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同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儒学同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本文是一个概略的提纲，目的在提出一些基本看法，以供参考和商榷。

交流与融合的必要性

1.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是足以同西方文化分庭抗礼的一种悠久而伟大的文化。但儒学如果脱离了西方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那将会趋于衰微，失去它本可以发挥出来的强大生命力。因此，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是关系到儒学在当代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2.对儒学采取自我封闭的态度，拒绝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这是错误的。“国粹主义”以及张之洞式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做法行不通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3.对儒学采取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态度也是错误的，它已经给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4.主张复兴儒学以对抗西方文化也是值得商榷的。这种看法的提出，大致上有如下几个论据：第一，儒家思想有无上的优越性，它必将取代西方文化。儒家思想确有其伟大之处，但与西方思想相比，它也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局限性，这决定了它不可能取西方文化而代之。第二，西方思想文化已陷入严重的危机，只有儒学才能拯救世界。西方思想文化确实存在深刻的危机，但支撑西方思想文化的三大支柱：科学、民主、人道的思想尚未完全倒塌，断言西方思想文化将不断衰颓下去，找不到解决其危机的道路，而只能求助于中国的儒学，这是有疑问的。第三，西方在思想文化上长期宣扬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推行殖民主义的时代行将结束，今后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思想文化在世界上扬眉吐气的时候了，儒学的空前复兴必将到来。这种看法所包含的爱国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值得肯定，对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确实必须继续进行深入的批判，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思想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将日益提高，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由于儒学既是伟大的，又存在不容忽视的局限性，所以断言儒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空前复兴必会到来，这也是有疑问的。

5.具有悠久的儒学传统的中国，到了近代，由于积弱不振，内忧外患不断袭来，因而有不少爱国的志士仁人反复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这表明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思想文化，既有其保守性的一面，又有一种能够吸取、包容其他文化的伟大气魄。君子“从善如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来是中国古圣先贤的格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有其偏激、简单化、绝对化，甚而导致民族虚无主义的一面，应当予以具体的分析和纠正。但它主张中国人应当向世界、向西方学习，这又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中国要从一个封建思想浓厚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不向西方学习是不可能的。虽然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所谓“全盘西化”是错误的、行不通的，但为了现代化又不能不学习西方。直至现在，由近代一些思想家所提出的向西方学习这一任务并未完结。只有当中国在经济、科学、文化的繁荣发展上做到了足以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驾齐驱时，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这一历史任务才算基本完结。但就在这以后，中国为了自身的继续发展，仍然需要虚心地借鉴、学习西方一切合理的、优秀的东西。

6.中国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的提出与执行，引起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巨大深刻的变化，有力地推动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既要拒绝仿效西方文化中腐朽的，以及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东西，同时又要打破闭关自守的心态，解放思想，全方位地学习西方文化中一切合理、优秀的东西。我们既要批判思想文化上的欧洲中心论、殖民主义，大力弘扬中国优秀文化，同时又不走向中国中心论。我们应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和世界各国一起共同推动全球进步文化的发展，批判地继承与创造性地发展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较大的贡献。

交流与融合的结果和条件

1.儒学与西方文化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交流与融合。这种交流与融合不是外在的比附、拼合、折中。最为理想的结果是通过这种交流与融合，有机地整合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各自的优点而扬弃其缺点，产生出这样的一种文化：它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但又是充分现代的；它是充分现代的，但又去除了西方现代文化的缺陷，不是西方现代文化的追随者与仿效者。这就是说，它是已有的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之外的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一旦形成，它对世界的影响可能是很大的。

2.为了通过交流与融合形成上述的文化，需要细致深入地分析儒学与西方文化各自具有的优点与缺点，并找到使两者的优点有机地整合的途径。这种分析与整合的过程，从理论上说又需要有一种能使我们认清儒学与西方文化的实质的思想作为参照系。仅仅站在儒学的立场上去看西方文化，或仅仅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上来看儒学都很难解决上述分析与整合的任务。但到哪儿去寻求这种参照系呢？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的选择。笔者认为，最有效的参照系是马克思主义。但不是那种简单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符合马克思本有的思想，未被误解或曲解，并且在当代获得了发展的马克思主义。

3.上述的交流与融合本质上是中国悠久的古代文化向现代转型而又不失去其优良传统与特色的问题。它既需要思想家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同时还需要有能使这种转型得以实现的社会经济基础，否则一切研究既难以深入解决问题，又往往只能成为少数文人的清谈。中国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我们在当时一些思想家那里已看到了中国传统思想向与西方15—16世纪人文主义类似的思想的转化。这个转化过程因满族入主中原而被打断了，但当时的思想家探求实现这转化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很值得研究。近代以来，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微弱和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儒学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虽有不应否认的进展，但未能真正解决问题，陷入了中学与西学的二元对立难以克服的状态。今天，由于中国提出和实行了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这就为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带来了强大的推动力，使上述的交流与融合的实现成为可能。

交流与融合的困难及其解决

1.从根本上看，仅就人文价值观念而言，儒学是群体本位主义，西方文化是个体本位主义，两者各有其重要的优点，但同时又包含不可忽视的缺点。要去除两者的缺点而将其优点加以有机的整合，这就是儒学同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也因此，有人认为中西文化的交融是不可能或很难的，交融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使两者失去各自的优点与特色。

2.包含儒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充分肯定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必须统一和能够统一，并不倦地去追求这种统一。主张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互爱，推崇个体为群体的存在与发展而奉献和勇于牺牲，直至追求世界大同，这是它的重大优点。但由于这种统一是建立在与宗族血缘关系紧密相联的小农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所以又产生了它的局限与缺点：第一，个体的存在及其个性的发展，受到上下尊卑的伦理观念和等级特权观念的严重束缚；第二，基于儒学的群体观念还不是现代的群体观念，它是与宗族血缘观念、宗族聚居的地域观念紧密相联的。因此，它缺乏与法制相联的社会公益观念、区分公与私的观念和人与人之间作为社会公民的平等观念，易于滋生家长制观念、行帮宗派观念、地方主义观念。

3．西方的个体本位主义产生于古希腊，经过近代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而得到了确立与发展。它打破了宗族血缘、封建等级特权观念对个体的发展的束缚，推尊个性解放，这是它的伟大的历史贡献。同时，这种个体本位主义并不意味着对群体的完全否定，而只是使那种基于宗族血缘、封建等级观念组成的群体，变为由法律所规定的各个相互独立的公民组成的群体。因此，西方人与人之间虽然缺乏中国人在漫长历史时期形成的、基于宗族血缘的那种浓厚的伦理道德感情，但一般而言，又比中国人有更为强烈的公民意识和社会公益观念。笔者之所以仍然把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界定为个体本位主义，并不是因为它根本否定群体，而是因为它把群体(即由各个公民组成的社会、国家)看作是从属于个体的，不过是为每一个体的私人利益服务的机构和手段而已。这和中国文化把群体置于个体之上，使个体从属于群体是不同的。虽然儒学也决不否定个体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能违反上下尊卑的伦理观念和等级规定，这就是所谓“君子思不出其位”。

4.由于西方个体本位主义将个体私人的需要、利益的满足放在最高的位置，而将其他的一切看作仅仅是满足这种需要、利益的手段，这就会导致人欲横流的利己主义，产生严重的精神危机。马克思早就指出：“实际需要、利己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钱。”⁽¹⁾鉴于西方所产生的精神危机，一些学者主张要用儒学去加以解救。但是，“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结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²⁾。在现代的社会经济状况下，产生儒学的宗族血缘关系、封建等级关系和小农自然经济已经崩溃或至少是处在崩溃之中，市场经济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变成相互独立与竞争的关系，而且相对于不可能再回复的小农自然经济又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复兴或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实现碰到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困难。此外，还有一个难题，即如何在弘扬儒学群体本位主义优秀传统的同时吸取西方个体本位主义中合理的东西，消除儒学中束缚个性发展的消极有害的东西。

5．如果不从一时一地的现象看问题，在实现儒学群体本位主义与西方个体本位主义两者的优点的整合上，中国大陆的条件可能是最有利的。西方自19世纪以来，个体与群体的分裂、矛盾的解决成了思想界关注的重大问题。在已提出的种种理论中，笔者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最为深刻合理的。中国儒家思想对个体与群体和谐统一的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能混同，但又有能与之相通的地方。这是在“五四”后几年间，中国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对儒学是采取批判的态度的，但又正是他们以及其他的革命者真正继承了儒学的以民为本、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优秀传统。在理论上，除了某些个别的情况之外，也没有对儒学作出全盘否定的结论。中国大陆在思想上已有70多年的社会主义传统，这使大陆有可能站在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思想层次上来解决儒学同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问题，更有利于充分地、实际地继承儒学中一切优秀的东西。此外，五四运动对儒学的批判确有过分、偏激的弊病，并对后来产生了不良影响。但这种批判又有力地揭露了儒学束缚中国人民个性发展的方面，论证了向西方先进思想学习的必要性。这种批判的精神在今天的大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存着，虽然已经大幅度地修正了过去对儒学的偏激的、有时甚至是全盘否定的批判，充分重视儒学所包含的珍贵优秀的传统，但又不会走向对儒学的全盘肯定和不加分析地颂扬，也不会将弘扬儒学的优秀传统与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对立起来。笔者认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展望未来，儒学同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将与邓小平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相伴而行。在历史的过程中，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向现代的转型，本文所述的那种既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又有机地整合了两者的优点而避免了两者的缺点的文化将会逐步地成长与发展起来。从社会经济的发展来看，这是马克思曾指出过的农业文明的优点与工业文明的优点的整合。这种文化，实际上也就是充分现代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既继承了儒学的优秀传统，又大大地超越了儒学。

(原载《儒学与二十一世纪——“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暨国际儒学讨论会”论文集》，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