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革命是一场技术群的革命,“大科学”的特征越来越显著。首先,科学研究已不再是个人或少数人在实验室里的活动,现代科学研究的复杂性需要惊人的科研经费和人员投入。其次,传统的学科经过长期的分化和分支,专业性越来越强,但是各个学科之间又开始频繁出现交叉学科。在某些研究领域,学科之间原有的界限不断地被打破,学科间不断地进行渗透和融合。最后,随着对社会、经济等方面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者所面临过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难以简单地通过某一个学科进行解决,而多学科协同研究成为解决问题的必需手段。随着这种科学方面的融合,产业之间的边界也在一定程度上慢慢模糊了,新的业态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出现在产业内部。随着企业间创新竞争的加剧,以及缩短科技转换时间的实际需要,科研人员在组织内部的重要性越来越高。由于科技在影响生产率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各个国家都开始重视培育本国的科技和创新能力。早在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中科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高达60%以上。
为了增强本国的竞争力,发展中国家也在不断地提高研发投入,推动研发成果的转化。认识到信息化的机遇,我国各届政府也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提出信息化的发展目标,在实践中逐步深化了对工业化与信息化协同演化的认识,并在某些新兴高技术领域和传统产业领域的新业态发展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目前华为与中兴已经成为世界级的通信企业,在全球市场上与老牌的国际企业展开竞争;腾讯、阿里、百度、360等企业通过本土化的再创新,在实时通讯、购物、网络安全等领域,在中国市场与外国强劲对手的竞争中获得了胜利。中国企业开始从将西方业态的简单移植,逐渐变成本土化的适应性创新,再发展到结合中国实际的本土化深度创新,并在金融业、出租车行业、影视业、医疗、汽车、导航等多个传统行业中创造出新业态,并取得了相当的效果。
建立在TCP/IP协议技术架构基础上的互联网,一直以来都对与其相关的产业发展起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如图3-1所示,正是这样的漏斗型结构,使得应用层的公司们可以大胆开展创新,不用考虑信息和服务是如何被底层网络传递和实现的;而处于管道的网络层也不需要了解自己的管道里到底跑着些什么,只执行各种命令将需要传递的信息从一处安全、低延迟地转移到指定的地方。这种各司其职的产业结构,正是由于互联网的技术架构决定的;应用层上代表性的公司有视频网站、搜索引擎等。这些公司的创新之所以能如此快速的发展,正是得益于这样的技术架构的支持。然而,随着应用层各种类型创新的不断出现,对网络层更大传输能力,更快、更低延迟服务的要求也与日俱增。以美国为例,政府为了保护互联网公司的创新能力,出台了“网络中性”(network neutrality)的相关规则,限制了以AT&T为代表的电信公司的差别定价权利,于是引发了法律界、经济学界对于以上问题的各种讨论和诉讼案例。
图3-1 互联网的漏斗形结构
柳传志、李稻葵等业界及学术精英都在谈论继科技解放体力以后,科学技术解放脑力的第二次机器智能时代的到来。而我们身处的时代,历史上从未像如此之深刻的,让我们切身感受到技术实现范式引导产业结构的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领导团队提出的,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路径,最终正是落脚在技术与科技创新。
互联网从最初的针对学术领域的信息交流,转变为信息交互的商业应用,再转变到为个人提供产品与服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数字化与互联网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商业与生活面貌,不仅推动了生产率与GDP的更快增长,还大大刺激了创新的不断涌现,同时,更便利、更低廉的产品与服务也推动了消费模式与结构的变迁。伴随着信息透明性的提升与交易成本的下降,许多全新的商业模式出现在传统的产业当中,并导致基于互联网的业态创新正慢慢地出现在越来越多的产业部门当中。这些新业态不仅有着更高的生产率,还有可能会创造出全新的产品或服务,并据此开发出新的市场。同时,新业态的产生将进一步加剧产业内的竞争,导致某些产业部门中创造性破坏的产生。但是总体而言,新业态将会提升社会的整体福利,创造更多的社会收益,并提升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和资源的配置效率。
互联网的外延可以拓展到各种类型,包括云的物理网络。在这些网络中,每个节点可以是人、物体。这些节点既是数据信息的消费者又是提供者。由于节点间的相互作用与关系,形成了通信的需求,促成了数据的流动并进一步产生了新数据。在这样的架构下的沟通结构,普遍呈现出分布式的特征,而非集中式的。现在所提倡的“互联网+”思维就是要突破现有行业的束缚,基于这样一个泛在网络、数据横流、分布式连接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互联网的发展所带来的新业态在以下四方面有着巨大的价值创造潜力。
首先,互联网所带来的新业态能够缩减信息、产品或服务传递的中间环节,一方面减少了信息的失真,另一方面也能够有效降低实际的交易成本。例如,企业、客户、研究者和公共部门能够通过互联网以较低成本立刻展开直接沟通与合作,特别是为中小企业提供了直接获取客户的渠道,降低了营销网络的建设成本。
其次,新业态公司能通过大数据分析,在几乎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获取更精确的市场洞察力。在这种业态运行的过程中,消费者提供了大量的可供分析的数据。而随着数据挖掘技术和云计算的快速发展,新业态中的各种规模的企业都能够方便低廉地拥有获取和分析消费者信息的能力。特别是,大数据能够准确和低成本地分析借贷给小企业和个人的信用风险,从而为中小企业获取更低廉的融资渠道搭建了基础,以P2P、众筹、互联网保险等模式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新业态正逐渐成为金融领域的重要新兴力量。
再次,互联网新业态的低成本覆盖和市场聚合效应使得长尾需求成为新的蓝海市场。互联网的普及和自动化交易的能力使得它能以非常低成本的方式满足多样化的利基市场或者定制产品的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对传统业态而言是无利可图的。
最后,互联网降低了产业的进入障碍,并模糊了产业边界,方便了提供新兴业态的企业进入。它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的进入成本,使得开办新企业更加快捷、更容易展开竞争与扩大规模,促使竞争的加剧和创新的不断涌现,而更高的竞争强度导致一些传统模式的没落与衰亡,也导致不能快速适应的企业被清出市场。
从国际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互联网诞生后,数据和信息化已成为时代发展的重要特征,其间来自大学、科研院所以及企业研发中心的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催生了一系列的高科技明星企业。正是这些企业及其所营造的商业生态系统,悄然催生着行业的巨大变革,业态创新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其与技术演化不同阶段有着良性的互动关系。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也开始出现大量的互联网企业,这些企业最初主要是对美国等领先互联网企业的模仿和追随,通过对原有业态进行本土化创新,从而快速地占据了中国的市场,涌现出了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如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奇虎360等。同时,由于国内企业往往存在很强的羊群效应,因此,当国外一个新兴模式出现之后,国内总会产生一大批跟风的企业,造成了行业的恶性竞争,最终导致这一行业逐渐成为一个资金密集型的行业,而非技术主导型的行业。如团购网站的兴起、打车软件的竞争等。在新的经济格局下,把握技术演化与业态创新的脉络,同时认清两者的形成与互动机理,将对指导企业创新实践至关重要。同时,对政府而言,建立一套完善的机制与健全制度设计将保障企业在商业生态系统中的竞争优势,有利于企业发掘行业机会、领衔行业变革。
应用互联网广义外延,可以当前金融上的大热点区块链的例子,来说明技术发展、新业态与传统业务之间的关联。传统银行的网络是各自独立的,每个银行都有各自个性化的风控体系与解决方案。各自独立的网络与支付系统,银行间不兼容,所以银行与银行之间互不相通。如果从中国的工商银行打款给美国的汇丰银行,采用的是古老的发电报的方法,跨境转账费用高,到账时间几乎要一周以上。这就是全球大多数国家银行使用的银行间清算系统SWIFT系统——全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成立于1973年。而近几年出现的一个电子货币的网络Ripple协议(可将其理解成为货币的互联网),则是把SWIFT系统中的集中式的支付(由一个点向四周扩散),变成分布式的、支持任意货币的原子级交易,将一些手工记账的环节通过技术手段替代。这样一来,银行间的货币流动,就好像拥有特殊安全编码的信息在互联网上的流动一样便捷、快速,并且极大降低了货币兑换与汇款成本。
由此看来,广义上的互联网技术(尤其是区块链)像是造成了化学反应,颠覆性改变了传统银行的流程和货币流转的方式。另一方面,如今的传统银行,通过App、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等互联网技术的手段,改善了业务实施方式,虽然并不是颠覆式改革,但这两者都对传统银行业务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然而,抛开这些绚丽的技术,不妨回想一下银行的本源:中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商人的贸易之间,各国的金属货币兑换很麻烦,出现了有“坐长板凳的人”帮助提供中间兑换服务,一来二往,他们掌握了有利的“信息”——没取回的现金、急需用钱的人、钱有剩余的人,就在此基础上发现了一种把多余的钱借给需要钱的人的盈利模式,形成了银行的最初雏形。
所以,银行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信息中介并承担担保、信用等功能的金融机构。Ripple实际上是通过互联网技术把这些“信息”用更快、更好、更便宜的方式,让需求得以满足。货币的流转,在银行的账面上类似信息的流转,所以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这些信息被扁平化更迅速地流动,如果加上电子货币(比如比特币)的作用,就会对整个传统银行业务带来重大的冲击。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互联网金融以及区块链等技术对于银行传统业务的冲击又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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