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社会科学》是我的一面镜子

《甘肃社会科学》是我的一面镜子

刘士林

在《荷塘月色》中，因为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江南人朱自清便不由地“惦着江南了”。而作为一个在江南生活多年的燕赵人，我的江南文化研究所以有别于一般的“吴侬软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与西北学术期刊的密切交往，它们以迥异于江南风格的历史、文化、思维和经验，为我的学术和人生提供了另一种重要的参照系。这其中，就包括已届而立之年的《甘肃社会科学》。除了历史上的金戈铁马、雄边杀气可以壮人心魄，即使在当下，西北一带普遍的生活贫困和艰辛也足以使我从消费社会的幻境中警醒过来。所以在接到政平同志的约稿短信之后，我一下子就想到了当年人在清华园的朱自清先生。

在当今世界和学界，跨文化交流越来越受重视。但其中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嫌贫爱富”。以全球的文化交流而言，是特别喜欢和欧美发达国家往来，而不愿意推动与周边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交流。以本土的人文学术而言，是整天围绕着大都市的学术中心转，而对处于边缘地带的中西部难得一顾。在这种过于功利化的交往形式中，导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经验的片面化，在此基础上的政策、制度、目标、学术等，也必然是不切实际或顾此失彼的。另一方面，由于高度社会分工和严密科层体系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学者也很容易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而与一些陌生的地域与人群的经常性交往，无疑有助于克服人自身的这种异化。就此而言，我把与西北一带期刊和编辑的交往看作是一种幸运。

相比于《人文杂志》《社会科学评论》等，我与《甘肃社会科学》的交往时间最短。大概是2007年的暮春，由上海大学曾军博士作伐，政平同志来过我在康健园畔的办公室，以后在电话中和他也有一些沟通，主要是稿件和期刊方面，因为他忙，有时好长时间没有联系，但感知他很希望把刊物做好、做强，能约到支撑刊物的一些高质量的文章。由于他对我正在做的新学科非常感兴趣，所以，他表示在《甘肃社会科学》可不定期地推出《都市文化研究》专栏。这就是发表在《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的“艺术与城市文明笔谈”和发表在《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的“市民广场与城市空间生产笔谈”的缘由。前者包括刘士林的《艺术与城市文明初论》、张黔的《欧洲城市文化与城市艺术》、严明的《东亚艺术与城市文明》、李正爱的《江南城市经济与艺术文明》四篇，后者包括刘士林《市民广场与城市空间的文化生产》、汪涛《广场空间的文化寓意——以墨西哥城广场文化的抉择为例》、严明《东亚城市广场的启示》三篇，论题都是都市文化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也有相当重要的现实针对性，发表以后影响也不错。在这些影响中，有些是编辑部比较重视的转载、引用等，有些则是我们重视的更内涵化的东西。

为什么一下子就决定把最新研究成果给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甘肃，而不是像通常一样发表在我们更熟悉的长三角期刊呢？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直接的方面讲，是因为我们经常会碰到一种追问：“在中国，为什么要研究都市文化？”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许多场合回答过。简单说来，并不是我本人和我的团队都吃饱了撑得没事干，而是因为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进程已成为影响当今世界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是每个区域——不管你城市化水平高低，都不可能回避的现实挑战，因而与之相关的都市文化研究太重要了。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见解，就是城市化水平越低的区域，在都市化进程中的发展会更艰难。所以，将这样的一些文章交给中西部杂志发表，也是希望更早地传达一些时代新资讯。但很显然，这还有西部积淀的历史文化对我们的吸引力。江南自古是一个温柔富贵之地，在这里呆久了，人就很容易“没来由短尽英雄气”。在有消费社会之称的当代更是如此。而作为一个职业化的学者，通过与西北学术期刊的往还，增加异质性的人际和学术交往，也足以开阔自己的视野，使我们相对平静、简单和灰色的日常生活增添一些“荒野”生态。但究竟为什么有这样的念头，则是不久前因为读了一篇讲演才找到的。这个讲演是中国人民大学郭成康教授的《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据说是讲给中南海高层的，其中郭先生特别强调说，在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乾隆第六次南巡至杭州，在他一生这最后的一次南巡中，乾隆颁发了著名的《南巡记》。乾隆在文章中将他继位50年来的文治武功归纳为两件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西师”是指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755－1757年）两次进军伊犁，最后平定准噶尔的战争。“南巡”是指他一生六次到江浙巡视，成功地笼络了作为当时经济文化核心区的人心。郭先生对这两项举措评价很高：“在客观上，也就锻铸了超越千古的大一统丰功伟业，使中国广大地区实现了百年的和平和安定。”（郭成康：《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中南海历史文化讲座》上册，内部资料，2006年，第134页）

这个卓越的见解之所以特别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它把西北和江南在战略意义上紧密联系起来。特别是在当下看来，由于东南沿海一带的经济发展过热，致使西北地区在中国的重要性每况愈下。除了政治和经济，也还有学术与文化。从中国文化的大格局看，西北与江南是两种很重要的中国经验，而单纯或过多地关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或一些中心大都市，就会导致对中国经验产生一个很大也很危险的理解，由此出发还会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产生诸多的负面影响。具体到学术上也是如此。中国太大，区域差距更是明显，因而对任何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如果在他的知识背景上能多一点西北经验，那对他正确理解中国现实以及如何评价和选择西方理论方法绝对是一件好事情。从近现代学术研究史的角度看，当时学者的眼光和学术意识是令人钦佩的。如在西方列强黑云压城、清帝国大树飘零的嘉庆、道光年间诞生的边疆史地研究，作为一门以中国边疆地区的地理沿革、种族关系、行政与武备等为中心的新学术，如祁韵士编撰的《蒙古王公表》、《西陲总统事略》、《藩部要略》，如徐松则编撰有《西域水道记》、《新疆识略》等，就颇能显示出当时学者具有和乾隆帝一样的“西师”眼光。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把这一19世纪的史学新方向看作是对时代要求的自觉回应，其中最值得纪念的是龚自珍和魏源，前者除了编撰《蒙古图志》，还写下了充满政治与军事智慧的《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与人论青海事宜书》等文章。而后来以研究海防知名的魏源，也是从编著关注边疆民族的《圣武记》开始的。这两位都是典型的江南文人，正是由于超越了他们所属区域与文化的制约，才写就了饱含着时代忧患、关乎国运兴衰的大学问。与之相比，我们今天的人文学术研究，最缺乏的就是那种宏阔的战略眼光。就此而言，身在西北重镇兰州的《甘肃社会科学》，更应秉承边疆史地研究的战略眼光，在立足西北、捍卫西北经验在全球化时代的合法性的同时，更应胸怀远大志向，在当代文化战线上向东、向南、向四面八方主动进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重建西北的生活文化经验，让西北学术话语在中国话语体系中走向澄明。这是我对而立之年的《甘肃社会科学》的一点期望。

记得在中学时，曾学习过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那个意味深长的结尾，可以说至今记忆犹新。《甘肃社会科学》之于我也是这样的一面镜子，它时刻提醒我西北是一种不能割舍也不该被冷落的中国经验。

作者简介：刘士林，生于1966年，男，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都市文化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