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会周恩来_关于张学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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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初会周恩来_关于张学良的故事第五章　初会周恩来你们对他可能不甚了解，其实他也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日本人一再进逼，他也感到难堪，心里也恨。共产党于1922年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与会者仍是12个人。由于国民党警察的严密监视，某些共产党领导人如周恩来等不得不在上海转入地下。关于中国问题，共产国际通过了一项新的政策，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初会周恩来_关于张学良的故事

第五章　初会周恩来

你们对他可能不甚了解，其实他也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日本人一再进逼，他也感到难堪，心里也恨。但他长期以来一直固执地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能抗日。

少帅回国之后，就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这时，大部分共产党人已从全国各地历尽艰险，汇集到江西，在瑞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共产党是怎样出现的？他们又是如何聚到瑞金的？这里有一段充满沧海桑田、兴衰沉浮的故事。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在上海和浙江的南湖宣告成立，其创始人只有12位人士。[1]他们都接受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领导，而这二人却都没有出席成立仪式。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受到以下两个主要因素的影响：第一，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成功地进行了十月革命。此后，列宁领导它迅速得到巩固，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政权。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应该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汲取经验，因为这场革命在俄国迅速获得了成功。而孙中山先生于1911年领导的辛亥革命却不然，直至推翻清朝八年以后，这场革命仍未显示出任何统一的征兆。第二，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它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热情的大爆发。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北洋政府的软弱、腐朽和卖国，证明中国需要一场新的、翻天覆地的政治变革。

1934年1月8日，张学良（前排右四）奉召回国，不久即就任豫鄂皖剿共副总司令。(www.guayunfan.com)前一种因素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的出现，它最初产生于北京大学，以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为首。李大钊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上所必需的指导。[2]

第二种因素致使另一位思想领导者，身居上海的前北京大学的陈独秀教授萌生了组建一个新政党，改造中国的念头。于是，他邀请他过去的学生、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和社会主义青年联合会成员到上海，参加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共产党成立大会。然而，就在会议召开前不久，陈独秀被任命为广东省教育厅厅长，他决定南下就职，故未能参加共产党的成立会议。

共产党于1922年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与会者仍是12个人。即使经过了一年的努力，党员的人数仍未得到扩大。所以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它与广东的国民党合并。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这一指示，于1924年加入了国民党，这就叫做国共第一次合作。1927年，蒋介石制造国共两党分裂，在国民党的全面追捕之下，共产党人被迫东奔西撤，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遂告结束。

1928年，共产党组建了红军，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但都功败垂成。由于国民党警察的严密监视，某些共产党领导人如周恩来等不得不在上海转入地下。而其他人如毛泽东、朱德等被迫移往位于湘赣两省边界地区的井冈山。最后，他们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安营扎寨。同年11月，第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在各大城市转入地下的共产党领袖们逐渐汇集江西，于是这里成为共产党活动的中心。

蒋介石获悉共产党力量的集聚和壮大，不胜忧虑，先后发动了五次围剿共产党人的战役。[3]最后他采取了步步为营的战略，扼制住共产党，迫使他们放弃江西根据地，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4]

长征在共产党历史上是极为重要的事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它标志着蒋介石围、追、堵、截企图的彻底失败。[5]长征正式开始于1934年10月，大约7万多士兵，1.5万名后方机关人员，包括“小卫生员”在内的7000名政治活动分子和35名妇女参加了长征，[6]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死在漫无边际的长征路上。红军涉过了许多江河湖泊，翻过了无数崇山峻岭，通过了桀骜不驯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穿过了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经历了严寒酷暑、狂风暴雨的袭击，摆脱了中国一半左右的“白军”的追击，打退了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新疆、西藏、甘肃和陕西的地方武装的堵截，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了陕北保安，在中国的大西北扩大了它的根据地。[7]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先是设在保安，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才进驻延安。

正当此时，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剿共副总司令，命令他的部队开赴陕西，司令部设在西安，开始了新的剿共战争。当时共产党立足未稳，国民党大兵压境，中国共产主义的命运岌岌可危。然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国际局势的变化，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生机。

1936年1月，中国共产党驻国际工人联合会的代表林毓英由莫斯科返回陕北，[8]带回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指示，这就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9]

莫斯科之所以采取新政策，主要是因为希特勒的兴起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莫斯科认为：希特勒法西斯的兴起构成了对欧洲，尤其是对苏联的直接的、严重的威胁。相形之下，苏联共产主义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则退居次要地位。因此共产国际决定：共产党应联合世界上所有反法西斯政党，联合各国人民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或“人民阵线”。这一决定要求各国共产党员应在某种程度上与反法西斯的资产阶级合作，甚至不惜与反法西斯的政府携手。关于中国问题，共产国际通过了一项新的政策，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要借此联合所有的中国人民，包括反日的资产阶级、反日武装和反日政党，组成全国范围的人民抗日统一战线。[10]

其实，早在中国共产党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指示之前，毛泽东于1935年10月便已经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建立一个广泛的、从上到下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从上到下”的统一战线也包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资本家，无论其出身、党派、阶层或阶级属性如何。然而，蒋介石作为民族的叛徒，不在此列，他和日本帝国主义一样，是中国人民的敌人。毛泽东的这种精神充分体现在1936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中。决议号召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都是共产党联合的对象。[11]

共产党的主力刚刚在陕北站住脚，就开始动员所有的力量抵抗国民党的进攻。在围剿陕北红军的战斗中，少帅的东北军首当其冲，是毛泽东的第一个防御对象。[12]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寻求与山西的阎锡山建立比较好的关系。当时，日本正在觊觎山西北面的绥远，对此阎锡山忧心忡忡，他害怕日本人甚于害怕共产党。所以，在1936年下半年，阎锡山支持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共产党组织——牺盟会的活动，允许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在山西进行宣传工作，[13]开始与共产党进行有限的合作。

直到1935年秋，当蒋介石试图与莫斯科恢复关系时，毛泽东才开始考虑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陈立夫透露：1935年9月1日，周恩来给他及其胞兄，负责国民党党务工作的陈果夫写了一封信。周恩来在信中表示，为抵抗日本侵略，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合作。周恩来指出，两党合作是解决民族危机的唯一途径。[14]陈立夫把周恩来的信呈报蒋介石。据陈立夫讲，蒋介石要他告诉周恩来，信已转交给他本人。然而陈立夫没有告诉周恩来蒋介石是否同意考虑这个问题，而只是要求继续保持联系。[15]

1935年圣诞节前几天，蒋介石派陈立夫去苏联讨论军事同盟问题，随同陈立夫前往的有能说一口流利俄语的张冲先生，他们于1936年1月16日离开上海，秘密前往欧洲。正当他们在柏林等候适当时机进入苏联时，日本新闻机构泄露了陈立夫俄国之行的消息。所以，蒋介石电告他回国，与苏联大使在中国进行谈判。回国后，陈立夫的谈判导致中苏1937年8月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16]此外，陈立夫还透露，苏联大使向他保证，如果中日之间爆发战争，苏联将不帮助中国共产党。苏联急于希望中国抵抗日本，甚至不惜以牺牲中国共产党为代价。[17]

中国共产党可能已觉察到蒋介石和苏联之间的接触，害怕被莫斯科所出卖，所以中国共产党于1936年5月5日发表了一个重要宣言，宣言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发生了极为重大的转变。在1935年12月25日党的决议中，蒋介石还作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与日本帝国主义相提并论。而1936年5月5日宣言则放弃了反蒋政策，呼吁他和南京国民政府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这样，中国共产党就由“反蒋抗日”转而采取“联蒋抗日”的政策。[18]1936年夏，在与埃德加•斯诺的冗长会晤中，毛泽东明确表达了与蒋介石合作的愿望。[19]当苏联研究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表明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以后，陈立夫邀请周恩来和共产国际代表潘汉年到上海谈判，[20]张冲是这次特殊会谈的国民政府的联络官。国民党提出了下列要求，作为停止剿共的条件：（1）遵守三民主义；[21]（2）服从蒋委员长的命令；（3）废除苏维埃，把它们重新组织为地方政府机构；（4）撤销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这实际上是要共产党全面投降。这种谈判当然不会产生什么结果。

在实行抗日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之初，毛泽东便发现少帅与其他军阀不同，在他以及他所统帅的患有严重思乡病的东北军官兵的心底，潜伏着一股强烈的反日情绪。[22]他们不但值得同情，而且可以加以利用。当少帅的一〇九师官兵被共产党俘虏后，共产党对他们进行了苏维埃式的宣传教育和共产主义思想的灌输，并申明，如果他们愿意回去就可以释放他们。周恩来花费几天的时间，使他们确信共产党是真心要求和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然后周恩来护送军官们返回自己的防线。[23]

此外，1936年元旦，共产党在瓦窑堡为被俘的“白军”官兵们举行了盛大宴会，令人惊愕的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出席了庆祝大会。[24]

高福源（1901—1937），字绍卿，辽宁营口人。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后入东北讲武堂学习。1933年升任东北军团长。1935年10月被红军生俘。不久返回东北军，说服部分东北军投诚。“二二”事件后，被误认为参与了杀害王以哲活动，被诱杀。

在一次与东北军的战斗中，共产党俘虏了张学良的一个团长，名叫高福源。共产党像对待自己尊贵的客人一样款待他，向他反复阐述为抵抗日本而建立同盟的意义。高福源深受触动，发誓回到西安（张学良司令部所在地）后，他将恳求少帅停止打共产党，与红军一起抗日。[25]

在释放高福源的时候，周恩来要他带一封秘信给少帅。周恩来在信中呼吁这位东北军首领，调转枪口，对准他的真正敌人——在他的家乡东北烧杀抢掠的日本人。周恩来指出：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杀死自己的兄弟以饱狼腹，这非人类所为。后来，当少帅看到这封信时，不禁喉头哽咽，双眼盈满泪水。[26]张学良动了感情，他答应高福源考虑与共产党停火的问题。

同时，共产党成立了一个以周恩来为首的委员会，专门做“白军”的工作。1936年5月陕北共产党与张学良秘密建立起联系。[27]周恩来派许多主要由妇女组成的宣传队主动接近东北军，表演这种主题的节目：“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已背井离乡四年了，为什么不和我们一同打回老家去？”[28]她们唱起最令人伤感的歌，下面就是其中的一首：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29]“九一八”，在那个悲惨的时候，离开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30]

这首歌到处在唱，广为流传。不仅东北军官兵在唱，所有在西安和全国各地的东北人都在唱，唱至伤心处，触景生情，流亡在关内的东北人都不禁热泪涟涟。当1935—1936年冬季降临后，西北的严寒侵袭着东北军和红军士兵。这时，周恩来设法把红军的给养匀出一些，把它们转交给衣衫单薄的东北军士兵。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尤其是经过共产党教育的年轻军官们深受感动。

张学良的年轻部下的热情空前高涨，特别想与共产党合作，抵抗日本侵略。亲日分子在东北军中不得人心。不仅像王以哲这样的老将领支持年轻士兵打日本，甚至比较保守的人，如何柱国和于学忠等也都跃跃欲试，不甘落后。军心所向，同仇敌忾，国恨家仇集于一身的少帅当然也不例外。少帅的秘书兼政治顾问苗剑秋曾劝他直接与毛泽东会晤，[31]对此，少帅尚犹豫不决。杀父之仇，亡国之恨，使少帅对日本人充满仇恨。但他一直受蒋介石所控制，尽管他充分信赖其青年军官，但在打算与共产党联系时不免心存顾忌，怕这一秘密可能泄露出去。陕北共产党看出这一点，所以，他们主张只同张学良一人保持联系，所有与其他地方军事领袖的联系都应通过他来进行，这样更为安全，并有助于使少帅打消可能产生的任何顾虑。因为他当时已经怀疑共产党已与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达成了默契，杨的司令部也设在西安。当他得知共产党只同他保持联系时，方才如释重负。他告诉共产党，他能处理一切，包括与四川军阀沟通联系，他要求共产党不要与他们直接联系。[32]

1936年1月中旬至3月初，中共中央指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两次赴洛川冯家村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与张学良、王以哲就合作抗日进行会谈，初步达成了各守原防、停战、通商的协议。

张学良与共产党之间的正式会谈，经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1936年初，李杜[33]派共产党中间人刘鼎为少帅和潘汉年——周恩来的副手，共产国际代表——安排了一次会见。地点在上海郊外一个餐馆。但是，因为潘汉年没有权力对所商谈的停火问题提出具体的条件，故这次会谈没有成功。此后，红军于1936年3月4日，在距西安150里处的甘泉城，自动解除了对东北军的包围，以此作为一种善意的表示。

并宣布，除非红军受到攻击，否则决不打东北军。3月初，在已经倾向共产党的王以哲将军劝说下，少帅在洛川会见了一位红军代表李克农，李是共产党内保卫局官员。

由于李克农的地位不高，双方就停战的一些具体问题达不成协议。当时，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尚处于“反蒋抗日”阶段，对此，少帅表示异议。他问李克农：你们为什么要提“反蒋抗日”？要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参加抗日战争是否应可以包括蒋介石在内？

李克农回答：蒋绝不是共产党联合的对象，他对外屈从，专打内战，残酷镇压抗日爱国运动。与他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

张学良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会谈的气氛始终是坦诚而友好的。最后，双方就一些具体的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34]同时，少帅表示：愿意直接同毛泽东或周恩来会谈。1936年4月9日，少帅终于在延安的一座天主教堂里与周恩来见面了。会谈大约持续了两到三个小时，少帅的态度真挚而坦率，他向周恩来保证：他张学良是坚决主张抗日的，他正在准备与日本人决一死战。谈到当前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他们二人心潮起伏，都流下了悲愤的泪。周恩来说：

我们都是爱国主义者，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挽救中国。[35]

张学良被周恩来的诚挚深深地感动了，这次会见在少帅的感情上掀起了万丈波澜，他完全为周恩来的人格和共产党人为争取实现统一战线的执著追求所倾倒。后来他曾这样描绘自己当时的感情：

当时，我充分接受了他的观点，并表达对日复仇的愿望，不仅为了他们给我的家庭带来的不幸，也为了他们给中国造成的民族耻辱。所以，我决定，不甘心在为中国而奋斗中落在他人后面。然而，我向他指出，我有自己的上级，许多事情以我的地位是不能决定的。但是，我要尽最大努力使蒋委员长理解他们。我们还立下誓约，彼此决不背信弃义。[36]

肤施会谈旧址。肤施即今天延安的古名。1936年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的会谈，对于争取西北地区的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们在拥戴蒋介石领导的问题上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张学良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他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周恩来承认这一点，他说：共产党并非不愿意争取蒋介石这一强大的集团抗日，而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蒋介石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却一再鼓吹“攘外必先安内”，这与清朝西太后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卖国主张如出一辙。所以，他实际上充当了日本侵略中国的走狗。周恩来接着宣称：只有用民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才对抗日救国有利。

少帅听罢，沉吟不语，良久，方缓缓说道：

你们对他可能不甚了解，其实他也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日本人一再进逼，他也感到难堪，心里也恨。但他长期以来一直固执地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所以他若在前方抗日，不免有后顾之忧。这就是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根据。

听到这里，周恩来肃然起身，历数蒋介石背叛孙先生的三大政策，血腥镇压共产党的种种行径，说得十分激动，张学良一时也无言可对。

接着，周恩来长吁一声：

这些旧账我们不愿意再算了。

张学良赶忙接话：

对啊，抗日是当前最紧迫的大事啊！

说到这里，周恩来表示，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共产党是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捐弃前嫌，一致对外的。对此，张学良十分高兴，他表示：

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37]

于是，在把蒋视为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唯一当然领袖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双方基本达成了协议。周恩来进一步向少帅解释到：红军的大部分将领，都是蒋介石以前的部下，因此，只要蒋介石以诚相待，他们愿意再度服从他的指挥。[38]然后，他们讨论了国共合作和停战的条件，达成了如下协议：

（1）红军全部编入国民革命军。

（2）保证使红军保持其战斗力的完整。

（3）接受改编的部队也包括所有留在江西、湖南两省和大别山脉中的游击队。

（4）红军应得到与国民革命军正规部队同样的待遇。

（5）共产党人同意在军队中停止政治活动，停止其他有组织的政治运动。然而，共产党员作为个人将保有自己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但参加反政府及其领袖（蒋介石）活动的权利除外。

（6）共产党的非军事人员应该被允许居住在陕北。

（7）打败日本以后，红军应和国民革命军享受同样的退役待遇。

（8）与日本的战争结束以后，共产党将继续作为一个合法政党活动。[39]

周恩来对少帅说：如果他仍然怀疑共产党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用意，他周恩来愿意被扣在西安，作为人质。少帅连声回答说：没有必要。并答应向他的上级蒋介石报告，努力劝说他同意这一既成事实。[40]

1936年10月31日，张学良在洛阳借为蒋介石祝寿之机，劝谏蒋介石抗日，遭到拒绝。左起：于学忠、张学良、宋美龄、蒋介石、阎锡山等。

张学良与周恩来的这次会谈，对于共产党和东北军双方来说，都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从共产党方面来看，会谈后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便发布“五•五通电”，指出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国难当前，内部自相残杀，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41]从而中共将“反蒋抗日”口号变为“联蒋抗日”。这一策略转变固然是中共对国内外局势通盘考虑的结果，但其中也不能排除少帅的影响与建议。

其次，对张学良来说，这次会谈，使少帅完全了解了共产党主张抗日、要求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心和诚意。根据他与周恩来的约定，此后，他以推动蒋介石联共抗日为己任，屡次劝谏蒋介石。

根据张学良的叙述，他1936年6月前往南京开会，在与蒋介石一同乘车去宪兵学校的路上，张学良决定把他与周恩来的会见报告给蒋介石，但却错过了机会。后来他曾又去南京两次，一次在6月，另一次在9月，但他都没有机会接近蒋介石。[42]

10月，张学良在洛阳拜见了蒋介石，向他说出了建立统一战线的计划。为了使他的话更有说服力，少帅强调这一事实：中国要反对日本就必须联合苏联。如果蒋介石不想与红军合作，他也就必须考虑能否与苏联合作共同抗日的问题。蒋介石峻然回答说：直到中国土地上每一个红军都被消灭，每一个共产党都被关进监狱，那时再来谈论这一问题。蒋介石还说：我们要把局势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别担心，苏联将完全愿意讨论同盟问题，有无红军都无所谓。如果我们首先消灭了红军，我们今后在与苏联谈判时，就能处于一个优越得多的地位。

我们的责任是消灭国内的共产主义威胁，首先把中国人民从红色帝国主义手中解救出来。然后，我们再考虑选择其他的同盟，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抵抗日本。[43]

劝谏蒋介石的努力失败了，看来全面停止内战是毫无希望的。于是张学良通知周恩来，实现局部停火是有可能的。共产党遂派叶剑英来到西安，带来一份详细的停火计划和一份由毛泽东签署的正式停战协议。协议提出：如果东北军今后的军事行动都是完全针对日本人的，就把红军的指挥权移交给少帅。少帅建议，红军向北撤退，创造一个缓冲地带。共产党果真实现了他们对少帅的诺言，从瓦窑堡撤出军队，向北驻扎在三个平原地带（靖边、安边和定边）。张学良从中体会到：共产党人除了信仰共产主义以外，与其他任何爱国的中国人毫无两样，都是值得信赖的。他本人便把他与共产党的口头允诺和书面协定看作是有约束力的，不能轻易背弃。[44]

张、周会谈以后，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由互不侵犯进而发展到互相合作。与之相适应，少帅对共产党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时期，他对共产党充满好感。一次，南京青年学生一行90人到西安拜会张学良。有的学生问：你看共产党能成功吗？少帅回答：一定能成功。学生又问：何以见得？少帅答：因为共产党代表穷人利益，而穷人是占人口大多数的。[45]以他当时的身份，敢于如此公开回答学生的问题，就连少帅身边已被“赤化”了的工作人员也为之震惊。少帅的亲共态度由此可见。

张、周会谈大大加速了共产党对东北军的渗透，周恩来亲自把他从前在奉天的校友卢广绩安插在少帅的剿共司令部里任政训处长。[46]少帅还允许共产党在西安成立联络处，以前共产党保卫局局长邓发为首，从而在东北军和西安共产党代表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系。[47]西安迅速成为左翼分子的城市，他们与亲共组织如全国救亡同盟、全国学生联合会等互相呼应。通过这些关系，张学良也对上海共产党工人组织发动的日本纱厂罢工提供了财力支援。[48]

在陕北，东北军常在平地上挖一土沟，人坐在沟里，以土台做饭桌。此图为张学良巡视部队时留影。

与此同时，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被邀请到西安，改进东北军的政治教育和政治组织，为与日本作战做准备。叶剑英出使西安的结果，是建立了王曲军官训练团。[49]

为了改革东北军的陈腐习气，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张学良于1936年6月在西安以南的王曲镇创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和杨虎城亲自任正、副团长，抽调东北和西北两军营以上的军官轮流受训。少帅经常亲临王曲，吃住在训练团简陋的营地里边。当时在东北军中，青年军官的思想非常激进，抗日情绪非常高昂。一日傍晚，少帅与学员们饭后闲谈，话题扯到目前的局势，东北沦陷已有数年，东北军流离失所，抗日光复渺渺无期，说到这里，会场一片悲壮苍凉的气氛。有人哭喊道：请副司令率领我们走上抗日战场，打回老家去！一时间群情激愤，引起一片共鸣。少帅站起身来，流着眼泪说道：

大家的心情和意见都很好，请相信我，我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怎能忘记报仇雪恨、收复失地呢？！大家不要急，做好准备，我一定领大家走上抗日征途，披甲还乡。[50]

出于上述种种因素，张学良准备采取独立于南京政府的行动路线。1936年6月，张学良与其东北军将领在西安举行会议，通过了六点纲领，其中最重要的项目是暂缓成立反共联合政府。9月末，少帅和中国西北其他军政领袖计划组成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的五省同盟。10月，由于局势发展日益严重，少帅同意计划成立一个西北国防政府。[51]

注释

[1]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最初于1921年7月30日在上海举行，下列13人出席了大会：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王尽美、邓恩铭、毛泽东、何叔衡、李汉俊、李达、周佛海、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然而，会议开始前不久，何叔衡被派回湖南，所以只有12个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召开了几个晚上的秘密会议以后，与会者之一（李汉俊）的家遭到警察的搜查，陈公博被警察的监视吓坏了。他本来是携带新婚夫人到上海度蜜月的，于是借机仓皇逃离，只剩下11个人继续开会。因为警察的搜捕，他们决定搬到嘉兴南湖开会。由于李汉俊的家遭到搜查，他没有去，只剩下10个人出席会议。要想详细研究成立会议的情况，请见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美国，劳伦斯，1971年，第2卷，第2章。其他与会者的著作有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美国，纽约，1960年；《寒风集》，N.P.，1944年，第197—267页。陈潭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回忆录》，载于《共产国际》，美国版，第3卷，第10号，1936年10月，第1961—1966页；英国版，第13卷，第9号，1936年9—10月，第57—569页。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年，第21—46页。

[2]关于李大钊的详细生活和他对中国共产主义的贡献，请见莫里斯•迈斯纳：《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Li Da-z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英国，剑桥，1967年。关于陈独秀的生活和贡献，请见郭成棠：《陈独秀》，美国，新泽西，1975年。

[3]第一次围剿是1930年10月；第二次是1931年2月；第三次是1931年9月；第四次是1933年4月；第五次是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见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台北，1965年。

[4]描写长征的第一部书是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美国，纽约，1961年，第五部分。下列有关长征的书值得一读：尼姆•韦尔斯：《红色骚动》（Red Dust），美国，斯坦福，1952年；艾格尼丝•斯沫特莱：《伟大的历程：朱德的生活与时代》（The Great Road：The Life and Times of Zhu De），美国，纽约，1965年；安东尼•加村万底：《长征》（“The Long March”），载《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1965年，第22期，第89—124页；杰罗姆•切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Mao Zhe-do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第185—200页；张国焘前引书，第2卷，第5、6、7章；迪克•威尔森：《长征》，美国，纽约，1971年；詹姆斯•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1921—1972》（The Long March to Power：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1-1972），美国，纽约，1973年，第2、3、4章。关于这一问题的中文资料见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香港，1976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回顾长征》，北京，1957年；陈毅等：《艰难的岁月：革命斗争回忆录》，香港，1976年；张春如：《长征的故事》，香港，1954年。

[5]《毛泽东选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7年，第1卷，第60页。

[6]斯沫特莱前引书，第309页。

[7]斯诺前引书，第180—181页。

[8]林毓英是林彪的叔父，他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劳工运动。1933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的代表，出席了莫斯科国际共产主义工会会议。后来他和王明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他受命将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决议转达给中国共产党，为保密起见，他化名为张豪。见张国焘前引书，第445页。

[9]关于这段历史背景，请见鲁曼•P.范斯莱基：《敌人与朋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统一战线》（Enemies an Friends：The United Front in Chinese Communist History），美国，加利福尼亚，1967年，第3、4章。

[10]实际上，共产国际早在1933年就制定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当时曾发表一份宣言，但是这一消息从未传达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中收录了这一中文的宣言。见《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洋书堂缩微资料》，东京洋书堂，1969年，第1卷；《时论选集》，上海，1937年；王健民前引书，第3卷，第42—45页；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国民史参考资料》，上海，1951年，第263—268页；郭化龙：《中共史论》，台北，1969年，第2卷，第83—86页。该宣言的英文版登载于《共产国际》，第13期，1936年2月，第213—214页；维拉•西蒙娜：《革命中的中国》（China in Revolution），英国，格林威治，1968年，第197—220页；劳伦斯•R.辛格：《危机中的中国》（China in Crisis），美国，纽约，1945年，第613—619页。关于对这一宣言的论述，见詹姆斯•C.托马森：《共产党的政策和中国统一战派》，载《中国论文选》，1957年，第11篇，第105—112页。

[11]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见前引书《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3—178页。仔细阅读毛泽东对“从上到下的统一战线”的解释可以体会到，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只保持一种松散的隶属关系，而他们正是毛泽东要联合的对象。毛泽东这里指的是像阎锡山、张学良、杨虎城、李宗仁和宋哲元等人。另见《西安事变资料》，北京，1980年，第1辑，第20页。

[12]张国焘前引书，第456页。

[13]格林前引书《阎锡山》，第218页。

[14]周恩来的信被收录在陈立夫著《抗日战争准备工作之回忆》（载《近代中国》，台北，1977年，第2号，第1618页）一文中。周恩来的信标明的日期是9月1日，没注明年份，但陈立夫说，周恩来的这封信是1935年秋写给他和其兄的。

[15]周恩来的信被收录在陈立夫著《抗日战争准备工作之回忆》（载《近代中国》，台北，1977年，第2号，第1618页）一文中。周恩来的信标明的日期是9月1日，没注明年份，但陈立夫说，周恩来的这封信是1935年秋写给他和其兄的。

[16]周恩来的信被收录在陈立夫著《抗日战争准备工作之回忆》（载《近代中国》，台北，1977年，第2号，第1618页）一文中。周恩来的信标明的日期是9月1日，没注明年份，但陈立夫说，周恩来的这封信是1935年秋写给他和其兄的，第1920页。后来在1935年末，孙科负责恢复了中苏文化交流。这显然具有政治含义。见《中国的抵抗和革命》，美国，柏克莱，1974年，第41页。

[17]陈立夫前引文，第20页。

[18]何干之：《现代中国革命史》，北京，外文出版社，1960年，第30页。

[19]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第102页。

[20]蒋介石：《苏俄在中国》，美国，纽约，1957年，第20页。另见陈立夫前引文，第20页。

[21]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宗旨，它类似于阿伯拉罕•林肯的来自于人民、受制于人民和为之于人民的政治宗旨。三民主义是民权主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

[22]东北地区或满洲原先由三个省组成，后来分为九个省。它们通常被简称为东北，这是张学良的世袭领地。

[23]埃德加•斯诺：《北京游历》（Journey to the Beijing），美国，纽约，1958年，第151页。

[24]共产党在江西时，这一政策只适用于“白军”的普通士兵。到达陕北后，也适用于军官了。见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漫评：1936—1945》（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1936-1945），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50页。

[25]见孙铭九前引书，第17页；鲁泌：《论张学良》，香港，1948年，第24页。但据张国焘的回忆，这个人不是高福源，而是万毅。见张国焘前引书，第2卷，第449页。

[26]许芥昱：《周恩来：中国的老管家》（Zhou En-lai：China' Gray Eminence），美国，纽约，1968年，第116—117页。

[27]张国焘前引书，第2卷，第251页。

[28]许芥昱前引书，第117页。

[29]指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

[30]这首歌的作者是共产党员张寒晖。张是河北人，他以“明”为笔名发表了这首歌。

[31]苗剑秋属于东北军的少壮“激进派”。1937年“二•二”事件后，他亲到香港，把这段经历讲述给当时正在香港的斯诺夫妇。见尼姆•韦尔斯（海伦•斯诺）：《西安事变要闻》，载《中国史稿》。该书作为尼姆•韦尔斯“远东全集”的第1卷，美国，加利福尼亚，1961年，第97页。日文资料把苗剑秋说成是使少帅接近共产党的主要人物。关于张学良开始与共产党往来的详细过程，见日本外务省档案“西安事变”，S161527/072—79。

[32]张国焘前引书，第2卷，第451—452页。

[33]李杜是一位抗日英雄，当少帅率其东北军驻守武汉时，李返回满洲进行游击战争。少帅委派他的英文秘书应德田和前任旅长赵毅随李经苏联一同前往，计划到东北后，便与正在当地进行游击战争的共产党取得联系。但因种种原因，他们未能到达东北。少帅知道李与共产党有来往，特请李代表自己与共产党建立联系。李杜派共产党员刘鼎到西安，刘对少帅说：共产党愿意到西安来与少帅亲自会谈，但害怕安全得不到保证。最后张学良决定亲往上海，会见潘汉年。见张学良：《忏悔录》，第50页。海伦•斯诺在“西安事变”前后都曾见过刘鼎。见斯诺：《杂谈》，第18页。

[34]见戴镜元：《从洛川会谈到延安会谈》，载《西安事变亲历记》，北京，1986年，第47—48页。戴镜元作为中共方面的机要员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谈。

[35]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0页。然而，根据苗剑秋的回忆，会见日期是1936年6月或7月。见斯诺：《漫评》，第8页。

[36]张学良：《忏悔录》，第51页。

[37]见戴镜元前引文。另见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北京，1979年，第55—57页。

[38]张学良：《忏悔录》，第51页。

[39]张学良：《忏悔录》，第51页。

[40]张学良：《忏悔录》，第51页。

[41]《西安事变资料》，第42页。

[42]张学良：《忏悔录》，第51页。另见鲁泌前引书，第26页。

[43]韦尔斯：《西安事变纪要》，第105页。

[44]张学良：《忏悔录》，第50页。

[45]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载《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