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化发展阶段的空间形态

2　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研究

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是指一定区域内各小城镇的功能活动在地域空间上的外在体现。其区域范围是动态的，主要是以经济社会影响区为依据来划定区域的大小。在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前期，是以县域为研究对象的，因为县域具备作为区域的两大构成要素——地域和空间，是区域层次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县域是宏观经济与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同时它与微观经济社会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起到承上启下，联结城乡的作用。而县域作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单元恰与它的行政范围是吻合的，因此是一个适于研究的稳定区域，贯穿于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若干阶段。但当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时，县域空间不但受到县域内部因素的制约，而且更多地受到县域外部条件的影响，即受到了更高等级的中心城市的辐射，逐渐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由若干个在生产、流通方面紧密联系、互相协作、具有较强内在集聚性的城镇共同组成的地域空间，即都市区、城镇密集区或是更大的都市圈，这就是城镇发展的新区域。此时县域经济社会必然被打破，新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区不再仅仅是县域的行政范围，而是会随着小城镇的快速发展而扩大变化；这个时期，小城镇发展与区域的关系尤为紧密，因此研究的对象由县域放大为城镇群更能反映出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发展特征。

我国早期的小城镇发展立足于其本身内部的功能提升，建立优势资源的工业体系、组织等级分明的城镇体系，与其他城镇或是区域的关系比较弱，这种发展模式突出了集聚作用，适应于高度计划经济和行政推动的城镇化战略。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整个市场打破了行政区的限制，成为一个完全开放的平台，小城镇发展显现出区域一体的网络化关系。在区域范围内，城镇间的平等竞争关系远远大于其等级化的行政关系，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小城镇空间出现分化和重组，城镇在区域中的地位比其自身的工业化程度、自然资源等传统特征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如今小城镇的发展不再仅仅依赖乡镇企业的推动，也不再是孤立发展的个体，而是融入了具有密切社会经济文化生态联系的城镇区域中，小城镇的发展依赖于区域整体实力的提升，以区域发展为依托，区域空间群体的整体组织与开发必须提高对内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对外的竞争力、吸引力，才能使得区域和个体都实现优质发展。

纵览区域小城镇发展的几十年历程，可以发现其已经历了起步发展、加速发展、调整发展三个阶段，现在逐步进入了成熟发展的阶段，这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是相吻合的。任何发展活动都要落实到具体的空间，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的演化就是各项社会经济活动存在和发展在地域空间上的表现，因此区域小城镇的空间形态是动态的，其发展演变都与区域的经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所以研究不同阶段区域小城镇的空间形态，剖析其空间形态发展演化的特征、规律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对于我国区域化战略的实行和城镇化进程的推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工业化发展水平为基础，总结各时期区域的特点，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发展可以分为离散、极化、扩散和均衡四个发展阶段，形态模式从点状零散型向单中心向心型、多中心多核型、多中心网络型演化。

2.1　离散发展阶段的空间形态

建国初期，国家处于经济恢复阶段，工业刚刚起步，生产力水平低，在计划经济体制的严格控制下，城乡二元格局、交通条件滞后以及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对小城镇的影响很大，小城镇发展零散、缓慢，相对平均。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一时期区域小城镇的空间形态都处于离散发展阶段。

2.1.1　阶段背景

建国之初，我国处在工业化起步阶段，仍然以农业经济为国民经济的主体；1949年国家工业总产值仅140亿元，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0%，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9.7%。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为此，国家建立了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城市和农村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目的就是集中农村资源，支持重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国民经济在这一阶段发展不平衡，国家采用了高强度的积累方式，投资向重工业倾斜，农业发展缓慢。

工业化政策和计划经济体制使得中国形成了城乡二元格局。在经济结构上，城乡产业分工泾渭分明，农村发展农业，城市发展工业，占总人口比例超过80%的农民被排除在工业化进程之外。在社会结构上，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将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分割开来，阻断和割裂了城乡之间的交流，农村广大的剩余劳动力被束缚在农村土地上，失去了向城市迁移的机会。城乡二元结构造就了我国两个完全不同的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管理系统，这对我国城镇化和小城镇的发展带来了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中，小城镇在国家严格的政策调控下历经“恢复调整时期(1949—1957)”“大起大落时期(1958—1965)”和“停滞倒退时期(1966—1978)”三个阶段，总体来说，小城镇发展缓慢，处于低水平的城镇化发展阶段。

建国初期的区域交通运输以铁路为主。1949年，受战争破坏的陇海、京汉、京包、南同蒲、浙赣、南浔及粤汉等铁路干线先后修复通车；此后的5个五年计划内共修建了38条新干线和67条新支线，连通中国主要省市，铁路运输取得了快速发展。铁路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北京、上海、天津、武汉、郑州、沈阳、太原等枢纽城市的发展，而且对设有铁路中间站、越行站、会让站等沿线的小城镇也起到了一定的带动作用。至于各市县内部的交通运输则条件较差，多依靠水运，公路运输还很少，因此城镇之间的联系十分不便。

这一时期，除了经济发展、政治政策和交通条件对小城镇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对小城镇的影响也很大。建国后，发展初期的小城镇大多规模很小，形态多沿地形自然发展，依山傍水，没有现代化的建设水平，对各种恶劣气候和自然灾害的防御能力低，恢复能力弱，因此，自然环境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城镇的发展好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文化仍没有完全摆脱封建封闭的思想，这也是小城镇长期相对独立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掀起了“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人们的观念偏差，使得大量有价值的历史遗存遭到破坏，对小城镇来说，很多古镇都被拆除毁坏，从此繁华不再，特色无存，逐渐衰落。

2.1.2　形态模式

图2-1　离散发展阶段模式图

离散发展阶段的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模式为点状零散型(图2-1)，主要表现为在县域范围内存在一定数量的小城镇，其中县城镇由于是县人民政府的驻地，是县域的行政中心，具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设施，因而规模略大于其他城镇。其他小城镇一般呈点状形态散布在县域范围内，规模等级差异不明显；县城镇与小城镇之间基于行政隶属关系，有十分微弱的联系，而其他小城镇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基本没有联系，是相对独立发展的。

吴江县(现为苏州市吴江区)位于太湖之滨、江苏省最南端，正处江苏、浙江和上海三省、市交界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境内水道纵横、湖荡密布、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素有古运河畔“鱼米之乡”和“丝绸之府”的美称。如图2-2，吴江于1957年完成了撤区并乡工作，由建国初的100多个乡镇调整为23个乡、7个县属镇；至20世纪70年代，吴江县在经过几轮行政区划调整后，共有7个建制镇：松陵、盛泽、同里、震泽、黎里、平望、芦墟；23个人民公社(其中7个为建制镇人民公社)。小城镇数量较多，其中公社镇占据较大比例，但大多规模较小，建成区面积平均不到1km2，城镇人口平均不到3000人，还有一些小城镇趋于衰落。建制镇多数沿着自然河流分布，各公社镇则零散分布，独立发展。当时，国家行政区划的调整和国家政策直接导致了城镇结构的分化，呈现出镇乡分流，各自为政的局面。吴江古代规模较大的七大镇被划为县属镇，属于国家正式的城镇范畴，与城市一起获得了工业发展的机会，许多国营工厂在镇上落户，工业产值比例明显增加；而七大镇以外的一般乡镇则划由人民公社统一管辖，这些乡镇由于无法发展工业和商业，缺乏经济活力，因而发展缓慢(图2-2)。

图2-2　吴江县20世纪70年代小城镇分布图

德清县位于浙江省北部，杭嘉湖平原西部，历史悠久，有五千年文明史的良渚文化在县境内有大量遗存。山水毓秀、人文荟萃、环境优越、经济发达、气候宜人，素有“名山之圣、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竹茶之地”的美称。如图2-3，20世纪70年代，全县共辖2个建制镇：城关镇、新市镇，26个人民公社：城关、雷甸、千秋、上柏、新联、梅林、高林、士林、高桥、禹越、干山、钟管、下舍、勾里、洛舍、戈亭、三桥、龙山、莫干山、后坞、筏头、对河口、二都、秋山、三合、南路。小城镇数量较多，其中公社镇占据绝对多数，但大多规模较小，城镇人口平均不到2000人，建制镇沿河流、干道分布，各公社镇则零散分布，相对独立发展。

图2-3　德清县20世纪70年代小城镇分布图

唐河县位于豫西南南阳盆地东部，河南油田腹地，豫、鄂两省交界处，东邻桐柏、泌阳，西接新野、南阳，北与社旗毗连，南同湖北枣阳接壤。东部、东南部、东北部为丘陵地，西部、中部为唐河冲积平原。该县历史悠久，资源丰富，蕴藏着石油、石英、铅、锰、铜镍、碱等20余种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总储量达160多亿吨，其中210多种中药材更是闻名遐迩。

如图2-4，20世纪70年代，唐河县在经过几轮行政区划调整后，县辖城关、城郊、古城、毕店、东王集、大河屯、少拜寺镇、源潭、桐河、桐寨铺、张店、郭滩、黑龙、湖阳、龙潭、苍台、祁仪、马振抚、上屯、昝岗、航运21个人民公社，小城镇数量较多，但都为公社镇，规模较小，建成区面积平均不到1 km2，城镇人口平均不到1000人。城镇分布虽比较均匀，且路网已经呈现放射状的初期形态，但由于经济的计划性和道路等级偏低，城镇间缺乏密切联系，相对独立发展。

图2-4　唐河县20世纪70年代小城镇分布图

迁安县位于河北省东部，燕山南麓，滦河岸边，东与卢龙县交界，南连滦县，西接迁西县，北以长城为界与青龙满族自治县毗邻。县人民政府驻地迁安城关，西距北京225km，西南距唐山60km。

图2-5　迁安县20世纪70年代小城镇分布图

如图2-5，20世纪70年代，迁安县在经过几轮行政区划调整后，全县有1个建制镇(城关镇)、1个矿区(辖杨店子、大五里、张官营、蔡园、孟官营、马兰庄、驿南府、沙河驿、木厂口、太平庄、祟家岭、北营12个公社)、29个人民公社(包括城关、刘皮庄、擂鼓台、五重安、商庄子、雷庄、建昌营、新房子、大望都庄、上射雁庄、平林、徐流营、杨各庄、青山院、扣庄、毛家洼、陈官营、五道沟、夏官营、丁官营、彭店子、于洪庄、大场官营、野鸡坨、闫家店、潘营、西李铺、赵店子、东周庄)。小城镇数量多达42个，基本都为公社镇，且规模较小，建成区面积平均不到1.5km2，城镇人口平均不到1000人；城镇分布较为均匀，但城镇间缺乏联系，各自独立发展。

2.1.3　形态特征

1) 小城镇规模小，数量起伏，发展缓慢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产业格局，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推行政策严重抑制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育，排斥了市场机制的引导作用，阻碍了农村地区各种经济要素向小城镇的流通，城镇发展动力缺乏，导致经济水平较低，人口和生产集聚规模小而少，加上行政区划的严格限制，空间拓展十分有限，因此小城镇大多规模很小。

如表2-1所示，在1978年以前全国县辖镇总人口和非农人口规模都较小，且增长速度缓慢。对比表中所统计的两组人口数据，可以发现1978年全国县辖镇总人口是1961年的1.18倍，县辖镇非农业人口是1961年的1.12倍，即县辖镇非农业人口的增长率低于县辖镇总人口的增长率，且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80%下降到76%，这些说明了小城镇的集聚功能在不断减弱。由于1978年以前国家并未对城镇的用地规模进行统计，因此缺乏权威数据；但从20世纪70年代较为发达的吴江县小城镇平均建成区面积不到1 km2可以看出该阶段小城镇的用地规模也是比较小的。

表2-1　1949—1978年全国县辖镇人口情况统计

续表2-1

在这个阶段，政策性的严格控制对小城镇的发展影响极大，具体体现是国家对小城镇进行了几轮行政调控，使得小城镇数量起伏不定(表2-2，图2-6)。

恢复调整时期(1949—1957)：建国初期，小城镇的职能基本是为周边农村地区生活生产提供配套服务，小城镇的行政属性不明确，包括县城和大量的集镇。据1953年6月30日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小城镇共有5402个。1955年，国家发布了《关于设置市、镇建制的决定》，首次明确了设镇标准。根据这一规定，各地对一地多镇进行合并，撤并了镇下面的乡，同时撤销了一批不符合条件的镇，1955年底全国建制镇总数降为4487个，1957年底又压缩到3672个。

大起大落时期(1958—1965)：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实行镇社合一的体制。在合并小乡建立人民公社过程中，有些乡合并组建为镇，有些乡改为镇，从而导致城镇的数量又大幅增加，至1961年小城镇数量达到了4429 个，比1958年增长了22.3%，差不多恢复到了1955年的水平。由于“大跃进”时期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业连年歉收，城镇的数量和人口规模超越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承受能力，为此，1962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对建制镇逐个进行严格审查，对不符合标准的镇予以撤销，1962年，小城镇的数量调整为4219个，比上年减少了210个。1963年国务院又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调整市镇建制、缩小城市郊区的指示》，调高了设镇标准，各地开始压缩城镇人口，减少城镇数量，至1965年底全国建制镇的数量锐减为2902个。

停滞倒退时期(1966—1978)：“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工业发展几乎停滞，大量的城镇人口流向农村，对城镇建设的冲击很大，镇的数量虽然基本上维持不变，但也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日趋衰落，到1978年底，全国建制镇数量仅剩2173个。

表2-2　三大地带1949—1978年小城镇数量变化情况

图2-6　1949—1978年全国小城镇数量变化图

从小城镇规模和数量的总体情况可以看出，1978年以前，小城镇的发展是在徘徊中前进。表2-3和图2-7是1949年至1978年我国城市化率的变化情况。数据表明，1949年我国城市化率为10.64%，到1978年为17.92%，30年间仅提高了7.2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25个百分点，可见城镇发展的速度缓慢，尤其是整个20世纪70年代，小城镇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对我国城市化的贡献几乎为零。

表2-3　1949—1978年国家城市化率变化情况

续表2-3

图2-7　1949—1978年我国城市化率变化图

2) 小城镇在县域范围内离散分布，独立发展，城镇之间联系较弱

这一时期，国家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重工业和城市发展上，对小城镇的发展并未准确定位。大多小城镇仍以单一的乡村集贸为职能发展，县域内的小城镇都是作为农村的商品集散中心而存在，为周边地区农村服务。因此，小城镇离散分布于广大农村中，孤立生长。

由于国家正处于经济恢复时期，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制度，对生活生产等物质资料的需求相对较小，因此，小城镇的经济活动就十分微弱。高度的“计划”使城镇间无需进行多余的交流，各自发展封闭式经济；公社化制度的严格管理使得小城镇之间的联系受到很大限制，加上当时交通条件的缺乏、交通工具的落后、公共交通的空白，使城镇间相互联系极少，区域小城镇总体呈现零散状的空间形态。

3) 小城镇多沿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分布

与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一样，小城镇的形成和发展也要依赖优越的自然环境，这是城镇发展的基础，尤其是在工业化发展的初期，经济水平还比较低，自然条件就是小城镇赖以生存的最大资源。这个时期，小城镇一般多分布在河流水域周边，因为水是生命的源泉，无论是农业的生产，还是居民的生活都离不开水，在缺乏公路等现代化交通条件的情况下，水运还是最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其为货物的运输、居民的往来提供了可达的条件。如图2-2所示，20世纪70年代吴江县小城镇中，70%以上的建制镇都是分布在县内的主要干河两岸(表2-4)，很多乡镇也分布在河湖周围，而一些孤立存在于农村中的小城镇则逐渐衰落。

表2-4　吴江县20世纪70年代小城镇沿河分布表

可见，自然条件是城镇发展起步阶段的重要资源，它可以直接影响到城镇空间发展的潜力、方向、速度、模式以及形态。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千差万别，自古聚落分布便遵循自组织的规律：顺应自然、区位择优。东部地区地势平坦，自然环境优越，河网密布，城镇密集，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而中西部地区地形地貌复杂，水源不足，城镇数量稀少，发展基础薄弱，使小城镇形成了东密西疏的发展格局。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城镇发展统一步调，但这是由国家自上而下的行政政策所致，它忽略了城镇内部本身存在的基础差异，因而使全国城镇呈现出基本相同的发展形态，我们必须认识到，小城镇的差异性一直都存在，一旦推动城镇发展的动力发挥作用，城镇发展必将产生不同的形态格局，改革开放后的东中西部城镇发展的差异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2　极化发展阶段的空间形态

改革开放后，新的经济社会政策给小城镇发展带来了机遇，小城镇很快成为了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力军。从全国范围来看，东部地区的小城镇得益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很快进入了空间形态发展的极化阶段，而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则由于自然环境、交通条件、文化观念等的限制，处于离散阶段向极化阶段缓慢转变的过程，由此，我国小城镇进入了非均衡发展的时期。

2.2.1　阶段背景

1978年后，我国调整发展战略，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渐进调整了单一公有制经济结构，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各种经济成分互补、共同发展的局面；资源配置由单纯的计划手段转向计划手段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式；产业结构调整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思路，采取了消费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在农村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城市推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体制改革。在新的战略引导下，我国进入了工业化快速增长的发展阶段。

城乡体制的改革带动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崛起，推动了中国小城镇的空前发展。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齐头并进，这使得城镇与乡村长期分治的格局发生改变，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加入到了工业化的进程中，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机制自发形成，并有力地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改革开放为中国小城镇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和条件，但由于地区之间的自然环境、发展基础、区位条件千差万别，发展的路径便有所不同，从这一阶段开始，东、中、西部的小城镇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开始分异，东部发达地区开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先行区，东西部发展差距逐渐拉大。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交通运输结构发生变化，区域公路交通开始逐步发展，1988年中国大陆第一条高速公路——沪(上海)嘉(嘉定)高速公路建成通车，这一工程意义重大，开启了我国高速公路大发展的历程。高速公路的修建方便了嘉定与上海市区之间的联系，带动了嘉定的房地产开发、城镇建设以及高速公路沿线的乡镇企业发展，成为了连通区域经济发展的纽带。此后，一批高速公路相继建成，为区域产业的聚集转移、未来沿线城镇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契机。同时发达地区内部的公路交通也迅速发展起来，逐渐替代水路成为主要的交通方式，迈入综合交通发展的新时期，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便捷的交通条件。

这一时期，小城镇对自然环境开始从被动依赖向主动利用转变，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促进了城镇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城镇防灾抗灾的能力得到全面增强，城镇建设开始有能力造大桥铺宽路，克服自然条件对城镇发展带来的天然阻碍。改革开放也解放了人们禁锢多年的思想，在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各地区不同的文化观念、区域条件、自然环境对其城镇发展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形成了如江苏省的苏南模式、浙江省的温州模式，还有沿海特区的外资模式等。

2.2.2　形态模式

极化发展阶段的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模式为单中心向心型，表现为县域内的小城镇形成较鲜明的规模等级，主要以县城镇为中心向心集聚发展。根据县城镇的地理位置不同，可分为强中心单核向心型和弱中心多核向心型两种具体模式(图2-8)：

图2-8　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极化发展阶段模式图

(1) 强中心单核向心型——县城镇居于县域的几何中心，对其他各镇的辐射带动力大致相同，首位度较高，其他小城镇围绕在县城镇周围向心发展。

(2) 弱中心多核向心型——县城镇在县域内属偏心位置，对其他各镇的辐射带动能力因距离远近而不同，因此在距离县城镇较远的位置易于形成一个或多个规模较大的城镇，成为县域的次级核心，与县城镇共同构成多核的形态，小城镇则围绕在不同的核心城镇周围向心发展。

张家港市位于长江下游南岸，江苏省东南部，北滨长江，与南通、如皋、靖江相望；南近太湖，与苏州相邻；东连常熟，距上海98km；西接江阴，距南京200km，是沿海和长江两大经济开发带交汇处的新兴港口工业城市。张家港市小城镇空间形态是典型的弱中心多核向心型(图2-9)，除了老县城杨舍镇是市域的中心外，由于港口的交通区位优势和张家港保税区的成立，港区镇成为县域副中心，“一城一港”两个中心城镇共同带动县域的发展。1992年，县城建成区面积7.1km2，占市域建成区总面积的53.9%；港区镇建成区面积2.5km2，占市域建成区总面积的19%。

图2-9　张家港市1992年小城镇分布图

溧水县隶属江苏省南京市，位于长江三角洲和上海经济区的西缘，是百里秦淮的发源地，被美誉为“南京的后花园”。如图2-10，溧水县小城镇空间形态是典型的强中心单核向心型。123、340、341三条省道在县城镇——在城镇汇集，县道依托省道，以县城为中心设置，形成放射状的县域公路系统，县城与其他城镇之间的联系十分快捷方便；除少量城镇外，大多数的城镇位居省道线上，因此，各小城镇之间的联系总体上比较方便。1992年，县城建成区面积为6.62km2，占全部16个乡镇总面积的40.1%，人口占全部乡镇总人口的48.2%，当年GDP总额占全部乡镇的62.8%，县城无论在经济、规模、公共设施及对外联系方面都占据绝对的优势。

图2-10　溧水县1992年小城镇分布

图2-11　绵竹县1985年小城镇分布图

绵竹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县境东南靠德阳市旌阳区，东北与绵阳市安县接壤，西南与什邡隔河相望，西北与阿坝州茂县毗连。其形状如一支金笔尖，自西北向东南伸展，西北部属龙门山地区，东南部为成都平原的一部分。如图2-11，绵竹县小城镇空间形态是典型的强中心单核向心型。县域公路依托105省道，围绕城关镇呈放射状布局，城关镇与各县辖镇之间的联系十分便捷，但各乡镇之间联系的便捷程度较差，县城的地位十分凸出。1985年县城建成区面积为1.17 km2，占全部24个乡镇总面积的34.71%，人口占全部乡镇总人口的50.60%。县城无论在经济、规模、公共设施及对外联系方面都占据绝对的优势，其他乡镇则随着与县城距离拉开而联系减弱，发展也越来越滞后。

鹿寨县位于广西中部，洛清江下游，湘桂走廊东部，东和东北与桂林市的荔浦和永福县为邻，南隔柳江与柳江县及来宾市的象州县相望，西接柳州市和柳城县，北连融安县，东南与来宾市的金秀县相交。鹿寨县地处桂中腹地，扼南北交通之要冲，集陆、空、水路交通便利于一地。如图2-12，鹿寨县小城镇空间形态是典型的强中心单核向心型。1990年县城建成区面积为13.6 km2，占全部12个乡镇(含县城)建成区总面积的40.8%，常住人口占全部乡镇总人口(含县城)的48.93%。鹿寨县城是全县的交通枢纽，湘桂铁路在鹿寨境内长68km，最大的鹿寨站为三等站；另有国道G323经过县城穿越全县，由此更加巩固了县城的中心地位，其他乡镇则通过主要交通线与县城联系，向心集聚发展。

图2-12　鹿寨县1990年小城镇分布图

2.2.3　形态特征

1) 小城镇数量剧增，用地规模和人口规模大幅扩张，发展快速

改革开放后，原来的公社镇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调整成为乡镇。在乡镇企业迅速崛起的过程中，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涌入乡镇从事非农劳动，促进了乡镇的日益繁荣兴旺，镇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原来的设镇标准在当时条件下显得偏高，阻碍了乡镇的发展，不能满足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为此，民政部于1984年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调整建镇标准的报告》，国务院于11月批复了新的设镇标准，按照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发展方针，放宽了设镇条件，确立了撤乡建镇的新模式，新标准规定：(一)凡县级地方国家机关所在地，均应设置镇的建制。(二)总人口在二万以下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超过二千的，可以建镇；总人口在二万以上的乡，乡政府驻地非农业人口占全乡人口10%以上的，也可以建镇。(三)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山区和小型工矿区、小港口、风景旅游、边境口岸等地，非农业人口虽不足二千，如确有必要，也可设置镇的建制。(四)凡具备建镇条件的乡，撤乡建镇后，实行镇管村的体制；暂时不具备设镇条件的集镇，应在乡人民政府中配备专人加以管理^[1]。新标准的实行带来了小城镇数量的快速增长，到1984年底，全国建制镇数量就达到了7186个，比上年翻了两番多；截至1992年底，全国镇数量已达到14539个，相当于1978年的6.7倍(表2-5，图2-13)。

表2-5　三大地带1979—1992年全国小城镇数量变化情况

图2-13　三大地带1979—1992年小城镇数量变化图

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使小城镇建设用地大规模扩大。撤乡并镇后，镇管村的新体制打破了镇乡分割的局面，重新打开了城乡交流之门，突破了人口、土地等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的体制束缚，农村大量人口向城镇聚集，城镇规模大幅扩张。一方面是地域范围的扩大，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土地扩张，周围村落被逐渐并入镇区；另一方面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镇务工经商，导致镇区人口的聚集度越来越高。从县域范围来看，这种规模的扩张是相对均匀的，即无论城镇原来的规模大小，这一时期都在乡镇企业的推动下得到了大幅的增长。

以苏州市吴江县为例，经过撤乡建镇，吴江县小城镇的数量由1985年的7个县属镇、17个乡，到1992年调整为18个县属镇、5个乡，数量明显增加(表2-6)。与此同时，各镇镇区规模空间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圈层扩张，1992年吴江七大镇镇区建成区面积都比1985年增长了2倍左右，城镇人口规模也有了较大的增长(表2-7、表2-8)。

表2-6　1985年至1992年吴江县小城镇数量变化

表2-7　1985年至1992年吴江县七大镇镇区建成区面积变化(单位：km2)

表2-8　1985年至1992年吴江县七大镇非农人口规模变化(单位：人)

从小城镇规模和数量的总体情况可以看出，1979年到1992年间，小城镇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表2-9和图2-14反映的是1979至1992年我国城市化率的变化情况。资料显示，1979年我国城市化率为18.96%，到1992年城市化率为27.46%，14年间提高了8.50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61个百分点，可见城镇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对我国城市化的贡献突出。

表2-9　1979—1992年我国城市化率变化情况

图2-14　1979—1992年我国城市化率变化图

2) 小城镇在县域内呈规模等级分布，城镇间纵向联系紧密、横向联系较少

在经历了建国后一系列的动荡变化后，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目标的转变，使得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局面大大改善，行政壁垒的限制作用逐渐弱化，乡镇人民政府的权力得到恢复，开始对本地区经济组织进行领导和干预，小城镇作为地区行政管理中心的职能得以确立；同时，乡镇企业的兴起使小城镇的生产功能空前强大，继而带动了原有流通和消费功能的恢复。小城镇职能由单一向综合转变，成为了城乡之间各种产品、技术、资金等的汇通中心和社会服务的中心。由此城镇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在进一步增强对周边农村吸引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小城镇接受上一级城镇辐射的能力。

本阶段，小城镇在县域范围内形成了呈等级分布的空间形态，形成了县城镇—中心镇—一般镇的城镇体系。一般来说，城镇等级越高，则规模越大，与周边城镇的联系也越紧密，城镇等级越低，则规模越小；且一级城镇一般只接受上一级的城镇辐射，纵向联系紧密，与周边其他小城镇的横向联系较弱。

县城镇作为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行政管理、商业服务、文化教育设施等影响范围均达到全县。在经济发展方面，县城镇的投资渠道广，政策支持多，自主权也较大，因而发展速度超过其他城镇，一般成为县域的中心和发展重心，对周边城镇和农村有极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如昆山市玉山镇，1985年昆山市成立了玉山城镇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玉山城区的建设，经过发展，老城区面貌大变，基础设施改善，功能逐步健全；经过三年左右的建设，规模从原来的2.88km2扩大到4.6 km2；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昆山利用靠近上海的近便优势，在城镇集中规划建设工业小区，而其中受益最多的当数玉山镇，于城区东侧开发的3.75 km2的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至1992年面积扩大到10.4km2，不仅使玉山的城区面积扩大了一倍多，而且还发挥了极大的集聚和扩散效应，国内生产总值达24.60亿，占昆山全市GDP的56%，并带动和促进了周围五个乡镇、集镇的开发建设。由此，玉山镇的区域中心地位更加凸显(图2-33)。

除了县城镇以外，县域内还可能存在一些原本发展基础较好、自然地理区位占优势的小城镇，它们也在改革开放和乡镇企业大发展的浪潮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为经济领先、规模较大的次中心，既受到县城镇的发展辐射和带动，又吸引周边小城镇和农村向其聚集。如苏州吴江市(现为吴江区)盛泽镇，自古就是吴江的经济重镇，丝绸生产历史悠久，是著名的“丝绸之乡”，明、清时代与苏州、杭州、湖州并称为我国的四大绸都，因此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改革开放后，在乡镇企业的推动下获得了快速的发展，1992年，盛泽镇建成区面积19.5km2，非农业人口31754人，国内生产总值5.72亿，占吴江全市GDP的15%，属吴江之最，与县城松陵镇平分秋色，成为了吴江的另一中心镇(图2-38)。

其他一般镇也在乡镇企业发展的推动下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交通还不够发达，发展速度明显要慢于县城镇和中心镇，相互之间的交流联系还不紧密。

这一时期虽然小城镇大体都形成了一定的等级体系和结构，但由于我国地域辽阔，自然区位、交通条件等的不同导致了城镇形态的多元分异，从全国范围来看，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有着天壤之别。

我国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水源缺乏，自古以来便形成了地广人稀的格局，各省市县域虽然地域辽阔，但小城镇数量远不及东部多，加上经济发展刚刚起步，基本处在城镇规模小、数量少、点状零散布局的状态。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政策造就了全国小城镇的发展热潮，中西部的小城镇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众多政策效应在这里并不能完全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原因还是与其自然和交通条件有关，有的小城镇距离中心城市太远，有的小城镇地形地貌复杂，甚至有很多天然的屏障，修路造桥代价太高，很多在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下难以实现，导致小城镇独立发展，彼此联系弱，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也一直处于工业化初期。因此，中西部地区主要要通过国家的扶持政策推进其城镇化的发展，即大城市带动小城市的发展，小城市带动县城镇的发展，县城镇带动其他一般镇的发展，才能形成完整的城镇体系；然而中西部地区的大城市数量太少，经济实力又不够强大，对城镇的辐射带动能力很小，所以，中西部地区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建立起自上而下完善的城镇体系，并且将长期处于这种等级分明的发展阶段，其区域城镇空间形态主要是点状零散型向单中心向心型的逐步过渡。

林县(现林州市)是红旗渠的故乡，是红旗渠精神的发祥地，位于河南省西北部。太行山东麓，豫、晋、冀三省交界处，东与安阳县、鹤壁市、淇县接壤，南与辉县市、卫辉市相连，西靠太行山脉，与山西省平顺、壶关两县毗邻，北隔漳河与河北涉县相望，总面积2046km2， 其中山坡、丘陵占86%，耕地76万亩。林州市区东距安阳市48km，南距河南省省会郑州市144km。

如图2-15，林县小城镇空间形态是典型的强中心单核向心型，1992年县城建成区面积为5.54km2，占全部16个乡镇建成区总面积的40.1%，人口占全部乡镇总人口的27.89%，县城无论在经济、规模、公共设施及对外联系方面都占据绝对的优势，其他乡镇则随着与县城距离拉开而联系减弱，发展也越来越滞后。

图2-15　林县1992年小城镇分布图

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区位条件从城镇发展的初始就比中西部地区具有优势，城镇数量众多，历史悠久，经济基础较好。虽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受国家高度的集权化控制，限制了其发展的步伐，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市场机制的引入，小城镇立刻显现出发展的活力，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背景下，东部地区更是成为了全国城镇发展的领头羊，尤其是苏南地区创建的“苏南模式”，为推进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及现代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一时期东部地区小城镇空前壮大，已快速建立起完善的城镇体系，形成了典型的单中心向心型空间形态。但是具体到各县域，其组合形态不尽相同。总的来说，单中心向心型又可以分化为两种具体形态：强中心单核型和弱中心多核型。

3) 小城镇沿交通线向中心城镇向心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交通运输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也对小城镇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各地方开始兴建公路，这为经济发展和城乡联系提供了良好的硬件支撑。由于受当时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在经济刚起步的阶段就形成完善便利的网络，只能先行开通县域内的主要线路。交通线的建设一般是以县城镇为基点，呈放射状连通到县域内的主要城镇，以取得在当时条件下县域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如昆山县在1987年开始组织对辖区内的已有公路进行改建和完善，至20世纪80年代末境内建成干支线公路共186km，大部分都为水泥或沥青路面。其中干线公路有：苏昆线(苏州—玉山镇)、昆安线(玉山镇—嘉定县安亭镇)、昆太线(玉山镇—太仓县城厢镇)；支线公路有：昆石线、巴城线、陆周新线、北窑线、昆陈周线、张浦线、张千淀青线、千石线、振南线、周商线等。公路网已经较为发达，拥有3条对外干线公路，市域内由城区到各镇的支线公路基本修通，但各镇之间的公路建设还不十分完善；市域内的公路线网呈放射状枝状型，各镇通过公路线加强了与城区的联系，向心集聚发展。

公路的快速发展方便了城镇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促进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壮大。研究表明，城镇空间形态发展方向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特征，城镇用地的扩展开始从交通沿线附近向外部延伸，向中心镇及县城镇靠拢，以期拉近与上一级城镇的关系，更好地接受上一级城镇的辐射，带动自身的发展，由此形成小城镇沿交通线向中心城镇向心发展的空间扩张趋势。由于自然环境、经济水平、社会发展等实际情况，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发展因地区而不同，东部发达地区用很短的时间就能建成通达的区域公路网，促进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交通闭塞，则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建成区域公路网，从而导致小城镇的发展开始滞后于东部发达地区。

2.3　扩散发展阶段的空间形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东中西部小城镇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东部地区小城镇数量、规模的增长速度远快于中西部；城镇功能、产业水平、设施配置的提升也大大强于中西部。从全国范围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部地区的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已顺利由极化阶段进入了扩散阶段；而目前，中西部地区除了少量发展基础较好的省会或都市周围地区的小城镇进入了扩散阶段外，其他绝大多数地区的区域小城镇则仍然处于离散阶段或是极化阶段。

2.3.1　阶段背景

20世纪90年代初，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进一步深化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开始由计划向市场体制全面转型，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市场体制的激励下，这一时期(特别是1996年后)结束了长期以来的短缺经济，进入到了过剩经济阶段，市场结构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市场需求对工业发展的制约效果更明显。市场化发展所具有的优胜劣汰机制，促使经济增长方式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造就了竞争的越加激烈化和市场的逐步规范化，乡镇企业原先的比较优势渐渐失去，乡镇企业作为推动地区城镇化主要经济力量的角色开始弱化。在此情况下，乡镇企业不得不积极改制和转型升级，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混合型经济、个体私营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形成集体企业 (主要是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个体企业“三足鼎立”之势。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为城镇带来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了小城镇的第二次快速发展。在此过程中更重要的是，转型后的乡镇企业，在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改造创新的同时，加快了接受城市辐射的速度，无论是地域、范畴还是程度，均有了更大地拓展和提高。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对外开放的重点开始转移到上海浦东，通过浦东开发带动长江三角洲的整体发展。上海以浦东作为开发开放的契机和突破口，以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为发展目标，全面启动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主动实施传统产业的转移和改造，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此背景下，国际工商经贸界掀起了“上海热”，与上海毗邻的城镇密集区也因此成为了外商投资的新热点，这也造就了长三角区域城镇空间形态的形成。

随着区域经济的大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投资的重点。尤其是浦东大开发，促进了长三角乃至全国区域交通运输网络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航运交通、公路交通等发展迅猛，不但与区域外交通网络成功架构，还与区域内交通联系更加密切，整个区域的城镇关系也由于区域空间交通网络的构建处于重构和整合之中。

这一时期，由于片面追求效益，发展粗放型经济，小城镇对自然环境掠夺过度，造成了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加上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淡薄，在城镇建设开发中，没有考虑到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因而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文化方面，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文化也出现全球化的趋势，西方文化开始逐渐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着传统的中国文化。同时，西方的规划思想和城市建设方法也对中国城镇的建设产生了影响，不少地方的小城镇建设盛行“欧陆风”，造成了原本悠久地域文化特色的丧失。

2.3.2　形态模式

扩散发展阶段的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模式为多中心多核型(图2-16)，表现为在县域范围内的小城镇规模分化发展，等级关系逐渐弱化，原本的单核或多核形态逐渐演化成为多中心多核的空间形态，城镇之间联系方便，并且开始与区域外部的城镇产生密切联系。

图2-16　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扩散发展阶段模式图

如图2-17所示，2002年的昆山市小城镇空间形态出现了多中心多核的雏形。通过20多年来的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市区(玉山镇)市政设施不断完善，公用事业不断配套，城市功能进一步增强，至2002年，中心城区人口规模达到38万，建成区面积扩大到54.77 km2。通过表2-10昆山市2001年城镇发展主要指标可以看出，除了中心城区玉山镇外，张浦镇、陆家镇、周市镇、花桥镇和锦溪镇在经济、人口、开发建设等方面的综合实力明显要高于其他城镇，自然成为片区的核心。

图2-17　昆山市2002年小城镇规模等级分布图

表2-10　昆山市2001年城镇发展主要指标

续表2-10

2.3.3　形态特征

(1) 小城镇数量稳步增长，规模分化，发展有序

1992年后，随着各地撤区并乡建镇工作的全面深入展开，小城镇的数量持续增长，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各地开始着手调整小城镇的行政区划，合并规模过小的小城镇，才导致小城镇的数量增长趋势放缓(表2-11，图2-18)。

表2-11　1993—2002年全国小城镇数量变化情况

图2-18　1993—2002年全国小城镇数量变化图

随着国家政策和经济方式的转变，小城镇进入了差异化发展的阶段。从县域范围来看，小城镇开始发生分化和重组。原先各城镇规模同步大幅扩张的形势已不复存在，县城镇与部分中心镇凭借优越的交通区位和雄厚的产业基础，在人口和空间规模上进一步扩张，并在城镇建设管理、公共服务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高了水平，从而与乡村系统相分离，发展成为新兴的中小城市，如江苏省吴江的松陵镇、张家港的杨舍镇、昆山的玉山镇、太仓的城厢镇、江阴的澄江镇、宜兴的宜城镇、常熟的虞山镇等，这些县城在20世纪70年代末只有人口1万~5万，到了20世纪90年代都成为了拥有10万人口以上的小城市，其中不少县城已成为拥有20万人口以上的中等城市；同样，部分发展较好的中心镇，如锡山的东亭镇、吴江的盛泽镇、江阴的青阳镇等，都成为了拥有10万人口左右的小城市；还有一些具有特色和实力的小城镇，如无锡的华士镇、昆山的周庄镇、张家港的塘桥镇等，利用城市产业转移、旅游开发、政策扶持等有利条件，积累了雄厚的实力基础，正朝着城市的规模和目标迈进。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小城镇的规模增长与其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相适应，而同期“撤乡建镇”已趋减缓，小城镇发展已从原先的数量规模同步扩张向数量稳定、规模分异扩张的过程转变。

以昆山市为例，自1990年完成撤乡并镇成为全国第一个无乡县(市)开始，昆山小城镇的发展就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建制镇数量由1993年的20个调整到2002年的15个，小城镇数量出现减少的趋势，反映出该地区加快了乡镇整合的步伐，并取得了明显的成绩(表2-12)，小城镇的发展已经不再是数量上的扩张，而是转向以规模和效益为特征的发展。小城镇规模的提升主要体现在镇区人口的增长，如乡镇合并后的昆山市各镇的人口规模就出现了成倍增长的趋势(表2-13，图2-19)。

表2-12　1993年至2002年昆山市小城镇数量变化

表2-13　1993年至2002年昆山市小城镇非农人口规模变化(人)

图2-19　1993年至2002年昆山市小城镇非农人口规模增长率图

小城镇的快速发展确立了其在我国城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小城镇的发展：1998 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小城镇，大战略”的方针，2000 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实现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02年党的十六大再次强调“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国家对小城镇战略的肯定和大力支持使得小城镇获得了平稳有序的发展。

(2) 县域内小城镇呈多中心组合分布，联系紧密；部分小城镇突破县域范围，在更大的区域内与其他城镇(市)联系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外资的大规模投入成为影响地区发展的重要参数，因而占据小城镇经济主导地位的乡镇企业积极改制，步入了外向型经营的新阶段。同时，外资的进入开始对区域城镇布局产生影响，一批地理区位好、交通条件便利的小城镇获得了加速发展的机遇。以沪宁杭沿线为例，上海经济龙头地位的确立带动了长三角城镇群的发展，而交通干线密集的沪宁杭地区就成为了外商投资的首选地。从该地区市区与县市引入的外资占比情况来看，县市的投资环境并不比市区逊色，在交通便利的基础上，县市拥有更为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在经济发展较快的苏州、无锡、绍兴等地区，县市外资已全面超过市区，外资分布呈现明显的分散发展趋势，说明小城镇与城市获得了同步发展，甚至发展势头超过了城市(表2-14)。

表2-14　长三角地区20世纪90年代主要城市市县利用外资情况比较

续表2-14

图2-20　张家港市1998年小城镇分布图

可见经济的推动力通过交通条件而得以实现，小城镇逐渐发展壮大，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为农村地区服务的小集镇了，而是蜕变成为与城市一样的、具有多功能的社会经济综合体，只不过是规模等级上有所不同。在市场化的开放环境中，县域内城镇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变得复杂，不再是简单的县城镇—中心镇—一般镇的上下等级关系，城镇的发展有了多方面的推动力而不是单靠上一级城镇的辐射带动，城镇之间平等的竞争性远大于其等级化的互补性，这种竞争带来了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和自发配置，因此县域内的小城镇等级关系逐渐弱化，县城的中心功能开始分散，逐渐形成了多中心组合的城镇空间形态。县城镇依然是县域内的最大中心，无论是城镇的规模、功能、设施等的发展都处于领先地位，对其他城镇的辐射能力也最强；而原来的中心镇则在提升城镇各方面质量的同时，有倾向地发展具有优势的产业或功能，来分担县城镇的一些重要职能，成为具有特色优势的片区中心；其余的一般镇也在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如通过承担区域的相应产业功能，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形成了县城镇与中心镇互相补充、互相呼应的多中心空间形态。同时，县域内小城镇之间因为通信技术的发达和公路网的完善而联系更加紧密，促进了县域城镇的共同发展。如图2-20，张家港市就由原来的“一城一港”两个中心向多中心多核的城镇空间形态转变，锦丰、乐余、塘桥三镇在产业升级发展中抓住机遇，脱颖而出，分别发展冶金、汽车、轻纺产业，形成自己的特色，成为市域功能组团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与中心城区一起拉动其他一般镇的发展。

凭借地理区位和交通条件的优势，部分小城镇跨越县域范围，在更大的区域内接受中心城市的辐射，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并与其他相关城镇联系发展。如昆山紧邻上海，交通便捷，接受上海市的辐射带动超过了苏州市。为了加强与上海市的合作，昆山利用中央给上海优惠政策的“溢出效应”，在靠近上海的城镇设立和上海“接轨”的出口加工区、技术开发区等，并主动以市场化手段将上海作为资源利用平台，零距离与进入上海或意愿进入上海的外商展开联络工作，加快引资步伐，大力发展了外向型经济(图2-21)。

图2-21　昆山市小城镇工业园区空间分布图

(3) 多种动力推进小城镇沿多轴线外延式空间扩张

在市场经济体制引导和国家宏观政策支持下，小城镇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的小城镇成为了推动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主力军，各种外因作用于小城镇，改变了其传统的空间形态，包括投资环境的开放、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自然资源的利用等，使得小城镇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加上其本身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小城镇沿不同的轴线发展扩张。

苏锡常地区小城镇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首先是沪宁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使沪宁交通走廊的运输能力进一步提高，带动了沿线工业区的发展，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节约了配套设施的建设费用，统一管理，共同发展，实现了城镇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镇腹地的快速扩张，最终使区域城镇空间形成了延绵一体的态势；其次是沿太湖地区的旅游开发，使得沿湖小城镇各具特色，发展势头良好；三是沿长江港口的建设，使得江阴、常熟、张家港等地区的城镇有了新的发展动力，成为新的城镇发展重点带；四是地方各级政府都普遍认识到交通建设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开始大力建设地方公路，使地区内部的交通网密度大大提高，为众多城镇提供了平等发展的机会，城镇空间发展沿公路线外延扩张(图2-22)。

图2-22　苏锡常地区小城镇发展轴线示意图

值得一提的是，小城镇在这种多方向自由发展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影响着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首先是空间的无序扩张和土地资源的浪费。交通干道沿线的工业园区大面积低密度的建造模式侵占了大量耕地，加上缺乏区域层面的统筹安排，小城镇各自选址开发建设，没有考虑到与其他地区的协调和区域的长远发展，使得区域城镇整体空间较为凌乱。另一严重的问题是环境污染。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越发达的地区，环境污染越严重。如长三角地区，水网密布，生态敏感，工业的无节制发展产生的大量废水、废气、废渣，造成了区域的环境污染，大到长江、太湖，小到各地的河流小溪，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这种趋势如果不能从区域整体范围内进行平衡和引导，任其在自然、分散化的状态下继续下去，必将造成更为严峻的资源和环境问题。

2.4　均衡发展阶段的空间形态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区域城镇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东部的部分地区凭借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城镇化水平已具备了区域一体化的条件，区域小城镇开始进入均衡发展阶段，形成了若干规模较大的城镇群，城镇群内的小城镇呈网络型的空间形态；中西部一些先进地区也已认识到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性和必然性，正加快发展步伐，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异，但其城镇空间形态尚未达到均衡阶段。

2.4.1　阶段背景

迈入21世纪，发达国家已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而我国也已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内各企业也正式参与到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去。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经确立，但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资源和环境对发展的瓶颈作用突显，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长期不均衡，地区之间贫富差距较大。

基于此，国家提出了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推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逐步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良好的产业分布格局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区域产业空间集群的形成，从而进一步优化区域城镇的空间发展。

在新形势下，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规划的总体思路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2]。

随着交通运输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跨入了城市化发展的新阶段，显现出区域一体化的新趋势。城镇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城际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逐渐形成了都市区、城市群和城市连绵带等新的空间形态。这种新的区域空间形态的出现，既反映了全球一体化发展的步步深入，也是一个地区实现经济跨越式前进和区域统筹发展的必然选择。

这一时期，工业化导致的全球性气候威胁和生态环境破坏引起了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国家除了提出走新型化工业道路的政策外，还积极治理当前存在的各种环境问题，帮助自然环境恢复生态平衡。同时国家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并开展了广泛的教育普及活动，提高了全社会的思想文化认识。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3]，由此带来了人们对人地和谐、城乡和谐、社会和谐的渴望和精神诉求。在小城镇建设方面主要表现在：第一，开始重视城镇空间尤其是人居环境与自然的有机融合；第二，开始从区域层面协调城镇群的资源利用，将城乡一体化作为城镇化发展的新方向。

2.4.2　形态模式

均衡发展阶段的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模式为多中心网络型(图2-23)，表现为在县域范围内小城镇多中心多核的空间形态已经成熟，各城镇之间联系紧密。该阶段由于经济影响区的范围不断扩大，突破了县域范围，导致县域的行政区作用弱化，因此区域城镇群成为主导的空间形态。在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的一定经济区范围内，由完善的内外交通网架构成网络化的城镇群系统，每个城镇都是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各重要节点形成规模、等级、职能不同的中心，整个区域形成多中心网络型的空间形态。

图2-23　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均衡发展阶段模式图

长江三角洲是中国最大规模的城镇群，它被认为将成为世界第六大国际性城市带。为了促进它的快速、健康、有序发展，国家提出了长江三角洲城市带 “一体化”发展战略(图2-24)。即从整个长江三角洲的共同利益出发，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有效发挥区域经济的“累积效应”和“扩散效应”，构建城镇布局合理、市场高度开放、制度建设完善、产业结构互补、信息资源共享、交通体系完备的区域经济共同体。

图2-24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体系规划图(2009—2020)

1) 区域经济格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上海的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极”和“中心城市经济区”功能日益突出，其中心地位越来越高，一方面已经明显地表现出距离上海越近的区域是受益最大的地域，如苏州、无锡、常州三市发展的梯度关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城镇的区域性分工与协作日趋强化，如上海周边的城市城镇在接受上海辐射和引领的同时，利用上海对外开放的通道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经济实力得到极大的增强，发展水平得到大幅提高。在产业发展方面，上海与这些城市之间的关系已从以前的“主从”关系转变为“平等”的竞争关系、“协作”的统筹发展关系。随着市场经济作用的加强，整个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将进一步围绕以上海为中心而重组。

国家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发展的战略定位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4]。该“世界级城市群”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为五大“区域性中心城市”。

2) 区域空间格局

长三角地区的主要城镇经济社会活动以前极大部分集中在沪宁杭沿线地段。而随着沪宁、宁杭、苏嘉杭等高速的修建和沪宁、沪杭等城际、高铁的开通，单一的走廊式发展模式已逐步向网络型的发展模式转型，形成网络化的区域城镇空间形态。这是一个多层整体的空间模式，有利于发挥已有优势和各自特色，在保证集聚经济与规模经济的前提下，以网络的节点为中心，采取集中式网络化的发展策略，最大效应地实现地域社会经济要素的空间合理分配与组织。

长三角地区的城镇空间网络体系按照优化开发区域的总体要求，统筹区域发展空间布局，形成以上海为核心，沿沪宁和沪杭甬线、沿江、沿湾、沿海、沿宁湖杭线、沿湖、沿东陇海线、沿运河、沿温丽金衢线为发展带的“一核九带”空间格局。^[5]该“世界级城市群”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为五大“区域性中心城市”。。区域内通过高速公路、高铁城铁及航空网络和城市轨道交通、城市快速路等将城市、城镇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区域网络的支撑下，区域内外的人流、物流、商流、信息流得以高效、快速运动，从而大大增强了区域内部的整体活力和对外竞争力。

2.4.3　形态特征

1) 小城镇跨越行政区界线，在区域范围内呈城镇群多中心网络化分布

当前我国进入新型工业化阶段，相应的城市化进程也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城镇群的整体发展已成为城市化发展的新趋势，新的历史条件为小城镇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城镇群将会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新单元。我国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城镇群，如珠三角城镇群、长三角城镇群、京津冀城镇群等(图2-25，表2-15)。为了建立合理的区域宏观经济体系，应逐渐跨越原来的各行政区域范围，进一步理顺城镇关系，从更大的经济社会区域来完善多层次、多核心的城镇发展格局，形成新的城镇区域空间形态——城镇网络化空间形态。

图2-25　全国城镇空间规划结构图

表2-15　2004年中国三大城镇群发展概况

注：表中括号内数据为占全国比重

研究发达地区的城镇群发展过程不难发现，网络化城镇空间形态的形成主要是由两方面内容构成的：一是交通运输构成了城镇群的物质网络，二是经济产业构成了城镇群的非物质网络。

交通运输是沟通城镇生产和流通的先决条件，因此，区域交通网络的建立是区域城镇群建立的基础。在各城镇及城乡之间建立紧密联系、方便快捷的网络化交通系统，便构成了城镇群的先导物质网络，借助这种现代化的网络组织，各城镇之间既可以沿相应的轴线进行产业布局，又可以开展分工合作，以增加区域城镇之间的相互联系。交通系统包括区域“大交通”和地方“小交通”，大交通主要是指联系区域的高铁、城铁和高速公路、国省道等交通干线，小交通主要是指区域内部的地方公路、快速干道系统。目前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大量资金的投入下，区域“大交通”的建设已日臻完善，网络化的格局正逐步形成，网络的密度正快速提高，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建设使得跨区域的交流合作得以实现，港口的开发和利用更使区域参与国际竞争、接轨世界成为了可能。与此同时，地方“小交通”的建设也突飞猛进，这里强调的是，要构建完善的城镇群空间格局，地方“小交通”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区域内城镇沟通内外的保障与通道，因此，建立覆盖整个区域的高密度快速路网，构建“小交通”网络，可以拉近各城镇与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的距离，对城镇腹地的扩大发展有着重大的导向和助推作用，并能为区域边缘的小城镇提供均衡发展的机会，从而提高城镇群的整体发展水平。

在交通网络的支持下，城镇之间的物资流、人才流、资金流、信息流等便可以打破行政地域壁垒，在区域范围内流动和交汇，形成有序开放的市场，以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构成城镇群的非物质内在网络。经济产业网络的建立可以改变目前存在的产业结构雷同、地区经济割据、重复投资建设所导致的分割化空间形态，促进区域内城镇的分工合作、依托牵引，形成错位竞争和优势互补的协同性空间，提高整个区域的经济产业实力和竞争力。

在上述内外两层网络的构筑下，城镇群空间得以形成。但城镇群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因为城镇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体，包含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在区域空间整体中，每个城镇一方面都作为一个小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挥着综合职能作用；另一方面又是整个大区域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某一方面的中心，发挥着其独特优势的职能作用。因此，城镇群网络是一种高级化的均衡系统，不是单单依靠某一中心带动其他城镇发展，而是城镇之间的互惠互利，协作共生，所以城镇群不可能是单中心的网络化，而必然是多中心的网络化；同时，在城镇群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会形成若干较高等级的中心，它能够通过自身的极化效应吸纳周边的优质资源集中配置，形成城镇群中的领头羊，引领区域城镇群的发展。

以长三角城镇群为例，2010年5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规划指出长三角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经济实力雄厚，科技文化发达，城镇体制完善，具备了跻身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未来要充分发挥上海的龙头作用，努力提升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宁波等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全面加快现代化、一体化进程，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形成以国际大都市上海和南京、杭州等5个区域性中心城市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的网络化城镇系统，努力打造成为我国最具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规划提出要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增强县域经济实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空间集约利用；依托现有产业基础，重点培育一批工贸型小城镇，发展一批交通节点型小城镇，打造若干国内外知名度较高的旅游型小城镇；将有条件的重点中心镇培育成为小城市。规划明确了城镇发展与城乡统筹、产业发展与布局、自主创新与创新型区域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与布局、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与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对外开放与合作8个方面的发展方向和重点任务，这是进一步提升长三角城镇群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大决策和发展战略(图2-24)。

2) 小城镇沿区域发展轴逐渐形成高密度的城镇连绵带(区)

在城镇群空间网络体系中，总有若干自然和物质要素成为引导区域城镇群空间形态发展的轴线，其中最重要的是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和区域共有的自然资源。

区域基础设施对区域城镇群空间形态的发展引导一般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基础设施是区域空间形成的基本要素：交通干线的建设奠定了区域空间结构形成的骨架，动力能源系统、给排水系统、电力电信系统规定了区域空间内的能源流、水资源流和信息流的流量和流向，从而完善了区域空间骨架的建设。这四大基础设施系统往往具有高度的空间走向一致性，形成区域的基础设施走廊。如苏锡常地区，将在未来的区域城镇群体空间中重点建设四条基础设施走廊，即沪宁线基础设施走廊、沿江基础设施走廊、苏嘉杭基础设施走廊和澄锡杭基础设施走廊(图2-26)。其次，基础设施能引导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因为基础设施的公共属性和服务功能使其对经济活动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所以能引导区域第二、三产业沿基础设施走廊重新布局，并吸引新增投资，在基础设施沿线形成新的城镇腹地，最终使区域基础设施走廊成为区域发展轴，沿线成为高密度的城镇连绵带。

图2-26　苏锡常都市圈基础设施走廊规划图

区域共有的自然资源对区域城镇群空间形态的发展引导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与基础设施一致，是城镇群发展的物质基础，应该为区域服务和共享，而且自然资源还具有独特性的优势，发挥和利用好这种资源，就能提高区域整体的竞争力，因此自然资源沿线也会成为城镇密集区，引导城镇空间形态的发展，如苏锡常地区的沿江、沿太湖地区小城镇的集聚发展。另一方面，自然资源对区域城镇群的空间发展有制约作用，这种制约并不是一种阻碍，而是对区域整体的空间管制。自然资源特有的生态性、有限性、敏感性能及时反映出城镇发展的问题，避免城镇对自然资源的过分侵蚀和城镇空间的无度扩张，并能加强区域城镇之间的合作，如苏锡常地区在经历过太湖污染造成的严重损失后，已经开始充分重视这个问题，从区域整体出发，保护太湖，保护区域内其他共有的自然资源，为区域城镇群空间的可持续发展而协同合作(图2-27)。

图2-27　苏锡常都市圈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图

3) 小城镇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实现空间形态的多元化与最优化

从发达地区城镇群区域一体化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各地仍然存在着较多的“行政+市场”的体制模式，成为小城镇发展的瓶颈。当然，这并不是说行政干预是没必要的，即使是在完全市场化的发达国家，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等重大问题也不是市场能解决的，必须通过政府行政行为或法定地位加以调控；但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而来的，在运行中会不自觉地带有较多计划经济的观念和色彩，使得小城镇在行政体制的制约下难以实现区域一体化。首先，小城镇作为独立的行政实体，无论其规模大小，都五脏俱全，功能求大求全，发展以自我为中心，导致小城镇为了提高自身的区域地位，盲目追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自成体系，有的甚至严重脱离实际和现实，大搞“运动”式城镇建设，造成了土地、资金的巨大浪费和公共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与分散布置。其次，小城镇之间的封闭型竞争关系使得经济要素的流动和资源配置都局限在各个小城镇内部进行，导致了产业发展水平低、资源争夺和环境污染问题。而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等恰恰需要城镇之间的互相协调和合作，产业优化升级也需要区域整体的引导和安排。当前的经济发展事实表明，经济发展的动力主体将逐步从以政府为主向政府、企业、个人等多元化方向发展，地方利益的主体意识将受到削弱，投资的区位选择将可以突破行政界限，这为区域整体的协调发展创造了可能，也将成为必然的趋势。因此，首先必须要从区域整体发展的高度对各城镇之间的恶性竞争做出限制，将整个区域引导成为完全开放的合作型市场，形成个体之间有序竞争的整体空间体系；然后在合理的地域分工指导下，各城镇通过功能区组织、产业分工定位、交通体系构建等手段顺利完成城镇空间的整合优化；最后，要积极推进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区域一体化的实施奠定重要的物质基础。

如昆山市，2002年版的总体规划突破了传统的城镇体系规划概念，建立了全新的片区概念。片区主要是围绕经济产业共性，根据区域交通干道、乡镇行政界线、自然地形地貌等划分的，具备承担一定区域功能并相对独立的空间地域。根据这个原则，市域划分为七大片区：中心城综合片区、北部片区、东部片区、吴淞江工业园片区、中部生态农业片区、阳澄湖休闲旅游片区、南部水乡古镇旅游片区(图2-28a)。2009年版的总体规划根据市域城镇发展情况和空间利用现状，调整了片区划分，将市域空间整体划分为三个片区：中部中心城市集聚发展片区、西北部阳澄湖休闲度假片区和南部水乡古镇旅游片区(图2-28b)。目的是将有限的土地资源主要集中于中心城，放大中心城区范围，加强中心城功能，促进城市空间的集约发展。

(a) 2002年版

b) 2009年版

图2-28　昆山市域城镇片区划分的调整

在本阶段，各级地方政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明确政府职能，发挥好政府的调控作用，既要落实好国家各项宏观政策，又要对各城镇的投资建设加以引导和协调，对区域共同的发展事务统筹安排，促进区域整体的协调发展。

当然，区域一体化是区域空间结构、社会经济关系乃至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而不是要求空间形态的一致化，相反，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前提下，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种因素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复杂，所以城镇空间形态应该是多元化的。区域一体化应该强调和重视的是在区域中的城镇应该最大限度地在一体化背景下进行空间组织的优化调整，以有利于其自身和区域的协同发展。

2.5　小结

2.5.1　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演变规律

1) 空间形态的发展阶段、形态模式及其演化和形态特征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有规律地由低级向高级、由单一向复杂演变，其发展过程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历程是相匹配的。由于全国经济格局的阶段性变化对地区发展带来了根本影响，因此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规律性。总结60多年来小城镇的发展历程，发现其区域空间发展经历了离散、极化、扩散三个阶段，未来将向均衡阶段发展；其形态模式从点状零散型向单中心向心型、多中心多核型、多中心网络型方向发展演化(图2-29，表2-16)。

图2-29　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模式及其演化图

2) 影响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因素

研究表明，影响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因素主要是交通、经济、自然地理3个因素(表2-16)，这些因素主导了形态的模式和演化的过程，对发展具有强有力的引导作用。政治政策、文化、社会等要素对区域小城镇的空间形态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图2-30)。

表2-16　区域空间形态的发展阶段、形态模式、形态特征和影响因素表

续表2-16

图2-30　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影响要素重要性演化图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各要素对区域空间形态发展演化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其中，交通从一般要素上升到最具影响力要素，说明其在空间形态的发展中逐渐上升为决定性的影响要素；自然要素从最重要因素下降为一般要素、再渐进上升为比较重要因素，说明人类对空间的利用经历了从对自然的依赖、破坏，再到对自然尊重的可持续发展的过程；社会、文化要素的影响系数基本稳定，说明其是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演化的基础性影响要素。

3) 我国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地区差异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刚刚起步，生产力水平低，在计划体制的严格控制下我国小城镇规模甚小，散点分布，孤立发展。

改革开放后，新的经济政策使得小城镇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成为城镇化进程的主导力量，并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但由于发展条件不同，东、中、西部小城镇的数量、规模、空间发展差异开始明显，全国小城镇进入了非均衡发展的阶段。东部地区小城镇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中西部，城镇的用地和人口规模也远大于中西部。整体而言，从东到西，小城镇的密度变小，集聚功能变弱，其他如城镇建设、产业水平、设施配置等也都如此，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的趋势。地带之间的城镇差距说到底其实就是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差距，东部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历来是我国的农业发达区域，当中西部地区农民还埋头于农业劳作时，东部农村已经开始利用农业剩余创办社队工业了。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沿江等地区成为国家的开发重点，在众多优惠政策的引导下，大量资金、人力、资源等流向东部地区，为小城镇工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资金短缺、交通落后，使得工业起步阻碍重重，因此不同地带间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差距慢慢拉开。

经济社会的发展差距直接影响到城镇的发展建设和空间格局。从区域空间形态发展的四个阶段来看，我国东部大部分地区处在区域城镇空间形态的扩散或均衡阶段，中心城市的辐射影响力正迅速带动区域小城镇的发展，并通过发达的交通系统建立起区域一体化的网络；而广大中西部地区，除了极少量发展基础较好的省会或都市周围地区的小城镇进入了扩散阶段外，大多还处在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的离散或极化阶段，主要是因为中西部地域辽阔，中心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数量太少，综合实力不强，其中有些城市一直都是发展国家政策扶持的国防和能源材料工业，难以带动小城镇的工业发展，加上中西部部分地区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所以城镇发展停滞不前，空间形态只能停留在离散发展的阶段。

国家已充分认识到地区的差异化问题，也在积极探索东西部协调发展的途径。总体来说，各地区应认清形势，结合实际状况，走适合自我的发展之路。东部地区已形成多个城镇密集区，显现出区域网络化的空间形态，很多小城镇已达到了相当的人口和产业规模，成为区域新的增长点，这些小城镇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向小城市和中等城市迈进，成为东部城镇新的中坚力量；除了城镇规模和数量的增加，东部地区更重要的是注重城镇质量的提升和区域内城镇间的有机协调，以利于区域整体的空间优化和发展。中西部地区则应该抓住国家中西部大开发的机遇，以长江经济发展轴为突破口，打通与东部地区的经济联系，接受东部地区的产业和技术转移，使我国生产力布局顺利由东向西推进。在中西部的一些城镇密集区，小城镇受中心城市的扩散效应，具有一定的发展基础，这部分小城镇应该加大与中心城市的产业关联，逐步积累实力，扩大规模；而对处于城镇密度低，主要服务于农村地区的小城镇而言，无法接受到大城市的辐射，外部的推动力小，只能通过增强内在的发展力量，才能有所发展，因此，可以选择与本地农业发展水平相关联的工业，走为现代农业服务的工业化发展之路。总之，在未来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协调东西部差异化带来的问题，特别要对西部小城镇的发展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帮助，使其推进和带动西部大开发，使全国各地区共同步入城镇化发展的新阶段。

2.5.2　典型案例

1) 江苏省昆山县(市)

(1) 区位与交通

昆山东依上海，西邻苏州，水陆交通便捷，京沪铁路、沪宁高速、312国道和苏州绕城高速、苏沪高速、苏昆太高速穿越而过，吴淞江、娄江东流过境(图2-31)。

图2-31　昆山市区位图

(2) 行政区划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昆山县先后设置过6个区、10个区、7个区、8个区、5个区。1956年撤区并乡，划为5镇17乡；1958年4月调整为2镇15乡，同年10月，实行政社合一体制，辖13个人民公社；1963年调整为21个人民公社、3个县属镇；1983年改为20个乡、3个县属镇；1995年设20镇、1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至2004年底，昆山全面完成乡镇撤并工作，设10个建制镇、1个国家级开发区；2009年12月，全市辖巴城、周市、陆家、淀山湖、张浦、周庄、锦溪、千灯、玉山9个镇及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花桥经济开发区。

(3) 人口与用地

2010年末，昆山市辖区总面积931.51 km2、户籍人口71.13万、外来暂住人口121.26万(表2-17)。

表2-17　2010年昆山行政区人口及土地情况表

续表2-17

(4) 经济发展

201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100.28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9.40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1345.86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735.02亿元(表2-18、表2-19)。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14.45万元(按常住人口计算)。

目前，昆山的产业特点是：

① 形成了电子信息和现代装备制造两大基础性支柱产业，拥有软件、集成电路、平板显示、计算机及网络设备、通信等五条电子信息产业链，模具、工程机械(特种车辆)、数控设备、新能源装备等四条装备制造产业链。

② 抢占新兴产业发展先机，重点发展光电、新能源汽车、可再生能源、碳素材料、高端装备、智能电网、机器人、小核酸、软件和服务外包，以及物联网等新兴产业。

③ 打造现代服务业发展高地，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在金融服务外包、区域总部、软件服务、三四方物流、展示展销等领域取得重点突破。

④ 形成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特色，推进高产粮油、特色果蔬、特种水产、花卉苗木建设。

昆山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转变的“农转工”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变的“内转外”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转变的“散转聚”阶段和 2005年后由注重经济发展向经济社会协调共进转变的“低转高”阶段。

表2-18　1978—2011年昆山市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万元)

续表2-18

表2-19　2010年昆山各镇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单位：万元)

(5) 空间发展与形态演化

昆山县(市)域小城镇的空间发展与形态演化见表2-20。

表2-20　昆山市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

续表2-20

2) 江苏省吴江县(市)

(1) 地理区位

吴江市(2012年9月改为苏州市吴江区)位于江苏东南部，东接上海青浦区，南连浙江嘉兴市和桐乡市，西临太湖，北靠苏州市吴中区，东南与浙江嘉善县毗邻，东北和昆山市接壤，西南与浙江湖州市交界(图2-36)。全市总面积为1176.68km2(不包括所辖太湖水面)，辖9个镇和2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市人民政府驻松陵镇。作为江苏省南大门的吴江，紧邻中国最具实力的上海市和最具活力的浙江省，区位优势独特。

图2-36　吴江区位图

(2) 行政区划

1949年解放后，吴江县先后分设过8个区、10个区、9个区、5个区。1957年撤区并乡，设23个乡、7个县属镇；1958年全县农村成立20个人民公社，1962年又增设3个人民公社；1983年恢复乡镇建制，设7镇、22乡，黎里镇与黎里乡合并；1985年又有5个乡镇合并；1987年起各乡陆续撤乡建镇；1992年吴江撤县建市，设18镇、5乡；到2000年，吴江市辖21个镇；至2004年，全市全面完成乡镇撤并工作，设松陵、盛泽、同里、震泽、黎里、平望、芦墟、桃源、横扇、七都10个镇；2006年，芦墟与黎里两镇合并，成立汾湖镇；2012年1月，横扇镇并入松陵镇。

(3) 交通

目前，吴江市苏嘉杭高速公路、227省道、230省道、京杭大运河和松盛线、苏震桃、苏同黎公路纵贯南北，沪苏浙高速公路(吴江段)、苏州南绕城高速、318国道、太浦河和同周线、横汾线公路横穿东西。干线公路网架和京杭大运河、太浦河两条黄金水道，构筑了吴江与周边大中城市的快捷交通网络。 市镇以上公路密度每百平方千米180km。

(4) 人口与用地

2010年吴江总人口79.72万人，其中，松陵、盛泽两个城区镇的户籍规模均超过10万人，加上外来人口，两镇的人口分别达到25万~30万左右；各镇的户籍人口与用地情况见表2-21。相关统计数据表明，2005年吴江的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总体相当，城镇化水平比较高(表2-21、表2-22)。

表2-21　2010年吴江城镇人口、用地、经济情况表

表2-22　2005年吴江人口构成情况　(单位：人)

(5) 经济与产业

2010年吴江国内生产总值1003.39亿元。其中第一产业27.04亿元，第二产业605.1亿元，第三产业371.25亿元(表2-23)。已形成三大支柱产业：丝绸纺织、电子信息、电缆光缆，三个特色产业：缝纫机、彩钢板、羊毛衫，以及电梯制造、汽车配件、环保机械、日用化工等一批成长型产业。集群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使吴江赢得了“电子之城”“电缆之都”的美誉，形成了水乡古镇——同里，中国绸都——盛泽，中国麻纺集群产业基地——震泽，中国毛衫名镇——横扇，江苏服装名镇——桃源等名镇，形成了“一镇一业”的区域集群板块经济；松陵、盛泽、汾湖等镇的国内生产总值大大超过100亿元(表2-24)。

表2-23　吴江国内生产总值情况表　(单位：万元)

续表2-23

表2-24　2008年吴江各镇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单位：万元)

(6) 空间发展与形态演化

吴江县(市)域小城镇的空间发展与形态演化见表2-25。

表2-25　吴江县(市)域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

续表2-25

【注释】

[1]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建镇标准的报告》的通知[Z].1984-11-22．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Z].2010-10-18．

[3]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Z].2003-10-14．

[4]②　国务院．2010.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2009—2020)[R]．

[5]国务院．2010.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2009—2020)[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