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方式转变

5　小城镇空间形态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对区域、镇(乡)域、镇区三个层面对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分析研究，可以发现小城镇空间形态的演变是具有阶段性和发展规律的，政治政策、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地理、交通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城镇空间形态的发展演化。从实质而言，它是一种复杂的人类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交织作用的物化，是在特定的建设环境条件下，人类各种活动和自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反映，是技术能力与功能要求在空间上的具体表现^[1]。

因此，为了进一步认识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演化的基本规律，本章从政治政策、经济、社会、文化、自然地理、交通等6个方面来探讨各个影响因素与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深层结构关系。

5.1　政治政策因素

政治政策是小城镇发展变化的动力和保障，是国家及地方政府对小城镇建设的计划调控，也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措施保障小城镇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政治政策因素调控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引导、规范小城镇建设中的空间发展行为，从而影响小城镇的空间形态。影响小城镇空间形态的政治政策因素中主要有行政区划调整、规划引导、国家政策、法规制度四个方面。

5.1.1　行政区划调整

行政区划的调整就是空间的调整。一般情况下，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特别是城镇化进程加快；二是原有行政区划设置不合理；三是源于我国行政体制特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历了多次行政区划调整，对小城镇的空间形态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 20世纪50年代的乡级行政区划的调整

建国初期，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以及对乡制管理体制的认识不足，先将规模大的乡划小，继而又把小的乡进行合并，之后又进行多次的调整变更。在这个时期，由于机制、体制的原因，小城镇的发展缺乏动力，除了县城镇以外，一般小城镇的发展十分缓慢，空间形态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从区域层面看，反复的乡镇撤并、分立及体制变革，造成小城镇的数量起伏不定，导致区域小城镇的体系混乱、职能不分、功能不清、分布不合理，是造成区域小城镇形成“点状零散”空间形态的主要原因。从镇(乡)域层面看，如此反复的行政区划调整，遗留了较多的镇(乡)政府所在地，导致了后来镇(乡)域辖区内集镇数量多、规模小、质量低的状况，是镇(乡)域小城镇呈现“多集均布零散型”空间形态的主要影响因素。

2) 20世纪80—90年代的乡镇建制恢复和撤乡建镇、撤地设市

为适应改革开放后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1982年，中央决定撤销人民公社体制，恢复乡体制；撤社建乡工作从1983年全面开展，到1985年全部结束。在撤社建乡过程中，经济条件好，特别是工商业发达的地方则撤社建镇，使全国建制镇数量有所增加，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入乡镇从事非农劳动，小城镇人口规模扩大。

为激励小城镇的发展，1983年国务院批复了《关于调整建制镇标准的报告》，放宽了设镇标准，确立了撤乡建镇的新模式，实行镇管村体制。从区域层面看，全国建制镇数量剧增(表1-7)，其中1979年至1982年建制镇数量小幅波动，而至1985年底建制镇数量比1982年增加了近三倍，达到7511个；同时，由于镇管村的新体制打破了城乡割据的局面，城镇与乡村交流恢复，推动了小城镇用地规模和人口规模的扩大。通过撤乡建镇，使原有经济基础好，特别是工商业发达的小城镇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并逐步成为区域发展的中心，县域小城镇的体系结构开始逐步构筑。从镇(乡)域层面看，镇管村体制确立了城镇在镇(乡)域的行政地位，促进了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和第二、三产业在城镇优先建设和集聚，从而带动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和人口向城镇聚集，小城镇逐步发展成为镇(乡)域内的核心。

为了充分发挥城市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实现以中心城市的优势地位带动所在地区的县乡经济发展，克服领导机构层次重叠等弊端，20世纪80年代全国开始广泛推广撤地设市，实现市管县体制。从1982年开始地区体制改革以来，全国地区数量由1982年的170个减少到2000年的65个。从区域层面看，城市的“中心地”职能得以发挥，城市与小城镇的关系得到加强，带动了小城镇的发展，推进了多元向心(中心镇、县城、城市)发展的空间形态模式；城镇规模和数量都有所提高，位于中心城市周围的小城镇因接受辐射较多而发展迅速。

3)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乡镇辖区的调整

20世纪90年代后，小城镇迅速壮大，经济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乡镇规模小、人口产业集聚慢、经济辐射范围小、乡镇体系不完善、产业同构严重、公共基础设施水平低、乡镇行政机构臃肿及运转成本高等因素，急需进行区域协调，以便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统筹发展。因此，实施乡镇合并、扩大行政区划范围十分迫切。在20世纪末前后，全国开始进行乡镇的撤并工作。

从区域层面看，乡镇撤并导致乡镇数量减少(表5-1)，从2000年以来乡镇数量逐年递减，2006年底乡镇数量缩减至33388个。撤并带来了城镇规模的扩大，区域内城镇等级层次逐渐清晰，从而改变了原有小城镇“多、密、小”的均质分散状态。行政辖区的调整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完善了城镇体系，促进单中心、多中心空间形态的形成。

从镇(乡)域层面看，乡镇撤并使镇(乡)域辖区面积以及人口规模扩大，使乡镇发展可以在较大的范围内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进行生产要素的统筹安排，实现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优势互补。乡镇撤并可以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规模经营，促进农业产业化；使得在辖区范围内可能有多个具有中心功能的镇区，多个不同业态的工业园、产业发展区，通过整合或重构，可以实现功能完善、产业升级、空间优化。因此，乡镇的撤并，促进了乡镇域辖区内多核多功能区空间形态的形成。

表5-1　三大地带2000—2006年全国乡镇数量变化情况

以张家港市为例。2000年以来，张家港市进行了多次行政区划调整，特别是2003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撤乡并镇工作。表5-2反映的是2003年行政区划调整前后张家港市镇域面积及人口的变化情况，资料显示出各城镇镇域面积增加幅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是由于撤乡并镇中将重点镇保留所造成的；但总体来看，各城镇镇域面积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镇域人口增幅均超过了100%，凤凰镇、塘桥镇人口增长率更是达到了700%。行政区划的调整直接导致镇域人口与用地的大规模扩张。

表5-2　张家港市镇域人口及面积变化情况

从镇区层面看，乡镇撤并使小城镇镇区面积和规模扩大(表1-8)。在2002年之前全国镇均用地面积以3.69%的平均增长率逐年递增，经过2003年全国大规模的撤乡并镇后，2004年镇均建设用地面积增长幅度达到13.67%，这说明在撤乡并镇后镇区面积迅速增加，镇区的空间组成单元、功能得到增加和丰富。通过资源、产业、功能、环境等方面的整合，第二、三产业得到优化发展，设施逐步完善和提高，从而推进了多中心组团式空间形态的形成。

5.1.2　规划引导

规划是引导空间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手段。小城镇规划主要是以所在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为指导，以小城镇的区域职能分工和城镇发展定位、产业发展方向为依据，确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不同等级规模和职能分工的城镇空间分布以及发展规划。目前，我国有关小城镇的规划主要是由区域(省域、市域、县域)城镇体系规划、镇(乡)域镇村体系规划、镇区总体规划三个部分组成。这些规划直接影响了县(市)域、镇(乡)域、镇区三个层面上小城镇的空间形态，具体来说，如城镇体系规划、镇村体系规划均涉及布点规划来确定镇以及村的空间分布，通过小城镇的职能分工来调控不同区域范围内城镇的产业布局，由小城镇建设用地布局来引导小城镇的扩展方向，其中的综合交通规划、基础设施规划、防灾减灾规划等也都对小城镇的空间形态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空间管制规划，划定了城镇适宜建设地区、限制建设地区和禁止建设地区，对空间形态的引导作用更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划定了小城镇空间发展的基本框架。

建国以后，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小城镇发展经历了长达35年左右的“无规划”时期。由于规划的缺乏，导致小城镇空间发展的无序和混乱。从区域层面看，无规划导致小城镇的空间体系模糊、规模等级无序、职能不明、分布欠合理；区域的重大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未能进行统筹安排，导致后来的发展建设中普遍存在大拆大建、重复投资、环境污染等问题，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从镇(乡)域层面看，小城镇沿着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自发生长，住宅建设、产业园区选址、社会服务设施布局等方面缺乏整体考虑，呈分散、无序的发展状态，易造成使用不便，无法发挥作用等问题；甚至有些选址不当，造成重大环境灾难，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等。从镇区层面看，由于没有经过“先规划、后建设”，往往是个别领导的圈地建设，镇区总体处于随机的无序发展、缓慢的自发建设状态，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建设思路，造成镇区的道路系统、功能布局紊乱等问题。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大都市地区，由于城市中心区规模的限制，扩展成本高、难度大，同时为了解决市区过于密集的人口以及布局不合理、基础设施差等问题，尝试在周边建设卫星城镇。为了有序地发展这些卫星城，在建设之初开始尝试卫星城规划。以上海为例，1956年，上海规划建设管理局选择了闵行、吴泾、松江、安亭、嘉定五个点开建卫星城作为工业区，进行了卫星城的总体布局规划和详细设计。其中，闵行卫星城是最早开始规划建设的，按照以机电工业为主进行规划，城区规划分为工业区、生活区和卫星城中心三个主要功能区，并以棋盘式布局的道路网串联各个功能区；同时，规划建造了铁路支线连接沪杭线，以方便货物运输。早期细致和超前的规划为闵行地区之后的有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闵行新城总体形成多组团、多功能的空间形态(图5-1)，利用莘奉金高速公路、机场高速公路和春申塘河道、闵吴(闵行-吴泾)铁路支线等自然与交通线分隔，形成以沪闵路、七莘路为两大发展轴线，江川、紫竹、马桥旗忠、梅陇吴泾、颛桥以及莘庄主城区为中心的六大组团，集居住、教育科研、现代服务业、体育为一体的四大功能区。由于规划先行，发展比较有序，避免了在以后的发展中大拆大建的现象。

图5-1　闵行新区2006年总体规划图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小城镇的进一步发展，规划逐步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达地区的部分乡镇由于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开始进行小城镇规划；同时，一系列有关小城镇规划的法规、技术规范和标准也相继出台，如《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1993)、《村镇规划标准》(1993)、《建制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1995)等有关文件中提出了村镇体系、镇规划区等概念，明确了村庄、集镇、城镇总体规划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1994年，国家建设部开展了“625试点工程”，即在辽宁海城、山东荣成、江苏锡山、浙江绍兴、福建福清、广东顺德的6个“乡村城市化试点”县(市)，襄樊、南阳两个小城镇建设试点地区和500个左右试点小城镇。对试点县(市)、试点地区、试点镇的规划提出了内容完善、符合形势、规划深化的具体要求，并定期进行试点镇规划评比活动，这标志着规划在小城镇建设发展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如表5-3，到1999年末，全国累计编制镇(乡)域总体规划39555个，占镇(乡)总数的85.91%；累计编制建制镇调整完善规划15480 个，占建制镇总数的89.29%；小城镇普遍进行了规划编制。同时，小城镇规划也成为国家干预小城镇建设的主要手段及考核小城镇科学发展的主要指标。通过规划有效地引导城镇空间的科学配置，合理确定小城镇的选址、发展方向、规模和功能分区，统筹安排各项配套设施建设，从而促进了小城镇空间形态的有序发展。

表5-3　相关年份小城镇规划编制情况表

如昆山市淀山湖镇。1996年，昆山市淀山湖镇总体规划将城镇发展定位为现代化绿色生态镇。规划在镇域范围内形成“一轴四区多绿环”的城镇发展格局(图5-2)。以镇域两条主干道构成的L型主轴将镇区、工业配套区、生态农业示范区和度假区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既相对独立又有联系的整体。保护周围湖泊和河流水系，形成水体、绿地、农田与产业开发的良性循环。淀山湖的城镇建设基本按照规划执行，小城镇发展良好，在发展过程中未出现大拆大建的现象。从淀山湖镇总体规划的实施可以看出，城镇规划通过定位小城镇的性质，结合城镇的实际情况，确定城镇的发展走向、用地布局、配套建设等，进而引导空间有序发展，对城镇空间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图5-2　昆山市淀山湖镇总体规划(1996—2010年)—— 镇域功能分析图

当然，由于当时规划学科的局限性，部分规划也存在诸多问题，如按照城市的模式编制小城镇规划；背离小城镇的现实状况，在图纸上是漂亮的蓝图，但在现实中却难于实施；过分注重城镇空间外部景观的设计或者只是生搬硬套一些大城市的规划理论，而忽略了各个城镇的具体情况，没有做到“因地制宜”，忽略了地区文化、地域环境，从而将城镇的空间发展引向错误的方向。但总体来说，规划对小城镇建设的有序进行作用巨大。随着规划日益受到重视，其对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将越来越显著。

5.1.3　国家政策

国家政策主要是指国家颁布的影响小城镇发展的宏观政策，是政府干预城镇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为城镇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国家政策是关系到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重要因素。受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背景等国内外形势的影响，国家政策在不同时期会有所调整，对小城镇的发展会产生不同的影响。1949年来，我国小城镇的发展政策可以分为基本限制发展、大力鼓励发展、全面支持发展三个阶段。

1) 1949—1978年——基本限制小城镇发展阶段

建国初期，为了快速恢复战后严重受损的国民经济，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学会建设管理城市”的战略政策。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产业投资向资金密集型产业及大中城市倾斜，在农村实行了一系列发展和限制相结合的政策。同时，由于建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还处于摸索阶段，很多政策反复变化，使小城镇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城镇空间拓展缓慢。

由于国家的限制性政策控制，小城镇发展缺乏动力。从整体来看，这一时期城镇的数量、规模均无明显变化，小城镇呈现一种极其缓慢的发展状态。如表5-4所示，1978年以前全国建制镇人口规模小，增长速度缓慢。对比表中所统计的农村与镇辖区两组人口数据，可以发现1978年建制镇总人口是1954年的1.53倍，1978年全国农村人口是1954年的1.55倍，即建制镇总人口增长率低于农村人口增长率，小城镇人口低水平增长的状态，说明城镇经济萧条，集聚功能不断减弱。农村城镇化率也一直处于低水平徘徊的状态，1954年城镇化率为6.40%，到1978年下降至6.30%，农村城镇化率不升反降反映了改革开放前我国小城镇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状况。

表5-4　1978年以前我国主要年份农村城镇化率

如表5-5所示，这一时期，全国建制镇数量逐年减少，到1978年建制镇数仅剩2173个，县城数为2138个，相当于平均每县仅有1.02个镇，而这些建制镇80%以上都是县城镇。对比建制镇数与建制镇人口这两组数据可以发现，1978年每个建制镇辖区平均人口数约1.87万人，这说明建制镇规模很小，难以构筑合理的小城镇空间形态。

表5-5　1978年以前主要年份的县城、建制镇数和人口数

2) 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大力鼓励小城镇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国家开始重视小城镇的发展，颁布了许多鼓励小城镇发展的政策。1978年，第三次城市工作会议确立了发展小城镇的战略；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会议明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的方针，等等。一系列促进小城镇发展的战略政策相继出台(表1-9)，使小城镇发展摆脱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

如表5-6所示，这一阶段全国农村人口以及建制镇人口规模较大，建制镇人口增长速度较快，农村人口逐渐下降。对比表中所统计的农村人口和建制镇人口两组数据，可以发现1995年建制镇总人口数是1982年的1.5倍，1995年全国农村人口数是1982年的0.99倍，即建制镇总人口增长率明显超过农村人口增长幅度。小城镇人口的迅速增长，说明了城镇经济社会的较快发展，集聚功能明显增强。

表5-6　1978年以后我国主要年份农村城镇化率

表1-7相关数据表明，积极有效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乡镇的发展。从区域层面看，部分乡镇获得了较好的培育，建制镇数量有所增加。从镇(乡)域层面看，在吸引了大量工业企业在小城镇落户之后，人口逐渐向具有一定优势的小城镇集聚。从镇区层面看，乡镇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城镇规模迅速扩大。

虽然绝大多数小城镇在国家政策推动下都得到了较快较好的发展，促进了空间形态的发展演化；但中西部地区的有些小城镇由于资源、技术、经济、交通等发展准备条件严重不足，众多政策效应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调控和引导作用，发展十分缓慢。

3)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全面支持小城镇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小城镇发展对我国城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为了缓解大城市发展出现的一些矛盾，国家对小城镇发展的重视度进一步提高，不仅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小城镇发展的政策，还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小城镇建设。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确立了小城镇建设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地位，提出小城镇加快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大力增强基础设施建设，使之满足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磁极的要求。同时，国家提出小城镇发展要从单纯追求数量增长转变到提高质量和水平的轨道上来，从而使小城镇建设进入了健康发展、屡创新高的阶段。

这一阶段，小城镇在政策和资金的双重支持下得到了迅速发展，空间形态的演化比较显著。从区域层面看，政府推动小城镇发展由追求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强调培育重点中心镇，提高城镇发展质量。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小城镇数量基本稳定，各城镇差异化发展显著，县城镇与部分中心镇优先发展，在人口规模和空间规模上进一步扩大，并在城镇建设管理、公共服务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逐步提高水平，使得城镇规模、等级、职能层次更加清晰，县城镇、中心镇的核心作用更加显现，促进了多核多中心空间形态的形成。此外，在宏观政策支持下，资金、技术、人口等各种要素涌入小城镇，城镇在多种外因的作用下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从镇(乡)域和镇区层面看，重点中心镇以点带面促进周边城镇协调发展，乡镇产业基于区域层面进行综合定位和合理布局，各类基础设施共建共享，逐步形成功能互补、设施共享、空间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的态势。

表5-7反映的是江苏省重点中心镇用地及人口的发展情况：2002年底，江苏重点中心镇平均镇域面积为79.2 km2、人口5.3万，分别比1999年增加了56.5%和39.5%；镇区建设用地平均面积为3.77 km2、人口1.67万，分别比1999年增加了53.3%和59.1%。这些数据表明在较短的几年内，重点中心镇发展迅速，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集聚人口及产业的能力进一步加强。

表5-7　江苏省重点中心镇用地及人口发展情况

5.1.4　法规制度

法规制度是国家以法律形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其中与小城镇发展有关的制度主要包括户籍管理制度、土地制度、规划设计的建设法规等。户籍管理等制度不直接作用于城镇的空间发展，而是通过人口集聚、经济发展对城镇的空间产生影响；土地、规划设计等建设法规，则是直接作用于小城镇的空间形态。

1) 户籍制度

1958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确立了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到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我国一直实行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制度。自20世纪80年代起，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拉开了帷幕，国家陆续出台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表1-11)，持续数十年城乡人口流动的制度壁垒被打破，促进了小城镇规模的扩大，对空间形态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户籍管理制度的日渐松动，大力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小城镇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地域性规模人口向小城镇迁移的现象已非常普遍，尤其是向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小城镇迁移更为明显。如表5-8所示，江苏省昆山市各镇外来人口规模庞大，所占比例极高，平均超过了50%；周市等4个城镇的外来人口数远远超过户籍总人口；如陆家镇2005年总人口为82086人，其中户籍人口30292人，而外来人口高达51794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63.10%，是户籍人口的1.71倍。

人口的大量涌入扩大了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和消费市场，同时吸引了大量服务性人口进镇居住，从事商业贸易、餐饮服务等第三产业，形成了人口城镇化的良性循环。城乡隔离壁垒的打破不仅为小城镇带来劳动力和资源的流通，更重要的是承接了大城市的产业转移，因此人口城镇化的同时获得农村工业化，带来了小城镇空间结构的变化。从镇区层面看，一方面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导致镇区内居住用地及配套设施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镇区原有居住区零乱，配套设施不齐全，而人们的居住要求有所提高，从而推动了城镇现代居住区的形成。由于镇区空间的有限性，以及居住区对用地规模、居住环境的要求，促使用地外延式拓展；此外，工业向小城镇的转移或集聚加速，特别是工业小区的形成，使镇区内建设用地增加、规模扩大，从而影响了小城镇镇区空间形态的演化。

表5-8　昆山市外来暂住人口情况表

2) 土地使用制度

在计划经济时代，城镇土地的使用实行的是一种无偿、无限期、无流动的制度，使得土地价值不能得到显现，土地利用效率和效益低下，造成土地要素配置不合理，资源严重浪费。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对城镇土地使用制度进行了改革(表1-12)，将市场机制引入城镇土地的使用，为城镇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从区域层面看，城镇土地制度改革将土地放入流通领域，土地价值得到量化体现，大批小城镇通过土地开发迅速发展，小城镇数量及规模均大幅度增加。据统计，1991—2005年，江苏省城镇建设用地增长量高达3 042 km2，其中城市新增建设用地占48.8%，县城占8.7%，小城镇占42.5%^[2]。

从镇域层面看，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推动非农业用地向集约化方向发展，改变企业分散发展和人口分散居住的状况，促进“工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城镇集中”，从而形成工业区、居住区、现代农业区等。同时，由于工业区、居住区等对用地规模、环境的需求，城镇用地以功能区或新区的形式向外扩展，促使镇域内形成多个功能区。

从镇区层面看，城镇土地使用制度的规范化，促进了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抑制了镇区的无序扩张。当镇区周围是非农业用地属性时，建设用地可以在原有基础上采用圈层式或轴向等方式扩张，形成团状蔓延式或串珠状轴向发展的空间形态；而镇区周围的土地是农业用地属性时，镇区的圈层扩张被打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摊饼式”的形态发展，从而影响空间形态的发展。另外，由于土地价格较高，镇区在扩张的基础上，还要强调内涵式增长，表现为城镇中心区用地整合的“退二进三”现象，商业、办公、金融等服务业进一步向镇中心区集中。

3) 规划建设法规

目前，我国颁布的涉及小城镇规划建设方面的现行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1993年11月1日起施行)、《镇规划标准》(GB 50188—2007)以及其他国家和地方有关标准、规范等(表1-15)。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城乡规划相关法律、条例、标准、规范既是编制城镇有关规划的基础和依据，又是依法规范规划编制单位行为以及政府和社会公众对城镇相关规划制定和实施进行监督检查的重要依据。这些法规中有许多涉及或影响小城镇空间形态方面的内容和要求，对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发展有直接影响。

如《镇规划标准》中涉及的建设用地选择、各类用地的布局要求、人均建设用地指标等，均与城镇的空间形态直接相关。《镇规划标准》中把人均用地规模按镇村规模大小划分为特大型、大型、中型、小型四级(表5-9)，以规范人均用地标准。

表5-9　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分级 ^[3]

从表5-9可以看出：城镇规模越大，人均建设用地越少，更有利于节约、集约用地；反之，城镇规模越小，人均建设用地就越大，土地使用相对比较粗放。由于建设用地有限，而人口不断向城镇集中，因此，应进一步加大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力度，适度减少农村居民点用地，使居住向社区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从而推动土地流转和乡镇功能片区的形成，促进空间形态的构筑。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镇规划标准》等规定了不同情形下人均建设用地指标，直接确定了一定区域内建设用地的规模。从区域层面看，宏观建设用地面积指标分配时，一般是优先保证县城镇、中心镇、重点镇的建设用地需求，而对于规模小、经济基础薄弱的小城镇则可能会限制其建设用地的较大扩展，以有利于区域内县城镇—中心镇—一般镇的城镇体系结构的形成；从镇(乡)域层面看，镇、村建设用地的安排，将影响村庄的分布和镇区的发展；从镇区层面看，建设用地的指标，将影响功能区设置的数量、规模和布局，从而影响到各层面各阶段的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建构。

5.1.5　小结

政治政策对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贯穿城镇发展的整个过程。

通过区划调整，扩大城镇行政区域，推动小城镇规模化扩张，是实现城镇发展区域一体化的有效手段，它对小城镇空间形态影响是直接、显而易见的。

城镇规划作为一只“看得见的手”直接作用于空间形态，通过对城镇建设的引导与控制来保持城镇空间的合理配置，促使城镇空间形态发展演化更加合理有序。

政策制度致力于保持小城镇社会、政治、经济等的稳步发展，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影响着小城镇空间形态的演化。政策制度的安排是以弥补市场缺陷为出发点的，制定小城镇发展政策的目的，就是在于提供激励小城镇发展的机制，构建有利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这也应成为今后小城镇发展制度创新和政策选择的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发展的主体多元化，根本动力是“政府力”和“市场力”，且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健全，“政府力”对城镇空间形态的作用逐渐减弱，各种非政治因素的力量将逐渐主导城镇的空间发展。

5.2　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是小城镇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支撑小城镇稳步发展的基本动力。小城镇经济发展需要相应的空间支撑，空间发展需要经济增长作为推动力，经济发展是小城镇空间发展的内在本质，城镇形态是其内在经济发展的外在表现，二者是本质与外在表象的关系。经济因素中对小城镇空间形态产生重要影响的因子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产业类型等方面。

5.2.1　经济发展水平

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主要通过国内生产总值(GDP)、财政收入、人均GDP等指标来进行衡量。就全国来说，地区经济发展表现出非均衡性、差异性的特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地区之间的自然环境、发展基础、区位条件千差万别，发展的路径便有所不同，使各区域内小城镇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产生分异，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普遍存在。经济发展是城镇发展的物质基础，它通过影响小城镇的规模、功能、形态、环境、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等，推动小城镇的发展建设，影响其空间的组织格局，从而决定了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发展演化。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GDP与城镇发展关系的研究，发现城镇化、城镇空间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高度的相关性。随着人均GDP以及经济总量的增长，城镇空间发展会相应产生质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的累积引起城镇化率增长的阶段性变化，进而导致城镇人口和用地规模、空间形态的变化；二是经济增长促进了城镇产业转型和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突出表现为城镇服务功能的增强，以及居民对于环境、公共服务、住房等方面的要求提高，从而引起小城镇功能布局的调整与空间结构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高速增长，但地区间发展并不平衡，突出表现在东中西三大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依据经济发展程度，三大经济区域呈明显的由高到低的经济差距，这种经济差距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中也存在内在的映射。当前，我国东部大部分地区处在区域城镇空间形态的扩散或均衡阶段，中心城市的辐射影响力正迅速带动区域小城镇的发展，并通过发达的交通系统建立起区域一体化的网络；而在中西部地区，除了少量发展基础较好的省会或都市周围地区的小城镇进入了相对成熟阶段，大多还处于区域城镇空间形态的早期或中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滞后，使得城镇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较少，小城镇相对独立发展，县域内的小城镇以县城镇为中心向心集聚发展。

为深入探索经济发展状况与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内生关系，选择我国最具典型意义的江苏小城镇建设发展进行实证研究。江苏小城镇发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整个省域小城镇发展处于很高水平，但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较大的发展差异。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表5-10、表5-11)，小城镇人均GDP、GDP、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基本上呈苏南(包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辖区)、苏中(包括南通、扬州、泰州辖区)、苏北(包括徐州、连云港、宿迁、盐城、淮安辖区)地区“阶梯状”分布，这种差异分布也充分反映在区域小城镇的空间形态上(图5-3、图5-4)，与全省区域经济的分布特征十分相似，具有十分重要的典型意义。

图5-3　2003年江苏苏南、苏中、苏北地区小城镇分布图

图5-4　2010年江苏苏南、苏中、苏北地区小城镇分布图

表5-10　2003年苏南、苏中、苏北地区小城镇经济发展情况

2003年苏南地区的人均GDP为26353元(约合3184美元，按2003年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1美元=8.27人民币计，下同)，按照世行对于地区经济实力的划分标准(世界银行根据199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把不同国家和地区分为三类四种，具体标准如下：低收入国家：人均GDP 0美元—755美元；中等收入偏下国家：人均GDP 756美元—2 995美元；中等收入偏上国家：人均GDP 2 996美元—9 265美元；高收入国家：人均GDP 9 262美元以上^[4])，苏南地区属于中等收入偏上水平地区。该地区小城镇工业发展迅猛，人均GDP远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地区GDP总量占全省小城镇GDP总量的55%；苏南镇均GDP为9.6亿元，约为苏北地区的4倍，是苏中地区的2倍多。区域内城镇密集，小城镇规模较大，并在城镇建设管理、公共服务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水平相对较高。城镇空间持续扩张，使得城镇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在地域空间上不断接近，再加以区域性交通的支撑，区域内小城镇发展步入多中心网络型发展阶段，经济产业由同构化向特色化、集群化方向发展，相互之间的协作不断加强，逐渐形成一个高度协同发展的地域。

苏中地区的小城镇，2003年人均GDP为11 471元(约合1385美元)，按世行1997年标准处于中等收入偏下水平地区。该地区各城镇经济指标接近全省平均水平，部分城镇超出全省平均指标。区域内城镇密集度最高，城镇规模水平整体高于苏北地区。各城镇间经济发展存在一定的差异，小城镇空间多层次分化，一些区位或工业发展较好的城镇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区域内的中心；但由于地区自然资源、生态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似性，导致同一区域内小城镇的同构化发展，空间上处于相互竞争多于协作的状况。区域小城镇的发展刚进入扩散发展阶段，从县域层面看，空间上呈现单中心或多中心多核型的发展形态。

苏北地区的小城镇，2003年人均GDP仅为5 450元(约合658美元)，按世行1997年标准属于低收入区域，各项经济数据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经济总量与均量水平明显落后于苏南、苏中地区。截至2003 年底，苏北小城镇有583个，占全部乡镇数的45.2%，比苏南、苏中地区小城镇数量要多；但是从小城镇密度看，苏南每80 km2就有一个小城镇，而苏北每100 km2才有一座小城镇；苏南已成小城镇集聚、密集发展的格局，而苏北小城镇空间布局相对稀疏，加上交通设施滞后，尚未形成一个良好的城镇体系，城镇规模水平低。部分区位、资源条件较好的小城镇发展成为一定区域内的中心，但地区整体经济联系较弱，城镇发展呈现相对封闭式发展。区域小城镇的发展处在极化发展阶段。从县域层面看，空间上呈现单中心向心型的发展形态。

2010年，苏南、苏中、苏北地区人均GDP分别为79 501元、47 422元和29 774元(分别约合11 744美元、7 005美元和4 398美元，按2010年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1美元=6.76人民币计)，梯度特征依然明显。按当年世行标准，苏南地区接近高收入区域，苏中地区处在中等收入偏上区域，苏北属于刚跨出中等收入偏下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区域(世界银行2010年8月公布的最新国家收入分组标准：低收入国家：人均GDP 0美元—995美元；中等收入偏下国家：人均GDP 996美元—3 845美元；中等收入偏上国家：人均GDP 3 846美元—12 195美元；高收入国家：人均GDP12 596美元以上^[5])。三个地区小城镇的数量分别减少了47.3%、26.1%、25.4%。地区城市化水平超过了50%，特别是苏南地区超过了70%，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和城镇化发展的结果。小城镇的镇区规模、辖区空间得到扩大，形成规模效益和优势特色，使小城镇的功能、产业、空间布局在较大的范围内统筹组织和安排。小城镇的区域开放度越来越大，与区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从而更好地促进区域核心城市功能的完善以及各类生产要素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的有序流动，更加充分地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优化城镇和产业的网络化空间布局形态，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表5-11　2010年苏南、苏中、苏北地区小城镇经济发展情况

5.2.2　经济发展阶段

经济发展阶段是一个由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的阶梯，是经济进步的历史过程。它反映出一个地区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空间需求、环境支持、技术支撑等是各不相同的，从而导致空间形态的天壤之别。

依据钱纳里的基于城市化水平、产业结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等因素的工业发展阶段划分理论，同时结合我国小城镇的发展现状，将小城镇经济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传统农业自足阶段、乡镇工业崛起阶段、工业化推动阶段、统筹协调优化阶段。

1) 传统农业自足阶段

传统农业自足阶段经济发展的特征是：第一，第一产业占据极高的生产比重，经济活动围绕农业生产展开，绝大部分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第二，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具体表现为生产方式原始、技术手段落后、产业结构单一；第三，经济增长异常缓慢，具体表现为小城镇商品经济十分落后，市场规模极为有限，长期停滞在自给自足甚至自给不能自足的自发经济中，自身资金积累能力低下，自我发展能力严重不足。

这一时期，由于农业生产活动的局限性，地区经济呈现比较严重的封闭性，小城镇整体发展缓慢。

从区域层面看，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缺乏自我发展能力和动力，导致小城镇发展停滞不前，城镇的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破旧，人口和生产集聚规模小而少。小城镇间经济交流缺乏、封闭发展是造成区域内小城镇离散分布的主要原因。从镇(乡)域层面看，经济增长缓慢，建设资金短缺，使得小城镇建设严重滞后，城镇的规模小，设施落后，辐射带动能力基本没有，无法成为发展节点。从镇区层面看，城镇经济水平低，商品经济落后，市场吸引服务范围狭小，使小城镇规模发展有限，空间形态单一。

2) 乡镇工业崛起阶段

这一时期小城镇经济发展特征表现为：第一，产业结构急剧变动，由落后的农业为主逐步向工业发展转变，工业项目主要以食品、纺织、烟草等初级工业产品的生产为主；第二，经济呈现高速增长，乡镇工业兴起并在区域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的积极作用，经济总量规模迅速扩大；第三，生产力水平提高，小城镇经济走向商品化，劳动力向工业领域流动。

乡镇工业的崛起，推动了小城镇的空前发展，城镇成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场所。

从区域层面看，乡镇工业遍地开花，形成“洼地效应”；大量的人流、物流、资金流涌向城镇，使小城镇规模大幅扩张；县域建制镇数量迅速增加，经济联系得到大大增强。其中经济发展较好的城镇成为中心镇，县城镇和中心镇引领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成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其空间的发展围绕经济中心呈现向心的发展态势。

从镇(乡)域层面看，乡镇工业的崛起，一方面使镇(乡)域的经济发展由单一的农业经济开始逐步转向工农业，另一方面使小城镇成为乡镇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成为城乡之间产品、技术、资金的汇集中心；镇(乡)域建设空间也随之表现出向心集中的特征。

从镇区层面看，工业项目集聚小城镇，小城镇的功能由单一的社会配套服务向经济社会综合发展转型，成为辖区发展的增长极。随着工业项目及其配套服务设施的增加，规模逐渐扩大，城镇空间向外拓展。

3) 工业化推动阶段

工业化推动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为：第一，乡镇工业生产方式发生变化，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和专业化方向转变；第二，乡镇企业的类型多样，形成集体企业 (主要是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个体企业共同发展态势；第三，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商品经济成熟、区域市场建立。

这一阶段，随着工业化的强劲推动，小城镇成为乡村工业化发展的中心。

从区域层面看，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使小城镇注重质的发展，空间上表现为城镇数量基本稳定、规模持续扩张；同时，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使县城镇、中心镇已成为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其强大的经济势能通过资本、信息和技术向周边地区转移和辐射，“扩散效应”日渐增加。

从镇(乡)域层面看，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小城镇成为乡镇经济发展的中心和第二、三产业发展的集中地，产业空间不断向外扩展；同时，随着小城镇经济实力的提高，对乡村的辐射带动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引领乡镇的整体发展。

从镇区层面看，随着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产业空间需求量不断增大，城镇内产业空间表现出的有限性以及产业发展对用地、交通、环境的要求，促使小城镇工业、服务业以产业园区的形式向外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同时，经济的发展使城镇受到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影响，力量的此消彼长共同作用于城镇，促进镇区空间形态的多元发展。

4) 统筹协调优化阶段

该阶段小城镇的主要经济特征是：第一，第二或第三产业成为发展主体，经济发展达到较高水准，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成为产业发展的重点；第二，产业转型升级，产业发展逐步向智能、知识和技术密集型升级，向生态、低碳、安全转型，经济呈现多样性和多变性；第三，经济全球化，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与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显著。

这一阶段，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小城镇成为经济发展网络中的重要节点。

从区域层面看，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呈现区域一体化特征，县域行政区划的作用将进一步弱化，小城镇需在更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区域内统筹协调，因此其发展空间实行区域一体化组织是必然的选择。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的趋势，城镇间经济合作日益紧密，所以网络式空间形态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从镇(乡)域层面看，经济发展的全球化，促使区域朝着一体化、协调化的方向发展，乡镇行政区划不再是小城镇经济发展有限的“辖区范围”；同时，为适应或谋求一体化的发展，行政区划还应适时做出调整，从而使县域内原本众多的乡镇小城镇从“碎片化”转向“整合化”，走上片区化或一体化发展的道路。

从镇区层面来看，随着经济社会的统筹协调和有序发展，各城镇根据区域的统一规划，承担相应的职能，统筹发展经济，从而进一步促进城镇优势产业的集聚和集群化发展，以及原有功能的优化组合，使产业园区向综合功能区转型升级，从而构成小城镇的多个功能组团。

目前，东部沿海地区的小城镇已经全面进入工业化推动阶段，长三角、珠三角等部分更为发达地区的小城镇已进入统筹协调优化阶段；而中西部地区除了少量发展基础较好的省会或都市周围地区小城镇进入了工业化推动阶段外，其他大多数地区小城镇则仍然处于传统农业自足发展阶段或是乡镇工业崛起发展阶段。

5.2.3　产业类型

产业是小城镇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产业支撑是小城镇持续强劲发展的根本动力。产业不强，城镇难兴；经济不活，城镇难富。现代小城镇强调特色化的发展，而主导产业的类型一般就决定了城镇的发展特色。不同的城镇与其所在地域的自然、资源、社会等条件建立起的不同耦合关系，决定了小城镇主导产业的特色，也决定了城镇发展空间需求的差异，从而导致小城镇空间形态的迥异。根据小城镇主导产业的发展情况，可将城镇分为农业贸易型、资源开发型、工业主导型、商业贸易型、交通枢纽型、综合功能型等小城镇。

1) 农业贸易型

农业耕地多、农村人口稠密地区的小城镇，一般可以通过发展特色农业及其加工业、服务业为主导产业来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并由此推进城镇化的加速发展。这类小城镇往往具有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以农副产品的加工、贸易为动力，汇集人流、物流、资金流，充分发展小城镇的经济。这样的城镇根据农业贸易的状态可以再划分为传统农贸镇和现代农贸镇。

(1) 传统农贸镇

一般分布在传统农业种植地区，距中心城市远，目前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有较多的分布。这类城镇农业是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第二产业发展水平低，第三产业发育不足；小城镇的集聚力较为薄弱，因而发展动力匮乏，水平较低，镇区用地和人口规模较小；乡镇发展环境相对封闭，影响范围有限，与周边城镇之间联系较少。农产品的集市贸易场所在这类城镇中占有重要地位，一般地处交通相对便捷的公路沿线。城镇扩展以居住、社会服务设施和市场用地为主。乡镇域空间一般呈单核向心集聚的发展形态，镇区空间一般呈带状伸展或团状蔓延的发展态势，如河南省禹州市顺店镇、四川省绵竹市广济镇(表5-12)。

(2) 现代农贸镇

一般分布在区位条件优越、农业基础较好、交通便捷、生态环境好的地区，主要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提供的生产资料、科学管理方法进行社会化农业生产。这类城镇以地方特色农业为基础，形成现代农业种植、加工、贸易以及农业生产资料物流、农业科研教育、现代农业休闲旅游等一体化的产业体系。农业产业化发展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推动城镇快速、有序发展。这样的小城镇一般发展迅速，用地与人口规模在原有基础上有较大增加；城镇发展依托良好的交通，促进人流、物流的集散；多样化以及生态化的生产要求，促进城镇空间拓展向内涵式转变，着重完善城镇功能，提高综合实力。从区域层面看，这类城镇一般发展成为县域的中心城镇或特色城镇，成为一定区域的中心；在镇(乡)域层面，小城镇成为乡镇辖区发展的中心，在发展初期一般形成单核向心集聚的空间形态，并逐步向单核外延拓展型演化；在镇区层面，农产品加工、贸易和科研教育、农业休闲旅游等用地的规模大小、场所位置、用地配置等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发展影响较大，一般在发展初期呈现团状蔓延的形态，发展后期可设置现代农业食品工业园、农资物流中心、休闲农业旅游区等功能区，空间一般呈串珠状轴向拓展的发展形态，如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广东省从化市良口镇等(表5-12)。

表5-12　农业贸易型小城镇典型案例示意

续表5-12

2) 资源开发型

具有某种资源的小城镇，以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及其相关延伸产业、配套产业为主导，促进城镇的全面发展。这类小城镇具有丰富资源的独特性，通常利用本地资源转化为商品的优势，以资源开发为龙头，带动运输、加工业、现代服务业共同发展。根据资源的类别，资源开发型小城镇可以分为矿产资源开发、渔业资源开发、旅游资源开发三大类。

由于受到自然条件、资源的空间分布及其开发导向、国家政策等影响，资源开发型小城镇在空间形态上大都表现出明显的资源指向性特征，城镇空间一般沿着资源开发所在地域扩展。由于资源的多类别，同时其在地理分布上可能是集中的，也可能是分散的，因此造成空间形态的多样性。

(1) 矿产资源开发型城镇

矿产资源类型众多，地理分布上具有分散性，一般呈现“点多、线长、面广”的松散状态。拥有某类矿产资源的小城镇，其空间发展的资源指向性十分强烈，加上其延伸产业、配套产业的影响，城镇一般由若干大小不同的、不连续的分散单元组成，其空间呈串珠状轴向拓展型、组团状多核型或团状蔓延型的发展形态，如湖北省大冶市还地桥镇、吉林省磐石市烟筒山镇(表5-13)。由于矿产资源的国有属性，小城镇的发展常常依托相应的国有企业发展相关配套产业，企业集团在城镇中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占据较多的空间，其规模和布局与小城镇的空间形态直接相关。

许多矿产资源型城镇，在当前或不久的将来面临着资源枯竭、经济转型的严峻形势；其城镇的空间形态也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调整予以整合。

(2) 渔业资源开发型城镇

渔业资源在地理分布上分散、集中皆有，对城镇空间的影响主要是在水产品的类型与集散、运输、集市贸易、生产加工环节，以及自然灾害防治等方面，因此，这类城镇一般分布于渔业资源丰富、水陆交通方便、对大风洪水等灾害防范条件好的沿海沿湖地段。在小城镇形成之初，常与渔港码头或水产品集市场所紧密结合，其空间发展的资源指向性比较强烈，加上其配套产业发展的影响，空间一般呈团状蔓延型、串珠状轴向拓展型的发展形态，如浙江省舟山市六横岛(蛟头镇、台门镇、双塘乡)(表5-13)。

(3) 旅游资源开发型城镇

具有丰富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资源的小城镇，通过旅游开发，发展与旅游业相关的观光、休闲、度假、餐饮、娱乐、体验等项目，以游兴镇，带动小城镇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旅游资源开发对城镇空间的影响主要是旅游资源的类型、分布、等级、知名度和旅游配套服务环节的设施配置等方面，资源对城镇空间发展的指向性特别强烈。由于旅游资源的分布或分散或集中，加上旅游项目的组织、旅游服务业的配套、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等方面的影响，其空间一般呈团状蔓延型、串珠状轴向拓展型、组团状多核型的发展形态，如江西省婺源县浙源乡、贵州省镇宁县黄果树镇、江苏省昆山市周庄镇(表5-13)。

表5-13　资源开发型城镇案例示意

续表5-13

续表5-13

3) 工业主导型

工业主导型小城镇是指城镇依托良好的区位、经济区域和交通、资源等条件，突出工业的发展，把发展工业同推进小城镇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并有重点地培育主导产业，以工兴镇。这类小城镇的工业类型对其空间形态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不同的产业，其对环境的影响和对用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要求等方面的各不相同，对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也有所区别。

对居民和城镇公共设施等环境基本无干扰和无污染的工业项目，可以与城镇的中心区、生活居住区等功能区相邻布置；有干扰和污染的应布置在镇区的外围，并应处在下游、下风位置；干扰和污染大的，应远离城镇分布，并应对污染进行综合治理。对交通条件有较高要求的，应设在交通便捷的国/省道沿线，或高速公路出入道口附近，或有港口的岸线附近。对给水、供电、燃气、防灾等基础设施，地形地貌，用地面积等有要求的，应充分满足相应的条件。

工业主导型的小城镇，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区域协调发展与产业整合和转型升级、用地扩展与基本农田保护、项目建设与土地集约利用、工业生产与设施配套、产业规模与集群发展等方面的矛盾会日益尖锐；小城镇工业园区、工业集中区等的建立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土地的集约利用、产业的集聚发展、设施的综合配置。

小城镇镇区与工业园区的空间关系根据它们的位置关联情况，一般可分为两种：边缘型工业区和飞地型工业区(图4-34)。边缘型工业区一般适用于基本无干扰和无污染、对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有较高要求的工业；飞地型工业区一般适用于对交通、环境保护、生态、原材料供应等有一定要求的工业，或者是能依托区位、资源、交通条件发展相关产业的工业。一个城镇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一般可设置一个或多个工业园区，如昆山市淀山湖镇、成都市斑竹园镇等(表5-14)。

当前，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着全球化、产业化和信息化等多重影响，这既给小城镇工业园区的发展带来机遇，使之有机会直接参与国际分工；又面临着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区、各级经济开发区、城市工业区对机遇的垄断，甚至是国际的竞争压力。同时，随着发展态势的变化，特别是全球化和城镇化的推进，园区的企业也很容易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外迁”“跳槽”，流向拥有更为丰富劳动力资源、更为低廉生产成本和更为优惠土地税收政策的国家或地区。因此，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工业园区的发展要有“区域协调”的视角，一个地区的工业园区在数量、规模和产业组织、空间分布上都必须统筹协调，要根据区域一体化和和谐发展的要求，综合考虑自身条件和发展优势，做强特色、做优产业，实现合理分工、相互协调、有序发展，充分发挥区域的统筹优势。

未来，无论是在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还是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推进小城镇工业的园区化、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仍将继续，尤其是在工业化或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这种趋势尤为强烈。如何根据或参照工业园区发展的一般规律，科学培育和发展小城镇工业区，协同提高区域竞争能力，促进区域经济整体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

表5-14　工业主导型城镇案例示意

续表5-14

续表5-14

4) 商业贸易型

商业贸易型小城镇一般是指市场的服务功能强大，在一定地域内具有较大商流、物流的城镇。这类小城镇一般依托现有的产业优势、特色产品和资源条件，通过提升自身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扩展市场辐射区域，拓宽市场交易范围，增大市场容量，建立一定规模的服务社会、面向区域的综合性市场及各类专业性批发市场，依靠培育和发展商贸业，成为区域商贸主导型的小城镇，以商兴镇；并通过完善和提高市场服务功能与服务水平，建设商贸要素市场，充分发挥商品交换功能、生产要素聚合功能、经济辐射功能、信息传导功能的作用，使之成为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并由此带动地区工业、农业及其服务业的全面发展。

小城镇的商业贸易主要有农业生产资料商业贸易(包括农副产品、粮食、良种、农药化肥、农具等，一般不包括季节性的市场)、日常消费品贸易(百货、小商品等)、地方工业产品(包括纺织、服装、建材、食品)等。商业贸易的类型、发展要求及其发展阶段对小城镇的空间形态有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商业贸易所占据空间规模不大，因而，一般对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影响有限，但也有些影响重大，特别是依托商贸形成的小城镇，在其形成之初或镇区发展至扩展期时影响较大，如浙江慈溪市周巷镇、安徽龙亢农场小城镇等(表5-15)。

商贸城镇一般均需要便捷的交通为其提供及时的商品集散服务。日常消费品商业贸易一般结合城镇商业中心进行布局；农业生产资料、地方工业产品商贸场所一般设置在紧邻城镇的边缘地带，或依托区位、交通、资源等优势条件设置在镇区外的独立地段。在商贸发展初期如对城镇生活居住、交通影响不大，可以设在城镇中心或追求“马路经济”沿主干路布置。

5) 交通枢纽型

交通枢纽型小城镇一般分布于区域干线公路交会处或水陆交通衔接地带，交通便捷，人流、物流、信息流易在此集散；城镇的发展一般充分利用交通的枢纽优势，建设商品集散地，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

交通是地理空间中社会经济活动的联系纽带，所以优越的交通环境会给小城镇发展创造相对开放的环境。这类小城镇与周边区域经济与社会联系紧密，空间发展具有强烈的交通指向性，因此，对小城镇的空间发展有最直接的影响。

从区域层面看，交通枢纽型小城镇一般可以发展为区域的中心城镇之一，成为一定区域的发展核心。

从镇(乡)域、镇区层面看，小城镇空间的拓展一般围绕交通枢纽节点展开，同时根据产业发展的需要选择空间发展方向，空间形态一般呈团状蔓延式发展，在其形成发展初期常沿交通线呈“一”“十”“丁”字带状伸展，空间一般呈团状蔓延型、串珠状轴向拓展型发展。当镇(乡)域辖区内有多个节点的枢纽时，常形成组团状多核型的空间形态。这些在本书的第二、三、四章已有较多的叙述，本节不再详述。

表5-15　商业贸易型城镇案例示意

续表5-15

6) 综合功能型

综合功能型小城镇一般具有以下共同的发展特征：一是有较好的区位、交通条件，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二是规模大，综合实力强，发展水平高；三是有多个优势产业集群，调控风险能力强；四是大中型企业多、吸纳劳动力能力强；五是社会服务设施完善、基础设施齐全、人民生活水平高。综合功能型是小城镇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也是小城镇未来发展成为小城市的需要。

从区域层面看，综合功能性城镇一般可以发展成为区域中心。从小城镇镇区层面看，综合型小城镇的空间发展根据区位、交通、产业发展的需要和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要求选择空间发展方向，一般为组团状多核型形态。如在第四章介绍的江苏苏州市的盛泽镇、浙江湖州市的南浔镇、广东中山市的小榄镇等都是综合功能型小城镇的典型代表。

5.2.4　小结

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产业类型是支撑小城镇发展的根本性因素，也是推动小城镇空间形态演变的决定性动力因素。经济发展状况作为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是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决定性因素，通过城镇建设规模、服务功能、设施完备度以及居民消费水平等多种多重因子，内在地决定了小城镇空间形态。经济发展阶段则是通过经济增长的发展过程，反映不同时期小城镇空间形态的演化过程，用于科学把握未来空间发展的态势。产业结构作为经济的载体，通过城镇用地布局的调整来直接影响或决定城镇空间形态的发展，未来区域一体化、产业集群化将成为城镇发展的主题，产业结构将是影响城镇空间形态演变的主要经济因子。产业的类型选择及其转型升级是未来小城镇发展的重点，其对空间形态的影响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因此，如何科学发展经济、提高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发展产业集群，从而提升用地开发建设的综合效益，促进用地开发与生态环境相协调，是未来小城镇空间研究的重要方向。

改革开放的实践，使得我国小城镇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这在东部沿海地区表现得最为充分。面向未来，小城镇的发展既要逐渐缩小东部与中西部的地区差距，又要逐步消除城乡差异；宜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构建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机制，推动小城镇的发展和转型升级。我们必须认清当前经济发展现状，把握经济发展走向，并以此为基点明确影响小城镇空间演化的经济因子，来指导我国小城镇未来空间形态的区域化、集约化、内涵式发展。

5.3　社会因素

影响小城镇空间形态的社会因素是指与小城镇空间发展相关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有密切联系的社会性要素，主要包括人口、社会服务设施、社会组织和社会制度、社会观念和科学技术等因子。

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指出：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因素中，社会因素是主要的。同样，社会因素也积极有效地促进着小城镇的发展，如完善的社会制度和健全的社会组织可以维持小城镇合理有序的运行，和谐的社会关系和全面的社会服务可以提升小城镇的居住生活品质，高素质的城镇人口和发达的科学技术可以推动小城镇健康快速的发展。对于不同的小城镇，社会因素各因子的影响力会有所不同，也正因为如此，小城镇的发展建设才各有特色、各有所长。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因素会随小城镇内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所包含的内容会有所增加或减少，各因子的影响力也会增强或减弱，进而形成新的社会因素综合影响力，促进小城镇的发展。

社会因素对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空间与小城镇发展的社会性关系的相适性上，如小城镇的发展吸引乡村人口大量向小城镇聚集，必然要求更多的居住和工作空间，当原先的城镇用地无法满足建设需求时，城镇空间自然会向外拓展，原有的空间形态也就被改变。此外，小城镇集中有建设一些社会服务设施，如教育、医疗设施，其他开发建设可能会以此为中心进行，从而影响空间形态的变化。

众多影响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社会因素因子中，最主要的是人口、社会服务设施和社会组织等。

5.3.1　人口

小城镇人口是一个内容复杂，综合了农村与城市多种社会构成和社会关系、经济构成和经济关系，具有一定特殊性的社会实体。受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般包括小城镇人口的生活方式，城镇化水平和人口的规模、分布、构成，以及外来人口，人口素质，家庭结构等因子内容。

相比于农村地区和现代城市，小城镇的人口构成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农村地区，由于单纯的生产形式和生活方式，人口构成呈单一化，表现为农业人口为主；现代城市是工业化和技术革命的产物，故人口密度较大，并主要从事非农业劳动，除常住人口外，还有大量的流动人口；而小城镇处于农村之中，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工业化和技术革命的影响，所以人口相对复杂，整体上可分为三部分：常住人口(城镇居民)、暂住人口(在小城镇居住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流动人口(在农村及周边区域居住但在小城镇工作的摆动式的外来人员)。在发达的东部地区，越来越多的小城镇出现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口大于或接近于常住人口的状况(表5-16)。

表5-16　1999年企业人数超过镇常住人口劳动力总数的城镇分布情况

小城镇的人口与其发展密切相关，适量的人口规模是小城镇健康快速发展的必要保证，过少则动力不足，无法形成推动小城镇发展的基本生产力，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小城镇发展缓慢；过多则负荷过重，在现行体制、政策下，易使自然生态环境无法承载，资源过度消耗，阻碍小城镇的发展。同样，城镇化水平的高低、人口构成的合理性和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等都会影响到小城镇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口对空间形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口特征对空间的规模、环境、内容及构成的需求不同，从而对形态产生影响。在小城镇的发展过程中，人口规模的增加要求有更多的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来满足需要，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转变要求有更好的服务设施和更佳的居住环境来提升质量，而这些都将通过小城镇的具体建设来实现，导致小城镇空间的不断扩大、职能的不断丰富，甚至功能的相对分区，进而影响到小城镇的空间形态。

1) 生活方式

小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一般是介于乡村生活方式与城市生活方式之间的亚现代的、过渡型的生活方式。目前，我国乡村地区大多仍是一种较为分散的、个体化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主，社会节奏缓慢，市场化程度低，居民活动分散，生活消费少，闲暇时间受季节支配；城市生活方式表现为有复杂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层和各种各样的职业结构，生活节奏快，社会流动性大，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个人社会化程度高，闲暇时间多，生活质量好，消费方式多样化；小城镇生活方式脱胎于乡村生活方式，同时又受到现代文明、自由市场和大众传媒等的广泛影响，社会化和市场化进展好，趋向复杂和多样，生活节奏较快，效率较高，也相对较开放，但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文化差异等的影响下，各小城镇的具体生活方式表现不一。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加速了小城镇社会、经济、精神生活方面的转型，促进了小城镇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变迁。事实上这种变迁过程是不断满足小城镇生产生活需求的过程，是通过更加舒适的住房建设，更加齐全的商贸、文化娱乐等设施建设，更加合理的“三网”(水网、电网、路网)建设以及更大规模的产业建设来实现小城镇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而这些建设必然会影响到小城镇的空间形态。同样，不同自然地理和地域文化下的小城镇生活方式也影响着小城镇的空间形态，例如，在水网密集的江南地区，灵活与开放的水文化深深影响着每一个居民，河流水系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使得小城镇多形成于河流沿线，顺应河道、以水为骨、依水而筑、因水成街，表现出强烈的亲水性；在广阔的北方草原地区，早期人们一直过着游牧生活，居无定所，随着草原生态保护的加强和牧民对舒适生活的追求，人们开始定居生活，而正是这种游居到定居生活方式的改变，促使了草原地区小城镇的形成与发展。

2) 人口规模

现阶段，我国小城镇人口规模主要呈现出规模较小、发展较快、区域不平衡等特点。据统计，2005年底，全国总人口超过5万的小城镇有4674个，仅占全部小城镇的23%，3万—5万的占53%，3万以下的仍占24%，总体规模偏小，但发展势头较好。2005年，平均每个建制镇辖区人口3.17万，比2000年增长23.3%；镇区平均人口0.83万，比2000年增长20.3%(表5-17)；同时，区域小城镇人口规模不平衡也十分明显，全国建制镇镇区人口由东向西逐渐降低，数量相差较大(表5-18)。从表中可以看出，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大，小城镇的经济也快速发展，镇区建设用地规模稳步提升。可以肯定的是，人口规模是影响小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表5-17　1980—2005年全国小城镇发展概况

注：镇为建制镇，不含县城镇

表5-18　2000年与2005年东中西部建制镇镇区人口和用地面积

凭借良好的交通、区位和政策等方面的优势，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环境建设、设施配套以及产业集聚等方面一直是我国发展最好最快的地区，因而聚集了大量人口，极大地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相比于中西部，这一地区小城镇分布密集、数量多、建设规模大，同时为适应人流、物流的快速增长，小城镇与小城镇之间、小城镇与城市之间联系紧密。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则人口规模较小，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小城镇的发展，空间凝聚力弱。

小城镇人口规模对镇区空间形态的影响十分直接。随着人口规模的增加，要求有更大的生产生活空间来满足需求，也就要求镇区在居住或生产用地上有所调整或扩张。当人口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原有的空间发展模式就不足以支撑和促进小城镇更全面和更长远的发展，这时往往会跳出原有镇区，建设新区或新组团。另一方面，人口规模的增加，也必然要求有更多的社会服务设施来满足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而社会服务设施的建设又会影响到小城镇的用地调整或扩展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设，从而也影响到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发展。

3) 城镇化水平

城镇化水平从狭义层面可以理解为城镇化率，即一个地区的城镇常住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实际上，城镇化发展是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向城镇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从事职业向城镇第二、三产业的转移，是社会变迁现象的一种反映。相比城市，小城镇门槛较低，与农业、农村、农民联系更为直接和密切，城镇化发展可以以就地城镇化为主要方式。

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主要表现出发展速度快、地区发展不均衡等特点。在经济发展的巨大牵引下，我国城镇化率由1990年的26.41%发展到2008年的45.68%，与此同时，建制镇数量也从10126个增加到19234个，发展较快；但区域发展不平衡，如2005年，广东省城镇化率高达60.7%，云南省为29.5%，相差1 倍多；而东北三省城镇化率均约50%，内蒙古约45%，均高于不少内地省份。从表5-17中也可以看出，2005年，东西部地区的小城镇数量相当，但东部地区小城镇镇区人口规模是西部的1.5倍还多。

根据2009年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对全国范围内109个镇的调研，小城镇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从1985年的62%下降为2005年的38%，第二、三产业分别从26%和12%增加到38%和24%，同时有58%的农村劳动力在镇域范围内实现了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在这一过程中，为满足第二、三产业的发展需要以及保证迁移人群的生活需要，大量的农业用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一是第二、三产业建设用地迅速增加，或散落分布或以产业园区形式集中布置；二是居住用地由低密度、较分散的形式向较高密度、集中成片的形式转变；三是社会服务设施明显增多。从而，乡村小集镇从以自然的环境为主转变为以人工环境为主的空间，镇区空间形态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变。从县域、镇(乡)域层面看，这种城镇化发展过程使得区域内人口或向一个、多个点集中，或向区域外转移，小城镇建设也围绕这些点进行，进而影响到区域、镇(乡)域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发展。

同时，在城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小城镇空间呈现不同的形态。在城镇化前期和初期阶段，小城镇雏形显现，城镇建设较少，镇区空间缓慢发展；中期阶段，小城镇快速发展，镇区建设迅速向外扩张，城镇之间联系加强，整体空间形态变化大；稳定阶段，农村现代化和农村人口转移基本完成，小城镇的空间转向以完善和优化为主。当前，我国东中西部城镇化水平差距大，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小城镇的区域、镇(乡)域、镇区三个层面的空间形态发展差异大。在未来，根据城镇化的不同阶段，空间形态应从小城镇自身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科学发展。

5.3.2　社会服务设施

小城镇社会服务设施是指为小城镇生活和生产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和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的一般物质条件。小城镇的社会服务设施一般可分为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工程设施两大类，主要包括商业贸易、综合服务、教育科技、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公共交通和给水排水、邮电通讯、防灾减灾等设施。

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政策、居民生活等影响下，小城镇社会服务设施呈现出“小而全”和地域差异大的特点。经过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的建设，我国小城镇社会服务设施不断得到发展和提高，基本满足了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但普遍规模较小、层次不高。同时也表现出地区差异，东部地区的小城镇设施配置完善，部分设施具有较高的水准，并开始着力于丰富居民日常生活，提高生活质量；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实力较弱，大多数小城镇的社会服务设施还处在缓慢的“补缺”建设时期。

一般而言，社会服务设施建设与小城镇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设施量的增加和质的提升，必然会吸引来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企业，最终促进小城镇的发展；而小城镇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也要求有更多更好的设施来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这种共同发展体现在一系列的小城镇建设上，也由此影响着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发展演化。但由于不同小城镇所处的发展阶段不一样，社会服务设施建设和布局会有所差异，呈现出的空间形态也就有所不同了。

区域层面上，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更为完善社会服务设施的小城镇，往往因具有比较优势，能比其他小城镇更快更好地发展，易成为这一地域的中心，从而影响区域小城镇的空间形态发展。我国东部地区小城镇的各项社会服务设施完善，具有一定的水准，综合竞争力强，吸引了大量投资和工业企业的入驻，同时也带来了较大规模的人口聚集和发展优势，极大地促进了小城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就镇(乡)域而言，一般会把更多的发展建设注意力放到镇区或某个重点区域，其中也包括社会服务设施的布局及建设，这种“优先发展”的建设思路对乡镇小城镇空间的发展产生影响。在镇区层面，社会服务设施作为小城镇发展的重要内容，它的规模、布局和内容密切影响着城镇的总体布局，影响或决定着镇区用地和功能的组织，可以说，小城镇空间随社会服务设施布局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例如轴线延伸、成团成片蔓延等；而且，随着小城镇的不断发展，为满足居民生活和发展经济的需要，社会服务设施的建设会有所调整，或新建，或更新，或迁移，尤其是新建一些大型社会服务设施，诸如中学、医院、大型超市、集贸市场、政府机关等，都会引起小城镇用地格局的变化，从而影响空间的发展和形态的组织。

5.3.3　社会组织

小城镇的社会组织是指人们从事共同活动而有意识地组合起来的社会群体及其形式，包括氏族、家庭、政府、学校、医院、企事业单位等。其中影响小城镇空间形态的社会组织主要是地方政府、大中型企业等。

小城镇的社会组织一直伴随着小城镇的形成与发展。一般而言，小城镇的形成大多源自以地缘或氏族关系为纽带的村社，而后随着政府、学校、医院、企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作用力的形成和发挥，小城镇的发展逐渐加快。当前，我国小城镇的社会组织正逐渐发展成为能够完成特定的目标和承担特定的职能与功能，引领着小城镇在复杂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关系中向前发展。如政府制定积极合理的发展政策引导小城镇健康有序发展；大中型企业引领或带动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学校、医院等服务生活，促进和保障小城镇的社会发展，等等。同时，它们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小城镇的空间形态，如由政府组织编制的城镇总体规划引导小城镇用地发展方向，组织用地布局和功能分区；企事业单位的规模扩大、迁移、合并导致镇区空间形态的变异等等。

1) 政府

政府是小城镇发展的组织者，是引领小城镇发展的中坚力量。政府通过制定小城镇的发展战略、发展目标、政策实施措施、建设投资方向和配置的社会服务设施、规划的近远期建设等来引领小城镇发展，引导小城镇生产和生活两大空间的布局。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政府对小城镇及其空间形态的影响表现出更多的自主性和可操控性，是在分析众多影响因素后做出的综合选择，也体现着小城镇居民对发展的主观愿景。

政府的发展引导对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最为直接。例如，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确定县域中心镇或“强镇扩权”镇及其数量，从而树立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发展核心，由此带动周边小城镇的发展，引导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县域的均衡快速发展；而县域小城镇的空间形态发展则会随中心镇、“强镇扩权”镇的选择不同而有所区别。政府通过制定城镇发展计划、发展战略，明确经济发展的方向，确定主导产业，引导企业科学发展等；而发展战略、经济产业发展方向极大影响城镇的功能组织和用地性质、用地选择及其布局结构，由此影响空间形态的发展。完善社会服务设施、较优惠价格出让土地等政策措施的实施会在很大程度上带来人口聚集和工业企业的入驻，给小城镇发展及其建设以强大的推动力。政府较大规模的前期建设投资会使小城镇的发展站在一个较高的基础平台上，给小城镇留下充足的发展潜力。这些作用力都会落实到小城镇空间的发展，体现在空间的形态上。

2) 大中型企业

企事业单位是小城镇建设用地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共同促进着小城镇的形成与发展；其中影响小城镇空间形态的主要是大中型企业的入驻和发展，它们拥有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产、庞大的生产体系，占用大面积的土地或要求严格的生产环境等。

大中型企业的用地选址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小城镇的空间拓展方向，在工业化初期或小城镇发展起步时更是如此：一方面，由于小城镇规模小，经济薄弱，在地方政府想方设法招商引资、大力发展经济的背景下，企业选址时，投资商拥有较多的话语权，时常是由投资商相地定址，地方政府配合的，因此用地选址的合理性、科学性受到一定的限制，特别是对环境等的影响常常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容易造成较大的隐患；另一方面，大中型企业的未来发展及其产业群集聚需要和服务设施的配套，也极大影响城镇空间的发展方向。同时，在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过程中，它们的发展建设会相对分离，企业建有工业区、家属区，甚至配建中小学等公共服务设施，其中家属区或与镇区融合或相对独立，工业区则一般完全独立，形成新的小城镇组团。

图5-25　汉旺镇镇区用地布局示意图(2000年)

如绵竹市汉旺镇，它是中国三大汽轮机厂之一的东方汽轮机厂所在地，整个企业用地占镇区用地的一半以上，其中家属区紧挨镇区建设，相对独立，形成生活片区；而生产片区则完全独立，与生活片区之间隔着铁路，空间形态表现为团状蔓延型(图5-25)。

还存在一些相对特殊的企业，如食品企业等，要求有严格的生产环境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样也影响着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发展。比如贵州茅台镇，茅台酒厂占镇区建设用地的五分之三。随着企业的发展、城镇的发展，茅台镇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聚集，但这对企业生产所要求的独特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为保证企业的发展，茅台镇2009年已启动并计划用5到10年时间从镇区迁出1.5万居民(镇区现有人口2.5万)，在城区边缘建设国酒新城安置居民，搬迁后的土地部分用作酒厂扩大规模，部分建成绿地。

5.3.4　小结

社会因素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与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等因素一起共同影响着小城镇及其空间形态的形成和发展。相比于其他因素，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力偏弱，多表现为影响性，而非决定性。由于社会因素各因子与人类自身活动联系紧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认知水平和城镇的建设水平都将不断提升，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因此社会因素对小城镇发展的综合影响力将越来越大，对空间形态的影响也如此。

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分布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严重影响了小城镇的分布、形成和发展。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等政策的推进，全国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小城镇人口规模和城镇建设规模都将进一步增大，小城镇的空间形态也将得到较大的发展升级；而且，随着人口的聚集、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势必要求有更多更好的社会服务设施。这种对质和量要求的双重提升也会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现代小城镇的具体建设中，从而影响着空间形态的发展。社会组织作为一个群体，它对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没有自然地理等物质因素那样直接和肯定，它发挥作用的过程融汇着人类智慧对自身和小城镇发展的思考，是朝有利于小城镇发展的、更加合理的方向前行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它的作用力将越来越大。

人口、社会服务设施和社会组织是当前影响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主要社会因素因子，同时科学技术、社会制度等因子也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如科学技术、生产加工技术的不断发展给小城镇的传统加工业向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机遇，小城镇的工业区有可能发展成为综合新区；资讯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那些对信息通讯依赖较大而只能在城市中设置的工业向小城镇转移有了可能，扩大了城镇工业发展的涵盖面；航空、道桥建造技术的发展可以使小城镇更容易摆脱自然地形对其发展的阻力，更加通畅地与外界联系，镇区用地和功能也可以向最有利于发展的方向组织等；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影响力有迅速增大的趋势。

5.4　文化因素

影响小城镇空间形态的文化要素主要包括自然文化、历史文化、传统文化三个方面。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灵魂，是支撑小城镇特色发展的最本质因素。在历史长河中，文化要素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性、不可模仿性的因素深深影响着小城镇的形成与发展，小城镇的产生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结合的成果，各时期的文化精粹也直接地反映在小城镇的骨架(空间形态)和肌理上(建筑形式)。文化要素的变迁可以使小城镇兴起，也可使其衰落。文化本身具有较强的历史性、传承性和独特性，同时伴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对文化的追求越来越明显，从而对小城镇的空间形态产生影响。

5.4.1　自然文化

自然文化是人类发展过程中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改造和尊重而逐步形成的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如农耕文化、畜牧文化、亲水文化、景观文化、生态文化等。由于自然资源地区分布的差异性和资源质量的高低，不同地域的小城镇产生了不同的自然文化；即使是同一个小城镇，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人类对资源认识的局限性，不同历史时期也具有不同的自然文化，这些自然文化的差异和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小城镇的发展。同时在小城镇建设中，对自然的遵从或改造利用情况会直接地反映在小城镇的布局和空间形态上。

不同地区所形成的自然文化差异，使我国小城镇的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中原地区广袤而肥沃的土地资源决定了其对农耕文化的选择，小城镇在中原地区广泛地分布；西北地区广阔的草原所形成的畜牧文化决定了其小城镇分布分散且规模较小；河网密布、湖荡罗列的江南地区则有着独特的亲水文化，小城镇大多沿河流分布。

人类不同时期所形成的自然文化差异对镇区的空间布局有着重要的影响。早期人类所依赖的是原生态自然文化，表现在小城镇选址与空间布局上，是对自然条件的简单顺应；随着人们对自然的逐步认知，城镇发展表现出充分利用自然、巧妙改造自然的文化意识。目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文化，产生了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小城镇空间形态。

自然文化对小城镇空间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不同历史时期所展现出的城镇自然文化内涵体现了小城镇特有的精神风貌，形成了具有地方风格和时代特征的空间形态。研究表明，对小城镇空间形态影响比较大的自然文化主要是亲水文化和生态文化。

1) 亲水文化

亲水文化是指人类活动中与水的关系所呈现的文化现象。包括人类直接的涉水、用水活动和人们使用水、感受水而引发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化现象，特别是水网地区的小城镇，亲水文化显得更为突出，造就了独特的水乡城镇形象。亲水文化流淌在小城镇的发展过程中，融于小城镇的时空变幻中，与小城镇的历史同在，与小城镇俱进。

小城镇与生俱来的亲水文化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源根性：水是生命之源，养育人类和地球万物，孕育了人类文明和文化。二是包容性：水所到之处，滋养万物，随物赋形；绝大多数的小城镇依水而生，伴水而在，随水而长。三是工程性：亲水文化与小城镇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亲水景观建设与建筑、交通、环保、绿化和河流治理、防洪排涝等工程建设有机结合。四是持久性：亲水文化伴随着人类的繁荣而兴盛，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构成了亲水文化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当前水环境的修复，是人类对自然界的醒悟和回归，更是小城镇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五是广泛性：小城镇的发展无论是居民生活还是社会生产都离不开水。

水资源是小城镇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塑造小城镇特色的重要元素；同时河流水系本身具有供应水源、改善环境、交通运输、旅游娱乐等功能，是重要的资源和环境载体，因此，人们利用、爱护、欣赏水所形成的亲水文化对小城镇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伴随着小城镇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亲水文化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从区域层面看，小城镇的分布与河流水系关系密切，在河流水系密度较大的东部地区，小城镇数量多，分布较为密集，经济发展水平高；而中西部水系较少的地区，小城镇数量较少，分布较为松散，经济发展落后。据1992年相关统计(表5-19)，在水资源丰富的东部地区占有全国43.86%的建制镇，建制镇密度高达44.3个/万km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在中、西部水资源较为贫乏的地区分布着全国31.94%、24.20%的建制镇，建制镇密度仅分别为15.7个/万km2、6.1个/万km2，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无论是水资源丰富的南方地区、水资源缺乏的北方中原地区、山地丘陵居多的西南地区和干旱的北部及西北部地区，小城镇大多沿河流水系密集分布(图5-26至图5-29)。江南地区河道纵横，湖荡罗列，城镇大多与水密切结合在平原地带；北方的中原地区，水资源相对缺乏，城镇沿河流水域密集分布；山地丘陵地区的城镇，大多位于向阳山脊，前有溪水流过，不少镇还筑坝开渠，引水入内；北部和西北地区，小城镇分布通常以水定址，以水量定规模。从镇区层面看，在亲水文化作用下，小城镇的空间布局大都顺应水势，形态与水势紧密结合。在沿河区域，根据河流水系特征，城镇布局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密网型，镇外河道环绕，镇内水网密布，其中有若干河流是通航的，网络型水系使城镇用地形态呈网状结构，如上海朱家角镇(图4-2)、浙江湖州市南浔镇(图4-26、图4-27)、江苏苏州市盛泽镇(图4-28、图4-29)等；二是多水交汇型，城镇依托通航的两河或多河交叉，呈近“十”字或“丁”字形布局，水道交接处易成为城镇中心，特别是古代、近代的城镇更是如此，如河南新县箭厂河集镇(图4-6)，江苏苏州的黎里古镇(图4-10)、甪直古镇(图4-11)等；三是“一”字形，一水中穿，城镇因水运带动，沿河伸展，如江苏高淳县狮树集镇(图4-3)、陕西南郑县濂水镇(图4-4)、四川绵竹市广济镇(图4-25)等。在沿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等大型湖泊区域，小城镇通常沿湖泊自然条件好、易防灾的地段密集分布。按照与湖泊的关系远近，小城镇或沿湖、近湖布局，或者基本被湖泊包围、半包围，其空间发展根据自然条件、产业发展需要和生态保育、环境保护要求，一般有三种形态：第一，沿湖紧凑连片或跳跃式发展，如鄱阳湖九江市姑塘镇、洪泽湖泗洪县临淮镇等；第二，近湖紧凑连片式或跳跃式发展，如太湖苏州市的临湖镇、胥口镇等；第三，上述两种特征的结合，即一部分城镇功能区沿湖分布，另一部分近湖发展，如巢湖合肥市黄麓镇、阳澄湖苏州相城区太平镇(表5-20)等。沿江、沿海区域分布的小城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规模增大，小城镇向江、海岸方向推进、拓展、延伸；其空间发展一般有两类：一是老镇区距离江、海较近的小城镇，往往采取临江渐进式平行拓展，如江苏张家港市锦丰镇(图4-40、图4-41)、浙江温州市龙港镇(图5-36)等；二是老镇区与江、海相对偏远，常常是向江海跳跃式发展，如江苏张家港市大新镇(图4-31)、浙江象山县石浦(昌国)中心镇(图5-37)等。

表5-19　中国三大地带建制镇分布与水域关系

市域内共有16个城镇，全部沿河流水系分布,其中沿主要水系武江、九峰河、山头水、辽思水分布的有11个(2008年)
图5-26　广东省乐昌市水系与城镇分布

市域内河流水系呈网格状分布，15个城镇全部沿通航河流分布(2002年)
图5-27　江苏省昆山市水系与城镇分布

县域内小城镇19个，其中15个小城镇是沿主要河流水系分布(2008年)
图5-28　河南省唐河县水系与城镇分布

市域内有小城镇11个，其中有8个小城镇沿河流水系分布(2006年)
图5-29　甘肃省玉门市水系与城镇分布

表5-20　沿湖城镇空间形态发展典型案例

图5-36　温州市龙港镇用地现状(2011年)与空间发展模式

图5-37　象山县石浦(昌国)中心镇用地现状(2000年)与空间发展模式

2) 生态文化

小城镇生态文化是城镇发展建设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的文化。研究小城镇的生态文化，是探讨和解决小城镇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实现生态系统的多重价值与小城镇发展的可持续性。

小城镇的生态文化具有整体性、历史传承性、地域性、可持续性的特征。整体性指小城镇生态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将自然、社会、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强调整体的优化和协同发展。历史传承性指小城镇生态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一脉相承，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历史长河至当代社会生态足迹的产物。地域性指生态文化本身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小城镇的生态文化是在一定地域环境中逐渐发展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共同体。可持续性指生态文化观能正确指导人们处理好小城镇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协调好小城镇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整体平衡关系，使小城镇发展与自然的关系达到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小城镇的生态文化观就是人们利用生态文化的理念进行城镇建设，以期达到生态与城镇的和谐发展。在以往的发展中，有些城镇由于缺乏对生态环境的深刻认识，以漠视生态、破坏环境、消耗资源为代价换来经济短暂的迅速发展，这样的发展注定不能长久，必然要遭到大自然的惩罚，并且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漫长的时间修复已破坏的生态环境，严重影响了城镇的未来发展。所以，我们要在生态文化的指导下进行城镇建设，尊重生态，注重生态与城镇的和谐发展，才会给城镇带来持久稳定的发展。

从区域层面看，生态文化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小城镇不仅要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较低的环境污染、良好的城镇绿化和完善的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体系，还要有合理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和生产方式，这些都是区域性的。因为自然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不是孤立存在的，局部地区的自然生态破坏将会影响到所在地区和周边区域的自然环境；环境污染是具有扩散性的，区域内一个小城镇的污染将会影响到整个区域的生态质量；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也是建立在区域环境基础之上的。因此，只有整个区域具有了合理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和生产方式，单个城镇的科学发展才有保障；也只有整个区域保持良好的生态，小城镇才可能有良好的环境。存在于区域中的各个小城镇伴随着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变，其分布形态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生态文化对区域小城镇空间的影响主要是区域生态与小城镇的一体化发展、环境保护与基础设施的区域整体组织和布局等所引发的形态变异。如浙江淳安县，地处浙江西部，新安江—钱塘江上游，境内山峦连绵、群峰叠起，历史上有“千峰郡”之美称。为保护县域内整体生态资源环境，规划按照城镇经济区划与城镇空间组织进行了行政体系重组，使沿湖与腹地、湖区旅游与内部生态资源实现一体化保护与发展，将原有37个乡镇撤并成34个，城镇体系等级由中心城区—一般镇—集镇三级调整为中心城区—中心镇—一般镇—集镇四级，并强化镇乡在沿湖地段的建设与生态保护的一体化发展，从而带来区域城镇空间分布的变化(图5-38)。

图5-38　生态文化作用下淳安县域城镇空间形态演变

从镇(乡)域和镇区层面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小城镇的环境保护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特别是有些乡镇企业规模小、经济水平低、生产粗放、技术落后、资源消耗巨大、布局分散，造成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水土流失问题日益突出。生态文明带来的观念转变促使小城镇转变发展方式，从资源消耗型到环境节约利用型的发展，从高投入-低产出、高污染-低循环向低投入-高产出、低污染-高循环及高效运行的生产方式转变。随着人们对小城镇生态文化的追求，在城镇发展和建设中必将充分重视生态元素，这些势必引起城镇景观组织、绿化结构、绿地率的变化和公共空间、开放空间的增加，从而有利于小城镇的绿化、美化等工作的逐步展开以及生态环境质量的提高。因此，生态文化对镇(乡)域和镇区小城镇空间发展的影响主要是产业升级及其功能结构的调整、发展，空间选址的生态及环境影响评估、用地规划的生态理念及其实施手段等。

5.4.2　历史文化

小城镇的历史文化是小城镇历史遗存(一般包括文物单位、古村落、历史地段、历史街区、历史城镇等)和历史风貌中所形成的文化观念现象的总和。

小城镇的历史文化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不可再生性：小城镇的历史遗存、传统风貌一旦被破坏，将不能被修复；同时由于小城镇历史档案的有限性，也难于仿建。第二，独特性：历史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背景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在不同地域和不同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是不相同的；传承至今的小城镇都有自己独特的和不可复制的历史文化，与城市相比，小城镇的历史文化更具地域性和民众参与性。第三，延续性：小城镇的历史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强大的生命力。

城镇的发展是离不开历史文化的，优秀的历史文化不仅可以提高城镇的可识别性，而且还可以增强民众的认同感、荣誉感和自信心，提升城镇的品质，从而促进其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小城镇的形成与壮大是一部连续发展的历史，城镇今天的建设和明天的发展都离不开原有基础，因此，小城镇的历史文化一般能直接作用于过去、当今、未来的发展建设，特别是那些不同时期的历史古镇、古村、历史街区和不同地域风貌的古建筑、遗迹等历史遗产的传承发展，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这些历史文化将长期主导城镇的发展；同时，历史文化还构成了小城镇特色发展的重要基础，为现代小城镇的建设提供借鉴和启迪。在我国当代小城镇中，有许多是依托历史遗存的城镇、集市、村落发展演化而来的，即使是新形成的小城镇，无论是规划构思、功能组织、选址布局，还是建设标准、建筑风貌、环境品质等，也都深受所在地域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

人类在漫长历史中创造和积淀的历史文化表现在镇区建设上，就是城镇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空间形态和建筑风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来的空间形态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生产、生活的需要，因此，在规划编制时，历史文化往往促使人们在保留原有历史遗迹和历史风貌比较丰富地区的功能布局、空间形态基础上，进行新的功能组织和发展布局，尤其是一些古镇在历史遗迹和历史风貌比较丰富的地区发展旅游产业时，既要取悦游客，也要服务当地居民，满足民众对现代化生活的追求，这必将引起镇区功能布局及其空间形态的调整和优化。

由于历史遗存和历史风貌的地区差异，小城镇的历史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根据历史文化内涵和传统环境形态完整情况，可将小城镇划分为三类：一是以历史文化名镇为代表的古镇，二是拥有一定数量的传统建筑、较具特色的一般历史文化小城镇，三是已经失去传统环境形态的普通小城镇。这三种小城镇，历史文化对其发展和空间形态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其中对历史文化名镇的影响最大。

1) 历史文化名镇

历史文化名镇是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内涵，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者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个历史时期的街区、建筑群、村落等的小城镇。历史文化名镇一般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文物保存特别丰富，文化底蕴深厚；二是历史建筑集中成片；三是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四是能反映本地区的历史文化特色。

这类小城镇所具有的浓厚历史文化对小城镇的空间发展影响度大。历史名镇中保留了非常完整的传统格局，这些传统格局的形成是基于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其街道空间较小、设施不完善，小城镇的发展、人口的增长、经济活动的拓展、交通流量的增加，对已处于饱和状态的历史镇区势必造成巨大的冲击。为了保护历史名镇形态格局的完整性和历史文化的连续性，这些小城镇一般将新的建设和新的功能引向历史镇区以外地段，另辟新区，空间一般采用串珠状轴向蔓延式、跳跃式等发展形态，如浙江嘉兴的乌镇、江苏苏州的同里镇。

乌镇地处浙江省嘉兴桐乡市北端，西临湖州市南浔区，北接苏州吴江区，为两省(浙江、江苏)三市(嘉兴、湖州、苏州)交界处，有6000余年的悠久历史，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乌镇凭借发达的水系，以水建屋、以水成市，并得益于优裕的自然条件，农桑商工各业兴旺发达，历经宋、明、清，乌镇的经济地位不断提升，成为浙北水乡日常物品交换和社交的场所，是“百货骈集，市井数盈于万户”的江南重镇。

乌镇的古镇区主要由东、南、西、北四条沿河大街呈风车状构成镇区骨架。南、北大街沿市河展开，分别位于东西岸；东、西大街分别沿与市河相垂直的东市河和西市河发展，四条大街依托中心区域向四个方向各自延伸，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十”字形的古镇形态。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城镇发展在保护古镇的基础上向南、向东发展，形成古镇区、新城区、工业新区三大功能片区。空间上先沿河轴向发展形成带状、然后纵向扩展形成团状，在此基础上再单核团状蔓延拓展，渐进向轴向串珠状多核(古镇中心、南部服务中心、商旅服务中心)形态发展(图5-39、图5-40)。

a 2005年　　　　　　　　　　　　　　　b 规划(2008—2020年)

图5-40　乌镇城镇空间发展示意

同里是我国著名的水乡古镇，位于苏州吴江的东北部，距上海80 km、苏州18 km，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捷，素有“苏淞要涂”之称，为江南六大著名水乡之一。1995年，同里被列为江苏省首批历史文化名镇。1998年，同里古镇及其退思园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

同里古镇始建于宋代，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宋代，古镇发展迅速，商业兴旺，冠绝一时。明初，同里已成大镇，“地方五里，居民千余家，室宇丛密，街巷逶迤，市物腾沸，可方州郡，故局务税额逾于县市^[6]。”明末清初，同里成为发达的米市和油坊集中之地，有600多家商店，百舸争泊，市河为塞。

改革开放后，同里镇的空间发展呈现由单核团状蔓延拓展向串珠状多核形态发展的过程，这样的空间发展形态模式，有效保护了古镇的历史文化，同时使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社会进步协调有序进行(图5-41、图5-42)。

古镇的格局大致沿袭了明清以来的形制。古镇区为庞山湖、九里湖、同里湖、南星湖、叶泽湖所环抱，形成了“诸湖环抱于外，一镇包涵其中”的格局。镇内河道纵横，由上元、中元、后港等大小15条河流呈“川”字形把镇区分割为7个圩岛、15个圩头。圩与圩之间由四十多座建造于各个朝代、风格各异的石桥将其连成一体。古镇以湖水为依托，以河道为骨架，依水成街，环水设市，依水成路，傍水为园，水把古桥、埠头、民居、商市连接在一起。沿河两岸，明清建筑鳞次栉比，街巷逶迤，河道纵横；举足是河，非桥莫渡；家家临水，户户通舟，形成了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水乡景观。

目前，城镇总体布局采用“组团式发展”的模式。以古镇区为中心，以组团模式向东、向西发展，形成东、中、西三个组团，构成“两轴三片”“东居—中游—西工”的功能布局结构。即在现有镇区基础上向西扩展发展产业园区组团；向东建设以生活居住和旅游服务为主的新镇区组团；中部古镇形成以历史传统风貌为特色的旅游和生活居住组团。镇区远景规划将向南扩展，最终形成四大功能的组团式形态结构。

图5-41　同里古镇空间形态演化

图5-42　同里镇空间发展示意图

2) 一般历史文化小城镇

一般历史文化城镇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建镇历史比较长，有一定的文化底蕴；第二，拥有一定的历史遗存和地域文化，能反映城镇发展的某些历史片段；第三，价值一般，在文物古迹、街巷格局、历史风貌等方面，远逊色于历史文化名镇。

这类小城镇的历史文化对其空间形态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其虽然不具有完整的街巷格局和连片的历史街区，但其中不乏一些价值颇高的街巷、文保单位及较为完整的历史建筑群等；根据国家相关法规和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确需对其进行保护、整治和展示。这些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极有可能影响城镇的功能、产业定位和用地发展方向的确定，并由此影响小城镇空间的发展形态。但由于一般历史文化城镇需要保护的空间范围较小、规模不大，因此对其小城镇空间发展的限控性要求较少，对空间的形态发展影响相对较小或者基本没有。

九宫山镇(原为横石潭镇)位于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的东南部，距县城25 km，距阳新县龙港镇和江西省的省界不足50 km，106国道穿镇而过，被列为湖北首批“省际边界重镇”，是省际商品集散地，其经济社会发展紧紧围绕建设生态旅游口子镇的宏伟目标展开。作为九宫山镇的历史发源地，规模10hm2左右的古镇区保留着传统的社会网络、城镇肌理、空间构成和地方文化符号，是城镇历史发展源头的沉积。为保留历史印迹，展示旧城区特有的传统风貌，该镇将并不完整的街巷格局和连片的历史街区、单个文保单位作为整体予以保护，设置老城保护区，并成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九宫山旅游线路的重要节点。新城建设用地围绕老城向东、向南推进，空间发展由老城保护区向外围呈蔓延扩展与轴向式延伸相结合的发展形态(图5-43)。

图5-43　九宫山镇空间发展示意

滨城镇地处滨州市区北侧，南距滨州市区14 km，西北距老滨城约1 km。交通条件优越, 205国道和省道永莘路在此交会。滨城镇原有历史遗存较多，虽现在所剩无几，但古城墙等尚存。在目前的建设中，对老城墙实行严格保护，两侧150 m内不得搞建设，并且维护和修复了老滨城十字街原有建筑原貌。小城镇的空间发展脱离老城，在老城东侧、国道与省道交会处开发建设新城(图5-44)，空间形态呈现跳跃式发展模式；既保护、挖掘了城镇历史文化，又使新的建设发展空间大，拆建少，交通便捷。同时，在小城镇建设中，老城区以传统风貌为特色，新城区以现代风格为主。

图5-44　滨城镇空间发展示意

5.4.3　传统文化

小城镇的传统文化是指城镇所在地域内的原住居民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本地人所世袭的各种思想文化和观念形态，如民俗、宗教、道德、价值观、地域文化等。

小城镇的传统文化具有以下特征：第一，连续性和持久性：小城镇的传统文化是在长期的生活生产中逐步形成并传承下来，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有所改变，但总体上没有中断，同时它的发展变化是渐进的。第二，多样性和包容性：传统文化是一种内生文化, 小城镇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地理条件等因素形成了多样性的地域文化；同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和融合促进了城镇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具有包容性的传统文化。第三，保守性和封闭性：小城镇的文化是在较为封闭、相对独立的乡村地域内形成和发展的，自然障碍等因素将城镇及其乡村地域与外界分隔，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同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社会政治环境等因素造就了相对保守的文化环境。

无论是现代新建的小城镇，还是历史悠久的古镇，都应是充满活力的，这种城镇活力来自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其发展潜力或发展后劲更多地来自于地域的文化底蕴，来自于具有本土特色的传统文化，其民族传统、土风民俗、宗教信仰、审美观念等等造就了小城镇鲜明的个性形象和独特的环境氛围，这是城市和其他小城镇所不能复制的。小城镇的特色是小城镇所在地域文化传统积累和历史文脉延续的结果。特色需要一个完整的文化背景作支撑，而传统文化是特色小城镇最内在的、最具恒久力的载体。传统文化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先进的、适应时代发展的传统文化，将促进小城镇的有序发展，这样的文化需要发扬光大，并不断发展升华；而落后的、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传统文化则会阻碍小城镇的发展，这样的文化应予以摈弃或需要改造发展，提升内涵。

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地方性，从而形成了多样的传统文化；不同区域的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城镇空间的发展，进而造成不同地区城镇空间形态的差异。同时，我国传统文化自身包含有大量相同的因素，如在“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下，小城镇大多分布在依山傍水的地方，注重与大自然的结合，这也使得小城镇在区域布局上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凭借着它的定式和惯性孕育了一个地区民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由于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和小城镇传统文化的特性，使得乡镇在接纳现代先进文化的时候或“顾虑重重”或“盲目跟风”，面对传统文化的时候或“念念不忘”或“过时作废”，这使得在城镇建设中，往往造成传统与现代形态要素的杂然并存，难以取舍。

传统文化鲜明的民族性、地方性、历史性等特征影响着小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和空间组织的理念，从而影响空间的发展形态。研究表明，影响小城镇空间形态的传统文化主要是民俗、地域文化等。

1) 民俗

小城镇民俗是指城镇社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较为稳定的文化事项，可以简单概括为乡镇民间流行的风尚、习俗，具体反映在居住、生产、饮食、服饰、婚姻、娱乐、节庆、礼仪、禁忌等方面。民俗具有多元性与复合性、地方性，神秘性与实用性，稳定性与变异性的特征。

任何民俗的形成都是一定地域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并具根深蒂固的地理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不仅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俗特色，同一个民族的民俗也因地域分布、地理环境、气候的不同，有明显的地域差异，这种差异会从人的生活习惯、居住方式、生产手段开始，影响到人的服饰、佩饰和聚居地的位置、周边环境、格局、风貌以及房屋建筑的形式、风格等。这些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同地区城镇空间形态的差异。

民俗要素直接或通过关联性因素间接作用于小城镇各类建设用地的构成、分布和空间的形态。传统集市的买卖方式和定期集市、不定期集市、特种集市(庙会)的集期特点，是集镇形成与发展初期空间沿水道或街道两侧呈带状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以商贸为主的古镇，如上海的朱家角镇、浙江的乌镇、江苏的黎里镇等，集市与集期对集镇的空间形态发展影响较大。住所不择以高处或低洼处的习俗，使居住用地的开发或选址受到局限而影响城镇空间发展的方向。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是在特定的传统文化和地理环境中经过长期发展积累逐步形成的，往往具有浓厚的地域宗教色彩，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宗教文化，在生活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在宗教信仰、伦理观念等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建筑、环境、生态观念。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少数民族地区的乡镇经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壮大，其间可能会遇到发展经济与珍重宗教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自然生态、现代化建设与文化传承等矛盾，在用地组织、规划布局、开发建设中不能影响宗教寺院的地位，不得挖“神山”、动“圣地”等。在世界文化趋同的情况下，民俗文化的独特性显得弥足珍贵；我国部分小城镇中保留有民俗活动和设施，像祭祖、庙会、观音会、舞狮、城隍庙等，这些民俗文化活动的特殊要求使得无论城镇形态如何变化，都要为这些民俗活动的举行留有一定的空间；特别是将这种特色民俗作为一种产业来发展，对城镇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在城镇空间上，既要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在功能组织和用地布局上予以充分考虑，同时要保留城镇中原有的、具有民俗特色功能的地域。

2) 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地域的自然、地理、历史和环境条件下，人类在长期的生活生产中创造并传承的、被人们所感知和认同的、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是特定区域传统、民俗、习惯等文明的表现。小城镇的地域文化具有地域性、独特性的特征。

我国幅员辽阔，拥有众多的地域文化，如中原文化、吴越文化、珠三角文化、巴蜀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域文化经历着兴盛与衰落，并在城镇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积淀下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城镇的发展，从而影响空间的形态。本节重点阐述具有代表性的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和珠三角文化对小城镇空间发展的影响。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原地区广袤而肥沃的平原大地决定了其对农耕文明的选择。农业生产虽然比较艰辛，但在中原农民心中，相比手工业和商业而言，农业依然是最稳定的生活依靠，因此，在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影响下，形成了安土重迁、封闭保守、中庸务实的中原文化。在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阶段，这种文化思想是适应社会发展的，但随着我国步入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面临市场的竞争，社会发展需要开放的环境时，中原文化渐渐与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不相适应，特别是在地域文化下，探索不够、开放不足、创新缺乏，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地方经济建设和工业化进程，使之发展缓慢，从而影响了空间形态的进化升级。

吴越文化的地域空间主要在上海、江苏、浙江及福建、江西部分地区。它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聪慧机敏、灵动睿智，经世致用、务实求真，敢为人先、超越自我等深刻内涵和精神特质。吴越文化强大的融合、筛选和吸收能力，为江南地区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后，在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人们禁锢多年的思想得到解放，江南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社会逐渐开放的环境不谋而合，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光大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促进了江南地区城镇的快速发展。吴越文化进取创新的精神促进了江南地区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进而开辟了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特色道路，城镇获得了极好发展的机会，数量、规模、效益都得到较快增长；吴越文化开放宽容的内涵，有助于江南地区城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随着城际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江南地区逐渐形成了网络化的城镇群空间形态，推动了区域一体化的实现；吴越文化重商崇学的思想带动了江南地区经济资源不断向商业及高新产业倾斜，进而推进了江南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商业区、居住区、开发区由此兴起，城镇空间迅速扩张，并在政策、交通、社会等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下出现了多元化多轴线发展的形态，等等，从而使小城镇的空间形态不断优化。

珠三角文化主要是由岭南文化、外省文化、港澳文化、西方文化四因素建构起来的，是由多元文化复合重组产生的新文化系统。珠三角文化是建国后才慢慢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后，这里成为国家实行沿海开发战略的起点，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和国家政策的支持，大力发展沿海外向型经济，走出了一条具有地域特色的工业化发展之路，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形成了开放性、包容性、现代性、国际性的珠三角文化。快速发展的珠三角经济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移居此地创业或就业，而现代的珠三角文化有助于乡村农民和外来居民在城镇发展过程中顺利地融入当地社会与文化环境。正是这种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多样的人口类型为珠三角新型文化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这种现代化、国际化的文化理念又有助于珠三角地区易接受世界先进的信息技术，有助于与其他地区的交流合作，可以说，珠三角的文化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经过30多年的发展建设，珠三角地区的小城镇高速发展、迅速扩张，很快就从小小的渔村、集镇蜕变为充满活力和魅力的现代化城镇群，实现了区域经济跨越式的发展，等等，从而使小城镇的空间形态迅速演化。

地域文化对小城镇的影响不是绝对的，相对落后的中原文化地区也有发展比较好的小城镇，先进的吴越文化和珠三角文化地域内也有比较落后的城镇，本节是总体上来谈，不能以偏概全。

5.4.4　小结

自然文化、历史文化、传统文化三大要素是影响小城镇空间形态的主要文化要素。这三者在作用于小城镇空间发展时，有共同之处，也存有一定的差异。相同之处在于三者作为一种社会意识，通过其本质特征、根植性、影响力和发展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小城镇的发展和空间形态演化。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作用的小城镇发展的过程和影响面、影响力不同。自然文化作为一种最初的意识形态要素贯穿于整个小城镇发展的全过程，对小城镇的区域、镇(乡)域、镇区空间形态有较大的影响，对空间发展及其形态演化的作用比较直接。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特定时期形成的社会意识产物，有着其时代和地域的局限性，只是在一定时段、一定地域内可能影响着小城镇的建设发展。其中历史文化一般对城镇的发展具有较为积极作用，对小城镇镇区的空间发展有一定程度的限控；而传统文化可能有积极的也可能有消极的因素影响镇区建设，对空间发展的影响作用具有不确定性。在小城镇空间特色营造方面，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特色发展的主要推手。除了上述三种文化要素外，影响小城镇空间形态演化比较大的文化要素还有外来文化、流行文化、政治文化等。

目前，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城镇化的加速、区域统筹协作发展的态势，小城镇发展越来越受到所在地域、经济区域乃至全国和世界的影响，来自区域的推动力随着一体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和深入将越来越大地作用于小城镇；但它同时倍加受到所在地域传承至今的文化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来自自然文化、历史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发展动力影响。事实上，小城镇发展的可续力不仅应以资源与环境、产业与科技、资本与市场、区位与交通、自然与生态等要素的数量为依据，更重要的是要看能否把这些要素统筹为现实的、面向未来的发展力，而将这些要素转换成小城镇内在发展能力的媒介就是文化。如有些小城镇在以往的发展中，由于缺乏对自然文化的珍重，导致对自然的破坏，以至于造成众多的人为自然灾害，要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去修复失去自然力的环境。由于缺乏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保护和正确认识，并自认为本色文化“落后”，一味追捧所谓“先进”的外来文化，导致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众多千年古镇遭受毁灭性破坏，造就了千篇一律的“现代化”新城，以至于目前许多失去历史的“古镇”要用大量资金去修复，形成假古董。有些小城镇由于没有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发展，使得一些落后的、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旧文化，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后仍根深蒂固地扎根于我们的社会意识中，而同时却有许多需要发扬光大的传统文化失去支撑，从而使小城镇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或影响。因此，我们要积极倡导小城镇的文化建设，以恢复和提高文化的根植性作用，促进全社会文化素养的全面提升。这一方面必须要重视对自然文化、历史文化、传统文化的珍重与保护、挖掘与培育、发展与利用，加强小城镇的特色建设；另一方面要因地制宜地选择和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并本土化地加以消化、融合和创新，从而促进小城镇的科学建设，引导其空间的优化发展和形态组织。

5.5　自然因素

自然因素是一个地区经历上千万年的天然而非人为因素改造形成的基本自然情况，一般包括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要素，是小城镇形成与发展的基础，是支撑小城镇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小城镇的发展历程中，自然因素作为一个基本的立地条件深深影响着小城镇的形成和发展。自然条件的变迁可以使小城镇兴旺发达，也可导致小城镇衰退没落，甚至是消亡。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克服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日益强大，但自然仍是影响小城镇空间发展和形态演化的核心因素。目前，在小城镇发展建设中，利用自然、遵从自然、优化自然已逐渐形成共识。因此，自然对于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形成与发展而言，是“有此未必然，无此必不然”的因素。影响小城镇空间形态的自然要素中主要包括气候、地形地貌、资源、地质等方面。

5.5.1　气候

气候是指天气和大气活动的综合情况，涵盖气温、降水、风、光照、热量等多种作用因子，是形成城镇的基本自然条件，对其空间形态有着重要的影响。实际上城镇的发展过程也是对特定气候条件的摸索与应对过程，气候通过影响小城镇的经济产业、生活居住、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等空间形态要素，对城镇发展进行自然调控，也使得城镇在建设中要有科学的应对措施，以保障城镇的安全、宜居和可持续发展。

我国地域广袤，从南到北跨越的纬度达50多度；从华南到东北、西北地区，从东南沿海到青藏高原，气候变化极为悬殊。地处纬度较高的东北地区，冬季气温极低，严寒是生活的最主要威胁；与其相反，纬度较低的云南、广东、广西一带，气温高、雨水多、湿度大，水对人们的生活也造成一定的影响，且沿海的广东、福建等地区，还会遭受台风、暴雨等极端气候的影响。西北地区，包括新疆、陕西、甘肃、宁夏等地，主要属于大陆性气候，不仅异常干燥，且昼夜温差变化极其悬殊，特别是位于最西北部的新疆，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气候条件十分恶劣。青藏高原地区以高寒为主要特征，气候寒冷，对人们的生活及生命都造成一定的威胁。而中东部地区的相对较为舒适，四季分明，气候条件良好。

小城镇作为现代人居环境的主体，自然是以人的宜居与安全为基本需求。从区域层面来看，小城镇主要位于气候条件相对适宜的湿热气候区和温和气候区，绝大多数分布在东中部平原地区，这些地区的小城镇呈现数量多、密度大、集聚分布的空间特征；而位于气候条件恶劣的干热气候区、寒冷气候区的西部、北部地区，由于气候对人类生存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小城镇呈现数量少、密度小、不均衡分布的空间特征(表5-21，图5-45)。

空间形态作为城镇发展宏观的外在表现，体现着人类生活应对气候的状况，是对特定气候条件的具体反应。不同地域气候条件下的城镇空间形态与发展有着很大的差异，并通过空间形态要素中的交通、产业、功能、环境、规模、设施等方面具体体现着气候的影响印证。在众多气候影响因子中，气温、降水、风与小城镇发展建设的关联度较高，从而刻印在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与演化过程中的标识较深。

表5-21　我国不同气候区下的小城镇发展情况比较(Szokolay气候分类)

注：数据统计以2003年；其中人口规模含小城镇镇区人口与农村人口

图5-45　我国不同气候区(Szokolay气候分类)小城镇发展情况比较

1) 气温

气温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小城镇的生产、生活状态。不同的气温特征形成了不同区域城镇生产运作、生活习性的差异，影响人类聚居分布。因此，基于本能生存意识，人类为追求自我舒适的最优化，必然会趋向于气温宜人、冷暖有度的地区。温带地区冷热适宜，适宜人类生存居住，也有利于城镇的经济发展和生产活动。目前，我国城镇密集区和主要大都市大都分布于中低纬度地区，尤其是温带湿润气候区。

对于高温、严寒等气温条件较差的地域，为了生存发展必然人为自我改造；这些区域小城镇的形成与发展一般首先是对当地气温环境的被动适应，这些适应的举措在空间形态上也有所体现。

位于高温炎热地区的小城镇，如我国的南方地区，小城镇在区域层面上显现出整体数量较多、相对密度较大、分散布局的特征；从小城镇的镇(乡)域、镇区层面看，为预防建设集中和工业生产可能造成的“热岛效应”“浊岛效应”，避免气温的积聚，往往采用组团式的空间形态和设置网络状的防护绿带予以应对，如福建石狮市祥芝镇。

祥芝镇地处福建石狮市东北部，面积15.9 km2，人口3.1万(2008年)。该地区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日照充足，夏长较酷热，冬短无严寒。年平均气温20~21℃，7月最高，月平均25.6℃；1月最低，月平均10.6℃，无霜期长达320多天。该镇乡镇企业较为发达，工业小气候特征显著。为避免乡镇工业给小城镇发展造成污染，预防高温时期气温积聚，在镇域层面，依托自然地形和环境，工业采用组团式分散布局，以防发生“浊岛效应”；在镇区层面，采用“三片八区” 的布局结构，各功能区间以生态绿化景观带相隔离，以调和小城镇的“热岛效应”(图5-46)。

图5-46　祥芝镇空间布局(2000—2020)

在高寒地区，小城镇的区域和镇(乡)空间大多呈现向心集中、纵向联系紧密的形态特征，小城镇镇区空间一般采用团状蔓延发展的模式，以适应严寒气温给城镇居民带来生活、生产的不便，相对减少人们室外活动的路线长路，降低各类资源和基础设施在使用距离上产生的热量损耗，如海林市。

海林市是隶属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县级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距省会哈尔滨290 km、牡丹江市12 km，市域面积8 817 km2。2005年，辖8镇1乡(海林镇、长汀镇、横道河子镇、山市镇、柴河镇、二道河子镇、新安朝鲜族镇、三道河子镇、海南朝鲜族乡)、人口42万。海林属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长而寒冷，夏季短而凉爽，季节温差大，1月平均气温-24℃，7月平均气温21℃，年平均气温1.9~3.6℃，年日照2 300~2 600小时，无霜期85~130天。为适宜严寒气候，便于冬季居民在生产、生活中与中心城市的沟通联系，最远距县城的城镇只有50km左右，同时县城周边30 km辐射范围内的小城镇数量占2/3。区域小城镇表现出非均匀分布、相对集中、向心发展、纵向联系紧密的特征(图5-47)。

图5-47　海林市县域城镇空间布局(2005年)

2) 降水

降水是小城镇水资源循环更新的重要环节，是补给城镇生产、生活水资源的主要渠道，并通过人类生产、生活依赖水源的特性，影响着小城镇的空间分布规律。

我国降水量分布呈东南多、西北少的特征，总体上呈现从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趋势；根据年降水量情况，一般以200 mm、400 mm、800 mm年等降水量线为基准，将我国降水量划分为四个分区。按照降水量与蒸发量的对比关系，降水气候特征可分为湿润区、半湿润区、半干旱区和干旱区。湿润区包括秦岭—淮河以南、川西山地以东的广大地区，以及东北山地和青藏高原东南部，降水量一般在800 mm以上，自然植被多为森林，农田以水田为主；半湿润区包括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渭河平原等区域，降水量一般为400—800 mm，自然植被为森林草原或灌木草原，农田以旱田为主；半干旱区包括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天山山地等区域，降水量一般为200—400 mm，自然植被以草原为主，农田以旱地为主；干旱区包括塔里木、准噶尔、柴达木、阿拉善等区域，降水量一般是200 mm以下，自然植被为荒漠或荒漠草原，以畜牧业为主。从区域层面看，我国绝大部分的小城镇分布于雨水充沛的湿润区和半湿润区，少量分布于半干旱区和干旱区；其主要原因是在湿润区、半湿润区的气候条件下，农作物生长十分有利，因此农业发达、乡村人口众多，从而有利于依托农业和乡村而形成的小城镇的发展。

我国华东、华南、华中的平原、盆地地区，降水量适中，降水诱发的自然灾害较少，城镇发展与布局较少受到降水因素的限制，小城镇数量较多，分布密集。

华南、华东、西南因处于亚热带、温带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夏季多雨，且时有暴雨，高强度的降水对城镇排水系统构成了较大的压力，空间的布局和形态的类型必须适应雨水快速排放和高排放量的要求，如在用地发展上选用地势相对较高、易于区域排水、有较大泄水能力与通道的地区，避开地势相对较低、区域排水困难、泄水通道少和速度慢的地段。这些区域中的多丘陵山地的复杂地形加剧了降水带来的危害，山洪、泥石流、江河汛期等威胁给小城镇用地选择及防灾工程带来了较高要求，使其规划建设在空间发展上强调以人居安全为核心，对发生水患进行灾害影响评估，择优选址，不片面追求形态与结构的完整性，如浙江兰溪市马涧镇、湖南耒阳市南阳镇等。这些规划建设的特点，在华南、华东、西南地区一些小城镇近年来所遭受的水患灾害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表5-22)，体现了降水对这些地域城镇空间发展的巨大影响。

马涧镇位于浙江省兰溪市北郊，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区，雨量充沛，年平均降水量1 365.2 mm。夏季梅雨季节雨量集中、雨期较长，台风期间多暴雨。该镇地势呈南向北倾斜，镇区东北骥溪发源于大盘山、溪里源等地，溪源短、水流急，遇夏季梅雨、暴雨时，洪水暴涨，易发水灾，现状居住用地多远离此处，沿河防洪标准为50年一遇；镇区南部、东部、西部丘陵较多，夏季经雨水冲刷、浸泡，为滑坡、泥石流多发地，因此，城镇规划空间布局较为分散，呈组团状发展(图5-48)。

南阳镇位于湖南省耒阳市东部，属亚热带季风温湿性气候，雨量充沛，年平均降水量1 337 mm。夏季受湿润季风影响，雨量集中、雨期较长。该镇地势东高西低，地形复杂，以丘陵山地为主。遇夏季梅雨、暴雨时，四周山体坡陡、土质疏松，受雨水冲刷、浸泡，为滑坡、山洪、泥石流多发地，故城镇规划功能结构零散，空间布局分散(图5-49)。

图5-48　马涧镇城镇空间布局(2001年)

图5-49　南阳镇城镇空间布局(2010年)

表5-22　2004年以来我国华南、华东、西南地区部分小城镇典型水患灾害分析

我国西部、西北部地区，地处内陆，大陆性气候特征显著，全年降水量稀少，水资源是该地区发展的核心自然制约因素，城镇发展以有水和节水为前提，空间组织必须满足城镇用水和利于节水的需求(详见第5.5.3节中的相关内容)。一般来说，从区域层面看，大多数小城镇都在水系沿线分布；从镇区层面看，为减少城镇内外运动时平面与立面水分的蒸发量，大都形成小规模团状向心发展的形态。

3) 风

风对于小城镇发展具有必要性，是城镇内外空间环境交流的重要载体，适度的风是形成城镇内外空间热舒适度的决定因素。小城镇的发展不仅受到风速、风向的影响，还受制于风频的作用。合理的城镇空间布局与形态发展是对风的适应与利用。

风对小城镇空间形态发生作用主要是对城镇发展空间的选址、功能组织、用地布局和城镇中心区发展产生影响，尤其是城镇工业的性质及工业区与城镇中心区、居住区的布局常受风速、盛行风向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盛行风比较明确的小城镇，起主要通风作用的城镇道路平行于主导风向，各类生活功能用地空间上依路而布，以利于调剂、循环城镇的气温和气体；其工业用地则一般垂直于盛行风向，以避免或减少污染物对城镇中心区、生活居住区发展的危害。我国东部、中部、东南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季风影响显著，东南风与西北风盛行，污染性强的工业用地常采用垂直于盛行风向的布局方式。对于存在静风区域的小城镇，产生污染的各类功能区，如工业区，在空间布局上一般应远离静风区域，跳出城镇中心区，并与生活区保持一定的距离，空间形态上大都呈现跳跃式串珠状发展的模式。我国西南部、中部丘陵山地区域，由于天然的屏风障碍，使得部分地区出现静风和无主导风向现象，为避免工业污染物危害，往往采取跳跃式的空间发展形态。灾害性风对小城镇来说可能是毁灭性较大的气候，对于受灾害性风影响严重的小城镇，如台风、风沙频发地区，其城镇的发展空间应择就于背风区，以减少灾害发生时的损失；同时在空间上，应防止城镇中心区、镇区主立面布局于灾害性风侵袭的主导路径上。我国西部、西北部地区气候干旱，时常有风沙天气出现，因此防风是这类小城镇建设的首要目标，一般采取紧密、圈层式的空间结构，产生的团状蔓延式空间形态可以使强风绕过城镇，从而减少灾害性风渗入城镇内部空间(表5-23)。

气候是人类生存和生产活动的重要环境条件，特定地区的气候条件也是小城镇空间形态特征形成的决定因素。气候不仅造就了地域自然环境本身的特殊性，还是该地域文化特征及人类行为习惯特征的重要成因，而这两者正是影响小城镇空间形态演化的重要因素。城镇气候与空间发展问题并非是简单的后者对前者适应、利用或抵御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小城镇的生产、生活活动正日益改变着其周边乃至全球的气候状况。近年来，随着小城镇发展的提速以及人类过度开发自然，全球气候变化因素逐步复杂，极端恶劣气候现象增多，这对小城镇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对城镇居民生存环境产生了巨大冲击。因此，我们必须反思和审视现状小城镇空间布局与形态发展的合理性，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调整和改变原有的不合理空间布局，适应自然，遵从自然，使未来的小城镇空间发展贴近自然，贴近生活。

表5-23　风影响下的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典型案例

续表5-23

5.5.2　地形地貌

地形即地表的综合形态，包括山地、丘陵、高原、平原和盆地，是以形态视角对区域空间的宏观描述；地貌即岩石圈表面的起伏形态，由陆地地貌和海底地貌组成，其中陆地地貌涵盖平原、高原、台地、丘陵、山地五种类型，是侧重成因角度对区域空间的微观描述。地形地貌是影响小城镇发展建设的基本物质因素，直接或通过关联性的气候因素间接影响于小城镇各类用地的分布和空间形态的发展。从世界范围内观察，绝大多数城镇为获得良好发展空间和物质基础，多选择分布于地形地貌稳定，地势起伏平缓的平原、盆地地域。

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地貌丰富多样，小城镇区域空间布局因势利导，形成了东密西疏的发展格局。东部地区地势平坦，自然环境优越，河网密布，因此城镇密集，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中西部地区地形地貌复杂，因此城镇密度稀疏，发展基础薄弱。就一定区域而言，小城镇也趋向于布局在该区域地形地貌稳定，地势平坦的地区，以利于居民生产、生活的安全便捷，空间利用的有序展开与发展(表5-24)。根据地区的特点及其对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程度，将我国的地形地貌分为平原水网地区、盆地地区及山地丘陵地区三个主要区域与类别。

表5-24　成都市小城镇按地貌分类的空间分布情况(1993年)

1) 平原水网地区

宽广平坦，起伏很小，海拔一般在200m以下的地区称为平原。我国有三大平原：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此外还有成都平原、汾渭平原、珠江三角洲平原等。由于其地势平坦，交通方便，有利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我国80%以上的小城镇分布于这些地区；相比其他地区，其小城镇数量较多、密度较大。总体来说，平原地区的小城镇在空间形态上较少受到地形地貌的影响。

在亚热带、温带冲积平原地区，水体众多、星罗棋布，彼此互联形成水网，构成了对小城镇发展建设和居民生活的自然干预，从而对城镇空间形态的本质产生作用。在城镇形成发展中，河流具有供应水源、改善环境、交通运输、旅游娱乐等综合功能，它是重要的资源和环境载体，是小城镇发展中最具活力的要素，是影响城镇空间形态和整体环境的基本因素。

从区域层面看，在小城镇发展初期，城镇空间布局主要沿具有一定通航条件的水系分布，形态上沿通航水系轴向发展，在通航水系交汇处形成中心。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小城镇的分布对水系的依赖性逐渐减弱，到后期一些小城镇主要围绕通航等级较高的河流发展和分布，如江苏苏州的吴江县(图5-55)。

图5-55　水系与吴江县(市)域城镇空间布局形态演化

从镇区层面看，小城镇大都沿河形成，临河布局，形态不拘一格，沿河道蜿蜒曲折发展，其空间形态基本取决于河道的走向、形状和宽窄变化。随着小城镇的发展，镇区受河流水系的分割制约，城镇沿主要航道水系呈圈层式发展；当发展受水系条件的制约或影响太大时，小城镇的空间就产生跳跃式发展，由带状或团状向组团状形态演化(图4-10、图5-56)。

图5-56　水系与黎里镇空间形态发展演化

对于坐落于平原水网这一特殊地形地貌区域的小城镇来说，水不仅仅是生产、生活重要的元素，而且还是城镇历史发展与空间形态演化的印证。人类活动依赖水系的存在，主要表现在生活需求与交通运输，城镇发展依水逐水，空间布局临水傍圩；工业兴起之后，科技的发展拓宽了小城镇与外界沟通联系的渠道，水运因其固有的弱点，被小城镇主流的公路运输等方式所淘汰，加之工业快速发展带来的水污染，使得水系与城镇关系日益退化；随着人类对自然与城镇发展关系的深入理解，和谐生态成为小城镇发展的主流理念，水成为点缀城镇的亮点，是城镇生态优化的主体之一，水体环境将逐步得以改善，城镇空间布局将必然回归亲水的特性。平原水网地区，水系与小城镇关系的循环不仅是人类对小城镇发展理念的探索，更是小城镇空间形态由初级到高级演变的体现。

2) 盆地地区

盆地即四周被山岭、高原环绕，中间为平原或丘陵的盆状地形。我国有四大盆地，分别为塔里木盆地、准格尔盆地、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其中四川盆地土壤肥沃、气候宜人，是小城镇分布的重要区域之一。盆地内部地势相对平坦、四周围合，阻碍了灾害性风沙和冬季寒冷气流的侵袭，营造出气候温和、风调雨顺的环境，自古以来就是人口密集地区之一，适宜人类居住和城镇发展。

从区域层面看，小城镇主要分布于盆地内部土壤肥沃、地势平坦的地区，并远离四周连绵高山，形成向心集中发展的态势；城镇一般沿河流、近溪河布置，在干河汇集处常形成一定等级的区域中心，如四川省宜宾县。

宜宾县位于四川盆地南缘，地处川、滇结合部，为长江上游和金沙江、岷江下游的“金三角”地区。全县辖区面积2 945.83 km2，有26个乡镇，人口102万(2010年)。县境南北长、东西窄，地势西南高、东北低，海拔270—1 418 m；地貌多样，以丘陵为主，为盆中丘陵区，约占辖区面积的73%；属长江流域，金沙江、岷江两大干流过境，有支流和溪河357条、总长1 582 km，呈树枝状河网形态，水势平缓。小城镇一般分布于岸势开阔地段，其中沿干流分布的城镇多达11个，占42%，沿支流和溪河分布的城镇有15个，占58%。金沙江、岷江两大干流交汇处为宜宾市，宜宾县城(柏溪镇)在金沙江沿岸、近宜宾市区，距县城40—50 km的孔滩镇、观音镇、蕨溪镇、横江镇等为县域的中心镇(图5-57)。

图5-57　宜宾县小城镇分布图(2010年)

图5-58　白花镇空间发展形态(2008年)

从镇区层面看，盆地地区的小城镇与平原地区相比，功能布局应相对分散，以克服气流运行缓慢造成的城镇自身积温现象；利于污染颗粒物的及时扩散，避免空气污浊。此外，由于四周丘陵山地抬高了迎风暖湿气流，雨水多集中于山体坡面，造成小城镇周期性面临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威胁，因此，盆地地区的小城镇发展必须注重防灾减灾工作，要因地制宜，不应强调城镇空间的规整性，相对分散的布局结构利于城镇的防灾减灾；镇区整体空间上宜趋向于采用以组团式、轴向发展为主的串珠状形态，如四川宜宾县白花镇。

白花镇地处宜宾县东北部，省道观邓(观音—邓关)公路和县道斗漆(斗笠岩—漆树)公路纵横贯穿全境，全镇辖区面积138 km2、人口5.5万(2008年)。镇区四周为山地和丘陵，城镇建设根据地质灾害情况，分散布局，空间呈现轴向串珠状形态(图5-58)。

3) 山地丘陵地区

图5-59　卢龙县小城镇分布图(2006年)

通常把山地、丘陵和比较崎岖的高原称为山地丘陵地区，简称山区。我国山地丘陵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2/3，其主要分布在西部、南部地区，自北向南主要由东北山脉群、辽西丘陵、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中南山脉群、淮阳丘陵、江南丘陵构成。山地丘陵地区地势起伏大，特别是高山地区，地面坡度大、土层薄、气候寒冷，而且昼夜温差变化大，交通相对不便，水资源比较短缺，开发难度大，建设投资高。

从区域层面看，山区小城镇密度低，区域分布较为分散，城镇规模相对较小；一般是沿山区中的河谷、山谷、低洼地等相对较为平坦的地区分布，如河北省卢龙县。

卢龙县位于河北省东部，青龙河下游地区。县域总面积945 km2。总人口42万(2006年)，辖6镇6乡。县境地处燕山南麓低山丘陵区，地势北高南低，呈梯状西北东南向倾斜，海拔22.7—627 m，绝对高差604.3 m；中部有一条略呈“S”形的低山脊贯穿。县域北部为低山丘陵区，中部为丘陵区，南部为山麓平原区。低山丘陵区山峦重叠，沟壑纵横；丘陵区分布广，面积大，地势较高；平原区多为山洪淤积平原。县域小城镇主要分布在低山丘陵中的河谷地带平坦区域(图5-59)。

从镇区层面看，山地丘陵地区小城镇的空间布局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城镇的空间走向与等高线基本保持平行，空间结合山体的地形地貌因势利导，随山势分层布局，形成层层叠叠的形态；第二，城镇的空间走向与等高线保持垂直关系，具有明显的高程变化，城镇沿街道呈纵向展开，空间形态与地面起伏相呼应。小城镇建设用地沿山地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其空间常受到山体的制约，空间出现跳跃式发展。故山地丘陵地区小城镇的空间一般呈现沿狭长谷地带状发展，或被山体和丘陵分割成组团状发展的形态，如贵州省长顺县威远镇。

图5-60　长顺县威远镇空间布局图(2000年)

威远镇地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东部，距贵阳76 km、县城11 km，辖区面积78 km2、人口2.0万(2000年)。威远地处云贵高原，山地较多，地势起伏，地貌类型多样，有岩溶中山、岩溶低山、峰丛陆地、峰丛谷底、中山峡谷、溶丘洼地、丘陵谷底等十余种。镇区位于山区河谷间较平缓的坝地上，其发展受山体分割影响显著，空间整体上呈带状和组团状形态分布，建设用地平行于等高线的走向(图5-60)。

地形地貌是小城镇发展最重要的自然载体，不同的地形地貌形成不同的布局，其空间形态是对所处环境中地形地貌的适应和利用(表5-25)。在小城镇发展初期，地形地貌对其空间布局具有决定性作用，空间发展一般依山傍水、因势利导。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与手段的提升，小城镇建设日新月异，劈山、填河、开渠、筑路等，人类的作用代替了自然地形地貌的营力，看似阻拦空间形态发展的地形地貌被夷平、消失，代之以规模宏大平整的广场、整齐划一的建筑、笔直的道路、几何形态的绿地等人工地形地貌体。然而，人为强烈的作用，破坏了自然地形地貌的平衡稳定，加速了小城镇下垫面的侵蚀，各类在地形地貌因素作用下的灾害频繁发生，对城镇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城镇的空间形态是自然地形地貌因素融入人类小城镇发展的重要体现，合理、和谐的小城镇空间形态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对自然地形地貌能动作用的展示。

表5-25　不同地形地貌对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比较

5.5.3　资源

小城镇的自然资源通常包括耕地资源、水资源、区位资源、矿产资源等，这些资源与人类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又是社会生产的原料来源和生产布局的必要条件与场所。因此，各类自然资源是小城镇形成与发展最主要的外部催化剂，是影响小城镇空间形态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域，小城镇的分布相对集中密集，发展速度快，区域影响力和竞争力强(矿产资源对小城镇空间布局与形态发展的内容在第5.2.3节中已有论述，本节不再详述)。

1) 耕地资源

耕地资源是人们生活、生产的基础，是小城镇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要素。我国土地资源的特点是高原、山地面积多，平原、丘陵面积少；国土面积大，耕地面积少；人口多，人均耕地少。一般情况下，耕地资源丰富的地区，农业经济发展良好，粮食作物产量高，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时期，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相对较多，从而人口聚集易形成小城镇。就全国来看，小城镇的分布情况与我国耕地资源的分布状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呈现东密西疏和从东部向中、西部递减的分布特征。

我国东部平原地区，耕地资源丰富，小城镇的区域、镇(乡)域、镇区空间形态较少受到土地资源的影响。在西部、西北地区，耕地面积少，耕地资源成为制约小城镇数量、分布和规模大小的主要因素之一。一方面，小城镇往往形成于耕地资源相对丰富、农业相对发达的地区，如绿洲、雪水汇集地等，呈现区域布局分散、城镇间距跨度大的特点；另一方面，小城镇的镇区发展空间以保护耕地为主，常利用山坡、荒地进行建设，形成空间布局相对分散的组团形态。在中部、西南地区，土地资源虽丰富，但耕地受山地、丘陵等特殊地形地貌影响，富饶土质层附着浅，造成耕地资源配比相对较少，因此，在发展建设时一般注重保护稀少的耕地资源，小城镇沿山麓、河谷等地段呈带状线型发展，或利用山脉、丘陵的向阳坡或贫瘠台地作为城镇建设的发展空间。

2) 水资源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不可少的物质要素，是小城镇生活生产、经济发展和环境需要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水资源通过其分布的数量、储备的富贫，决定人口的生存条件，度量小城镇发展的潜力，影响小城镇的区域分布、城镇发展的规模和空间功能与布局。

我国淡水资源的区域分布不均匀影响着小城镇分布的不均衡。水资源丰富的长江以南地区，人口分布密，小城镇数量多，发展较快，小城镇的区域、镇(乡)域、镇区空间形态较少受到水资源的影响，但未来随着水资源保护要求的提高，特别是水源地的保育将对小城镇的区域分布和城镇产业发展及其空间布局带来影响。北方的黄淮海等地区，耕地多，人口分布也比较密，小城镇数量较多，但因为水资源缺乏，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发展速度较缓，城镇规模小，形态简单。北部和西北部地区由于干旱，水资源严重匮乏，小城镇通常以水定址，以水量定规模，区域形态较为分散、零乱。

我国西部、西北部地区的小城镇发展及其空间形态，水资源是决定性的因素。这些地域气候干旱，水体分布少、体态小，小城镇一般择址于水草丰盛的下风向地区，便于水源地的蒸腾作用改善小城镇的气候条件，一般形成以水源地为核心的单中心向心型的区域空间形态。而对于单个小城镇来说，其生产、生活用水的紧张，使城镇发展必须以节水为基础，一般是限控规模，采用集中紧凑的团状空间形态，以满足城镇蓄水、保持湿度的要求，如宁夏中宁县。

中宁县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西侧，辖5镇5乡，东西宽约50 km、南北长约60 km，总面积4 084.5 km2、人口29.3万(2006年)。该区域地处中温带半干旱气候区，降水少，蒸发量大(年平均降水量202.1 mm、蒸发量1 947.1 mm)，水资源缺乏。主导风向，春、冬季为西北风，夏、秋季为东风。黄河是该地区主要水资源获取源，其流经境内约80 km。地下水资源较为丰富，在黄河沿岸地区，储量约4.7亿m3，开采难度较小。县域内小城镇主要集中分布于黄河流经地区，且多处于下风向地区，形成沿黄河水域的带状空间形态(图5-61)。

图5-61　中宁县县域小城镇分布图(2008年)

3) 区位资源

区位资源主要是指某一地区地理空间所带来的联系条件。区位状况是影响小城镇发展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区位资源可以为小城镇发展带来信息、资金、人才等社会经济资源，起到“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作用，从而影响空间形态的发展。

从区域层面看，区域小城镇的区位资源主要体现在其所在的经济区域、交通网络等方面。就全国来说，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交通网络条件等均要比中西部地区具有巨大的优势，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中，小城镇的整体发展也具有较高的水平，区域城镇空间形态已处在扩散或均衡阶段，中心城市的辐射影响力正迅速带动区域小城镇的发展，并通过发达的交通系统建立起区域一体化的网络结构；目前，东部区域小城镇“多中心网络型”的空间形态正在形成，其区域与城市、城市与乡村、大城市与小城市、城市与城镇、城镇与城镇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十分频繁和密切，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同时，研究表明，小城镇个体的发展与区域之间形成的区位密切关系也必然会促进和放大区域整体的优势，从而产生对区域空间构成的影响；小城镇与区域的交流是形成区位资源优势的基础，推动着区域空间形态的优化。如苏州吴江从1995年以松陵、盛泽两镇为中心到2002年多中心网络型的初步形成，主要是充分依托和围绕两镇展开经济与社会建设，逐步形成了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态势，从而全面提升了该县在环太湖经济圈中的区位作用(图2-39、图2-40)。

从小城镇的镇(乡)域、镇区层面看，区位资源优势主要体现在小城镇所在的经济社会区域、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等方面。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小城镇地处经济发达区域，水陆交通四通八达，使之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区位资源，并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三大城镇密集带。这些地区因地处区域经济中心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大都市辐射范围内，小城镇发展受城乡二维作用力的影响显著：一方面大都市的人口、产业逐步向小城镇拓展，城镇是承接都市产业更新、区域城镇化所赋予各项功能的主要载体，其发展空间必须适应、包容城镇新增职能，满足产业布局的特性而独立成区，从而影响空间的构成和形态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村的人口、资源逐步集聚小城镇，表现出向心集聚的特征，城镇发展规模逐步扩大，功能区配置需求增多，空间形态也必须要适应农村城市化的脚步，如河北三河市燕郊镇。

燕郊镇位于河北省三河市区西，距市政府25 km、北京市区30 km，西与北京市隔潮白河相望，京秦铁路和京哈公路横贯东西。辖区面积105.2 km2。该镇地处永定河冲积平原，背依北京，面向渤海，承接京津两大经济中心叠合辐射，地理区位优越。北京都市中心区离心扩散的区位优势作用对燕郊镇发展及其空间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镇区空间布局依托外来推动力，配套了京津经济圈的软件、信息、旅游、商贸等多个功能组团，镇区空间逐步形成了组团状多中心的形态发展模式(图5-62)。

图5-62　三河市燕郊镇区位图

对于区位资源相对贫瘠的地区，如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小城镇为寻求发展机遇，必须人为改善与创造地理区位优势，通过现代交通技术密切对外联系，积极融入辐射力强的大都市经济圈内，从而提高区位优势，促进区域小城镇的空间发展与形态优化；同时，这些小城镇的发展对交通设施布局的依赖性较大，一般形成带状线型或跳跃式串珠状的空间形态，如四川省松潘县川主寺镇。

川主寺镇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东17 km处。该镇自然区位并不优越，但自九寨沟、黄龙两处旅游资源开发后，成为陆路必经之地，同时与九黄机场相应配套，成为承接九寨沟、黄龙旅游地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服务配套区。该城镇发展依赖于附近旅游业的兴起(九寨沟、黄龙风景区)，通过人为干预，建成九黄公路和九黄机场，使之与成都经济圈的行程缩短为3小时(飞机)，从而创造了区位优势(图5-63)，促使该镇更快更好地融入了成都都市圈和西川旅游综合区，城镇发展加快，并形成了依托机场，沿主要公路的带状线型空间形态。

图5-63　川主寺镇区位图

区位资源对小城镇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区位决定了一个区域所处的自然环境，也确定了城镇与城镇、城市的空间位置关系，这种空间引力关系通过它们间交通联系的时空距离而对其经济社会发展和空间形态产生重要影响。

自然资源是小城镇区域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数量的多寡和比较优势直接影响小城镇的镇(乡)域、镇区规模的大小，是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表5-26)。自然资源的类型多种多样，划分方式各具意义，其中耕地资源、水资源、地理区位资源与小城镇发展息息相关，对其空间形态的影响深入精髓；其他的自然资源如土壤资源、矿产资源、自然景观资源等，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小城镇发展产生了影响，参与了小城镇空间形态塑造的历史进程，但其作为本节阐述的自然属性时的意义相对较小，更多地通过融入社会形态、产业构成、经济需求等影响小城镇发展和空间形成的社会经济属性因素而发挥间接作用。

表5-26　不同自然资源对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比较

近年来，随着小城镇建设速度的加快，自然资源作为城镇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各个小城镇开发建设的优先方向。然而，自然资源作为地球赋予小城镇发展的主要天然手段，必然具有自然物质特有的分布不均匀性和有限性，因此，盲目开发资源，过度扩大城镇规模，会对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产生“拔苗助长”的效应，导致小城镇未来发展潜力不足、空间萎缩、形态怪异。科学的自然资源利用，是小城镇发展与自然地理分布的良性互动，是小城镇空间形态与地域组合的完美结合，从而利于小城镇未来发展的厚积薄发和空间形态演化的稳步推进。

5.5.4　地质

小城镇地质主要是指城镇生产、生活所覆盖的下垫面的形质，包括圈层分异、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岩石性质、矿物成分、岩层和岩体的产出状态、接触关系以及矿产资源的赋存状况和分布规律等。

我国小城镇主要分布在地质条件较好的区域，如东中部地区，地质灾害相对较少，在这一地区内，小城镇的发展较为平稳，分布较为密集，镇区空间规模较大。

在西部地区，地质灾害较为集中，主要包括宁夏南部、甘肃中东部、川西山地、云南北部和西部、贵州西北部等地区。这些地区是我国地震、山洪、泥石流、山崩、滑坡等灾害的主要发生区，其中宁甘川云贵是我国西部地区一条南北主要地震活动带。从区域层面看，这些地区小城镇的数量相对较少，并主要位于地质条件相对较好的安全地带，呈现点状分散的空间形态；从镇区层面看，这些地区的城镇发展规模较小，布局依据自然的实际情况因势利导。

未来，区域小城镇的建设，应全面考察区域的地质条件，合理调度、限制地质灾害发生频率较高地区小城镇的分布和发展。小城镇的镇区建设，应细致勘探城镇下垫面的岩石构造、岩层状态，科学选择城镇发展建设用地，合理布局，并必须避开灾害危险区、潜在危险区和多发区。

当前，我国小城镇的地质灾害，除了地形地貌、水文、降水等自然因素诱发外，城镇建设和空间布局中盲目、不合理的人为活动也是重要原因。因此，合理空间布局与优化发展结构是地质灾害频发地区小城镇建设的重要手段。小城镇的选址与发展应基于地质条件，其空间形态要依据地质灾害影响评估的结果选择发展模式。

桂林市平乐镇，因地处喀斯特岩溶地区，城镇下垫面水体侵蚀严重，易发生地面塌陷、地裂缝等自然地质灾害，在总体规划(2010—2030)编制中，因地制宜地评估了其主要影响灾害因素后，规划采用组团状多中心的空间形态，在地质条件差的地区只构建基本交通联系通道，镇区主要分布在地质岩层坚硬的地带(图5-64)。

兰州市彭家坪镇，地处黄河阶地与黄土梁峁交接处，大地构造复杂，滑坡、泥石流、崩塌等地质灾害频发。2007年的规划编制，以地震烈度、滑坡发育度、泥石流发育度、崩塌发育度、黄土湿陷性、植被率、地形坡度、水文条件等地质影响因子，评估各类建设用地开发适宜度，并依据结论中灾害主要影响因素滑坡、崩塌，制定新一轮总体规划，避开黄土土质不稳定和地质断层区域，以地质下垫面致密干燥的地区作为城镇发展用地(图5-65)。

图5-64　桂林市平乐镇规划用地空间分布图

图5-65　彭家坪镇总体规划-用地规划图

总之，地质作为小城镇发展的基本下垫面，对空间形态更多是通过影响城镇基本建设与居民生产生活的时序性、稳定性间接表达的，只有对当地地质因素准确评估，才能为小城镇提供安全可靠的发展环境。

5.5.5　小结

辽阔的国土、优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自然历史条件，使得我国具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从而形成了众多形态各异的小城镇，但这一特征也造就了在小城镇空间形态演化中，不同层面上自然影响因素的复杂性。

影响小城镇空间形态的自然因素很多，气候、地形地貌、资源、地质四大因素既是支撑小城镇发展建设的基本因素，同时又是影响小城镇空间形态的主要自然因素。气候作为地域地理条件的组成部分，通过气温、降水、风等多种动态因子雕琢着小城镇发展的外壳，塑造着与之相适宜的城镇空间形态；它既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小城镇的宏宏天盖，也是我们营造小城镇舒适空间的能动帮手。如果说气候是小城镇的被毯，那么地形地貌则是我们仰卧的床席；它在折叠起伏中规范城镇空间的布局，垒造空间形态的差异。资源因素是小城镇发展依托的臂膀，随着区域竞争的加剧，今后自然资源将成为开启小城镇空间形态演变的主要因素；而资源激烈的开发势必会进一步诱发小城镇地质灾害的发生，提升地质因素对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影响力；因此，如何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减少地质灾害发生的频率，是小城镇发展与空间形态演变面临的巨大挑战。

不同的自然因素对不同区域小城镇发展的影响力是不平均的，有主有次，从而影响着小城镇分布的数量与空间形态演变的进程；而在同一小城镇空间形态演变的不同时期，同一自然因素的影响力也未必相同，或许差异很大。小城镇空间形态演变的过程是多种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在我国小城镇发展的初期，生产力水平较低，人们的生活主要以农业为主，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拥有的财富和技术手段十分有限，人们对通风、采光、避暑、御寒等起码的生活要求就只能利用自然条件，只能尽力去适应当地的气候、地形地貌、地质条件，因此小城镇的形成与自然因素有密切的关系，自然条件的差异对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制约性很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推进，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渐增强，对恶劣气候、灾害性地质的影响可以依靠技术条件进行防护，但是这些自然因素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仍造成一定的不便，对小城镇发展和空间形态的制约性依然存在。目前，一些小城镇的发展与空间拓展正经历着盲目开发所带来的阵痛，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自然、遵从自然，科学评估影响小城镇发展的自然因素，并以此为基础优化空间形态，促进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5.6　交通因素

交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是区域发展与城镇化的重要支撑。“要想富，先修路”早已是人们的共识，也充分阐释了交通对城镇发展的重要先导作用。小城镇需要交通来支持和引导发展，城镇发展也要求城镇内部、城镇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快捷方便；同时，区域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更需要有完善的交通网络；而现代化交通以其特有的优势带来了交通的高速和通畅, 促进了城镇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

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 交通与空间演化始终交织在一起，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小城镇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总能观察到交通方式、交通流量、交通设施、交通速度等的相应变化，而小城镇交通的相应变化又对城镇空间演化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这说明，交通与城镇空间演化之间存在着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

交通运输的发展是小城镇区域、镇(乡)域、镇区三个不同层面空间优化的基础，交通运输不同发展阶段对小城镇发展的作用力和空间形态演化的影响不尽相同；水运、公路、铁路等不同的对外交通方式影响着小城镇空间的形态；小城镇对外交通运输方式的发展、变化是空间形态演化的决定性要素。

5.6.1　交通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步入了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交通运输事业经过30多年的大力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对经济增长及区域统筹发展起到重要支撑作用，推进了产业升级和城镇化建设。

交通现状决定了土地的区位价值，交通发展改变了小城镇空间的可达性，从而影响其土地利用方式和空间发展方向，导致空间形态的变化。完善的交通系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系统，在交通方式和交通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形成了不同的小城镇空间形态。

1) 传统交通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国交通运输处于传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交通建设的重点是区域铁路干线；同时，为了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社会交流以及国防建设等方面的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大区域(特别是边远地区)之间的连汇互通，国家修建了大量的国道干线公路。而小城镇的交通在传统交通基础上发展缓慢，内外交通十分不便；其中部分位于铁路站场和水运航道、国/省道公路沿线的小城镇凭借交通优势先行发展起来。但总体来说，小城镇发展基本未得到交通建设的支持。

从区域层面看，这一时期，由于缺乏现代交通组织，县域内交通落后，城镇之间、城乡之间十分零散，联系不紧密，小城镇处于相对孤立、封闭发展的状态，空间无法有效组织。但一些位于国/省道、区域性航道、铁路技术作业站(中间站、越行站、会让站等)沿线的小城镇，由于交通便利而发展为地区的物资集散地等，成为一定区域的核心，如江苏昆山。

20世纪80年代，昆山县交通系统还不完善，县域内的公路线网为枝状型，各镇之间的联系不紧密，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一般。但位于312国道沿线的小城镇，依托优越的交通条件发展较好，区域小城镇沿交通轴呈带状联动发展。如图2-32所示，沪宁铁路和312国道从西向东横穿县境，将正仪、玉山、陆家、花桥、蓬朗等城镇联系在一条轴线上，这些城镇相对发达、规模较大，并成为县域重要的发展核心。此时，县域空间发展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

从镇(乡)域层面看，城镇、集镇与县城、村庄之间的交通联系不便，也鲜有交通设施的建设，导致镇(乡)域内发展分散，难于集聚人口和产业。在镇(乡)域内国道、省道、县道沿线和航运港口、铁路技术作业站等地段，具有明显的区域交通发展优势，易得到优先发展，逐步成为集镇、城镇，如江苏昆山的花桥镇。

20世纪80年代初，花桥乡境内有昆安、嘉安、青安公路通过，沪宁铁路在境内北部穿越，并设有天福庵站。乡域内均匀分布着三个集镇：花家桥、天福庵、徐公桥。可以看到，所有集镇都是分布在交通条件便利之处，其中天福庵集镇位于沪宁铁路的天福庵车站，徐公桥集镇位于312国道沿线，镇政府所在地的花家桥集镇位于公路和2条航道的交汇处(图3-2)。

从镇区层面看，大部分城镇依托各自主要的对外交通运输方式呈线形带状发展。水运交通较为发达的城镇，有的沿河流两岸呈带状延伸，有的位于河流交叉处呈“丁”“十”字形，形态不拘一格，沿河道蜿蜒曲折发展；具有陆路交通的城镇，镇区沿公路线性发展。这一时期，无论是沿路发展，还是沿水发展，城镇空间主要是“一层皮”的发展形态，如安徽怀远县项桥集镇。

项桥集镇沿着过境公路307省道和046县道发展，沿路两侧布置居住、商业，为附近农民进行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交易提供了方便。项桥乡这种沿路“一层皮”的发展，是大部分经济水平不高的镇区形态发展的共性(图4-5)。

2) 现代交通初期发展时期

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交通建设进入了现代交通初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国家交通建设的重点是公路。国道、省道加强了区域间和省内县、市间的联系，同时县城、乡镇间的县道以及乡镇的镇村间乡道也开始大规模建设。国道及省道的完善，使更多小城镇拥有便利的对外交通，形成了小城镇“沿路”(国道、省道)发展的高潮。县域开通了主要线路，打通了县城到城镇，城镇到乡村、集镇的纵向联系。这一时期，公路成为区域内重要的经济发展轴，是城镇人流、物流的通道，是促进沿线城镇经济发展与市场繁荣的催化剂。

从区域层面看，以县城镇及重点镇为中心、连接其他乡镇的主要公路逐步开通，形成向县城镇及重点镇集聚发展的空间态势，具有鲜明的交通指向性。随着水运交通的衰落以及铁路技术作业站作用的弱化，早期依赖水运、铁路小站的城镇发展势头逐渐减弱；同时，因对外公路(国道、省道)的便利而迅速发展的城镇，逐渐成为县域发展的核心，如江苏的吴江。

21世纪初，江苏吴江市(现为苏州吴江区)市域由苏嘉杭高速公路和318国道构成了与外部联系的“十”字形交通轴。市域空间发展形成东西、南北向两条轴线：①沿苏嘉杭高速公路、京杭大运河形成松陵、盛泽城镇群，为南北向轴线；②沿318国道、太浦河为东西向轴线，将震泽、平望、黎里、芦墟联系起来。这两条轴线在空间上形成十字交叉，以轴串点，由轴带面，形成市域小城镇向松陵、盛泽两镇向心发展的空间形态(图2-38)。

从镇(乡)域层面看，随着城镇与县城之间交通建设的完善，城镇作为镇(乡)域核心的优势日益显著，人口、信息、资源等通过运输网络不断流向城镇，进一步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壮大。

从镇区层面看，城镇建设空间在原有的基础上趋向交通线、交通枢纽节点发展，如江苏昆山市陆杨镇。

20世纪90年代末，县级道路昆北公路等在陆杨镇域内纵横交错；由于交通条件的相对优势，各类产业、资源向镇区集聚，形成镇北新区、昆山北部工业区等初具规模的组团，进一步增强了镇区的区域吸引力，基本形成以镇区为核心的镇域空间体系(图3-18)。

3) 快速交通干线发展时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交通运输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的“黄金时期”，交通建设进入快速交通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我国交通建设的重点是区域性公路网的建设，国道、省道干线公路以及高速公路开始大量建设，整个运输网络构成体系日趋完善；同时，农村公路建设步伐加快，城镇之间、镇村之间的道路进行了升级和完善，县域交通网基本形成。

从区域层面看，区域交通网络系统是小城镇扩散发展的先导物质网络，快速交通干线的建设发展，使小城镇对外联系范围扩大，与周边地区的交流更加紧密，许多城镇跨越县域范围，在更大的区域参与产业分工，接受中心城市的辐射，承接产业转移，从而使城镇发展融入区域的大环境；同时，县域交通网络的完善与升级，使得小城镇间联系更为紧密，促进了县域内城镇的共同发展。由于受地理位置等的作用，小城镇与快速交通干线的空间距离不是均等的，从而影响区域小城镇的空间布局与形态发展。

如苏锡常地区交通运输体系完善、运输方式多样化。首先，沪宁高速公路为主的交通走廊带动了沿线工业区的发展，促进了城镇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镇腹地的快速扩张，最终使城镇空间形成了延绵一体的态势；其次沿长江港口的建设为江阴、常熟、张家港等地区的城镇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沿江发展成为新的城镇发展带；三是地方公路的建设，使地区内部的交通网密度大大提高，为众多小城镇提供了平衡发展的机会，城镇空间沿公路线外延扩张(图2-22)。

从镇区层面看，高速公路等区域快速交通干线的建设，引导城镇空间向有着更为快速、便捷的交通的地段拓展。位于高速公路、高铁、轨道交通出入口枢纽地区的小城镇发展的交通指向性十分突出，原有城镇距离交通枢纽地段较远时，空间往往跳跃式地扩展，常把工业区、物流园等功能区布置在交通枢纽地区附近。

如浙江绍兴市的钱清镇镇区内有杭甬铁路、104国道和小西江穿境而过，杨绍公路和钱陶公路在镇区西北侧交汇，杭甬、杭衢高速公路近在咫尺，境内交通十分便利。城镇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杭甬铁路、104国道和小西江东侧，依托交通系统呈轴向式发展。随着工业的发展，城镇用地(工业、仓储用地)跳出镇区束缚，沿着104国道两端、钱陶公路北侧跳跃式发展，向交通出入口处迁移，交通指向性特征十分显著；居住、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开始向小西江西侧汇集，镇区空间形态向串珠状轴向拓展方向演进(图4-32)。

4) 综合交通网络化发展时期

21世纪以来，交通建设迈入了综合网络化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我国交通建设的重点是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布局、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运输主骨架系统，形成区域一体化的综合运输网络体系；同时，建设由民用航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组成的高效运输体系。小城镇交通建设则着重增强区域的通达性，提升重要公路的等级，并且进一步加入到区域交通网络系统中，实现城乡交通的一体和统筹发展。如随着高速公路网的完善，苏州的乡镇对外出行一般在15分钟均能进入高速公路网。方便快速的出行，使苏州乡镇与上海、南京、杭州等都市实现无缝相连，很好地融入到沪宁杭一体化的区域。随着现代交通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城镇间相互协作的时空约束大大降低了, 空间距离也不再是阻碍城镇发展的门槛。

网络化综合交通的形成主要对区域小城镇的空间形态产生较大影响。完善的交通网络不仅强化了城镇间的相互联系，增强了整个区域的通达性，区域资源、产业发展、功能组织也因网络化交通可以实现区域的统筹安排和优化配置；同时，加速了扩散效应的发挥，使区域空间朝着均衡化的方向发展，促进了城镇连绵带、城镇群的形成与发展。

如江苏昆山市域借助于区域交通网络的发展，与长三角的公路网、航运网、城际铁路、轨道交通网做好衔接；重点理顺系统、完善路网，强化城市与市域城镇的联系，加强与上海和周边市、县的沟通，形成由区域交通网、市域交通网构成的区域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的交通格局，实现市区至市域内乡镇的半小时交通圈、昆山与长三角区域的两小时交通圈。在市域层面形成高速公路(苏昆太、沪宁、苏沪、苏州绕城高速)、快速路(市域环城快速路)、城镇道路三级道路一体化的交通网络系统；在区域层面形成高速公路(沪宁高速、苏州绕城高速、沿江高速)与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铁)和轨道交通(上海—花桥、苏州—花桥)、区域航道(张家港河、娄江等)以及与相邻的机场、港口、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相统筹的区域一体化综合交通网络。发达的交通促使市域内各个城镇间、与外部城市的联系紧密、职能与功能明确、经济社会发展与产业分工一体，形成网络型、一体化的空间形态(图2-35)。

从镇(乡)域、镇区层面看，网络化的交通推进了新型城镇化和区域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使小城镇的功能组织、产业定位、资源需求、生态保护等在区域的框架下进行，其发展空间在网络化交通引导下在区域内统筹布局，不再局限于乡镇行政辖区，从而使小城镇的镇(乡)域、镇区发展空间朝着区域一体化的方向进行。

5.6.2　对外交通方式

小城镇的对外交通关系着城镇对外联系的便捷性，是小城镇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它将小城镇与外界区域联系起来，促进区域间的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对外交通的方便以及发达程度直接影响了小城镇功能的发挥和经济的活力。同时，对外交通关系着城镇与区域之间的可达性，从而影响城镇的规模与空间形态。小城镇最主要的对外交通方式是公路和水运，它们对小城镇的空间形态发展影响巨大。

1) 公路对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影响

公路是连接城市、城镇、乡村的最主要交通方式。我国铁路网密度较低，能够连接的城镇很少，特别是地处内陆地区的多数城镇，唯一的对外交通方式便是公路交通。公路网覆盖面直接影响到区域性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的建设，因此公路成为了城镇实现人与物质空间流动的重要手段，是小城镇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公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响应与演化。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公路的数量比较稀少，国省道主要是围绕县城以上等级的城市间的联系展开的，县道的建设与发展也十分落后，因而对区域小城镇的空间形态影响微弱；当时，有国省道通过的小城镇具有一定的区域地位，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十分有限。

改革开放初期，公路建设加快，总体上是公路数量有所增加，但等级低、密度小；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小城镇区域层面上表现出向线(公路)的特征，呈现城镇依托公路形成的串珠状轴向分布的空间形态。例如江苏张家港市(图2-9)、四川绵竹县(图2-11)、广西鹿寨县(图2-12)等，公路成为小城镇的发展轴线，各镇充分利用公路的对外连通作用，积极靠近公路发展。同一时期，单个城镇一般表现为带状线型发展，以追求“马路经济”，镇区沿着公路的两侧逐渐发展，沿线集中布局商业服务设施，呈现“一层皮”式团状蔓延的空间形态。如江苏苏州市平望镇(图4-17)、安徽省六安市叶集镇(图4-19)、河南省邓州市彭桥镇(图4-13)等。

随着公路等级提高、密度加大；在区域层面上，小城镇一般往公路等级更高、密度更大的地域发展，在干线公路的交汇地带常形成中心镇；这一时期的单个城镇发展仍需外力作用的支持，镇区仍有追路发展的趋势，在公路两侧不断内部填充、向外延伸，或向更高等级的公路枢纽地带跳跃发展。

随着区域性公路网的形成，强化了小城镇的区域发展。最初的小城镇间由于缺乏快速便捷的交通连接，城镇间的时空联系受限较大，导致小城镇是相对分散与孤立的。区域性公路网逐渐形成后，极大地缩短了区域内外互联的时间，原本相对孤立的“城镇”被“区域公路网”有机连接起来，逐步与城市共同发展形成城镇群，其公路网是网络型空间格局的基础。如江苏昆山、吴江的县域公路从稀少向树枝状、“井”字状、网络状发展，这与其区域小城镇空间形态从点状零散型向单中心向心型、多中心多核型、多中心网络型方向发展演化过程完全是互相响应和相互支撑的(表2-20、表2-25)。

2) 水运对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影响

我国古代、近现代的小城镇发展之初往往是沿着水运交通而兴起的，在缺乏现代交通的条件下，水运是最重要的对外联系方式。水运特别是区域性航道的开辟会带动沿线城镇的迅速发展，沿岸城镇借助于水运交通的便利，成为粮食、手工业商品集散地等，并可能成为区域的中心。如京杭大运河沿岸城镇相比较其他城镇发展迅速，苏州盛泽镇就是有名的大运河城镇，盛产丝绸，借助于大运河将丝绸行销到全国各地，在明末就成为全国著名的丝绸交易中心。

在古代、近代，内河水运发达的城镇，一般沿河流两岸呈带状发展，有的位于河流交叉处呈“丁”字、“十”字形发展，城镇形态不拘一格，沿河道蜿蜒就曲伸展，如江苏吴江的黎里镇(图4-10)、浙江嘉兴的乌镇(图5-39)等。

随着现代交通兴起和内河航道弱点凸显，内河水运交通主体地位逐渐下降，其对小城镇的空间影响也逐步弱化。但随着现代航运业的发展，水运以其大容量、低成本、少污染的优势成为促进城镇发展、推动空间演化的新动力。一方面，逐步形成沿江(海)发展轴，大力发展沿江沿海集群产业，推动沿岸城镇区域一体化发展；另一方面，拥有港口资源的城镇跳出原有镇区在港口地区谋求新的扩展空间，挖掘水的运输和集散功能，建立港口物流、工业等产业园，从而影响小城镇的空间形态。

此外，铁路技术作业站场对小城镇的形成具有一定意义。随着高铁、城际铁路、城际地铁的发展，拥有这些设施站场的小城镇，将大大提升其发展优势，新区位新功能新产业的形成，使小城镇的空间规模大幅放大，形成区域的发展中心，从而影响小城镇的区域、镇区的空间形态。

5.6.3　交通方式转变

小城镇对外交通运输方式的转变，改变了城镇与区域联系的可达性，从而影响区域层面的土地利用，进而影响小城镇的用地组织，引起地域空间结构的变化。因此，区域交通的发展对城镇发展及其空间形态演化起到重大的决定作用。

(1) 更快捷交通方式的注入。主要包括低等级公路向高等级公路的转变，以及城际铁路、城际地铁等轨道交通的建成使用。一般的区域和城镇涉及高速公路，临近大都市的县域及其小城镇还可能有地铁、城际铁路等出行方式。高速公路等以其强大的通行能力、快捷的运行速度、灵活的运行方式，吸引了大量的人口、资金、技术以及物资集聚；同时，城镇的性质、发展定位、功能组织、空间利用等也有可能做出相应调整；它们相对低等级公路更具吸引力，沿线小城镇会自发地向高速公路道口等交通枢纽地靠近，城镇空间在这些节点的引导下不断向外扩展。

高速公路等新的交通方式通过区内配套交通条件的改善，提升了高速公路出入口等枢纽地区的通达性，缩短了交通时耗和运送成本，提高了效率和效益。在“经济成本”作用下，产业及其发展空间在高通达性与低运输成本的影响下不约而同地向该地区集聚，促使城镇与产业区向这些地区集中。从区域层面看，高速公路网及其出入口位置等，将调整或重构区域内小城镇发展的结构体系，包括区域发展定位、规模等级、功能组织与布局等；从镇(乡)域层面看，结合乡镇的具体情况，可能调整其城镇职能、性质和功能等，围绕高速公路出入口等发展相关产业是必然的；从镇区层面看，小城镇的区域地位、功能定位、产业发展等在原有基础上整合优化，空间的扩展常是跳跃式地发展，将工业区、物流园区等功能区置于高速公路等的出入口及其附近地区，这些变化由此影响空间形态的演化，如广东东莞市常平镇。

2000年，常平镇旧城用地主要在镇域内京九铁路西侧发展形成团块状，并在京九铁路及广梅汕铁路、广深铁路交汇处跳跃式发展形成常平工业园区，空间的团状发展比较明显。随着常虎高速公路、S255相继建成，使城镇用地发展由西北部向东南部转变，在高速公路出入口地区和S255沿线新增许多工业等产业用地，在离旧城较远区域形成了新的产业区，从而组团式发展的城镇空间形态十分显著(图5-66)。

图5-66　东莞市常平镇用地状况变化图

(2) 更大吨位运输能力的开发。主要是吞吐量大、成本低的现代港口的开发利用。这种货物运输方式的转变一般是针对具有高等级航道、较大泊位码头的港口城镇，这些城镇在发展初始阶段由于航运技术、港口腹地及后方疏运、产业发展及经济条件等的不成熟，使得城镇对水运资源的利用十分有限。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技术水平、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经济与产业发展的需要，为充分利用水道的运输和疏散功能，城镇建设逐渐向临港地区推进。从区域层面看，港口泊位的位置与等级、吞吐能力将可能调整区域产业体系，并在空间上常形成沿江、沿海、沿湖、沿河等发展轴；从镇(乡)域层面看，结合镇(乡)域的实际，围绕港口资源，发展临港相关产业及其配套服务业是主要的方向，空间发展的港口地段指向十分明确；从镇区层面看，空间扩展向港区及相邻地区呈蔓延式或跳跃式发展，将工业园、物流园等产业区和城镇中心区、生活居住区等功能区，结合港口岸线泊位、疏港条件、自然环境等进行布局；这些变化由此影响小城镇的区域、镇(乡)域和镇区三个层面的空间形态发展，如张家港市锦丰镇。

锦丰镇北毗“黄金水道”长江。早期城镇沿着辖区的内河二干河两岸发展，随着外部204国道的建设和县域沿江公路的建设，在20世纪80—90年代，城镇空间迅速扩张，先后形成了沙钢集团为首的三大工业园区，城镇沿对外公路和港口发展形成条块状。随着经济以及技术的发展，城镇向沿江临港地区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在朝东圩港至三干河之间的沿江岸线开发了冶金、电力、建材工业园，形成临港产业集群，同时借助公路向南部腹地纵深发展，使得城镇向多中心组团状方向发展(图5-67)。

图5-67　锦丰镇用地状况变化图

更快捷交通方式的注入、更大吨位运输能力的开发是小城镇对外交通运输方式转变的常见形式，如果某镇同时拥有这样的交通方式，那么该镇将很快成为区域的中心，其空间发展也常形成组团式多核型的形态。

5.6.4　小结

交通与其沿线的城镇构成了一个开放的网络系统。城镇是交通网络上的节点，城镇的发展离不开交通网络的支撑与引导。交通是推动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催化剂，是小城镇空间布局与形态发展最为显现的外在动力，是小城镇空间发展的“指路灯”。

不同的交通发展阶段，其交通的方式、速度、可达性、线网密度等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对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其作用效果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来说，交通的方式由传统向现代、速度从低速到快速、可达范围由小变大、线网密度由疏到密的演进阶段、过程与小城镇空间形态的演进阶段、过程是一致的，是相辅相成的，这充分说明交通的发展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并引导空间的发展与有序组织，城镇的发展及其空间布局需要适当的交通予以支撑。对外交通以其对城镇以及产业发展强大的推动力，引导着小城镇的空间布局和形态发展。经济全球化和高速公路的快速、现代港口的大运量特征，使得区域与城镇的交通联系日益紧密，促进了城镇空间发展向区域一体转型升级。目前，区域统筹和城乡一体化是小城镇发展的重点，快速便捷、大运量的交通发展成为未来推动城镇发展及其空间形态演进的主要因素。

【注释】

[1]段进．1999.城市空间发展论[M]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32．

[2]朱东风．2007.江苏省城镇建设用地扩展实证分析[J]．城市规划学刊，(2)：51-56．

[3]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镇规划标准(GB 50188—2007)[S]．

[4]冯艳芬，曹学宝，夏丽华，等．2004.广东省欠发达地区的界定及其特征分析[J]．广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3(1)：46．

[5]毛强．2012.“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渊源、现实背景及其应对政策 [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4)：73．

[6]嘉庆《吴江县志》卷一，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