化。紧接着的第二部分题为“中共党史研究存在的不足”，郭德宏冷静地指出了至今还存在的三大弊病：第一个问题，是传统指导思想特别是个人崇拜的影响还很浓厚，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基本上还是以毛泽东为中心，总是讲毛泽东如何如何正确，别人如何如何错误，而对毛泽东的错误则有意回避。第二个问题，是对党史上的不同的人物和事件，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例如对于陈独秀、王明、毛泽东等，就不是一个标准。第三个问题，是继续沿着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传统的概念、结论和提法，而这些概念、结论和提法，并不全面、客观、科学。在作了上述客观有据的、充分说理的论述后，自然地进入了整个访谈的第三部分“深化研究的理念、路径和方法”。阅读整个访谈录，有如聆听一位冷静的智者在和你倾心交谈，你会不断地为智者客观的引例、公正的评论、有新意的看法所感染。

与《郭德宏先生学术访谈录》比较起来，《乐黛云先生学术访谈录》则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如果说前者着重于中共党史学科史的实证评说的话，那么后者则着重于比较文学学科的学理探讨，后者并且论及到高校教学方面的问题。我们看《乐黛云先生学术访谈录》包括有如下6个小标题即可知道上述特点，这6个小标题依次为：“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独特意义”，“如何看待比较文学的危机问题”，“关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特色”，“关于比较文学研究者的素质”，“如何看待比较文学的普及与提高”，“关于在高校教学中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合并问题”。

三

《甘肃社会科学》“学者访谈”栏目中学者个案研究方面的访谈录，颇类似于“学者自述”，但和纯粹的“学者自述”又不完全一样，《甘肃社会科学》的“学者访谈”增加了“访者”的提问和评说，是“访者”参与、甚至是“访者”主导下的“被访者”的“自述”。这样可以做到重点更加突出，更具客观性和权威性，也更有可读性。

在《黄旦教授访谈》的开头，“访者”说道：“黄老师，您好，从文学到新闻学，再到现在的传播学，您经历了较为明晰的学术转向，以至您的学术视野比较宽广，研究领域涉及新闻理论、新闻思想史、传播学研究，学界中人对您在这几方面的建树都赞誉有加，您如何看待您的学术转向呢？”可以明显见出，“访者”是在充分地了解了“被访者”学术研究情况的基础上主动提问的，并且在提问中包含了简要的“述”和“评”。接下去，“访者”依次就“被访者”上世纪90年代的代表性学术成果《新闻传播学》（著作）、《还是先回到历史去——对提高新闻理论研究水平的建议》（论文）以及本世纪初的代表性学术成果提问，“被访者”则就其各代表性学术成果产生的社会和学术背景、研究的动机、成果的主要内容、成果的学术意义和社会影响等方面问题一一做出实事求是的解答。如“被访者”在回答关于其著作《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建构与消解》的提问时，这样回答说：在写作过程中，最大的难度是如何串联别人的研究，后来找到专业主义，整个思路方才打开。现在回过头去看，也有不足，因为不同理论体系的研究路径截然相异，如把关人理论与框架理论，一个是功能主义，一个是构建主义或解释主义，这些在书中没有很好地加以梳理。平心而论，这本书在理解与解读方面是有新意的，遵循的是学术史路数，从不同层面透视传播学理论的发展，进而发现传播学理论不是简单的否定过去，而是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拓展新问题。黄旦教授这样的回答，是真诚而又真实的。

如前所述，《孙钦善教授学术访谈录》是当代学科史（古典文献学科史）研究与当代学者个案研究的有机结合，现在略作分析。该访谈录的第一个小标题是“治学历程及对古典文献学科体系的认识”，一开头，“访者”就这样提出问题：“今年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成立五十周年，所以这次《甘肃社会科学》杂志委托我对您进行学术访谈，我特别高兴，觉得意义重大。首先，请您谈谈您的治学历程好吗？”可见，该访谈录一开头就明确了，既要访谈古典文献学的学科史，又要访谈学者个人的治学历程和经验。

作者简介：余三定，生于1956年，男，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中文系教授、《云梦学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