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自成一家

博大精深自成一家——刘纲纪教授的美学研究

余三定　张玉能

在我国当代著名美学家群体中，武汉大学刘纲纪教授是出类拔萃的一位。他的研究几乎涉及美学内部的各个分支学科，并且对每一分支学科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一

从大学四年级在《美术》杂志发表第一篇论文开始，刘纲纪先生先后发表了近二百篇论文。1960年出版了第一部著作《六法研究初步》。“文革”以后，他陆续出版了中国画家丛书《黄慎》、《龚贤》，以及《美学对话》、《书法美学简论》、《美学与哲学》、《艺术哲学》、《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二卷上、下册)、《刘勰》、《周易美学》等10多部专著，此外，他还是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的主要撰稿人，他的研究涉及美学理论、中国美学史、书画美学、艺术哲学等美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对每个分支学科都有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1.美学理论研究

《美学与哲学》、《美学对话》、《艺术哲学》及若干论文，是刘纲纪对美学基本理论研究的结晶，表达了他的美学思想。刘纲纪在这些著作中系统地论述了他在美学界独树一帜的“实践自由说”的美学观：“劳动创造了美，美是人在改造世界的实践创造中所取得的自由的感性具体表现。”(《美学与哲学·自序》)刘纲纪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本质，从根本上看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这本质就在于人能够支配他所生活的周围世界，从周围世界取得自由，所以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即人的自由的对象化，也就是现实的感性具体的对象所具有的必然性同人的自由两者的统一。这个统一，是一切之为美的本质所在。因而也就是美的最根本、最普遍的规律。”(《关于马克思论美》)

刘纲纪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为理论基石，展开他“实践自由说”美学观的论证。首先，他以实践(其中心是物质生产劳动)作为探讨美学问题的基础和出发点。他指出，“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但又不是一种精神的活动，而是一种实际改造物质世界，使之符合于人的目的的活动。”(《艺术哲学》第404页)实践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既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同时又是人的意识、目的连续不断地转化为客观的东西的活动。接下去他作了如下推论：人类的实践活动由于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实际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这就使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在人类面前具有了双重性质。一方面，作为达到某种实际目的的活动，实践的活动及其成果能够使人的某种实际需要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作为人的创造性活动，它又会使人产生出一种不同于实际需要满足的精神上的愉快。这就是美产生的必然性和现实性所在。

同时，刘纲纪以“自由”为核心来解决美的本质问题。他说：“分析美的本质实际上也就是分析那从人类生活的实践创造而来的人的自由的本质及其具体的表现。在这里，对人的自由的本质及其表现的具体历史的分析，是解决问题的核心所在。”(《艺术哲学》第407页)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自由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实际支配。在刘纲纪看来，美只有在人类物质生活需要获得了满足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但美的领域又已经越出了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领域，而进入了一个以人的个性、才能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的的领域。前一个领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必然王国”的领域；后一个领域，即超出了物质生活需要满足的领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的领域。因此，刘纲纪认为，“所谓美，就是超出了‘必然王国’的‘自由王国’的领域中，人的个性、才能自由发展的种种感性具体的表现”。(同上第408页)这样，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自由”来充当从实践到美之间的中介，解决了美的本质问题。

综合上述两点，刘纲纪作出了如下更为精确、明晰的界说：“美属于‘自由王国’的领域，它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超出了生存需要满足的，人的个性才能的自由发展的感性表现。”(《艺术哲学》第404页)在此基础上，刘纲纪还从人的实践的社会性出发，分析了美的本质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实践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关系，分析了美的本质同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关系。

可见，刘纲纪虽然和实践美学派的其他美学家相类似，是以实践作为出发点，但他在探求从实践到美的中介环节时，与李泽厚、蒋孔阳、周来祥明显地区别开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纲纪关于美是人在改造世界的实践创造中所取得的自由的感性具体表现的命题，虽然形诸文字是在1980年10月(《哲学研究》1980年10月号发表了他的《关于马克思论美》)，但他口头提出则是在1962年，当时他参加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的编写工作，在一次讨论美的本质问题如何写的会上他就提出了美是人的自由的表现的说法。可见，刘纲纪的“实践自由说”的美学观点是他长期研究、思索所得。

2.中国美学史研究

近现代以来，我国出版了各种史著，如文学史、美术史、哲学史、宗教史等，刘纲纪(与李泽厚合著)的《中国美学史》是填补我国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的第一部著作，出版后引起海内外多方关注，反响强烈。

这部宏篇巨构，共分七大卷。著者把中国美学的发展规划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是先秦两汉时期，我国奴隶社会的美学。第二是魏晋至唐中叶，我国前期封建社会的美学。第三是晚唐至明中叶，我国后期封建社会的美学。第四是明中叶至戊戌变法运动前，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美学。第五是从戊戌变法至20世纪80年代，我国近代形态的美学。应该说，这种关于中国美学史的总体构架，比较好地达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著者把对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区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所谓广义的研究，就是不限于研究已经多少取得理论形态的美学思想。所谓狭义的研究，就是以哲学家、文艺家或文艺理论批评家著作中多少形成的系统的美学理论或观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审美意识在社会生活和艺术中的种种具体表现，一般只作为美学理论产生、形成的历史背景，加以必要的说明。这种狭义的美学史，实际就是我们民族在理论上对于美与艺术的认识的发展史。刘纲纪指出，其中的广义的研究更为重要，但目前宜从狭义的研究入手。因此《中国美学史》采取狭义的研究方式。刘纲纪区分美学史的广义与狭义，先从狭义出发进行研究，又注意狭义与广义有息息相关之处，显示了他在学术研究上求精、求深的科学态度。

《中国美学史》的精深之处，不仅在于著者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出发，理清了中国美学史发展的线索、脉络及各个具体阶段，也不仅在于著者全面收集、整理了中国美学思想史资料，使之成为有机的系统；还在于著者不囿于旧说与成见，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分析、论评历史。读这部著作，随处可见著者智慧的眼光和独到的见解。比如第一卷论及“中庸”，就特别论述了“中庸”原则在美学上的独特意义。著者指出，“中庸”要求在美和艺术中应该把各种对立因素和谐统一起来，不能片面发展某一方面，每一因素在发展上都必须是适度的。著者的结论是“中庸”并非没有进步意义。这种观点在当时发人所未发。第二卷以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作为观察魏晋时期美学思想的着眼点，对许多命题作了新的诠释和评价。

《中国美学史》还广泛而深入地论及了许多前人尚未论及或尚未突出论及而又十分重要的领域。如第二卷有关魏晋玄学与美学的关系、东晋佛学与美学的关系的论证，等等，都是著者独辟的研究领域，显示了著者独到的研究和见解。

3.书画美学研究

刘纲纪从小就爱好书法、绘画，他在这两方面达到相当深的造诣，即使在近年繁忙的学术研究中，他也时常泼墨挥毫，他的书房同时是画室，这为他从事书、画美学研究具备了优越的条件，他在书画美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1956年刘纲纪发表了第一篇关于美术的论文，尔后他发表了《关于“六法”的初步分析》，1960年出版专著《六法研究初步》，引起很大反响，邓以蛰、朱光潜等学界前辈对之大加赞赏。1963年，他研究我国著名画家龚贤的著作《龚贤》出版，同年，他与周韶华合撰《略论中国画的笔墨与推陈出新》论文。1979年，他研究我国另一著名画家黄慎的著作《黄慎》出版。80年代中期，他根据讲稿改写的《美术概论》在《美术史论》连载。80年代他还发表了《略谈“抽象”》、《谢赫〈古画品录〉校勘中的一个问题》等多篇有影响的论文。刘纲纪既潜心研究绘画美学的重要理论、绘画美学史的若干重要问题，也以美学家特有的热忱关注当前的绘画美学思潮和创作。

在书法研究方面，我国古代和现代不少书法家、书法鉴赏家、理论家作了大量工作，遗产甚丰，但也存在局限，古人的论述往往由于文词过分简洁或绮丽，令人难以捉摸，不好把握；现代书论多数偏重于鉴别考证、书法家评介以及书法技巧分析，很少对书法艺术本身及其特征进行研究。刘纲纪面对这种情况，开始了对书法美的本质的研究。1979年，他出版了专著《书法美学简论》，这是一部在书法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的著作。出版后，在中国书法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快，由该书引起中国书法界关于书法美的一场讨论，《书法研究》拿出了较大篇幅刊登讨论文章。著者初步构建了书法美学的基本体系，他用马克思主义美学观来研究书法艺术，认为书法美来自现实，是现实的形体、动态美的反映(抽象的反映，即既不是具体地描摹对象，又不是无形象的概念式的反映)，而且在反映的同时书法家又表现出他内心的一定的思想感情。他从美学的角度给书法作了这样的定义：“书法是借助于中国文字点画结构的美的造型来表现情感的一种艺术。它兼具造型性的美和音乐性的美，而且两者在不同的书法中其所占的比例成分是不同的。”刘纲纪并发表了若干书法美学论文，包括《书法是一种艺术》、《对〈书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艺术〉一文的意见》、《自然英旨罕值其人》等。

4.艺术哲学研究

艺术哲学是美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我国过去虽然不乏有人对艺术进行哲学的研究，但却没有产生过这方面的系统性著作，刘纲纪的《艺术哲学》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艺术哲学》47万余言，建立了一个相当谨严的艺术哲学体系。刘纲纪把艺术是现实的反映这一马克思主义命题，作为揭示艺术的特殊本质的出发点。但是反映被重新理解为一个广泛的概念。从反映的主体来看，无论是感觉和思维还是情感和意志都是物质世界的反映；从反映的对象来看，包括客体、主体、主客体关系三个方面；从反映的过程来看，反映是被动与能动的辩证统一。在此基础上，著者探讨了艺术的反映不同于认识论上的反映的特殊性质，强调了人的社会实践在辩证联结物质与意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上的重要作用，这就和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在反映问题上的见解划清了界限，比较接近于艺术实践。

不局限于就艺术谈艺术，而是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活动作为参照系，把艺术摆在与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普遍联系中，来考察、分析、研究艺术对象，是《艺术哲学》的又一特点。著者明确地说：“我们花了很大篇幅来论述劳动与人类生活的创造，看起来已越出了艺术哲学的范围，似乎同艺术哲学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要给艺术哲学的探讨奠定一个直接的哲学基础，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艺术既然是人类社会的产物，那么在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没有达到正确的理解之前，真正科学的艺术哲学是不可能产生的。”这样，当著者继而深入艺术门内，探讨艺术的“独立性”，论述诸如艺术的反映形式、艺术中的情感、艺术与美的关系、艺术的目的等具体问题时，就显得高屋建瓴，说服力强。

《艺术哲学》在建立著者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对历史上关于艺术问题的种种学说也进行了巡查、分析和评价，表现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独立探求的学术精神。如对于黑格尔这位后来被不少西方文艺理论家贬低、蔑视的唯心主义哲学大师，著者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从古至今关于艺术的种种数不清的定义中，只有黑格尔的定义才从最高的哲学概括上抓住了艺术的本质。著者对黑格尔的许多见解进行马克思主义改造，从他的晦涩、神秘的思辨表述中，发掘、译释有价值的内核。而对唯物主义者的费尔巴哈、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人的学说，著者则不客气地分析了他们某些论断的肤浅和机械。

刘纲纪不仅通过撰写专著构建了艺术哲学的理论体系，而且还撰写大量论文、评论来研究艺术的具体问题和具体的文艺现象、文艺作品。

以上只是大略概述了刘纲纪美学研究的主要成就，而在实际上，刘纲纪的学术研究范围还要广阔得多，如在哲学和文化学、西方美学等方面他都很有研究。

二

刘纲纪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他的学术研究思想、研究方法有着鲜明的特点：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努力用准确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自己的美学研究，借助马克思主义观点解决美学中带根本性的问题，是刘纲纪作为美学家的最突出特点。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绝不是以实用主义态度去搬用，也不受一时一地某种风潮的影响而表现出摇摆，而是一贯坚定地自觉坚持。他说：“多年来，我自己在主观上力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一方面反对唯心主义，另一方面反对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如果要说我属于某一派的话，我自以为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派，实践的唯物主义派。”(《美学与哲学·自序》)这就是说，他是自觉地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的《美学与哲学》中收入有《美——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关于马克思论美》、《关于“劳动创造了美”》、《略论“自然的人化”的美学意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美学》等文便是他研析马克思主义的结晶。在《中国美学史·绪论》中，刘纲纪一方面肯定，某一历史时代的审美意识和美学理论归根结底决定于物质生产的发展状况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又明确指出：“在运用这一指导原则时，必须充分地看到一定历史时代的物质生产状况同它的审美意识、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是极为曲折复杂的；如果把两者直接地简单地联系在一起，就将犯庸俗社会学的重大错误。”因此，刘纲纪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某些思想僵化、教条机械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人，迥然有别。

哲学思辨与实证研究的统一，是刘纲纪治学的又一特点。刘纲纪回答《美与当代人》记者问时，明确地指出：哲学思辨与实证研究“两种方法都要。但要在根本的理论上有着重大突破，不能没有哲学思辨。缺乏哲学思辨的实证研究，可能搜集到许多丰富的材料，也可能对某些问题搞得很细，这有价值，但往往停留在琐细的现象上，没有重大的理论建树。反过来说，哲学思辨如果脱离实证材料，就会成为空洞抽象的甚至是主观任意的虚构，看似深奥难懂，其实经不起分析，不是科学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停留在现象上的经验主义，也反对脱离实证材料的哲学思辨。它要求逻辑与历史相统一，也就是要求哲学思辨与实证研究的统一。”“我认为，哲学思辨不是一种知识，而是一种智慧。”我们读刘纲纪的美学论文和著作，总是被他哲学的智慧、思辨的智慧、严谨的逻辑所折服。他的《中国美学史》引录大量的美学史资料，一些地方还做了必要的训诂考证工作，但没有停留于此，而是在此基础上，力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指导下，对中国古代美学的发展，它的各种概念、范畴、命题的实际含义，作出具有内在必然性的、具体历史的分析，并组成有机的美学史体系。与此相联系，刘纲纪兼具艺术家气质与哲学家气质。他擅长绘画、书法，写作发表了若干诗歌、散文，特别是对生活、艺术、美，充满热情，这使他具有很好的艺术家气质；同时，他思维敏锐，逻辑严谨，具有哲学家的气质，两者在他身上相得益彰，当他进行哲学思辨时，他的艺术家气质不仅使他懂得艺术，而且使他对自己的探索，自己的事业倾注爱心，不断激发自己的灵性和灵感；当他进行艺术创作、艺术欣赏时，他的哲学家气质又使它总是达到超过一般人的深度。

具备多元的知识结构，从而在科学研究中做到多学科相互渗透，是刘纲纪治学的第三个特点。刘纲纪说，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涉及不少学科领域。要对中国美学提出较为深入的见解，不能不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有较深的研究。除此之外，还要对中国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特别是哲学史)、文学艺术史，以及西方美学史(包括现代)有广泛的涉猎、了解、研究，不能只看到古人所说的和美学直接有关的几句话。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是一种带有很大的综合性的研究，和上述各门学科渗透在一起”(《我们对中国美学史的探索》，载《书林》1985年第6期)。刘纲纪正是具备这种多元化知识结构的美学家，他从中学开始就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哲学、历史有了不间断的了解，旷日持久的积累，许多内容在写作专著时就已作过系统研究或发表过专题论文。所以当他写作《中国美学史》时才能驾轻就熟，如李泽厚在《后记》中所赞赏的“写得很快，也很系统”；才能以广阔的视野去观察中国美学，从而比较深入地看清它的实质，而不致停留在表面地复述古人的思想上。他的《中国美学史》第二卷，在大量史料基础上，全面地分析论述了魏晋南北朝的玄学、佛学、文论、书论、画论、乐论、人物品评中所包含的美学思想和美学理论，可以想见，这需要多么全面、扎实的学识功底。

既撰著高层次的学术论著，又编写普及性的通俗读物；既是成就卓著的学者，又是深受欢迎的优秀教师，这是刘纲纪作为美学家的第四个特点。1959年到1960年，刘纲纪在武汉大学开了美学讲座。1961年正式开设美学课。进入新时期后重新开设美学课，他致力于把美学普及到社会的工作，明确表示：“很愿意为美学的普及工作尽一点力量”。(《美学对话·后记》)他曾组织湖北美学界在武汉市民族街举办了两期“美学讲习班”，被誉为“独树一帜的美学课堂”。80年代初，他撰写“美学讲座”十讲在《湖北日报》连载，受到广泛欢迎。他的《美学对话》，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位25岁的木工(高中毕业生)和一位年过半百的美学教员，该书通过两人生动、诙谐、风趣的对话，不知不觉中道出了什么是美学、什么是美、什么是美感、什么是艺术等美学的基本问题。近年来，他又主编了一套面向中学生的“中学生美学文库”，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为提高湖北工艺美术的创作水平，他就形式美的问题作了专题研究，并辅导创作人员提高鉴赏水平和加强审美意识修养。这一点使刘纲纪与只能呆在书斋里的学究鲜明地区别开来。

治学为人，风正德高，心胸博阔，为人师表，是刘纲纪的第五个特点。刘纲纪眼界开阔，襟怀坦荡，对个人得失、名誉地位从不计较，完全献身于他的学术研究，对美学、对真理，可谓孜孜以求，锲而不舍。1958年，他来到湖北红安烟宝地水利工地，每天从事繁忙的体力劳动，晚上在工棚的油灯下研读黑格尔的《美学》。“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襄阳放鸭，鸭子在河中嬉戏的时候，他则坐在岸边静心沉思黑格尔、马克思关于美的论述，整个身心沉浸在哲学思辨和形而上的探讨之中。对朱光潜、邓以蛰、宗白华、马采这些美学前辈，他尊重理解，虚心求教。1962年，刘纲纪在北京参加《美学概论》编写时，听过朱光潜关于美感问题的一次讲话，当时的讲话稿打印了，作为一份珍贵的学术资料和有意义的纪念品，刘纲纪一直保存在身边。1982年刘纲纪拿出珍藏的讲话稿请朱先生修订后发表于自己主编的《美学述林》第一辑。1978年，当学术春天刚刚来临之际，刘纲纪就积极建议王朝闻同志编一部文艺论集。在得到王朝闻的同意后，他积极协助，很快编出了一部百万余字的文艺论集，分三卷出版时，他为每一卷写了“编后记”，并撰长篇书评予以评价。这些显示出来的，是刘纲纪对学人、对学术的尊崇、珍爱与坚信。对年轻后学，他总是热情鼓励，真诚帮助。他认为，青年最富于理想和热情，是对美的最纯正、最热忱的追求者。同时他也严格要求他们，希望他们对美学有一个严肃的态度，既要敢于大胆开创，又要有脚踏实地的求实精神。在他看来，美学是科学，来不得半点空想，任何没有根据的怪论都是站不住脚的。他从不摆大美学家的架子，为人谦和、诚挚。因此，我们说，刘纲纪是具有美的品格的美学家。在他的身上，人生境界与学术境界达到了有机统一，是一种和谐的结合。

三

刘纲纪1933年1月17日出生在贵州普定县，在乡村度过了童年。小学三年级时他来到黔西的政治文化中心安顺读书，后在那里上中学。中学阶段，他读书颇杂，但主要兴趣在文艺上，也读了当时十分流行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他兴趣广泛，不仅喜爱文学，也喜爱音乐，而绘画则尤其使他入迷，渐渐又对中国画论产生了强烈兴趣。高中时期，他读了一生中第一本美学书——朱光潜的《谈美》，以此为开端，他开始研读有关美学、文艺学、哲学方面的书籍。1952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如鱼得水，课余大量涉猎美学和画论方面的书籍、资料，并得到邓以蛰、宗白华、马采等著名教授的悉心指教。在北大就读期间，他除开始撰写论文外，写过不少诗歌，并是《北大诗刊》的主要负责人。1956年毕业时，他因学习成绩和表现出色，被当时武汉大学校长、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选中，于是他被分到了武汉大学。二十多天后他又到北京大学专门进修美学，一年后回武大任教。1958年到水库工地劳动。1959年到1961年在武大开设美学讲座和美学课。1962年赴京参加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的编写工作，1964年底，随着阶级斗争的逐渐强调，《美学概论》的编写宣告暂停。此时，中宣部成立了一个批判组，刘纲纪被周扬调去工作。批判组解散后，他于1965年又回到了武大。1966年，他被下放武大襄阳分校劳动改造，乡居生活中，他除进行美的本质的思索、探讨外，并着手搜集魏晋南北朝的美学资料。8年后，他才回到武大，对书法美学进行研究。十年浩劫过去后，他全身心地投入美学研究，硕果累累，成就卓著。笔者想，如果要对刘纲纪的美学研究道路作一纵向扫描的话，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大学毕业前可以看作是美学研究的起步期；大学毕业至“文革”结束，可以看作是他美学研究的积累、酝酿期；“文革”结束至今，可以看作是他美学研究的深化和丰收期。

刘纲纪现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学研究所所长、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美学学会会长。1988年被国家教委和人事部联合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还被聘担任《艺术与时代》编委、台湾《海峡评论》编辑顾问等多种兼职。

(原载余三定：《当代学者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