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蒋介石联盟_关于张学良的故事

与蒋介石联盟_关于张学良的故事

第三章　与蒋介石联盟

兰普森告诉他，尽管南京不一定是个好政府，但总比完全没有政府要好。这次谈话使张学良对阎、冯二人失去了信心，而南京政府至少已有了一个开端。因此，他开始盼望南京尽快取胜，并愿意在关键时刻插上一手，对阎、冯予以“致命的一击”。

1928年末，随着青天白日旗在东北升起，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既然已告统一，便意味着从前那种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军阀混战时代宣告结束。于是，国家的下一步工作就是裁减所有以前军阀的军队，当然也包括少帅的东北军在内。1929年1月1日，以解决裁军问题为名的一个编遣会议正式在南京召开。

中国各地的军事领袖都出席了这个会议。而少帅则例外，他委派王树常将军代替他在南京开会，自己却留在奉天，完成了一个处心积虑、颇为大胆的行动。1月10日，他毅然处死了权倾朝野的杨宇霆将军及其同伙常荫槐。此次事件，使张学良在东北立足未稳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和加强，树立了少帅的威望，从而统一了东北的军令、政令。同时，这一行动不仅震动了南京各派政治领袖，也使全国为之一惊。它向世人表明，张学良绝非碌碌无为之辈，他毕竟是老帅张作霖的儿子。此后，南京要人们也都对少帅刮目相看，敬重异常。

国军编遣会议合影。前排右起：财政部长宋子文、代总参谋长朱培德、训练总监部总监何应钦、考试院副院长孙科、国军编遣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务部主任李济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编遣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列席委员王树常。(www.guayunfan.com)奉天的军事处置措施加速了南京会议的进程。1月25日，编遣会议结束。会议商定，国家武装力量的数目将限制在65个师，每个师的兵员为1.1万人，每年的军费总开支应限制在国家总收入的41%。此外，成立一个由全国主要军事领袖参加的军事裁减和整编委员会，用以贯彻和履行这些决定。[1]

这次会议所公开宣布的宗旨，是要使中国的各主要军事实力领袖共同执掌国家的军权。但实际上，蒋介石却另有自己的打算，并不想均分权力。因此，各地方军阀如果真按会议决议所为，遣散自己的军队，那就等于拱手将权力让给蒋介石，向蒋投降。而蒋介石是什么人？在他们看来，他不过和他们一样，只是一个军阀而已。所以，尽管这次裁减和整编军事会议做出了冠冕堂皇的决议，但事实上却是和以前一样，各地军阀谁也未真正裁减自己兵营中的一兵一卒。相反，各地都在继续征兵，扩军备战。[2]就在这次遣散会议后仅几个月内，在中国的华北地区便又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军阀混战。

编遣会议上，冯系被裁兵额最多，因此，冯玉祥（左）首先向蒋介石（中）发难，随后，阎锡山（右）也起而响应。于是，中原大战爆发了。

由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人领导的强有力的广西派，向蒋介石的权威地位发起了直接挑战。[3]但是不久，蒋介石的军队便打败了这些一度不可一世的竞争对手，迫使他们逃往香港，这就使蒋介石企图独占中国领导地位的信心更强了。[4]

1928年夏，当日本人终于从山东撤兵之后，冯玉祥便以其近水楼台的条件，准备占领这个省的北半部。不料蒋介石却捷足先登，抢在了冯玉祥的前面。蒋的行动激怒了这位粗犷鲁莽的西北大汉，他为了实行报复，调兵遣将，将他的国民军部署在山西与河北交界一带，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与此同时，他还发布通电，谴责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安插自己的亲信，意欲成为中国的独裁者。[5]蒋介石自然不甘示弱，他收买了冯玉祥的两个部下石友三和韩复榘，然后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发令讨伐，要对冯玉祥实施军事惩罚。[6]

看来，蒋冯之间的一场大战几乎是不可避免了。但是，冯玉祥突然转变了态度，1929年10月，冯放弃其统帅地位，打算出国而承认了自己的失败。然而蒋介石不想宽恕冯将军，冯的退让，激发了蒋的雄心，他要对北方的冯玉祥及其国民军发动一次进攻，意在最终彻底消灭这一隐患。正当此时，老谋深算的阎锡山介入其中，他也曾有过与冯玉祥同样的遭遇，当张作霖迫于北伐军的压力，撤兵关外以后，阎锡山的军队迅速占领了平津地区，阎随即任命大批官员，接收了北平和天津，准备将这一地区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谁知来自山西派的官员们在天津一带开府办公没几天，就被南京国民政府派来的接收大员们挤走，阎锡山扩充地盘的念头落了空，自然对蒋介石怨恨交加，开始提防。现在，看到蒋介石已准备对冯玉祥下手了，他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预见到下一个便该轮到自己头上。于是，他站在冯玉祥的一边，采取联冯抗蒋的战略方策，宣布如果冯要离开中国，他也将与冯玉祥同去，我们将手挽着手周游世界。这无疑是警告蒋介石，如果他想消灭冯的国民军，那就必须首先打败他阎锡山的军队。[7]听说阎锡山已决意与冯玉祥联合，蒋介石急忙赶到北平，经过与阎锡山的会晤，蒋介石不仅取消了对冯玉祥国民军的进攻，而且还恢复了冯玉样对其军队的指挥权，甚至还批准中央政府给冯拨款作军饷。然而，这一举动并未能打动阎、冯之心，他们已决定与蒋介石逐鹿中原，争夺天下。

实质上，蒋介石此时决心要扩大和集中自己的控制力。这种企图不仅意味着要消灭所有的军事反对派，而且也要清除国民党内异己的、政见不同的反对派。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许多与蒋介石意见不合的国民党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绝大多数都是由蒋介石所控制的中央派指定的。蒋介石的行为激起党内众多的反对。汪精卫等人在党内组成一个同盟，反对蒋介石企图使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变成实现他个人野心的工具。[8]蒋介石一方面全力应付来自党内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还要动员自己的嫡系武装，迎接汪精卫的支持者张发奎将军的新挑战。

中原大战前，冯玉祥的部队在潼关红场整装待发。

1929年10月19日，正值国民党左派即改组派与蒋介石之间斗争方酣之际，宋哲元将军以冯玉祥麾下27名将领的名义，发布联合讨蒋檄文，要求冯玉祥和阎锡山领衔发动一场讨蒋战争。蒋介石针锋相对，立即下令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战斗于10月中旬在冯的军队集结的河南平原上打响。[9]一位日本历史学家称这场战争为“南北之间的一场大战”。[10]

战争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为扭转被动局面，打破僵局，蒋介石请求停火，并提出了一个和平计划，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副总司令。阎于11月5日接受任命就职，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倒蒋的决心。

1929年7—9月间，冯玉祥与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的追随者）发生了接触。虽然改组派与蒋介石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但是，只要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能够占领足够的势力范围，以建立一块反蒋基地，他们就不会对与北方军阀结盟发生太大的兴趣。[11]

结果，1929年9月17日，汪精卫在广东军队中的支持者张发奎将军公开谴责蒋介石，并吁请汪精卫立即由欧洲回国。[12]张发奎公开要求以汪代蒋，担任国民党领导人。在发布了讨蒋檄文以后，张发奎在他部队驻扎的地方河北和河南发动了讨蒋战争。此后不久，改组派发布宣言，谴责蒋介石及其政府是独裁的、腐败的和非法的，是人民的败类。[13]阎锡山乘机向蒋介石发难，于1930年2月10日致电蒋介石，建议与蒋介石“联合辞职”。[14]蒋介石对阎锡山的要求不予理会。于是，阎锡山下令他的晋军向山东和河南的蒋介石部队进攻。至此，民国以来军阀间空前惨烈的大厮杀在中国腹心地带展开，史称“中原大战”。可怜的中国，刚刚“统一”了一年，便又陷入了军阀混战、战祸连天的厄运之中。战争开始后，阎锡山邀请各方反蒋势力领袖集会山西省会太原，商讨大事，此后不久，他便在北平召开一次扩大会议。[15]这次会议包括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或叫改组派的军政领袖，以及西山会议派，即国民党右派。各派政治集团都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是反蒋这面共同的旗帜使他们走到一起来的。[16]

1930年，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劲敌“改组派”，成功策动阎锡山等地方军事领袖发动“中原大战”，实行军事反蒋；另一方面又联合“西山会议派”等反蒋各派系，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成立了北平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立，从而爆发国民党创党以来最大规模的文武斗。图中前排右三为阎锡山，右二为汪精卫，右四为“西山会议派”领袖谢持。

会议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国民党中央最高机构和新政府，并且要重新组建军队。1930年3月15日，57名将领集会太原，发表通电，一致拥护阎锡山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和李宗仁为副总司令。4月，冯和李分别宣誓就职。[17]

战火在继续蔓延，关内各主要军事集团几乎都卷入了这场中原逐鹿之争。蒋介石集团凭借其精良的装备、训练有素的中央精锐之师，起初似乎对那些七拼八凑的地方武装颇有不屑一顾之意。但逐渐意识到绝不可低估他的对手，因为他们几乎包括了除自己以外的所有国内的强有力人物和军事力量。战场上的局势最能反映双方力量的对比状况，那就是双方互有胜负、势均力敌，一时战事呈僵持状态。

在这种形势下，尚未介入关内冲突，拥重兵于关外的张学良的地位骤然突出起来，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国内各界的密切关注。事情很明显，旗鼓相当的双方，谁赢得了少帅的支持，谁就赢得了这场战争，甚至就能赢得整个中国。所以，从这场争夺中国统治权的战争开始之日，南京和北方军阀便都盯上了少帅，千方百计地争取他的支持。双方都不惜对少帅封官许愿，阎和冯许以张学良有名无实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职位。他们的意思是，如果少帅不接受他们的劝诱，至少也要仍旧远离中原是非之地，在关外严守中立。当然，他们更希望他能率东北劲旅入关，发挥积极的军事作用。

同时，蒋介石也以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职为诱饵，并派张群将委任状送到奉天，要把少帅拉到自己阵营中来。[18]

起初，张学良犹豫不决，采取中立观望的立场。他不相信国民党，害怕中央政府有朝一日会剥夺他在东北的最高权力；同样，他更不愿与他父亲的老对手冯玉祥之辈结盟。还有苏联，刚刚过去的“中东铁路事件”使他心有余悸，[19]他怕俄国人会乘机让共产主义在东北落地生根；更可怕的是日本，这个虎视眈眈的强邻一刻也未打消它对东北的野心。此外，东北在当时是中国最繁荣而稳定的地区，因此，他不能为积极参加内战，而冒因小失大之危险。由于以上种种因素，使他对双方所献的殷勤都没抱什么好感。他宁愿暂作壁上观，使这场内战处于僵持状态。这种形势有利于加强他的地位，这样，在这场权力的多边之争中，他就可以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筹码。[20]

早在1929年5月初，听说北方军阀准备成立军事联盟，少帅便决定联合其他东北将领，谴责冯玉祥。[21]少帅对中原内战的第一个公开反应，是于1930年3月1日向交战双方发表通电。在这份通电中，少帅指出，尽管蒋阎二人在关于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问题上政见不同，但双方都应认识到，武装冲突、国家分裂是绝对不符合中国利益的。他恳请双方珍惜统一大局，各自退让，罢兵息争。在另一份私人电报中，张学良分别警告蒋介石和阎锡山，目前东西列强环伺中国，在这个紧要关头重燃内战之火，可能会招致苏联的入侵。张学良告知南京和太原，苏联政府正在中苏边境一线集结军队。[22]

张学良（左）和傅作义会谈后合影。

东北的军政官员对这些问题，与少帅意见并不完全一样。譬如，在讨论东北对中原战争的态度的高级军政首脑会议上，所有先大帅时期的少壮派都倾向于支持北方同盟；而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老派则主张闭关自守，保境安民，不与任何一方合作。[23]这种局面曾一度束缚了他的手脚，也阻碍了他入关称雄的意图。

从1929年末开始，张学良成了中国政坛上最受欢迎的人物。两大敌对阵营纷纷向少帅大献殷勤。奉天城里，南来北往的使者说客，摇唇鼓舌，频频活动。双方代表都声称自己获得了成功，但在公开场合却都拒绝承认，因为少帅此时仍闪烁其词，对任何一方都没做肯定的承诺。

1930年3月初，张学良的名字没有在列有阎锡山及其麾下40名将领和政界人士的通电上出现，这引起了外界的普遍猜疑。人们纷纷揣测，少帅可能不支持阎锡山。此外，许多亲南京的政治观察家确信，张学良最终必将站到蒋介石一边，其主要原因就是一方面存在着俄国侵略东北的威胁，另一方面存在着日本对少帅的压力。当此外患迫近的紧要关头，少帅似乎意识到中国国内和平统一的意义，因为只有保持统一，才能形成抵御外侮的联合阵线。[24]

然而，正当此时，阎锡山最得力的将领之一傅作义将军访问了奉天。他对记者们说，少帅已经明确表示支持阎锡山的事业。由于少帅和许多东北军政要人都很敬重傅作义的为人，故他的声明引起了南京方面的恐慌。与此同时，少帅的私人高级秘书王树翰恰巧到了太原。南京方面认为，此举显然是奉天与太原之间已开始谈判。这个消息促使南京急忙往奉天增派代表，除了正式代表吴铁城以外，1930年春，张群先生也被派往奉天。[25]

1931年，张学良（左）与张群在南京元旦阅兵观礼台上。

张群与许多东北军事将领私交甚厚，因为他们同是留学日本的同窗好友。凭借这点，他便在谈判中发挥了比吴铁城更为有效的作用。张群在奉天一直逗留到夏天，与少帅进行了多次富有成效的会谈。据说他终于为南京的事业获得了许多非正式的支持。然而，南京与奉天之间非正式的协议事属机密，鲜为人知。尽管张学良在3月初的通电中已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爱国意图，但众所周知，单凭其爱国主义精神，他是不会轻易答应帮助蒋介石的。[26]

正当南京代表在奉天与少帅讨论条件时，东北代表在南京也正在与蒋介石商议。据说双方达成了一项非正式协定，南京政府将拨款1500万元，作为奉军南下入关，与南京军队合作的军费。[27]

阎锡山风闻南京与奉天之间这一未得到证实的协议，深恐东北会从北方抄他的后路，急忙往天津方面增派援兵。[28]而张学良未做任何官方的解释，就命令于学忠统率奉军南进，移驻关内的重要战略城市滦州。此外，少帅的部队还从东北开往青岛，加强南京在山东的防御力量。[29]由于这些军事调动，张学良与阎锡山之间的关系开始达到决裂的边缘。

除了军事局势日益紧张以外，张群在奉天的出现也使阎锡山感到憋气。张群在奉天，频繁出入少帅的官邸，宾主你来我往，谈笑风生。与此相反，阎锡山的代表却大受冷落，他们实际上没有机会与少帅商谈，少帅只是派人间接地与他们表面敷衍，虚与委蛇。冯玉样的代表更惨，据说他们一直等了几个星期，也未被少帅接见。[30]

1930年夏，少帅离开东北，前往河北的避暑胜地北戴河消夏。这时蒋介石与北方阎、冯联军正打得不可开交，战局已呈胶着状态。8月15日，一直为阎锡山军占领的济南被南京军队攻克，战局遂朝着有利于南京的方向转化。[31]随着这一新动向的出现，张学良的地位变得更重要了。蒋介石及其代表把攻克济南看做是动员东北军队从背后打击阎锡山的极好时机，它将使山西军队受到致命一击。如能这样，那就不论少帅愿意与否，他都不得不卷入冲突，加入南京阵营。[32]

蒋介石和阎、冯此时都使出浑身的解数，曲意奉承、拉拢少帅。北戴河本是一个宁静幽雅的避暑胜地，一瞬间却变成了南北军人政客们频繁出入的喧嚣场所，宛如时局的中心。南京方面的代表吴铁城随同少帅来到北戴河，在某种程度上，他成了张学良在这块避暑胜地的同伴。[33]来自南京的密使张群在北戴河又一次发挥了他的魅力，不仅成功地接近了张学良，而且终于从他那里弄到一项协议。正是在北戴河期间，张学良才最后决定支持蒋介石。[34]随着济南的陷落，阎、冯联军在陇海、津浦铁路沿线战场上的战局急剧恶化。为了挽回败局，8月间，阎锡山及其北平扩大会议的同僚们决定立即在北平成立一个反对派政府。自5月以来，北平的各派系代表便一直在讨论组建北方联合政府的问题。建立一个独立的国民政府，这是支撑北方反蒋军政联盟威望的最后战略尝试。[35]阎锡山和他的同僚们再次派代表赴北戴河劝说张学良认清蒋的面目，与北方合作，接受阎锡山对他的期望和任命，至少，少帅应保持缄默，继续扮演他的中立角色。尽管阎锡山已经把少帅的名字列入新成立的反对派政府的11名国府委员名单之上，但这并未改变少帅的最后决定。1930年8月，少帅谢绝阎锡山的好意，否认自己参加了阎的政府，这无疑是东北方面对阎锡山第一次公开的沉重打击。[36]

1930年9月9日，北方反对派政府终于成立了，阎锡山就任新国府主席。[37]然而，这个新政府的基础极为脆弱，它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取决于东北的态度，取决于少帅下一步的行动。

中原大战前后的阎锡山。

经过长时间的观望与考虑，少帅终于摆平了南京与东北四省以及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8月底，少帅从北戴河返回奉天。9月10日，就在北方反对派政府宣告成立的第二天，张学良在奉天召开东北高级秘密会议。会上，少帅宣布了他的意图：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保持国内统一。接着，他分析了北方军事联盟，认为它只是一个不稳定的松散联盟，即使打败南京国民政府，日后各派系的纷争也在所难免。蒋介石虽亦不可靠，但较之北方这些乌合之众，尚略胜一筹。故为整个大局着想，必须早日息兵言和，从速实现全国统一。如此，东北必须以武力入关，帮助南京中央政府。[38]东北高级会议开过几天以后，少帅终于决定偏向南京中央政府，对中原大战，进行武装调停。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向全国发表戏剧性的通电，此举轰动了整个世界，在中国政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部分通电内容大意如下：

……只有顺乎民意，终止无价值的国内纷争，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建设。内乱初现之时，学良曾于3月1日电请双方息兵言和，讵料本人的努力毫无结果。开战七个多月以来，战祸连天，民生涂炭，学良至感遗憾。如听任目前之局势继续发展，国家无疑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学良不忍目睹同胞陷于水火之中，故决定，尽学良之所能，重建国内和平，拯救人民于兵连祸结的灾难之中，制定国家民族持久繁荣之计。为此目的，我们此后将信赖中央政府。学良将不遗余力，以苏民困，挽回国家日益下降的国际声望。[39]

尽管该电文在立场上言辞朦胧，没有包括张学良打算如何调停的具体意图，但是，就在第二天，1930年9月19日，东北军接到开赴天津的动员命令。这一有利于蒋介石的军事干预行动确实给了北平新组建的反对派政府以最后的致命打击。少帅命王树常和于学忠将军统率十多万东北精锐之师浩浩荡荡开进河北省。这是奉军第四次入关。但是，这一次与过去三次有所不同。老帅时代，奉军三次入关，为的是争夺地盘，扩充势力，结果，加剧了中国分裂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这次少帅率东北军挥师南下，虽不能完全排除军阀所固有的个人野心，但与一般旧军阀不同，张学良确实有意实现国内和平，促成中国早日统一。从少帅这次军事行动的后果上来看，足可以证明这一点。

一接到张学良的军队开始动员的消息，反蒋同盟便知道自己的末日来临了。阎锡山立即宣布辞去新组建的反对派政府主席的职务。其后不久，在天津和北平任职的所有山西官员都放弃了他们的职位。[40]新政府的官员，包括扩大会议的全体代表也纷纷从北平撤到太原。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曾经率先发起组建反对派新政府，此刻也不得不凄楚而又愤愤不平地告别北平。临行之前，在一些日本报纸争相刊载的记者招待会上，汪对少帅的和平纲领表示强烈的愤慨。他宣称，如果奉天真心想和平解决南北之间的冲突和麻烦，他本人倒愿意合作。然而，汪补充道，现在奉天已经诉诸武力，我们便只有撤离北平，退避太原了。[41]汪精卫的政治理想落了空，此后，他便对少帅产生了难以化解的怨恨。

东北军乘火车火速入关，武装调停中原大战。

张学良强有力的军事干预是反蒋联军土崩瓦解的关键之所在。[42]北方军阀联军失败以后，张学良对他们并未斩尽杀绝，像对待郭松龄倒戈部队一样，少帅对阎、冯的将领和军队，也表现出不念前嫌、宽宏大量的气度，对反蒋联军的主帅阎锡山亦是如此。据日文资料记载，少帅曾要求南京仍准许阎留在山西，但蒋介石不以为然，他坚持阎锡山必须出走国外。[43]也许蒋介石的用意在于，只有阎锡山的出走，世人才会相信他已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与阎、冯之间的斗争结束了。在这场为时半年多的中原大战中，双方参战兵力多达百余万人，死伤将士约三十多万。[44]交战双方竭尽全力，战况空前惨烈。至于战争给国家财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计数。一位美国作家描绘这场战争是民国史上流血最多、代价最大的内战。[45]写到这里，笔者不胜感慨。试想，如果把这场战争的人力和物力留到次年，用来抵御日本人对东北的侵略，中国的面目定会为之一新。遗憾的是，中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们打内战不惜血本，抵御外侮却唯恐牺牲，致使国弱民穷，山河破碎，备受强邻欺凌。多灾多难的中国，确实令人感到难过和惋惜。

1930年10月，张学良（前排右二）在沈阳就任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典礼，地位仅于蒋介石之下，成为国民政府掌握军权的“第二把手”。

少帅的军队已占据了河北的所有战略要地，蒋介石的部队则驻在外围。南京政府决定，有关华北的善后问题，均由张学良负责。同年10月，国民政府任命少帅最信任的两个将军主持华北军政大局，于学忠被委为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其他军政官员，一律由少帅推荐，由南京发给委任状。[46]10月9日，张学良就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47]正式委任仪式在奉天举行，张群和吴铁城代表国民政府出席了就职典礼。[48]

北方反蒋同盟本来与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的实力不相上下，势均力敌。但是，由于张学良的介入，使力量的均衡发生了变化。东北军队占领了平津地区，阎、冯的军队一败涂地。[49]

为什么张学良最终决定干预关内军阀的政治斗争，同蒋介石结成联盟？多种迹象表明，逐渐改变少帅的态度，使之从中立倒向亲蒋立场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他与一般旧军阀不同，他珍惜和维护国家统一。他反对任何人企图建立独立的北方政府。他从来不赞成两个政府分庭抗礼或使中国分裂割据。正因为如此，他才毅然决定易帜，放弃其得天独厚的独立条件，使东北归附民国中央政府。况且，考虑到日本和苏联对东北的压力，他此刻也急需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作后盾。事实上，在1930年6月，奉天还传闻，只要阎、冯两位将军将他们的举动限制在军事活动以内，不在北方成立任何独立政府，东北就不会干涉关内的政治局势。[50]然而，就在北平建立起反对派政府之后，少帅与阎锡山之间的亲密关系才突然紧张起来。[51]我们必须记住，少帅当时常说的“列强环伺”并非一句空话。中东铁路事件之后，苏联陈兵边境，虎视眈眈，中苏关系极为紧张。日本因满蒙铁路权益不得实现，怨气冲天，关东军在东北屡造事端，猖狂已极。在这种形势下，张学良迫切需要蒋介石的支援，来抵抗苏俄的阴谋和日本对东北的野心。[52]张学良意识到，只有反苏反日、亲英美的南京政府才能给予他这种支持，而与日、俄两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阎、冯二人是绝不会提供这种援助的。

除了张学良主观上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外，还有外部的因素影响着少帅倾心于南京。当张学良在北戴河消夏之时，英国公使迈尔斯•兰普森先生显然也是以度假为名来到那里。这样，英国公使便有机会与少帅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谈。兰普森告诉他，尽管南京不一定是个好政府，但总比完全没有政府要好。这次谈话使张学良对阎、冯二人失去了信心，而南京政府至少已有了一个开端。因此，他开始盼望南京尽快取胜，并愿意在关键时刻插上一手，对阎、冯予以“致命的一击”。[53]

另一外部原因是其澳大利亚顾问威廉•H.端纳的劝告，他认为阎锡山、冯玉祥之流属于中国旧军阀一类，保守反动。他希望少帅帮助蒋介石打败他们之后，规劝蒋在中国实行开明、自由的政策。[54]

此外，苏联当时的对华政策也是促使张学良与蒋结盟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报道，某些与阎、冯在北平建立反对派政府的国民党左派成员曾经宣称，一俟北方联盟取得胜利，他们便打算与苏联完全恢复外交关系。[55]除了这些动向以外，来自哈尔滨的消息说，苏联拒绝与中国代表团就“中东铁路事件”善后问题开始正式谈判，除非赴莫斯科的东北籍中国代表莫德惠放弃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同意作为奉天行政区的代表单独谈判。苏联政府的这种企图，目的在于阻止东北军队挥师南下，入关助蒋。东北的中立立场对苏联有利，因为他们盼望强烈敌视他们的蒋介石政权垮台，期望北方新政权将会更友好一些。[56]

端纳（1875—1946），澳大利亚新闻记者。曾任孙中山私人顾问。1911—1919年任上海《远东时报》月刊编辑。1920年任北洋政府顾问，1928年被张学良聘为私人顾问。1933—1934年随张学良赴欧洲考察。1934年转任蒋介石顾问。

1930年初，苏联警告张学良，如果他派兵入关助蒋，他们将出面干涉。[57]然而，当东北军队进军河北，接管关内一系列战略城市之后，苏联当局并未采取任何行动。相反，苏联外交部远东司首脑加拉罕宣布，苏联打算就有关中东铁路问题与中国方面在莫斯科举行正式会谈。这一提议几乎与奉天决意站在蒋介石一边出面调停同时出现，在许多人看来，似乎这并不完全是一种巧合。中国方面普遍认为，当苏联获悉了奉天将为南京出面干预之后，修改了它的对华政策，因为东北出兵将意味着北平阎、冯、汪联合政府的垮台。另一方面，张学良在努力争取尽早了结与苏联政府纠缠不休的问题。由于中、苏在中东铁路上的争议，大批东北军队不得不驻守在东北的中东铁路沿线交界地带。张学良意识到，除非帮助蒋介石，实现国家和平和统一，否则苏联可能会继续拖延莫斯科会谈的日期。况且，南京还有美国和其他西方列强的支持。因此，为了结束这场冲突，使莫斯科会谈尽早开始，张学良与蒋介石结成了联盟。[58]

除了上述诸种因素，南下入关对东北及少帅本人的好处也颇使他动心。除了陆海空副总司令的职务以外，蒋介石还表示让少帅主持黄河以北一切军政事务，还答应要在国民政府中拨出至少四个内阁职位，留给少帅的东北人士。[59]阎、冯联盟被打败以后，蒋介石委托他节制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四省以及平津两个特别市。不仅如此，他还对山东的战略要地施行了控制。譬如，他的海军司令成为青岛市的市长。[60]

促使张学良下定决心的最后一个因素是他最得力的两个将军王树常和于学忠的劝谏。王和于二人都倾向于支持南京，并劝张接受蒋介石对河北和其他黄河以北地区的馈赠。他们认为，河北省对于东北的更大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61]况且，京奉铁路至关重要，它联结北平——奉天两个重要的政治中心，是中国效率最高、收益最大的铁路。张学良很清楚，如果任何一个对奉天不友好的力量控制了北平，都将会给奉天一个沉重打击，因为它是这条铁路的起点。因此，奉天与北平的关系问题至为重要，不容忽视。况且，南京还答应替少帅出兵河北提供军费，并已支付给奉天1500万元的巨款。[62]

1930年10月，当反蒋联盟最终被镇压下去之后，蒋介石邀请张学良赴南京会晤。11月12日，少帅在夫人于凤至、弟弟张学铭等随行人员陪同之下，由100名卫兵护送，抵达南京。一路上，他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欢迎。在首都南京，他又受到极为隆重的礼遇和接待，蒋介石以对等的身份而不是以对待下属的方式热情地欢迎他。反之，少帅庄重文雅的气质也给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63]

在南京，少帅曾向记者这样谈论他的首都之行：

我此次到南京来，是为了看一看新首都，许多党和国家的要人，我以前还未能有幸相识，这次来可以进一步结识他们，以便把我自己完全置于中央当局的支配之下。我期待着与蒋公介石总裁和其他政府官员会晤，以便使我在为国家和人民致力于和平和民族振兴的工作中具备更强的观念。[64]

1930年，张学良（前左）和蒋介石在中山陵。

张学良出席了各种形式的官方集会，包括在首都举行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他一再表示愿意与国民政府衷心地合作。通过与蒋介石和其他政府官员的会谈，少帅与南京政府达成一项协议。协议规定，少帅准许南京政府在东北征收食盐和烟草税；他的军队缩减为15万人，改称“边防军”。[65]

除了这项协定以外，蒋介石和少帅还就下列军事与政治问题达成了协议：

（1）阎锡山和冯玉祥必须下野出国。如果他们二人或其中一人拒绝这样做，张学良则负责进军山西，而蒋介石则负责进军陕南，消灭国民军。

（2）张学良对东北军队进行重新整编，以便使之与南京的军事编制一致。

（3）张学良全权控制东北的军政事务。在那一地区的党务工作中，他也具有最高的权力。

（4）这项协议从现在直到次年春天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期间有效；如果国民大会出现什么意外变动，将会制定出一项新的协议。

（5）张学良全权负责整编和重建黄河以北的军务工作，但应尽可能遵循国民政府授予的原则行事。

（6）东北的财政机构由中央政府管理，但他们要负责为东北军队提供经费。南京同时还负责偿还东北在与日本，特别是南满铁路商定的贷款方面的外来债务。

（7）协定双方的指导原则是绝对制止内战，保证国内安定。

（8）南京与奉天实行充分的联合，在东北遇到涉外麻烦之时，南京应对它负有外交责任。

（9）国民政府将对东北的全面规划，特别是铁路、港口建设和工业发展方面给予奉天以全力的支持。[66]

1930年11月16日，少帅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集会上发表演说，呼吁和平与统一。他以下面庄严的声明来结束自己的讲演：

我与蒋介石委员长会谈的结果是达成了这样的一致意见，从此以后要不惜任何代价来维护中国的和平。只有那些最低级的野兽和最野蛮的民族才采取好战的手段。如果我们能在中国保持五年或十年的和平，其进步便会极为可观。我的意向已决，将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央政府，维护国内和平。为了这一事业，粉身碎骨，在所不惜。[67]

张学良的南京之行消除了双方潜在的分歧，为南北之间的真正合作铺平了道路。通过这次访问，他亲自实现了他于1930年9月18日通电中所阐明的初衷。

蒋介石与阎、冯之间的战争是中国军阀割据时代最后一场军阀大战。这场恶战之所以能及早收场，在很多方面要归功于张学良。1930年9月18日，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顶点。这一天，他一纸通电，平息了内战，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中外为之赞叹不已。权力和荣誉接踵而来，少帅这颗政治、军事新星在北国上空高高地升起。然而，张学良却不曾意识到，正是这场辉煌的远征，播下了凶险的危机种子。十余万东北精锐之师开进关内，使关外东北三省军事力量减半，防务空虚，给了日本人以可乘之机。于是，第二年也是9月18日，柳条湖（日本人通称柳条沟）南满铁路的爆炸声，敲响了张学良政治生命的丧钟，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依托。从此，厄运便降临到他的头上，举国上下的责骂、贬官、辞职、被迫下野出国，无尽的坎坷与挫折接二连三地袭来。最后，1936年，这颗新星终于陨落了。对这两个“九一八”，少帅将终生难忘。

注释

[1]谢里登前引书，第242页。另见罗家伦前引书，第23卷，第1—180页，其中包括有关遣散会议的各种文件。另见USNA893•00/南京/9，1929年2月6日欧内斯特•B.普赖斯给北京美国公使馆的报告，报告包括对会议及委员会成员决裂的详细描述。

[2]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香港，1975年，第16—17页。

[3]蒋介石非常担心桂系和冯的联盟会给南京造成惨重损失。他派了一名私人代表邵力子与冯谈判。人们普遍认为蒋给了冯200万美元，向他许诺，一旦与日本的谈判结束，他就可以完全控制山东。冯与邵力子谈话之后，他宣称自己忠实于南京。见谢里登前引书，第254页。

[4]有关广西军事家向蒋的政权挑战的详情，见雷啸岑前引书，第135—148页。

[5]《华北通报》，北京，1929年5月25日。

[6]蒋介石害怕冯与李宗仁取得联系，以试图得到广东和广西的援助。因此，他与香港的英国总督谈判，要求驱逐李。香港领导人罗伯特•科特威尔会见了他。在总督再三道歉以后，李不得不暂时离开香港，前往法国。见《纽约时报》口碑史专栏，中国口碑史专题，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李宗仁回忆录》，美国，纽约，1963年，第2卷，第29—70页。

[7]阎之所以帮助冯玉祥是因为他看出，如果他允许蒋介石摧毁冯的军队，那他以后打算在山西和中国的其他部分同南京平分权力的要求就会变得孤立无援了。见格林：《阎锡山》，第111—112页。

[8]前引书《满洲事变》，第243页。另见雷啸岑前引书，第160—162页。

[9]雷啸岑前引书，第181—182页。

[10]前引书《满洲事变》，第245页。

[11]李宗仁前引书，第2卷，第29—92页。冯玉祥前引书，第22页。

[12]李守孔：《国民革命史》，台北，1965年，第498页。

[13]《华北通报》，北京，1929年9月28日。

[14]在蒋与冯之战的短期内，阎起了奇妙的作用。无论蒋还是冯都要求他的帮助。蒋任命阎为陆、海、空三军的副总司令。尽管阎接受了任命，但他并不想与冯作战。总的说来，阎赞同冯后来对蒋和南京的态度。见《中国周报》，1929年6月22日，第65—67页。

[15]这次会议之所以称“扩大会议”，是因为会议不得不迁就如此之多的持不同意见的与会者。见谢里登前引书，第266页。

[16]李宗仁前引书，第2卷，第29—92页。

[17]李宗仁前引书，第2卷，第29—92页。

[18]一种说法是得知少帅喜爱荣誉，爱慕美女，蒋介石就在上海动员了一大批影星及其特别私人代表领导下的社会贤达访问奉天。见李宗仁前引书，第2卷，第14—29页。另一种说法是在与张学良打交道中，蒋介石利用少帅爱好赌博这点，给他的说客每人一个支票簿，让他们和少帅玩麻将牌。在同少帅赌了几个月把他们的钱输光之后，他们把少帅赢到了南京这一边。见张卡森（Carson Chang）：《中国的第三种力量》（The Third Force in China），美国，纽约，1952年，第92页。

[19]1929年，张学良撕毁与苏联合经营中东铁路的合同，强行接管中东路，驱逐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及中东铁路管理局的苏方官员。苏联遂成立远东特别军区出兵满洲，张学良损兵折将，一败涂地，被迫与苏联议和，恢复事变前原状。自此，中苏关系恶化。

[20]吉•亨特（G.Hunter）：《张少帅的态度》（“Attide of Marshal Chang Hsueh-liang”），《中国周报》，1930年9月13日，第54页。

[21]穆尔•麦尔斯致麦克姆雷电，1929年6月6日，USNA893•00PR奉天25。

[22]《中国周报》，1929年3月30日，第50页。

[23]《中国周报》，1929年3月30日，第50页。另见于学忠：《“东北军入关和扩大会议”的解体》，载《张学良和东北军》，北京，1986年，第185页。

[24]逸民朱张：《张学良倾心蒋先生真实内幕》，载《春秋》，香港，1964年12月，第179号，第12—13页。

[25]逸民朱张：《张学良倾心蒋先生真实内幕》，载《春秋》，香港，1964年12月，第179号，，第14页。张群是蒋在日本时的校友，也是蒋介石的有力支持者。除了吴铁城和张群派驻在东北之外，为保持与少帅的联系，李世曾也偶尔被派到那里商讨南京与东北之间的问题，主要是有关关税控制及分派东北承担一定盐税的问题，等等。张群是谈判中蒋的主要中间人。这些谈判致使张学良在中国北方为南京的利益出面干涉。

[26]《中国周报》，1930年4月5日，第209页。

[27]《中国周报》，1930年4月5日，第209页。

[28]《中国周报》，1930年4月5日，第209页。

[29]《中国周报》，1930年4月5日，第209页。

[30]《中国周报》，1930年4月5日，第209页。，1930年4月19日，第281页。另见王季前引书，第113页。

[31]《中国周报》，1930年4月5日，第209页。

[32]李守孔前引书，第50页。

[33]《中国周报》，1930年9月13日，第107页。

[34]逸民朱张前引书，第14页。

[35]有关北方政府组成的详细情况，见雷啸岑前引书，第162—174页。

[36]《中国周报》，1930年9月13日，第47页。

[37]《中国周报》，1930年9月13日，第47页。。雷啸岑前引书，第163页；高荫祖前引书，第339页。

[38]于学忠：《张学良与东北军》，第187页。

[39]东北文化社：《东北年鉴》，奉天，1931年，第50—51页。

[40]李守孔前引书，第502页；雷啸岑前引书，第177页。

[41]《中国周报》，1930年9月27日，第25页。

[42]李宗仁前引书，第2卷，第29页。

[43]前引书《满洲事变》，第245页。

[44]前引书《满洲事变》，第245页。

[45]艾本德•哈勒特（Abend Hallet）：《我在中国的生活》（My Life in China），美国，纽约，1945年，第117页。

[46]前引书《东北年鉴》，第53页。

[47]国民党右派领导人胡汉民强烈反对把这一职位给张（这一职位以前由蒋介石给了阎锡山）。其理由是他认为蒋的手段太拙劣，当时蒋的策略非常拙劣，竟然以国民政府里某些高职位而无实权的官位来引诱其他将军。胡指责蒋曾用同样的策略对付冯和阎。见雷啸岑前引书，第189页。

[48]《益世报》，1930年10月10日，第1版。

[49]李宗仁前引书，第2卷，第29—100页。

[50]前引书《满洲事变》，第245页。

[51]《张学良元帅干涉的意义》，《中国周报》，1930年9月27日，第124页。

[52]约翰逊致斯廷森，1930年10月13日，USNA893•00/13201。

[53]《中国周报》，1930年9月27日，第124页。

[54]厄尔•塞利（Earle Selle）：《中国的端纳》（Donald of China），美国，纽约，1945年，第263—264页。

[55]1927年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接管政权之后，他们与共产党决裂，驱逐苏维埃俄国顾问，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见欧•埃德蒙•克拉伯：《中国与俄国：一场大玩笑》（China and Russia：The Great Game），美国，纽约，1971年，第241—253页。

[56]《张学良能投决定性的一票吗？》，《中国周报》，1930年6月28日，第65页。

[57]《张学良能投决定性的一票吗？》，《中国周报》，1930年6月28日，第65页。，1930年9月27日，第125页。

[58]雷啸岑前引书，第177—178页。

[59]前引书《满洲事变》，第244页。

[60]前引书《满洲事变》，第244页。

[61]前引书《满洲事变》，第244页。

[62]据日本和美国的资料，南京方面给张总数为1000万美元作为他的军费开支。前引书《满洲事变》，第245页。穆尔给凯洛格的电文，1930年10月16日，USNA893•00/409。据李宗仁证实，蒋和阎都曾提供过大量报酬来换取他的帮助。李认为蒋给少帅提供了600万美元现金。李宗仁前引书，第2卷，第29—142页。

[63]珀金斯给凯洛格的急件，1930年12月18日，USNA893•00/PR/40。

[64]珀金斯给凯洛格的急件，1930年12月18日，USNA893•00/PR/40。

[65]珀金斯给凯洛格的急件，1930年12月18日，USNA893•00/PR/40。

[66]《张学良的联盟能带来和平吗？》，《中国周报》，1930年12月6日，第254页。

[67]珀金斯给凯洛格的急件，1930年12月18日，USNA893•OO/PR/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