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贵在着先鞭”

“价值贵在着先鞭”

——贺《甘肃社会科学》三十华诞

陈湘舸

人们多这么说，也这么认为：改革开放，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而在我看来，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自然科学的春天也许真的到来了。但社会科学园地的春天，当然是指如自然界那种百花齐放、百鸟齐鸣的春天，也就是真正的成熟的春天，似乎姗姗来迟。这是说社会科学界并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正常的局面。

我这么评说学术界的状况主要理由是指一部分学术界人士似乎还没有真正进入科学研究的园地，没有找到一个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感觉，还没有明确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所肩负的神圣职责。之所以这样说，因为所谓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研究活动，还是社会科学研究活动，都是以自然界的某一物质或现象，或以人类社会中的某种事实和关系为研究对象，在排除一切不应有的干扰的条件下，以揭示它们的本质特征与运动规律为目的。但是，我们不在少数的社会科学界人士要么只是现有政策的解释者，只是为它们提供理论依据，阐释其内容与意义，从而始终没有自己的观点与思想；要么照搬照抄外来的理论与观点，盲目迷信，几近崇拜。后者表现尤为突出。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批评洋教条主义者言必称希腊，不熟悉老祖宗的东西，不了解当时中国的国情，没有自己的思想与理论。不容讳言，毛泽东当年所批评的洋教条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更为泛滥。在延安时期，尽管在学术界和政治界，有照搬照抄西方理论的洋教条主义，但是，毕竟还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人创建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而在今天中国的哲学界、政治学界与经济学界，人们开口讲的便是来自西方的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或者《国富论》与科斯定理，看不见有较大影响而又自成体系的有中国特色与气派的思想与理论。不仅如此，把握了学术界话语权的洋教条主义者还不允许其他正确的思想与观点进入学术园地，不让它们占有一席之地。不言而喻，学术界的这种状况，离百花齐放、百鸟齐鸣的大好春光相差甚远。

对于这种状况，笔者感触尤深。由于我是学术界的非主流派，即少数派。当然，与我同观点、同处境的还有一些人，不过总之是少数。因此，尽管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我们非主流的少数派的科研成果却遭封杀而难以问世，处境维艰。令人感到欣慰、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些刊物和编辑理解支持我们的科研工作，敢于发表我们的文章。应当说，他们是科学的春天的真正维护者、开拓者。在这些刊物中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常且健康的局面，《甘肃社会科学》即是其中之一，甚至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刊物。我的科研经历和所知所感证实了这一点。

近些年，我和我的博士生致力于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和一门新的学科，就是幸福理论与实践和幸福学的研究。而从我们与国内外其他学者有关的研究与思考来看，真正的、彻底的幸福理论和幸福学，对现有的诸多社会科学理论与学科具有颠覆性，势将引起社会科学领域的革命，如美籍华人学者奚恺元认定：由于经济活动应以幸福为目的，为了把目前不幸福的经济转变为幸福经济，应以幸福学取代经济学，或者说经济学将转变为幸福学。还有学者认定：应大力创建幸福学，因为它是具有终极意义的学科。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有见地、有价值的观点，不为学术界的主流所接受，难以在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但我和博士生的有关幸福理论和幸福学的文章的境况却比较好，得以在《甘肃社会科学》上陆续发表。《甘肃社会科学》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并且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

我和我的博士生的拙作能陆续在《甘肃社会科学》上问世，表明该刊是真正坚持学术平等、自由原则的典范。因为我们在该刊上发表的几篇有关幸福问题和幸福学的文章，提出并阐述了一系列独特的崭新观点。如在有关企业文化重建的文章中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企业文化要以幸福文化为核心，要以它为指导建设幸福企业；又如论述幸福文化及其历史地位的文章提出，在21世纪要大力建设幸福文化，因为它在一切文化中处于统帅地位，是对于整个文化体系起主导作用的文化。尤其是该刊近期发表的题为《论幸福学在社会科学中的“母学”地位》这篇文章，提出并认定好比宪法是一切法律的“母法”一样，幸福学也是一切社会科学的“母学”。具体来说，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一切社会科学都要以幸福学为基础，并遵循和贯彻幸福学的宗旨和基本原则。而这又是由于正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先哲所说，人类所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一切活动，无一不是以幸福为目的。由此决定，以人类各种活动及这些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为对象的诸社会科学也应当以增进和保护人类的幸福为其目的，而这就决定幸福学居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母学”地位。但是，要让这个应当说是科学的观点为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所接受并非易事，众多的学术刊物不理解、不支持，却庆幸得到《甘肃社会科学》和其负责人、责任编辑胡政平先生的理解和鼎力支持。这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显示出该刊具有不同于一般杂志的优良品质与风格。

2009年是《甘肃社会科学》创刊30周年，古人云：三十春秋是一个人的而立之年。我想，三十春秋也是一个刊物的而立之年。就是说，当一个学术刊物创刊30周年时，也应当立下自己的宗旨、目标与追求，由此也就形成自己独特的品质与风格。不言而喻，这是一个刊物比较成熟的标志，也是它的价值所在。由此观之，应当说，《甘肃社会科学》做到了三十而立，并且志存高远，立下了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办刊方针，以创建和保护真正的科学的春天，以繁荣学术、探索真理和人间正道为宗旨、为己任。我们作为该刊的老作者与读者，在贵刊创刊30年之际，谨向她致以诚挚的祝贺。同时，还恳切的希望，《甘肃社会科学》一如既往地继续鼎力支持幸福学这门新兴学科的成长发展，理解和关照我们师生有关幸福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为此，我提一个建议，也是一个希望：《甘肃社会科学》杂志开辟幸福理论与实践研究专栏，或者幸福学研究专栏，在一年之中，定期或不定期的组织和刊发有关幸福学研究方面的成果。这个专栏将使稚嫩的幸福学在这个专栏园地里茁壮成长，而《甘肃社会科学》则因此也进一步显示出自己的鲜明特色和宝贵价值。

最后再赠小诗一首：

贵刊亦到而立年，

宗旨正确志高远；

路漫漫兮再求索，

价值贵在着先鞭。

作者简介：陈湘舸，生于1948年，男，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