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思维的三大特征

易学思维的三大特征

表现于《周易》一书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思维的特征，因此，研究易学思维的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对易学思维的特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加以研究。从宏观的哲学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易学思维有三大特征：

第一，它是一种直观理性思维。

这就是说，它既高度重视经验直观，但又不陷入西方的经验主义，而仍然要去寻求支配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根本哲理。反过来说，它既要寻求支配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根本哲理，但又不脱离经验直观，陷入西方德国黑格尔式的抽象思辨。在易学思维中，感性具体的“形而下”的“器”与抽象普遍的“形而上”的“道”之间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两者是完全能够而且应当相通与统一的。因此，把包含《周易》在内的儒家思维的特征概括为“实用理性”，我认为是不准确、不妥当的。⁽¹⁾因为这种思维不只要解决“形而下”的“器”的问题，还要解决“形而上”的“道”的问题。“器”与“道”不能相离，这样就不是只重“器”的实用性经验操作的思维方式所能概括的了。从道家庄子来说，也认为“技之至者进乎道”，并不主张停留在实用性的“技”的层面上，而是要从“技”进至“道”。“实用理性”的说法，有可能造成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意义与价值的某种误解与贬低。中国人的这种“形而上”与“形而下”打成一片的思维方式，既重视经验的直观，同时又十分善于把经验的直观提升为普遍性的哲理，再用它去规范、指导日常的各种实际活动。这使得中华民族既有一种高度求实的精神，同时又不停留在一时一地的经验上，善于把握根本，总揽全局，有一种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和追求宏大理想的精神。但经验的直观提升为普遍的哲理、“形而下”提升为“形而上”，是直接通过对大量反复的经验事实的具体总结而达到的，不是通过对经验事实进行概念的分析定义而达到的。因此，它经常显得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在实际运用的操作性层面上也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这需要用西方的分析理性来加以补足，但又不应陷入烦琐僵化的形式分析之中。

第二，它是一种生命理性思维。

这就是说，它主要是立足于对自然生命现象的观察来认识、把握世界的根本规律的，认为支配自然生命的根本规律同时也就是支配整个人类世界的根本规律。《周易》说：“生生之谓易。”又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对生命的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是易学思维的根本，这很不同于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主要从机械物理现象出发来认识、把握世界的规律。因此，这种思维在根本上排除了一切机械论，不把规律看作是一种机械刻板地起作用的东西，要求达到规律与自由的高度统一，也就是《周易》所说的“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在自然界的规律中，如恩格斯曾经指出过的，生命的规律处在最高层次，它包含了机械物理的规律，但又不能还原为机械物理的规律。易学思维从生命的规律去认识、把握世界的规律，因此包含了极为丰富深刻的智慧。此外，《周易》认为生命的运动变化具有高度的合规律性，并要求人们必须去深入地、恰当地认识与运用它，因此易学思维又与西方19世纪初以来以非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生命哲学根本不同。它认为生命的运动变化是合规律的，但又不是机械的。它排斥机械论，但丝毫不排斥理性，不把生命归结为盲目的非理性的冲动。这也是一个十分深刻而重要的观点。

第三，它是一种辩证理性思维。

这就是说，它把世界看作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对世界的规律的认识同时也就是对世界变化的规律的认识。《周易》说：“功业见乎变。”没有变化就没有世界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而变又是由“阴”与“阳”这两种互相对立或互相对待又互相依存的力量的互相作用、互相渗透、互相转化所引起的，并且高度重视对立面的相互渗透与协调和掌握其主导方面。这种辩证的思维方法产生在西方近代黑格尔提出其辩证法之前几千年，而且不论就理论的明确性与深刻性来说，都有古希腊哲学中的辩证法所难及的地方。与黑格尔相比而言，它没有把辩证法看作是在世界之前就存在的“绝对理念”运动发展的逻辑，而认为是普遍地和永恒地存在于自然和社会变化中的根本规律，并且不追求任何刻板的公式。这种辩证的思想的产生，不仅是来自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人对自己所经历的各种复杂丰富的社会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经验的总结，而且还来自上述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因为正是在生命现象中，辩证法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强烈，机械物理的规律退居于次要地位。《周易》之所以成为中国医学重要的哲学基础，决不是偶然的。在易学思维中，辩证理性思维与生命理性思维是紧密结合而不可分的。

(本文是为1995年1月召开的“国际易学思维与当代文明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提纲，在收入本书时作了补充修改)

【注释】

(1)这种看法由李泽厚提出，参见他的有关文章、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