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局面和新标准

第一节　新世界、新局面和新标准

随着第三个千年的开始，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新的世界里。然而，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我们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转折——9·11之前第二个千年的世界与之后的世界截然不同。很显然，首先，我们处在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之中，只有一种力量控制着世界。虽说这一力量的表现形式是一个国家，但它实际上是一个体制性实体，有人称之为“拥有千臂的电子一族”，我则称之为“拥有千爪的电子龙”。其次，我们处在世界垄断集团和国际机构的框架中，这类机构的表现形式是专业公司、控制世界的媒体或者左右事务进程的院外活动集团……这些五花八门的名称，说到底，反映的都是同一个体制性事实。

9·11事件之后，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奉实力为生活逻辑和生活方式的世界里。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件，常常与逻辑法则、国际法准则以及我们惯于尊重的人类文化遗产的圭臬相悖。在这些事件中，按照美国的观点，世界分为两大集团：“文明世界集团”和“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集团”。美国开始竭尽全力反恐，从而促使北约宣布在反击9·11事件的战争中，跟美国站在一起。美国要求全世界都跟它站在一起，参加它反对恐怖主义团伙和它称之为“无赖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战争。同时，美国因9·11事件而遭受的经济萧条，已凭借它所拥有的控制别国经济的机制，转嫁给了世界各国。如果根据全球化的规则，全世界都得为美国的遭遇付出代价，那么，各国都有权要求全球化做到同甘共苦，不应失之偏颇。全球化的利益应该尽可能平等、公正地普惠各国，而非首先照顾单极，好处绝大部分归它，损失却让别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承担。

事实上，美国遭遇恐怖主义事件之时，它的经济正经历着自2000年年底以来明显的减速阶段，当时已有越来越多的预测认为，2002年最后一个季度（10～12月）将开始逐渐摆脱这种滞缓，从次年开始，美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些预测的基本依据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在货币政策方面所采取的扩张措施。随着纽约和华盛顿都遭到了恐怖主义袭击，大家自然都确信，经济状况将每况愈下，经济萧条已成事实，也许分歧只在于萧条的深度和持续时期的长短，有些人认为恐怖事件不会产生长远的经济影响，美国的推动力将努力快速摆脱这场危机。

9·11事件及其后续反应，暴露了一些发达国家文明中的缺陷和脆弱。它们的产业和技术发展，导致的是表面的而非深层的成熟，技术进步远远超过了文化进步或文化发展，社会文化只是一层薄壳，一旦受到冲击或压力就会很快破碎。美国社会一向推崇个人自由，反对干涉个人自由，推崇言论自由，拒绝分裂，它是一个将这些观念视为宪法的神圣内容并由最高法院对此颁布永久法令的社会，但却常常又以惊人的速度毫无顾忌地抛弃这些自由和权利的许多保障，仅因怀疑就允许窃听和逮捕，不提供保障就进行审判，它的行径所体现的是种族主义、冷酷、不宽容、密令暗杀……这层薄壳用电子清漆、技术清漆化妆，遮住了文化发展的缺陷、本质外的表象，其实质是这个社会尚未完全脱离牛仔文化。这种情形，与美国思想家们的说教自相矛盾，他们曾用民主、人权、言论自由、持不同意见的权利和宽容等不变因素，丰富了人类思想。

也许审慎地回顾一下某些发达国家对于国际法准则、公正、法律和人权所采取的立场和倾向，它引发的各方的冲动——心血来潮时用十字军战争相威胁，要攻击伊斯兰教，急欲破坏和毁灭及滥用武力等所暴露出来的种族主义倾向，就会看到，这些倾向反映出了一种隐秘的实质，即它尽管取得了惊人的科技进步，却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源于当年由逃犯、冒险家和极端分子组成的社会，他们占领了新大陆，极其轻松地背弃了自己的根源和身份，丢掉了自己的亲人和家族，摆脱了自己的历史和民族性，继而又胆大包天地占领应许之地^[29]，靠剑和火跨越一切障碍，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硬夺任何伸手可及之物……如果羊群和农场属当地土著所有，或者藏有石油和黄金的土地上已种上了庄稼、放牧着家畜或住着原住民，那就不妨把他们赶走，摆脱他们，即便消灭他们，将他们连根铲除也不致受责，因为丛林法则就是真理和法律，伸手拿到高于一切，就是所有权的证明和合法的依据，金钱和黄金是他们的目标和原则，暴力是他们的手段和准则，他们把强占的土地视作自己的国土和私产，堂而皇之地把感恩祷告看作是上帝在祝福他们的行动，把节日和庆祝活动看作是对他们行为的赞美、对他们历史的粉饰。

造化弄人，这种悲剧竟然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又在新的地方、用当代的导演手法和新的名称重演，毫无顾忌地把哭墙、恢复圣殿、新的感恩祷告、各类仪式和盛大的庆祝活动，看作是对应许之地^[30]中新的民主绿洲的歌颂。

就这样，在西方世界的一些地方，科技的迅速发展似乎始终伴随着它们以同样速度改变行为习惯中的自身缺陷，它们仍然坚持不同的价值观，仿佛患有政治和文化的精神分裂症。举例来说，尽管取得了重大的科学进步，但发达国家中仍有很多人相信一些思想家所说的伪科学（pseudo-science）。这可从历史事件中得到佐证，例如法国的一位领导人采纳了在太空中寻找能源和石油的计划（Elf-Aquitaine Project），德国有些团体使用铁叉，以探查现代科学仪器无法确定的致癌辐射，英国人相信鬼魅已成为一个全国现象，在日本，有十万人相信占卜。

不过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文化底蕴及其历史稳定性与社会发展程度、社会内涵价值以及社会应对危机的行动之间，具有明显的联系。一般来说，古老国家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更加和谐和深刻。第二，将极端主义和谋求霸权归罪于整个社会或特定的民族身份或宗教，是错误的。确实，每个国家都有些代表人物信奉丛林法则，满脑子与科学、正义和人道原则背道而驰的思想和信念。也许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国际法准则出现危机和世界舆论对许多不公正的事件采取回避态度的形势下，在一些具有悠久文化的发达国家里，仍然有理性的、较公正也较符合法理的反应。

先不说这一切，当我们坚决反对侵害美国人民和杀害几千名无辜者，并对美国的尊严造成伤害和对美国公民的感情所遭受空前的刺激表示充分理解之时，9·11之后在美国这块民主的土地上所发生的情况，却明显地在威胁美国人民所信奉的言论自由、严防窃听、禁止拘禁、集会自由、思想自由等神圣原则。所有这些原则在这个社会刚刚感受到一次真正的危机时便荡然无存了。美国社会在历史上曾为维护思想自由、人权和持不同意见的权利进行过艰苦的斗争，现在却开始全面监听电话，集会自由已得不到保障，还颁布了允许跟踪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哪怕是在美国境外，并设立了没有法律保障的特别法庭。

也许这会让人想起丘吉尔曾做过的一次宣传：“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经过检查和试验过各种可选择方案后，是会找到解决办法的！”这也许在屡失良机之后，正是我们目前的处境。因此，但愿这个伟大的民族不被引导去作出后果可能难以挽回的行为，虽说他们肇始于残酷与暴力，但毕竟创建了具有崇高人文价值的伟大文明，培育出了一批优秀的思想家、发明家和社会改革家，通过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31]、莱纳斯·卡尔·鲍林（Linus Carl Pauling）^[32]、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33]、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34]、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35]那样的领袖人物，对民主和人道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应该思考他越来越受到仇视的原因，而过去他一直是一个受到被压迫、遭欺凌、受迫害者尊敬和爱戴的国家，应该按理性逻辑去处理悲剧性局面，不要因为尊严受到伤害便感情用事，也不要滥用武力，或诉诸一系列的暴力和破坏性流血。