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对经济的影响

第三节　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对经济的影响

所有这些在信息和技术方面的巨大发展，对地方经济和国际经济——经济结构、生产要素、相对附加值、生产率、市场、社会与消费者，以及制度、结构、企业、关系和机制——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工业革命导致制造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劳动密集型生产、生产率密集型生产、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产品和仪器的生产，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次第出现，但是生产的核心或基本要素却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仍然是资本、劳动力、原材料和土地，虽然它们在数量和质量上无疑是有变化，但与农业革命时代的生产要素相比并无根本区别，只是受到了数量和可计算方式的影响。因为农业革命条件下的生产是开采型生产（extractive production），即从地下开采金属——铁、铜和金，从农场收集农作物，劳动力是最基本的要素，原材料也很重要，土地是核心，是经济财富的源泉。

而在第三次浪潮下，这些要素突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从劳动密集型生产过渡到知识密集型生产，从大量生产过渡到速度生产，从商品和机器的生产过渡到服务、软件和创意的生产，生产的显著特征变成了依靠智能技术（brainpower technology）。我们还从常规化生产过渡到订货生产（tailored production），用知识取代了资本，因特网（Internet）替代了计算机，生产的基本动力是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生产的重心也从大西洋转移到了太平洋。

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并不限于（生产的）基本要素，而是延伸至（生产的）具体细节。生产不再是在固定体系中的机械生产、纵向生产或线性生产（linear systems），而是复杂的、连贯的、能在短期内迅速改变的合成型生产和网络化生产，因为要跟上消费者口味的变化和他们不断发展的需求。生产线通过高速的通信手段与消费市场直接联系，已变得非常必要。生产线要始终以突然、高速、连续和根本性的方式形成和变化，因而必须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所以，主要的优势已不在于新产品的发现，更为重要的是要以最佳的方式、最少的成本和最快的速度找到有创新的实施方法或实施发明的过程。能够这样做的人实际上就攫取了发明者的发现所产生的利益。

除这一切之外，许多国家的消费者和非官方的压力集团所要求的环境考量，是产品的知识含量外又一个限制产品附加值和利润率的因素，它的作用巨大。

第三次浪潮还对企业本身具有重大影响。企业开始了结构重组，或叫企业的重新规划，或精减雇员数量，或所谓的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6]；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从职工拥有稳定、安全的长期工作的永久性关系，转换成了关系多变，工作持续性的保障不复存在，唯一可能的保障是，职工只要有经验和能力，就能在其他地方或别的行业中就职（employability），而不必坚守某一终身职业（life longemployment）。

工作性质的本身已具有可变性，人们职业生涯或工作生涯中的一份职业和一种不变的细小专业已可以被替代。人们在第三次浪潮中极有可能两次、三次或五次改变自己的职业或专业，他们必须时刻准备转移、适应和改变，准备应对不稳定的风险；必须拥有广泛的经验和技能，使自己在必要时能够顺利、安全地向别的机会和工作过渡。

先前因结构重组、机械化以及计算机、超级计算机和机器人的引进而产生的变化，业已极大地影响了就业机会，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失业率不断上升，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失业率都不低于两位数。同时，这对个人与企业之间关系的性质也造成了巨大影响，忠于企业、公司或工厂的价值理念被取代，这种关系变成了临时性关系，取决于利润考量的变化和企业结构重组的需求。

技术革命和信息革命很有希望成功地催生出多种新产业所要求的新分支行业和生产线，如软件业、营销公司、娱乐业和服务业。然而，这些希望通常并不是以人们所需要的方式实现的。而且，这些变化对规定的教育水平也有很大影响。如果生产是知识密集型的生产，产业是依靠智力和有发展前景的领域，如微电子技术（microelectronics）、航天航空、通信器材（telecommunication）、新材料、生物技术（biotech nology）、计算机、软件、机器人和远程教育，那么，所有这些领域基本上都是依靠各自的知识含量，知识成为确定和影响其相对附加值的特定因素。这就必须要有经过高水平和高质量的教育形成的知识水平和独特能力。同时，伴随着第三次浪潮在确定竞争优势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也是需求不同教育的一个基本因素。

如今，举足轻重的因素不仅仅在于发现一种新产品，或找到一项新技术，竞争的优势已转变为有能力找到创新的方法和产生发明的独特机制。这就要求生产线上必须拥有一批干部，他们擅长运用复杂的数学，精通语言，胜任电脑操作，具备决策能力，不请示中心部门就能对生产线上的生产质量作出判断。鉴于第三个千年所需职业的特点，所谓的虚拟分析师（symbolic analyst），将在现有职业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为20%到30%，其中包括课题策划员、分析员和战略调解员，他们除要有法律背景和丰富的社会经验外，还必须拥有其他广泛的经验、高超的知识水平、心理分析能力、出众的联系能力，而这一切都要求高水平的特色教育。

许多人认为，12年的基础教育加上几年有效培训是教育的最低程度。现在的主流倾向则认为，最低程度的必要教育是大学教育加上此后持续不断的终身培训。仅靠少数被寄予厚望的精英，已行不通或不敷需要，因为生产和社会服务领域都迫切需要具有特色教育水平的干部。

第三次浪潮中发生的变化，不但体现在生产关系、产品性质、就业机会、所需专业、企业形式或产品附加值因素的转变上，而且还延伸至产权和产地所在国范围，因为工业革命条件下的生产是从属于某个国家或具有特定身份的公司，而现在，任何一种产品的国籍或产地性质都很难确定，比如汽车，很可能所用的钢材是美国的，发动机和部件产于日本，汽车的设施是德国货，设计是瑞士的，而营销过程则由英国承担。

民族工业或外国工业一词已变得具有欺骗性，或最起码是不真实的。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关贸总协定规则（的制定），这些考量的重要性在缩小，不再具有意义和可行性；销售关系和贸易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国际性取代国内贸易和不同国家间的双边贸易，取代现金贸易往来的是电子交易和电子商务，一天内的电子交易额已超过万亿（trillion）美元。由于这些惊人的发现，所有经典的衡器和规则都改变了。

这些变化并不限于上述因素，而且还涉及相对优势的概念。相对优势已不同以往只论土地和劳动力多寡的阶段，这些已不像当年那么重要。我们已听说无土栽培和无人种植，一些农作物的生产制品，如香兰素（vanillin）、索默坦蛋白质^[7]（糖的替代品），乃是通过基因分离技术在实验室的菌池内完成的。

随着农业的纵向发展，遗传工程和生物学进入农业，相对优势已在于知识，而不是土地，农产品的产量借助有机生物学而成倍增长。

在工业方面，丰富的劳动力也不再构成相对优势。因为如今，我们已进入不用工人而用机器人生产，利用遥控、计算机辅助设计（CAD= computer aided design）和计算机辅助制造（CAM= 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e）的时代。

相对优势已在于新技术和知识。也许日本、美国和欧洲的汽车工业竞争，日本如何使用机器人赢得了这场竞争，对那些侈谈使用没落或简陋技术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的人来说，是一个教训。充足的劳力加上原始的技术或不发达的技术，面对先进的技术和有限的劳动力，是必输无疑。

现在，劳动力已不再是相对优势。相对优势直到近代一直在于海外生产（overseas or offshore production），但是海外生产现在已不再是竞争优势，因为生产过程中的工资部分已不到产品成本的15%，但装载、运输和保险费用却要占5%～7.5%，这意味着工资水平至少应该保持50%的差别，才能使海外的生产具有经济效益，而这在现在几乎是不可能的。

气候、土质和昼夜长短不再对第三次浪潮下的生产过程具有影响。生产已与气候和昼夜无关，而是与昼夜毫无关联的电子时间相关，气候对机器人也无关紧要。

与有限的教育水平相联系的廉价劳动力在经济上已变得无利可图，因为实践表明，在绝大多数依赖教育水平有限的劳动力的服务领域中，教育水平高、会操作计算机、掌握几门语言肯定是有经济效益的。

比如说，受过较高等教育、携带小型电脑的装卸工和卡车司机，可以通过电子邮件（E-mail）将详细的货单（inventory）分类有序地从一地发往另一地，直至仓库，这就跨越了许多障碍，取消了各种办事步骤和行文手续，还节约了时间和费用。这同样也适用于宾馆、加油站和其他服务行业中的工作人员。

另一方面，在立足紧密联系消费者市场与生产线基础上的“第三次浪潮经济”的条件下，依赖大量仓储商品和产品的传统制度也发生了变化。消费者的需求与批发商订单和商店上架商品之间有着持续不断的联系，它类似于连通器体系。生产线与商店货架之间也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从而大大削弱了仓库的作用，减少了库存的数量，因为生产计划中不该有大量的库存。在第三次浪潮下的明细生产，是为了跟上消费者变化空前巨大的口味和需求，这就要求生产线必须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迅速适应这些变化的能力，使库存商品趋于消亡，因为生产是与有限的时间和时段相联系的（on line production= just in time production+ zero pointstorage）^[8]。当情势随着新的规格发生变化时，高度灵活性的生产线理所当然地应该适应消费者的新需求，他们时尚的口味和愿望，不因为规格陈旧、需求减少的库存造成相当的损失——从经济学角度看，那已构成一种损失。

更为困难的是，同一条生产线可能既要生产出具有消费者所希望的特定规格、附加规格或要调整的产品，还要有条不紊地按附加规格完成定货数量。

新经济中的消费者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确定产品规格、特色、使用方法和价格范围的主人。强加给消费者的模式化生产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消费者已成为生产过程的一方。

当世界以惊奇的目光注视着日本的生产制度（kaizen），即经理与工程师、设计师、技术员和工人开会制定生产计划之时，消费者成为这支队伍中的缺席成员或决策中的虚拟伙伴。生产管理制度和工作方式成为具有经济效益的相对优势的日子已经来临。我们如今都在谈论无缺陷管理（zero defect management）^[9]，而不再谈论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知识、知识积累和公共知识存量是一个国家或集团的相对优势。我们也许需要新的尺度或标准，即国民知识积累（NIR= national information reserve），以替代国内生产总值（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或国民生产总值（GNP= gross national product）。在任何国家仅有一小批精英、学者或天才是不够的，任何国家的竞争力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很大一批男女劳动者，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佼佼者，杰出的科学家，依赖全体民众拥有的累积而成的经验和能力——发现新技术的能力，发现新的创造性实施方法的能力，以实现更大的效益、更快的成就、更少的差错和损失以及更低廉的价格。而这，才是各民族在第三个千年中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