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文明古国的治水之路

“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2600多年前，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管仲（约公元前725—公元前645年）第一次提出了治水是治国安邦头等大事的思想。

“自古致治以养民为本，而养民之道，必使兴利防患，水旱无虞，方能使盖藏充裕，缓急可资。”300年前，乾隆做出如此论述。

中国是一个水利大国，也是一个水利古国。中国农业问世以来，就与治水紧密联系在一起。纵观我国历史，历代善治国者均以治水为重，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害。从大禹治水到秦皇汉武，从唐宗宋祖到康熙乾隆，每一个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把水利作为施政的重点，从《山海经》传说、西门豹治水、李冰治水，到《水经注》的具体方案实施，中国最早的水利专著《史记·河渠书》，皆打上水利治国的烙印。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盛世”局面，无不得力于治国者对水利的重视，得力于水利建设及其成效。

对于古老的农耕文明来说，水利关系着一个国家的贫弱与富强，影响着一个时代的兴盛与衰落。

凿山治水开道，勘定九州山河。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就是在和黄河大洪水抗争中诞生的。约4000年前，我国大地到处都是滔滔洪水，古代先民陷入了空前的洪荒灾难之中。尧作为四大部落首领召集部落联盟会议，专门研究治理水患问题。大家一致推荐夏族首领鲧主持治水。鲧采用“堙障”（即堵）的办法，修筑堤坝围堵洪水。但“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经常是前筑后冲，没有制住洪水。尧的助手舜认为鲧治水无方，把他流放到羽山，后又将鲧处死。尧死后，舜即位为部落联盟首领，派鲧的儿子禹主持治水。禹汲取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改变单纯筑堤堵水的办法，“疏川导滞”，因势利导，疏通河道，终于制服了洪水。从此以后，“水由地中行，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治水，使大禹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望，从而奠定了大禹对部落联盟绝对权威的领导。他“铸九鼎”“定九州”，按照地域区划加强对氏族部落的管理，并且使“人物高下各得其所”，划分出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从而打破了原始的民主部落制度。大禹死后传位给他的儿子启，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

大禹治水成就了中国古代国家历史的开端，成为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延续数万年之久的原始社会的基本告终，开启了以后持续几千年的阶级社会。

战国时期齐国国相管仲，首次提出了治水是治国安邦头等大事的论点，并将其应用于实践。通过兴修水利促进生产，最终实现了他梦想的“仓廪实则知礼仪，衣食足则知荣辱”的理想，使齐国国富兵强，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

秦国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后，欲扫灭六国，韩国首当其冲。韩桓惠王为阻止秦国攻打韩国，派水利专家郑国作为间谍入秦，游说秦王兴修水利，使其没有精力东伐，史称“疲秦”之计。秦王听了郑国的建议，命郑国主持修建引泾工程。后来秦王识破了韩国之计，要杀郑国，并下了“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的“逐客令”。寄居在秦国吕不韦门下的楚国人李斯向秦始皇呈上了著名的《谏逐客疏》，据理力争，终于使秦始皇接受了自己的建议，取消逐客令，让郑国继续主持引泾灌溉工程。工程自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开工，历经十年完工，“自仲山（今泾阳县张家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河三百余里”。秦始皇把这项伟大的水利工程用间谍的名字命名为“郑国渠”。日益富强起来的秦国，首先消灭了韩国，并逐个翦灭了其他诸侯，统一了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对郑国渠的作用如此记载：“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汉武帝刘彻是对治水安邦思想认识最深刻的封建帝王之一。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左内史倪宽上奏请求开凿六辅渠，汉武帝欣然准奏，并在奏章批阅中阐明了他对兴修水利的思想，“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蓄陂泽，所以备旱也。今内史稻田租挚重，不与郡同，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

由于汉武帝重视水利，把兴修水利作为治国安邦之策，西汉的水利建设空前繁荣。公元前132年，黄河瓠子决口南侵，“东注巨野，通于淮泗”，洪水淹及16郡，泛滥23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亲临决口祭祀，督令沉白马玉璧，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要背柴参加决口堵复。堵复后，汉武帝在决口处筑宣房宫，作颂歌，以示纪念。这种由政府组织、皇帝亲临工地直接指挥的治理黄河工程，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司马迁亲历瓠子参加堵口战役，他悲《瓠子》（汉武帝所作《瓠子歌》两首，记述了这次堵口的经过）而作《河渠书》，言：“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

唐太宗李世民以水的哲理举一反三，治国安邦，开创了贞观之治。即位之初，黄河流域水旱连发，百姓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他汲取隋灭亡的教训，设义仓，免徭役，修水利，扶农桑，实行改革，复苏经济，终于形成了吏治清明、国强民殷的“贞观之治”。虽然唐太宗在位23年，兴修的水利工程不是很多，但他把治水与德政联系起来，他对侍臣说：“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尧舜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从哲学上升华，形成了他“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治水安邦的政治思想。

“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这是清朝康熙时著名大臣慕天颜说的一句极有见地的话，深刻阐明了治水、农业生产与国家经济进而与国家政治稳定的关系。以开创“康乾盛世”著名的康熙皇帝更是把治水推到了极致。清入关后，百业待举，康熙皇帝却说，“联听政以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三藩”是一个政治问题，另外两件大事都与水利有关。所谓“河务”，指的就是黄河防洪问题；所谓“漕运”，即通过运河进行南粮北调问题。康熙皇帝把河务、漕运与平叛三藩并列，作为施政的头等大事，足以证明其重视水利的程度，以及治水在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乾隆皇帝也十分重视治河工程和水利事业的发展，认为水利“关系国计民生，最为紧要”。他也曾多次巡察，指导治河，先后任命鄂而泰、孙嘉淦、方观承等主持治理，采取了修筑堤埝、修建水坝、疏浚河道等措施，提高了河道防洪能力，确保了黄河两岸百姓的安宁。

正是由于历朝历代重视水利，或兴水利，或治水害，或通漕运，或以治水之道治理国家，把治水看作重要的治国方略，中华文明才得以不断繁衍传承。而治水也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如果说以农立国是基本国策，水利就是农业发展的根本保障。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大江大河为主体的水源以及星罗棋布的水利设施完善，对农业灌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几千年的治水历程，本质就是把握粮食。

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于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主持修建了中国最早的蓄水灌溉工程——芍陂（安丰塘），工程在安丰城（今安徽省寿县境内）附近，使安丰一带粮食产量大增，并很快成为楚国的经济要地。战国时期，魏国邺令西门豹开引漳十二渠，使漳河两岸成膏腴，“则亩收一钟”（一钟为十小石，约亩产千斤，是当时一般田地产量的三倍多）。

距今2200多年前，李冰在成都平原的岷江上主持兴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灌溉工程。在当时没有任何高科技手段的情况下，李冰对岷水东流的地形和水情做了实地勘察，绘制出水系图谱。在当时尚未发明火药的情况下，以火烧岩石，使其爆裂，凿穿玉垒山引水，时至今日仍被奉为水利工程的标杆。后人为其总结出“深淘滩，低作堰”的“治水三字经”和“遇弯截角，逢正抽心”的“八字真言”，使岷江内江外江三七或四六分水，两千多年来保证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旱从人。这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体现了古老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灌溉着成都平原的1000多万亩良田，使曾经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西汉建都长安，为了保证首都的粮食供应，优先发展了关中农田灌溉事业，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命左内史倪宽主持修建六辅渠，以灌溉郑国渠所不及的高仰之田，先后又开凿了漕渠、河东渠、龙首渠、白渠、灵轵渠、成国渠等。水利建设使关中迅速发展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基本经济区。当时关中“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这对巩固汉王朝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代没有特别重大的水利工程，但中小型的工程面广量大，有二三百起之多。20世纪70年代初，在洛阳发掘出了隋唐二代的著名府仓——含嘉仓，共有大大小小的窖库数百个，每个窖库都可以藏粮数十万斤，全仓的藏粮之巨也就可想而知了，而当时这样的国家巨型粮仓还有多处，再加上地方政府的粮仓，可知天下的藏粮确实够富足的了。兴修水利，粮食丰收，国库充盈，保障了唐朝中央王朝的贞观盛世的物质基础，使唐帝国成为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开启了一个万国朝觐，令世界为之尊崇和胆寒的大唐帝国。

中华民族的治水活动，除了防洪与灌溉之外，开凿人工运河以沟通封建王朝或诸侯割据势力的都城或据点与各地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联系，也一直是国家或地区政权致力的要务。宋代以前，封建王朝的都城大多坐落于北方。这就使得发展与维护沟通南北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运输体系成为历史的必然。而在陆上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水运的兴衰成为社会政治稳定、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解决运输的最佳途径则是开凿大运河，通过漕运保障都城的经济供给。

历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最早开通的人工运河是位于江淮间的邗沟。它是春秋后期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以运送粮食、军队为主要目的而开凿的。战国时期鸿沟的开凿，沟通了淮河和黄河。此后，秦代开挖了灵渠，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汉代，汉武帝为了使黄河下游地区的谷物贡赋顺利运至京都长安，开凿了一条连接长安与黄河的300余里人工运道——漕渠，这条人工运河一直延续使用到唐代，成为京师长安给养运输的生命线。东汉迁都洛阳，光武帝修建了沟通洛水与黄河的阳渠，从而实现了洛阳与中原之间的水运交通。东汉末年，曹操向北用兵，开凿了平虏渠、泉州渠、新河等一系列运河，沟通了黄河、海河、滦河流域。

隋朝统一全国后，倾全国之力，大力开凿运河，并最终开成了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运河组成的南北大运河，这条大运河将原先东西横流的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一线贯通联系在一个水运网中。这条全长近3000里的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也是世界水利史上的一大奇迹，与万里长城一样，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壮举，使中华民族从隋代至今的1000余年间坐享其利。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他的长诗《隋堤柳》中感叹：“二百年来汴河路，沙草和烟朝复暮。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另一位诗人兼政治家皮日休则说，运河“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隋朝的功业为唐朝及其之后的封建王朝成为当时世界最富庶最强大的帝国奠定了基础。

隋朝灭亡之后，南北大运河成为唐宋以及五代各王朝都城，如长安、洛阳、开封（汴梁）的生命线。“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东南之粟。”（《新唐书》）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已，民不聊生，河政荒废，以致黄河泛滥，运河淤塞，使关中、河洛地区丧失了控扼天下的地位。北宋将京师东移至开封，主要原因是开封靠近运河干道，都城附近的汴河、惠民河、广济渠和金水河等，组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运网。“汴河横亘中国，首承大河（黄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宋史·河渠志》）元代定都北京后，朝廷在南北大运河的基础上花大力气开凿了京杭大运河，从而使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连接起来。依赖大运河源源不断地将江南等地的钱粮物资运到京师，才使元明清各代的政治中心——北京得以巩固和发展。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地标，城市的兴起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城市人口密集，财富集中，文化发达，又大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中心。除了军事重镇以外，中国古代城镇几乎都是临河（湖）靠海而建。其主要原因就是为了给城市取用水、排水提供便利条件以及为城市交通提供水运之便。

中国古代城市水利建设的重点是都城。作为国家或地区的心脏部位，都城的繁荣和稳定关系整个王朝的兴衰成败。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都城，都有独特的水利条件和相应的水利工程。如郑韩故城（遗址在今河南郑州）、燕下都（遗址在今河北易县）等地，考古发现了水井和地下水管道。齐都临淄，临淄河而建，开凿淄济运河与济水沟通，再由济水与黄河相通，形成了畅通的水运交通网。西汉作为统一的大帝国，其都城长安的城市水利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了一个以昆明池为中心的庞大供水体系和以漕渠为中心的城市内外水运体系。战国时魏都城邺（今河北临漳），建引障十二渠，引漳河水满足了城市供水、航运、灌溉和改善环境等多方面的需要。隋唐和北宋时期，伴随着统一帝国的繁荣强大，出现了长安、洛阳和开封等规模宏大的城市，城市水利也随之兴旺发达。这些城市都利用都城附近的水资源条件，建设了庞大系统的防洪排涝、取水供水、航运以及城市水环境体系，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元称大都），北京成为三代城市水利建设的集大成者，经过精心营建，形成了以通惠河为通航干道，以汇集西山诸泉水为水源的昆明湖为中心的城市河湖水利体系，对北京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水利，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公共事务，没有统一的领导很难完成。马克思在探讨东方社会独特的发展道路时指出：“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有不能不执行的一种公共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意思是东方国家由于自己的特有国情，就需要由中央政府来干预用水的公共工程，就需要集中国家的资源和使用政府的权威来进行，不然就难以完成。

中国夏商周时期，邦国林立，部落众多，每遇大的水旱灾害，主要靠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强有力的组织来解决防洪、抗旱中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水事矛盾。东周以后，王权衰落，各诸侯国之间各自为政，为了本国的利益，往往以邻为壑——发生旱灾时，各国之间争水、争河道，控制水源，造成了许多“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战国策·东周策》）的水事矛盾，发生洪涝灾害时，便设法将水排往他国。为了协调各诸侯国的利益关系，作为当时中原霸主的齐桓公于公元前656年在召陵主持诸侯会盟，协商解决军事和水事纠纷，其中“毋曲防”（意思是不准曲为堤防，壅滞河水危害他国）是召陵盟约的重要内容。不久，齐桓公又在葵丘会盟，进一步提出了“无障谷”“毋壅泉”等条文。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以解决彼此间水事矛盾的事例说明，为了生存与发展，需要对水进行综合治理，以打破区域间用水或排水以邻为壑、妨碍或破坏对方生产生活的行为，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有机体——具有高度权威性的政府统管治水，才能形成“四海之内若一家”的统一治水局面。

治水事业的发达和政权统一与专制制度的强化，这两种表面看来完全不相关的历史现象，实际上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认为，东方社会是治水社会，一切围绕着治水进行。东方文明是治水的产物。他还第一次提出了“水利文明”的概念，指出“凡是依靠政府管理的大规模水利设施——无论是生产性的（为了灌溉），还是保护性的（为了防洪）——而推行其农业制度的文明时期，即水利文明”。魏特夫还进一步阐述说，水利文明从物质角度讲，是社会财富的大规模凝聚，大规模的治水活动是人力与自然力的大较量。因此，一定历史时期治水活动的规模，也是当时社会物质财富力量的象征。

纵观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治水过程中不仅创造了伟大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伟大的精神文明。

自从人类开始定居生活起，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问题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出现在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中，水管理制度就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象形字“刑”字，出现在我国奴隶社会，取意是在奴隶社会中，人们凿井提取地下水以供生产生活之用，但部落间经常为了争夺水井发生矛盾，为解决争端，奴隶主们便达成协议，各派一名奴隶守在井边监管水井，以便各方公正公平地使用水井，这就是“刑”字的由来，也是原始法律的始端。秦《田律》中有很多关于农田水利的条款，如“春二月，毋敢伐山林及壅堤水”“十月，为桥，修堤防，利津溢”等。汉时，汉武帝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凿六辅渠后，“定水令，以广溉田”。《水令》由当时负责开凿六辅渠的左内史倪宽所定，是农田灌溉方面的水利法规。唐代在总结我国历代水利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善的水利法典——《水部式》，内容包括农田水利管理，水碾水硙的设置及其用水量的规定，航运船闸、桥梁的维修管理，渔业管理以及城市水道管理等。宋朝的《农田水利约束》是古代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农田水利法，为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金代颁行的《河防令》，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详备的防洪法规。明代《水规》，对严格用水做出规定。明清时期，在《明会典》《大清律》中都有涉及水利的条款。

与水利管理制度相配套的是中国古代水利职官制度。几千年来，管理水利的政府机构、官职设置、权力授予、决策程序和运作机制等，相沿承袭，深深地渗透到国家机构之中。《尚书·尧典》载“禹作司空”“平水土”。“司空”一职，被认为是“水利设专司之始”。西周时，中央政府“三有司”之一的“司工”，即“司空”，是负责“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减，以时决塞”（《荀子·王制》）的水利行政长官。东汉时将司空、司徒和司马并称为“三公”，是类似宰相的最高行政长官，负责水土工程建设。隋代以后，中央政府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中工部主管包括水利建设在内的工程行政。历代还设“将作监”或“都水监”来管理水利事宜，与工部并行。明清废都水监，水利建设管理职能划归流域机构或各省，水利行政则由工部继续掌管。工部之下设水部，主管官员为水部郎中。中央派往黄河、运河负责河工和漕运的官员成为独立的水务管理系统。清代的河道总督为负责黄河、运河和海河水系有关事务的水利行政长官，农田水利在中央由水部或都水监管理，地方各级行政区一般都设有专职或兼职的农田水利官员。

中华民族累世不屈的治水斗争，也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治水思想。西汉著名的治河专家贾让提出的“治河三策”和明代河道总理潘季训提出的治河方略，都体现出高超的哲学思想。贾让提出治理黄河的基本思想是不与水争地，即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须“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他认为，治理黄河的上策是开辟滞洪区，实行宽堤距，充分考虑河床容蓄洪水能力，而不能侵占河床、乱围乱垦，阻碍行洪，与水争地。中策是开辟分洪河道下入漳河，并开渠建闸，以便引黄河水作灌溉之用。至于下策则是加固堤防，维持河道现状，但是堤防难免岁修岁坏，结果往往会劳民伤财。贾让的治河理念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洪水）和谐共处和按自然规律办事的哲学思想。

潘季驯在长期治理黄河的实践中，总结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黄方略，强调综合治理，全面规划，治水与治沙相结合，并提出了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的三条措施——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淤滩固堤。潘季驯的治河理论，体现了系统性、整体性和辩证法的哲学观念，不仅改变了明代以前在治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分流”方略，更改变了历来治黄实践中只重治水、不重治沙的片面倾向，对明代以后的治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治水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物质保障，也对中国政治体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治水作为强国富民的重要途径，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直接的重要作用，作为中华民族与自然抗争而创造文明的重要生产实践活动，治水文明本身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治水文明承载中华5000年历史，在它形成发展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中，从未中断、转移或湮没。虽然历经坎坷，备尝艰辛，却始终以昂首挺立姿态，矗立东方，历经险阻，依旧不屈。治水文明凝聚高超智慧的精神财富，绵延不断地传承给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从而造就了中华民族及其创造的文明的延续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