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与坚守为甘肃社会科学创刊周年而未能

关爱与坚守

——为《甘肃社会科学》创刊30周年而作

董汉河

今年是《甘肃社会科学》创刊30周年。“三十而立”，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及历届相关领导和众多优秀作者的关爱，经过几代编辑的辛勤耕耘和劳作，《甘肃社会科学》从稚嫩的幼苗，终于成长为一棵自立于全国核心期刊之林并相对成熟的树木，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同舟共济、风雨相伴，我与《甘肃社会科学》一起走过25个年头，将自己生命的一半燃烧其中，与她同歌哭，有着他人难以完全理解的深厚感情。在庆贺她创刊30周年时，我由衷地高兴，因为她在继续健康成长！同时，我也深怀感激之情，感激依然在为期刊的科学发展而努力的领导和同志们；感激多年来关爱过她的领导、编辑和优秀作者；并祝她继荣获甘肃省品牌期刊之后，努力成长为全国的品牌期刊。

关爱：期刊的阳光雨露

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期刊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的阳光雨露。《甘肃社会科学》原名叫《社会科学》，筹办于1978年10月。当时我刚调进省社科院（时称“甘肃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只有一二十人，暂借甘肃省委党校西二楼东半部办公和住宿），院长朱玉希望我到哲学室（即后来的哲学所），理由是我曾在某党校学习并教过“马列六本书”和毛泽东的“两论”；主管人事的党委副书记白涛希望我筹办院刊，理由是我毕业于中文系；我则要求专搞文学研究和创作，因为我热爱文学并一直在做着作家梦。最终，白书记代表党委找我谈话：文学创作和研究是文联的事，决定让我作为首席负责人筹办院刊，并让王进、时正新参与编辑工作，分别负责审处哲学、经济学稿件。我只得服从组织决定，着手筹办院刊，并商定刊名就叫《社会科学》，并由我起草发刊词。随后调进的郑本法对创办院刊很积极，主动找西北师大美术系靳鉴教授题字、由娄尃义教授设计好了的封面拿来，并约来一篇西北师大中文系老教师刘滋培先生撰写的优稿《论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还让他岳父郑文教授亲自送来一篇论杨雄文学创作的大作。这些在创刊伊始都是很可贵的。我去省出版局办刊号，虽无认识的人，只是照章办事，很容易就办好了。创刊号的印刷则费了些劲：当时全是铅字印刷，印刷厂少，大厂不接受，只好找了远在西固区的兰炼印刷厂。稿件编好后，我拿到印刷厂住了一周，每天盯着排字工人们像飞来飞去的蜜蜂一样，在排字架之间忙碌地拣字排版，随时解答工人们排印稿件中遇到的问题。清样出来后，院内的作者自己校对，大量的外稿则由我们一两个人校对，颇费时日。因此，创刊号一直到1979年3月25日才出刊。当时尽管人手少，缺少经验，办刊机构和机制欠完善，但因办刊较早，适逢其时，环境宽松，发行量比较大，约一万份，在全国有些影响。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文怀沙很快寄来一篇研究楚辞的手写稿件，用的是红方格稿纸，字漂亮，文笔好，只是感悟性的东西多，不像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犹豫再三，终因稿件拥挤而未能刊用。一直到近几年看到媒体的相关炒作和爆料，方知文怀沙其人其事：媒体炒作他时，为自己当年不识大家、名家而羞愧和遗憾；媒体爆料其尴尬事后，方有些轻松。由此我悟出：编辑期刊一定要以稿件质量为准，不能盲目跟风，也不能迷信所谓“大家”“名家”。我因自己能力有限，尤其厌烦为上稿件争来争去，极力建议从报考社科院的人员中挑选愿意当编辑者来干，自己则要求到历史所专搞西路军的调查研究。领导采纳了此建议，将马名驹和刘珙调进编了一段刊物。我对他们印象最深的是，马名驹编辑的自然辩证法方面的一篇论文有水平，文笔也好，作者叫靳观涛，当时并未像后来那样有名。不久，杨永洁调进正式任主编，编辑则先后调进了孙亚英、罗舒群、郑中石、田洪宾、吴洁生、王志刚、翟建波等，院领导由陈人之副院长分工主管。未料到，1985年，院党委又把我调回编辑部任副主编，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至今仍未能完全摆脱。

各级领导对本刊是重视和关心的。本刊创办当年，时任省委书记的宋平就在第3期发表长文《认真搞好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后来的省委领导李子奇、贾志杰、孙英、仲兆隆、马西林等，也曾先后为本刊撰文或题词。这些都为刊物坚持正确方向，扩大社会影响，起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对社科院和编辑部都是极大的鼓舞。最使我难忘的是，在我心情最不好的时候，省委副书记卢克俭关心我，向省委派遣的工作组长张振西询问我的情况；当时分管社科院的宣传部副部长张炳玉过春节时到我家慰问，减轻了我的压力，使我深感温暖。在我准备调离西北时，当时的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石宗源到社科院来挽留，使我感到了领导的信任。这成了我留在大西北，努力工作的重要动力之一。他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后，我们每次找他，他总是拨冗接见，耐心倾听我们办学术期刊的困惑和诉求，推心置腹地答疑解惑，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给以力所能及的帮助。

院领导的理解和支持，对期刊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他们对期刊的关爱，对我的教诲，令我感动，而且至今铭记难忘。任命我当副主编后，院长伏耀祖见我思想负担较重，主动给我做工作，讲述办好院刊的意义，而且在日后交办稿件时，总是让我们根据质量酌定，减轻了我们怕得罪领导的思想包袱。主管后勤的副院长任安国也给我做工作，让我认识院刊的重要性。尉松明任党委书记时，时常询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没有。后来的院长支克坚，因当过学报的主编，非常注重期刊的学术规范和质量，曾专门跟我谈过期刊的页码要相对稳定的问题。他转交的自己研究生的稿件，编辑部通过后送他复审时，他依然认真提了修改意见，委托我转告他的学生，直到他满意后才刊用。他退休后，许多学术期刊用高稿酬向他约稿，其中不乏名刊，他不嫌本刊稿酬低，知名度不高，每年为本刊提供一篇成熟厚重的大作。我向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一位颇有成就的学者约稿时，她看到本刊登载的支克坚的论文，称赞说：“支先生的文章没啥可说的！”从而答应给本刊赐稿。党委书记兼院长徐仲碧主管本刊时，我表示不愿接任主编，愿意到文学所去专搞研究。他从办好本刊的大局出发，动员我接任主编，并为编辑部还清了印刷费三万余元。他有时还亲自检查校对质量，指出差错。有时刊登某个大学的稿件多了，他会及时提出质疑，让我们注意。党委书记安可君主管本刊后，文艺界通过他转来一些作品评论之类的稿件，编辑部压力很大。我及时向他反映，他欣然接受，并同意做了一条规定：非经典作品的评介文章一般不用。他后来交办稿件时，让我直接和作者联系，将修改意见或不用的理由讲清楚，既尽量保证期刊质量，又尽量少得罪人，较为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马西林任宣传部长时，给我院送了两台电脑，院党委分给编辑部一台，优先解决了编辑工作的需要。刘敏副院长是社会学研究专家，他推荐的社会学稿件颇有质量，个别稍欠完善的，他总是亲自修订完善后再交编辑部审处；他对本刊社会学栏目的培育和成长是有贡献的。范鹏院长主管本刊后，利用自己的业务专长，为刊物组约一些高质量的稿件，提升了刊物的影响力；而且任用得人，社长、总编、主编、副主编和全体编辑人员尽职尽责，认真努力，保证了本刊质量上升的态势。这些都令人欣慰。

出版界各级领导对本刊的关爱，有的至今令我们感念不忘。甘肃省新闻出版局的历届领导韩效文、白继忠、周德祥、于淮仁、杨效知、孟臻、李玉政、杨怀生、王亲民等，对本刊全都始终如一地关心呵护，为本刊的点滴进步而由衷高兴，并及时指出不足和差错，真诚地希望培育她成长为甘肃的品牌期刊。为此，已故的杨效知副局长在1997年我接任主编后曾跟我谈过，并询问：为何将原来的《社会科学》改成了后来的《甘肃社会科学》。我如实相告：我刊虽创刊较早，但没有工商注册，1990年上海与我刊同名的兄弟刊物注册后通知我刊改名，遂于1991年改为现名；我时任副主编，对本刊改名一事是知道的，但操心不够，未慎重思考并提供积极建议，常为此感到内疚和遗憾。这次谈话对我是极大的鞭策！从此，为提升编校质量我全身心地投入，讨论订立了以“质量第一，工作第一，严谨细致，及时到位”为核心的编辑工作岗位责任制。在大家的自觉遵守和共同努力下，刊物很快有了较大的起色,相继被评为甘肃省一级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我也曾多次跟大家讨论过如何为本刊改一个更好的名字。随着刊物质量的提升和影响的扩大，后来我认为给刊物改名已经意义不大了，终于未改。于淮仁副局长经常在刊物的编校质量方面给我刊以教诲和指导，使我们受益良多。杨怀生任报刊处长时，多次来编辑部检查指导工作，知道编辑部经费困难，中午连饭也不吃便赶往其他编辑部。我们为此感到歉疚，他却依然真诚地关爱着我们的刊物，令我们油然而生敬意。

有一个编辑界的老前辈，不图名利，为我刊编辑素质和校对质量的提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我们编辑部所有聆听过他教诲的人，都对他充满敬意，至今都在深深地怀念他！他就是被出版局聘为编校专家的张文涛老先生。在出版局举办的一次校对学习班上我们认识了他，邀请他作我刊的编校顾问。他欣然应允，以年过古稀之身，每期在二校之后，用12天的时间将全部清样复校一遍，将差错和不规范处一一改过，并一一告诉总校对吴行骥其中的道理。吴行骥将张文涛先生的意见转告大家，再进行第四校。我刊的校对质量因此迅速提升，年检时差错率降到0.25/10000以下，被评定为甘肃省校对质量免检期刊。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张文涛老先生的指导和教诲，有效地提升了大家的校对素养，培育了一些校对人员，养成了严谨细致的编校作风和习惯，至今还在起作用。张文涛老先生的不幸去世，是我刊的大损失，我们十分痛惜，并深感歉疚！与他对我刊的贡献相比，我们给他的回报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他每期用12天为我刊复校20多万字的清样，十分辛苦紧张。当时因经费紧缺，才付他400元酬劳，太对不起他老人家了！后来，这种歉疚之情已经化作我及一些编辑办好本刊的一种动力。我自己先后被评为甘肃省“十佳期刊工作者”和“十佳出版人”，实际上包含着院内外所有如张文涛老先生一样为本刊做出过贡献者的功绩。

学界的耆宿名流费孝通、于光远、张岱年、周绍良、赵俪生、辛安亭、郑杭生、陆学义、杨义、俞吾金、郭德宏、童庆炳、赵圆、赵逵夫、杨建新、董学文等等，为本刊撰文者数以百计。他们都极大地提升了本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有的大作至今还有影响。他们为刊物质量负责的精神和智慧令我感佩。创刊时我因组约过兰州大学历史系知名教授赵俪生老先生的大作而与他相熟。有个教师因此请他向我推荐自己的稿件。无奈之下，老先生在该稿件上附了一简要的字条寄来。我正要认真处理时，老先生又给我来信说，该稿件作者做学问不大严谨，让我一定要找原著核对引文。我遵嘱请本院在这一方面有专长的王公望副教授核对引文，果然差错很多，有些甚至是断章取义，因此未予刊用。大量的优秀作者是本刊的基本队伍。他们中有的当初名气不是很大，但作学问十分认真、踏实，为本刊提供的绝大部分稿件都颇有分量，在自己成长、成熟的同时，为本刊作出了许多贡献。邵宁宁教授、程金城教授、刘俐俐教授，以及去世之后仍使我们怀念的刘书诚教授，就是这些优秀作者中的杰出代表。邵宁宁教授在读杨义的博士和陈思和的博士后期间，不辞辛劳，为我刊撰写了多篇一流学者的学术访谈，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我刊“学者学术访谈”栏目的培育有开拓之功。后来，我企图作几篇学术访谈时，方体会到其中的难度和艰辛：必须事先充分准备，阅读并消化被访学者的学术著作，提炼概括有价值有深度的问题，与被访学者反复交流，才能完成；否则，无对话基础，学术访谈的深度和价值会大打折扣。程金城教授与我素不相识，1989年接受省作协的任务，写作并发表了对我的文学创作的评论。他似乎看透了作者的创作动机和心思，评论准确到位，不吹捧，亦无隔靴搔痒之感，令我佩服。他到复旦大学读博士前后，给本刊撰写的论文扎实有分量，多篇有反响。难能可贵的是，他从不向我推荐其研究生的文章，亦未见他与研究生联名发表，在担任博导和兰大的文学院院长之后，依然如此。在急功近利和浮躁成为一种世风的时候，这是一种十分宝贵的品格。多年前，讲师刘俐俐转交来的第一篇文章被我否决了，她不气馁，也不记恨，不久又投来一篇扎实的文章，刊用后被转载，既提高了她自己的自信心，也增加了我刊对她的信任度。成了南开大学教授后，她不但继续为我刊撰稿，还为本刊组织了一组京津地区一流学者写的有影响的专题论文。成了博士生导师后，她依然听取我提出的修改意见，完善后再发表。不久前，她压在我这里一篇准备完善发表的论文，当得知自己的相关著作出版后，便主动通知我不再发表了。这种诚实、不欺瞒的品质，很可贵。优秀作者并不限于博导和教授，有些副教授、讲师也很优秀，或者具备优秀作者的潜质。兰州交通大学中文系的温越副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最初的来稿，写的是国外对生态文学的研究。我认为选题和内容都窄了些，建议他将生态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结合起来，全面研究生态文学的特征、成就和不足、对策与展望，让他推倒重写。他又用了四个月，三易其稿，终于写成了一篇颇为扎实厚重的论文，刊用之后，被三家全国性的期刊全文转载或摘编。可惜这样的优秀作者少了些，急功近利、心浮气躁者居多。

总之，党的方针政策，各级领导和优秀作者的关爱支持，是刊物的阳光雨露，是刊物成长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坚守：质量第一和精耕细作

坚持质量第一的办刊方针，可能不会有人公开对此提出疑义；然而，要真正理解和坚守，并认真落实到每一期的每一篇稿件，却十分不易。我对坚持质量第一办刊方针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最初，是因为刊物质量不高被人瞧不起，不但影响社科院的形象，也影响甘肃省的形象；后来，则逐渐认识到，如果上一些质量不高的稿件，甚至是垃圾稿件，除了帮助制造一些水分较大的学位、职称和虚假的学术繁荣，只能是浪费财力、物力、人力，浪费编辑和读者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只有将质量第一的办刊方针与生命的意义、期刊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才能自觉地、全力以赴地投入，想方设法提高刊物质量。

坚持质量第一的核心是组约和精选优质稿件。这是期刊的生命与核心竞争力。办刊人的一切努力首先要围绕这个核心。《甘肃社会科学》处于不发达的边远地区，缺乏组约优质稿件的一些有利条件，但只要想办法，也还是可以逐渐培育起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的。办法是：

（一）根据地域特色和编辑优势培育品牌栏目。这一点实际上在我任主编之前就在不自觉地作着。孙亚英先生主管的文学栏目，以及前任主编王步贵研王符研究，我分管的西路军研究、文学和历史栏目，因其特色和优势，在全国已有些影响。我接任主编后，在此基础上又相继提出了两个目标：将文学栏和社会学栏办成品牌栏目。文学栏由我负责，社会学栏由胡政平负责。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正高，也有自己的相关条件，理应带这个头。我虽然是北大的“半成品”，但自己的老师、同学中有些一流学者，求他们给本刊赐稿并组约优稿，是有条件的，我对此十分上心，约过一些优质稿件。同时，我也非常注意从来稿中发现优质稿件和优秀作者，一有发现立刻通知采用，并根据作者的条件请作者帮我刊组织相关稿件。丁晓原的稿件就是这样发现的。当时他大概博士毕业不久，供职于创办不久的常熟理工学院，也还不是教授，但文章功底厚实有见解。我立即电话通知他大作尽快刊用，并希望他组织一组关于报告文学创作和研究现状、存在问题和发展前景的稿件。他不负所望，2004年底如约寄来了范培松、王晖和他认真撰写的三篇切中肯綮的大作，很快便被《新华文摘》全部转载。那几年，我刊文学栏的在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篇数排名在二十前后。与全国一些专事文学研究的著名报刊在一个排名榜上，很不容易。胡政平主管的社会学栏，也很快就上去了。目前，其影响力已超过文学栏，被全国社会学界所认可和重视。在坚持质量第一，坚决不用差稿方面，我受本刊老编辑孙亚英先生的影响很大。她解放初期毕业于北京一所名牌大学，历经坎坷，膝下无子，对所编文学栏目一直兢兢业业，十分上心，对不能刊用的稿件一律不用，谁说情都不行，丝毫不考虑个人的功利得失和“后路”。一个行将退休的孤单老编辑尚能如此敬业，如此不顾个人得失，作为主编，为提升刊物的质量，我还有什么个人的功利得失不能舍弃呢？可以说，这是我坚持质量第一办刊方针的一种精神支撑。我的同事翟建波先生主管文学栏目的古典文学稿件，他本人从事古典小说研究，一次约了一篇研究古典小说的稿件，尽管作者是一位这方面的知名教授，因对其质量不满意，他毅然退稿。我对此事印象极深，常常扪心自问：我能做到吗？

（二）实行高标准目标管理与适度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回避制度。我院对编辑人员的考核，有较为宽松的量化目标，我是认可的，因为这样不至于给编辑造成太大的压力。但通过对一些权威和优秀期刊的研究比较，我认为我院相关考核条例中，转载率、引文率规定较低，只能作为考核及格的底线。求之上，得之中；求之中，得之下，这是许多人都明白的道理。但又不能违背院里的规定，另搞一套量化标准，并且也很难搞，因为大家心里都没有底。最终决定，建立适度有效的激励机制来提升刊物的质量：一是凡超过考核标准的，一律按统一标准奖励，不封顶；二是在经费允许的条件下，奖励额度不低于一瓶酒和一条烟的价钱，以预防为烟酒“研究”降低质量；三是在刊物列表公布每人每年的转载率，这对编辑和作者都是一种公开、公正、有效的激励，同时也为刊物积累了资料。同时，对有稿作者也要给予奖励。对大家、名家的优稿，要尽量付给高稿酬。因为这些优稿是他们多年甚至是一生的积累，有的多少钱都买不来。大家、名家和优秀作者是刊物的优质资源，对他们的竞争很激烈，这样做有利于团结他们。编辑部原来还规定过一条末位轮岗学习制，即：每年的转载率排名在末位的编辑，第二年学习一年，并适当做些编务，以便提高素质，积累优稿。后来发现，排名末位者思想压力很大，已经在努力提高自己，这一条就未实行。实践证明，这种激励机制颇有成效：第一，转载率很快有了大幅度提高，最高的达到25个百分点，人均18.9个百分点。第二，有力地促进了每个编辑自觉学习提高自己的积极性，因为不努力就会落后。第三，有利于廉洁自律，每个编辑都尽量避免吃请受礼，以免“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不得已刊用质量不高的稿件。质量上去了，大家有了集体荣誉感，提高了办好刊物的自信心，坚定了质量第一的办刊理念，同时也逐渐养成了一些良好的编辑作风和团队精神。这是有长远意义的。

回避制度主要在三个方面有些落实：一是内稿外审，目的还是为保证质量，避免受人际关系的影响；二是栏目专人负责制，非自己负责的栏目尽量回避；三是力争回避审处自己母校师生、同学、朋友、老上级的稿件。这些举措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创造条件，采取措施，有效提高编辑水平。一是创造走出去学习和约稿的条件。我任主编的头几年，因经费拮据，没法让大家到外地学习和约稿，只能抓住本地的一切机会，组织动员大家去学习，并尽可能约点优稿，诸如参加编校学习班和在兰州召开的学术研讨会等。这样做还是有效果的。我曾请本院刘春生先生帮我刊选用过本地某学术研讨会的一组稿件，其中就有两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后来经费情况有所改善，便尽可能有针对性地让责任编辑去参加相关的学术研讨会，条件是必须带回该研讨会提供的优秀论文，供本刊选用。这样做取得了更好的效果。伏竹君、杨文德等应邀参加文学、法学等学术研讨会，结识了一些专家，带回了一些优稿，提升了栏目的水准。在组约优稿的过程中，编辑的责任心、水平和眼光是核心和关键。否则，不会有好的效果。由此可见，条件是人创造的，只要上心，每一个编辑都可以变不利为有利，克服困难，有所作为。二是就近邀请专家和能者为师。甘肃省社科院和兰州地区有一些社科界的专家和办刊的能者，都是我们的老师，就近邀请较方便，且成本较底。我们曾邀请本院历史所所长郝树声到编辑部，专题讲述历史研究的前沿问题及相关专家的研究状况，大家收益颇多，历史栏编辑感受尤深；还请时任《开发研究》编辑部的王旭东到本刊编辑部，专题讲述如何利用网络搞好编辑工作，大家也很受启发。为把社会学办成品牌栏目，我们曾专门邀请兰州地区的相关研究者开过座谈会，也起了一些作用。三是编辑部内部互教互学。我带头准备，首先给大家讲了一次如何筛选和组约优稿，让大家根据自己的经验补充讨论，激发了大家的兴趣和积极性，效果不错。接下来，每个编辑根据自己所编栏目和特长定题目，定宣讲讨论时间，每月一次，轮流讲。实践证明，这个办法很好，互教互学，生动活泼，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提高了编辑素质，促进了团结，培养了好风气。

坚持质量第一的办刊方针，离不开全体编辑的精耕细作。在基本选定要用的优稿之后，还要精编，即精细地进行编辑工作，包括精心地提出修改完善意见，精心地进行学术规范，精到地进行文字梳理和润色。一般要做两遍，有时要做三四遍，方可放心，颇费时间和精力，只能不厌其烦地做。这是编辑的职责和本分，如果某一环节甚至某一点做不好，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这一点我自认为做得还比较好，但与某些优秀编辑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近半年来，我根据新发现的文献资料，下大工夫写了一篇分量厚重有新意的论文，在征求个别同志意见并修改完善后，投寄给一家国家级专业期刊。责任编辑看中之后提了意见，主编复审之后又提了意见；我修改了两次后，责任编辑又逐句逐字地认真修订，并用红字将修订处标出，用蓝字将须加强论述处标出，让我认定和完善。我看后，感觉责编的修订很精当，须加强论述处很有道理，对责编的认真负责精神和编辑水平很敬佩。由此我看到了我和我刊在精编方面的差距。要缩短这种差距，不但要进一步加强认真负责的精神，还要自觉地提高编辑的学养和水平。

精心校对，也是坚持质量第一办刊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好文章如果校对不精，就会大煞风景。有人说，读到错别字就像吃进苍蝇一样，叫人恶心；我觉得更像吃进了鱼刺，吐不出咽不下，令人难受。特别是有些重要的地方，诸如题目、姓名、生卒年月和一些关键词语，一旦错了就可能坏大事，绝不能掉以轻心。出版总署规定，期刊差错率不能超过万分之二；图书评奖、期刊评级都规定，差错率超标者一票否决，全都是正确的。我刊在十几年前曾因差错率不达标影响了评级，这只能怨我们自己。后来采取了许多措施，诸如请专家外校，增加校对次数，出刊后请内行不定期抽查通报等，终于被评为省内校对免检期刊。但大家因此而付出了太多的辛劳，成本高，办法笨。如今用作者的电子稿直接排版，用校对软件校对，省劲多了，但终究不能完全代替人的校对，仍不能掉以轻心。最近，北京那家国家级专业期刊让我校对拙作的二校清样，就说明人的校对特别是作者的校对，仍然是十分重要的。请作者校对这一条，我们基本没有做到。

坚持质量第一的办刊方针，用得着那句脍炙人口的话：“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什么办法，只要刊物质量不断提升，并保持健康可持续发展，就是好办法。一些优秀期刊，都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应尽量学习和借鉴。只要上心和舍得投入，这是可以做到的。

回顾与本刊一起走过的这25年，我有许许多多的缺点和不足。概括起来说，主要有如下一些：1.为坚持质量第一的办刊方针，得罪的人太多，甚至把多年的朋友、老同学和领导都得罪了。虽说得罪人难免，但应力求少得罪，比如态度好一些，将意见尽量说中肯，耐心说明不能用的原因等等，尽量请作者或说情者理解，这些我都做得很不够。2.个别优稿用得不及时，少量差稿没能挡住，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总是一种遗憾。3.为提升质量，按时出刊，给自己和诸位编辑增加了过大的压力，一段时间曾影响了大家的健康。我也因压力过大影响了身心健康，常对大家发脾气。没有压力轻飘飘，压力过大会垮掉。压力一定要适度，这是我的经验教训。我的缺点甚至错误还有很多，比如不懂某些潜规则，无意中就把个别领导得罪了，这些都需要我慢慢反省。

令我欣慰的有两点：一是，不管付出了多少沉重的代价，刊物的质量总是上去了，并继续保持上升态势。这是得到院内外、省内外业内人士认可的。二是，我因年龄关系离开主编岗位之后，依然得到院内外特别是杂志社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关爱和尊重，使我感到大地和家园的温暖，能够安心将主要精力用于我的课题研究。

对本刊的科学发展我们应该有信心，因为刊物质量已得到学界和业内人士的普遍认可，而且影响越来越好，越来越大。许多优秀作者，甚至大家、名家，都愿意给我们赐稿。租约优稿已不像当初那么困难，需要付出那么多的人力和财力资本。而且，编辑经验越来越丰富，水平在不断提高。同时，我们还应该保持忧患意识，高度警惕，想方设法不让刊物质量下滑。因为一旦下滑，不但前功尽弃，而且再重新爬坡将十分困难。总之，只要我们上下一心，投入更多的精力，更好的人力，克服包括经费不足在内的许多困难，就一定能保持刊物质量不断上升的态势，创造新的辉煌。

以上便是在《甘肃社会科学》创刊30周年之际，我对自己25年编辑工作的初步总结和反省。不妥之处，恭请大家特别是编辑部的同行和领导们批评指正。

忝列园丁廿五年，心血殆尽鬓已斑。

笑看云起云落时，山花烂漫春满园。

作者简介：董汉河，生于1945年，男，原《甘肃社会科学》主编，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