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埃及的爱国主义
埃及人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否要追溯到远古时代?
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从历史的黎明时期起,埃及人中是否就有一种真正的爱国主义情感?回答是肯定的,在古埃及人中存在着一种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
古埃及人一直把自己看作是爱国主义者。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出生、成长,是个自尊、自豪的民族。
埃及人将世界分成黑土(尼罗河谷)—祖国和红土(沙漠)—外国的土地。他们认为尼罗河谷是他们土生土长的祖国,它周围的沙漠则是外国的土地。
教师和知识分子一直用各种方式传述着他们的民族历史。公元前16世纪一块学校的小牌子上有一个教育的话题,主讲人用来描述他的祖先们抗击喜克索人[18]斗争的一个阶段,描绘了塞肯内拉王之子卡莫斯法老决心继续抗击入侵的敌人,他向侍从们宣布说:“我将同敌人格斗,剖开他们的肚子。我已决意解放埃及,摧毁阿姆人(喜克索人)。”在公元前13世纪的另一份教育用手稿中,一个名叫本塔瓦拉的学生记载了埃及法老塞肯内拉同几位喜克索国王间发生冲突初期的历史,记载了那次冲突是如何变化、愈演愈烈的,喜克索国王如何防备埃及人的反抗,塞肯内拉如何激发其部下的斗志,跟随他展开解放国土的斗争。
如果我们要在这里谈论埃及人自古以来就对祖国怀有的深厚情感,那么,最好的例证便是遇难水手(见古代埃及文学中《遇难水手的故事》)所得到的承诺。救他的人对他说:“你的孩子簇拥在你的胸前,你亲吻你的妻子,你再一次看到你的家园,比什么都好的是,你回到了你原来的祖国,那里有你的兄弟姐妹。”
辛努赫的故事是第十二王朝以来古埃及人最喜爱的故事之一。它描述了辛努赫身居异乡的情况,他对回归祖国埃及的渴望……辛努赫还祈求神灵的怜悯,让他回到埃及。他带信给塞努斯里特[19]国王和王后,请求他俩准许他回到埃及。他终于收到了国王的答复,内心充满欢喜。
值得一提的是,辛努赫是一个真实人物,生活在阿美涅姆黑特一世和塞努斯里特一世这两位国王的时代(公元前1991~前1934年)。
所有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证实,爱国主义早在几千年前就已在埃及存在,爱国情感是埃及人自历史黎明时期以来就具有的特征。
作为一个民族和国家,埃及始终是一个实体,我们在历史上很少见到与这一体系相类似的其他例证。英国考古学家史密斯(Smith)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大的民族像埃及那样,在一个统治者的控制之下完全自成一体。”
贾马勒·哈姆丹在《埃及的个性》一书中说道:“埃及的延续性并不意味着重复性(repetitive),而是指积累性(cumulative)。”正如纽伯里(Newberry)所说:“埃及是一本细羊皮纸的文件,在希罗多德[20]的上面,写的是《新约圣经》,再上面是《古兰经》,在这些的后面,古埃及象形文字依然清晰可辨。”
埃及爱国主义中的要素
1.人种和种族主义
毋庸置疑,自历史黎明时期起,埃及人由于集体格特点、人种特点和与众不同的相貌于一体,在外形上就颇具特色。
抛开各种理论,先看两个基本事实。
第一,古埃及人是埃及土生土长的(autochthonous)民族,而不是如钱特(Chanter)所说,他们是来自另一个地方。
第二,重要的混居可能性非常有限,自王国时代以来更是大幅度减少。根据最新的现代人种学研究,最有可能的是,埃及人属于地中海世系。
有充分的事实表明,从石器时代的居民到前王国时代和王国时代的居民之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人种延续性。
就这样,自历史黎明时期起,埃及人民就作为一个在体形上非常相似的同宗人种立足于世。
有趣的是,这种恒定性(persistence)几千年来从未动摇过,以至当金字塔时代的法老雕像被发掘出来时,在场的工人和农民便能从依然生活在他们当中的人中间认出相像者来。
使这一延续性更加恒定的是,埃及从未经历过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确实,埃及曾遭到三次主要入侵,但迁移的人群只是拥向城市和乡村深处,在社会的中心定居下来,而且入侵也仅限于主要城市,没有深入到内地。
前两次入侵:喜克索人和犹太人都退却了。第一次入侵被雅赫摩斯[21]击溃,逐出边界以外,第二次入侵者大批回撤。
至于阿拉伯人的入侵,他们是埃及人的堂兄弟,均源于同一个闪米特族[22],他们已同埃及人融合,实际上,毗邻的亲戚间一直是有通婚的。
2.统 一
从历史黎明时期起,尼罗河谷地两部分的统一始终是人们的希望,为了统一曾作过多次努力。第一次发生在公元前4200~前4000年。当时,尼罗河三角洲比上埃及强大。因此,是三角洲诸王最早想到了统一埃及,将其置于一位统治者的控制之下。这次尝试的结果是埃及实现了统一,立都阿布绥尔城,那里是名为“奥西里斯·安兹提”的三角洲东部神的故乡。也许三角洲的第一位国王是奥西里斯,他的神化形象是一位头戴上埃及和三角洲双重王冠的国王。
但是,这一努力未能持续长久。上埃及人在塞特神(Seth)拥护者的领导下反叛了,国家被一分为二:下埃及属于荷拉斯(Horus)神,上埃及属于塞特神。
接着进行的是第二次尝试。立都艾因夏姆斯的北方王国,在国王乌纳斯(Ounas)的领导下,征服了南方王国。王国的标志和象征是张开双翼的太阳光盘,双翼寓意埃及的两半——下埃及和上埃及。
但是,埃及中部的阿什莫嫩城[23]再次发生宗教革命,两个王国又一次分开,一个是在下埃及,首都是布图(Boto),即现在达苏格城北部的法老山;另一个是在上埃及,首都是纳汉(Nekhn),现称红库姆(ElKom ElAhmar)。尽管王国分裂了,但引人关注的是,奥西里斯之子荷拉斯神却一直是两个王国的官方神的化身。接下来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努力,由上埃及的统治者、两个王国的统一者米那于公元前3400年完成。从那时起,埃及一直保持着统一。
这样,王朝时代开始了。伴随着这一发展,出现了象形文字,它与在著名的那尔迈(Narmer)石板上记载民族统一事件是密切相关的。
如前所述,按照现代人种学研究,埃及人总的来说是起源于地中海世系。有些学者认为,在两个王国统一以前的时期内,在埃及定居、出生和成长的埃及人,属于东部闪米特人,代表着一个同宗的人类群体。
不管怎么说,一个产生于这样同宗同源世系的统一民族,毕竟是很罕见的。
3.宗 教
自历史的黎明时期起,宗教在古埃及人中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古埃及人相信神,相信复生,相信法老是主神在大地上的化身,是国家官方宗教最大的祭司和最伟大的领袖。
埃及人相信复生后的清算,这可能是统一埃及人、加深其归属感、影响其性格和行为的要素之一,因为宗教通过教谕向他们解释宇宙,劝善惩恶,遏制犯错,向他们预言凡事皆须清算。
宗教、稳定、统一的历史和埃及人的习俗集合在一起,是埃及人在大多数历史时期保持内部稳定和自身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埃及在其漫长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重大的革命,或有过暴力和残酷的趋势,或出现过偏激和恐怖的倾向。
埃及人的行为,偏重建筑和建设,他们建造神庙、塑像和金字塔,铺设道路,建设家园。
4.共同的危机感
埃及由于其战略地位成为入侵者和冒险家们觊觎的目标,他们认为埃及富饶的土地、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宜人的气候是值得为之冒险去攫取的战利品。另一方面,埃及也一直感受到外来的危险,这是能让埃及人民团结统一,在危急时刻形成高度集体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种现象(危机感现象),虽说曾让埃及承受了牺牲,却不是一种病态现象,倒可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它砥砺了国民意识,促进了爱国主义的觉醒。同时,它也排除了自我封闭和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可能。埃及的特点之一,在于他是最早、最先实行对外部世界开放的民族,是与各种文化联系和接触的场所,经常是逃避本国虐待和压迫的人和其他国家或社会的移民寻求庇护的绿洲。
5.稳定性和相似性
中介性、相似性和几千来在尼罗河谷两岸持续而稳定的文明,通过一代又一代人形成了合乎逻辑的基因感染力——他们受到风俗习惯、社会行为和高尚道德的影响,摈弃暴力和冷酷,恪守和信奉制度,能沉思默想,相信精神的力量、复生和清算,能对外开放,接待外来者和外国人。这一切构成了埃及人民的优势,他们准备迎接世界的变化,成为国际社会有用的成员——只要这个国际社会立足于平等和宽宏,而非建立在控制、霸权、垄断和强人所难的基础之上。
6.语 言
埃及的语言只发生过两次变化,一次从象形文字转变为科普特语,另一次是从科普特语转变为阿拉伯语。每次变化都是全民性的。旧语言中的成千上万个词汇转入到其后的语言之中,每一次,(新的)语言都含有许多被替代语言中的词汇和语汇。
7.经济生活
经济生活也一仍旧贯,无论是在几千年来并无变化、以有序农耕模式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方面,还是在经济活动的时间、方式或性质方面。
农业手段:与河水泛滥相联系的灌溉,播种和耕地的方法,收割、收获和储藏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劳作方式。
埃及在其漫长的历史上从不自我封闭,不固执己见,也不拒绝同国际接触。但她很自尊,为她的身份、根源和文明而自豪。埃及也一直是连接外部世界的枢纽,她有充分的准备接受各色人物和各种思想。埃及人民的中庸和普遍的善良,使她始终是来访者、游客和移民的目的地,有时还是那些逃避本国暴虐和压迫人士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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