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与中国艺术文化中的境界

中国哲学与中国艺术文化中的境界

中国哲学是中国美学的基础，但中国哲学与中国美学又是相互交融统一的，所以中国艺术历来要求“艺”和“道”的统一。这个道是从广义讲的，既可以是道家的道，也可以是儒家的道，佛学的道。如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的，道需要艺赋予形式，艺需要以道作为灵魂。因此，中国艺术不追求对外物进行逼真的描绘，而是通过对有限事物的描绘去表达对无限的精神追求。这种追求形成了中国艺术文化特有的境界，分析起来，约有六种。

第一种是儒家境界。儒家把美看作是善的最完满的体现，所以美也就是最高的善。孔子的“仁”这一范畴，有束缚个性发展的弱点，但它把善看作是人与人的相互依存的社会性的表现，在艺术上要求抒发或表现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社会感情，以“和”为“善”与“美”的最高理想，这一点是很可贵的。这同现代西方艺术强调表现个人的孤独感以及个体与社会的分裂对抗很不一样。这种境界讲究“情志”与“风骨”(“汉魏风骨”基本是儒家思想的表现)，倾注着对社会、个人的感化的力量。

第二种是道家境界。道家境界的最大特点是以“自然无为”为美。《庄子》里讲“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乘云气，驭日月，而游于四海之外”，“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追求与大自然无限统一的永恒境界，表现出打破儒家礼法束缚，超脱世俗功利的观念，充满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最早表现这种境界的艺术作品是《楚辞》里面的《远游》，唐代李白的相当一部分作品也体现了这样一种艺术境界，最典型的是《庐山谣》、《将进酒》，但已经渗入了道教的神仙思想。道家境界的作品追求“自然无为”的“无法之法”，表现为狂放不羁，而儒家境界的作品则重视讲求法度，“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表现为“文质彬彬”，“温柔敦厚”。儒家境界和道家境界是中国美学、中国艺术中最基本的两种境界。前者侧重于从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去找美，强调美与人的社会性的深刻联系；后者侧重于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去找美，强调美的超功利的性质。两者既有差异、对立，又能相互补充。

第三种是“楚骚”的境界。这是一种儒道结合、以儒为主的境界。代表作是屈原的《离骚》、《九歌》及其他一些作品。屈原本人既有以天下为己任、积极从政的思想，又有(在遭迫害后)愤世嫉俗、遨游宇宙的思想。但主流还是儒家思想，有一种坚持善与恶、美与丑的斗争，为理想而九死不悔的进取精神。这在艺术上便形成“发愤以抒情”的特征，渗透着一种反抗批判的感情。汉朝司马迁认为历史上有价值的作品都是“抒愤懑”的产物，唐朝的韩愈说“物不得其平则鸣”，都与屈原有关。这种精神直露锋芒，不同于儒家怨而不怒的境界。它和道家也不同，不是只讲同自然统一，而且主张积极入世。可以说，楚骚境界吸取了儒、道的优点，但综合之后又削弱了儒道各自具有的优点，即：既不及儒家对现实认识得那么深刻，也不及道家对现实的批判那么强烈。

第四种是玄学境界。玄学是一种援儒释道、以道为主的思想。玄学从道家那里借来“无”的概念，把它当成一种绝对自由的本体。玄学的艺术境界既不像儒家那样追求仁义道德，也不像道家那样追求同外在自然的合一，而是追求个体内在精神的绝对自由。玄学的艺术境界非常讲求“韵”。所谓“韵”，就是表现在人的言谈举止和艺术作品中的一种高度自然含蓄而又超脱深远，极富才情智慧的“风神”。王羲之的书法是这种境界的典型代表。顾恺之绘画的“春蚕吐丝”、“行云流水”的手法，陶渊明作诗的天然平淡的风格，都表现了玄学的艺术境界。平淡自然中有一种对人生的超脱境界的体验。玄学境界中有道家的东西，但玄学境界毕竟不同于道家境界，前者强调内在的平淡天然、精神上的玄远超脱，而后者则强调气势与力量，追求同外在宏大的宇宙合一。

第五种是禅宗的境界。禅宗是中唐之后兴起的中国式佛教，是被中国已经形成的文化结构改造过的佛教。它认为佛在每个人心里，心外无佛，强调自性。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采取了宗教形式的人生哲学。禅宗第一次把自我提到很高的位置。《五灯会元》中记载一和尚问师傅什么最大，师答：不称天，不称地，唯我独尊。这种思想(唯心地)发展了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肯定了自我的价值，后来又同艺术上主张独创的思想联系到一起。禅宗认为，人只要一旦觉悟到外部世界的一切都只是人心中所生的幻象，不再执著于有与无的区分，这样就能超脱世间的得失、是非、荣辱、寿夭，获得自由解脱，同时也就进入了美的境界。道家的超脱是与道合一，禅宗的超脱则引进了佛教的东西，认为只有回到内心，才有真正的解脱。因此，禅宗的艺术境界讲究“意”。中国艺术写意的倾向基本上与禅宗联系在一起。它在直觉状态中体验人生自由的境界，有一种凄清、冷寂、萧条、淡漠、微茫、惨淡的感觉，充满对人生的孤独感。这是消极的一面，但它又同现代西方那种反理性的绝对悲观主义不一样，在凄清孤独中又表现出对人生的执著、热爱与追求。王维晚期的诗是这种境界的代表，倪云林的画也体现了这一境界。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友仁、严羽都深受禅宗影响。

第六种是明中叶后出现的，已有近代人文主义观念萌芽的境界。可以概括为三个字：真、情、趣。这种境界开始突破了封建主义的束缚，带有个性解放的色彩。李贽是主张这种境界的代表。他同儒家唱反调，认为在人的性情之外没有什么礼义，性情的自然表露本身就是合乎礼义的，也就是善的和美的。因此，他主张文艺要真。道学是假的，道学搞的文艺也是假的，所以文艺要“咄咄逼真”。这之后，跟上来的有汤显祖、袁宏道、袁枚、曹雪芹等。汤显祖强调“情至则生可以死，死可以生”，袁宏道强调“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认为一个人仁义道德懂得愈多，就愈没有趣味。明代中叶后至清代雍、乾时期的这种艺术境界，打开了一个新时代，大放异彩，应很好研究。

以上所讲六种境界不是截然分开的，有的作品，几种境界兼备。中唐后，儒、道、禅三种境界合流，怎么合？“据于儒，依于道，逃于禅。”(倪云林语)中国知识分子很少不受儒家影响的，因此儒是根基、基础；儒家那套不好实行，遭到了打击，就依靠道家思想去求得精神上的安慰；道家讲与大自然合一实际上很难做到，最后就“逃于禅”，从内心中去求解脱。《红楼梦》就是一部极其成功地描写了儒、道、禅三家境界的杰作，但其中又已跃动着近代人文主义个性解放的强烈脉搏。

(穆纪光据作者在敦煌美学讲习班上的讲话整理。题目是编者加的)

(原载《国内哲学动态》198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